对朝汇款风波

政府刚组建，就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那就是对朝汇款 特检 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政权交接的时候就出现了。起因是现代集团的一位知情者吐露了一些问题。据说六一五韩朝首脑会谈 时有一笔巨额汇款，支付方为现代集团。当时的约定由现代集团先行支付，以后政府通过其他渠道再给予补偿，但是后来补偿没到位，现代集团方面对此很不满意。这事最后越闹越大，也坐实了汇款的数目，汇款事实到了难以否认的地步。大国家党见检方迟迟不动手，就在总统就职典礼的第二天，在国会发起提案要求成立特检。这件事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民政首席室成了直接负责此事的部门。

我们首先讨论的方案是不进行调查，用正面突破的办法。毫无疑问，就算是对朝汇款违反了现行法律，那也是为了缓和韩朝关系的紧张局势所采取的特殊对策，由此直接促成了历史上首次韩朝首脑会谈，还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一五协议”。从大局来看，我们应当承认它的正当性。

我们又讨论，如果卢总统对特检行使否决权，特别指示检方不允许调查，会怎么样。当然了，这需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国民发出呼吁。唯一可以用的名义就是为了实现韩朝关系的历史性转折，金大中总统行使了“统治行为” 。统治行为理论上属于权威主义时代陈旧的法律理论，现在法学界已经越来越不承认这种论调了。我们是标榜民主和改革的政府，提出统治行为理论对我们自己也很不利。但我们绞尽脑汁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我们是否吃得消这样的正面突破，其实我也并不乐观。首先大国家党一定会倾尽全力通过国会再议 等办法敦促组成特检。政府刚刚组建，政局就被这件事死死堵住，根本做不了其他事。如果继续下去，就不再只是汇款的违法性质问题了，会让国民质疑有什么黑幕。虽然总统可以禁止检方调查，但是如果相关人员或大国家党起诉、告发的话，那时候就谁也挡不住调查了。

即使存在这样的风险，卢总统还是决定采纳统治行为的建议。不过，还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金大中总统得承认是他本人下达的指示，或者事前接到报告，在情势所逼之下，不得已允许或默认了汇款的事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这件事是金大中总统决定的统治行为。

当时金大中总统方面一直表示事前完全不知情。卢总统指示秘书室室长文喜相向金总统方面转达了自己的意见。结果不久之后，金大中总统召开记者招待会，又强调自己事先一无所知。也许金总统事前的确不知情，也许他身边的参谋们担心连累金总统，才故意这样做的。我们认为，金总统就算承认下达过那样的指示，或者默许了这件事，也一点都不会连累到他，反而会更加彰显他的政治决断力。不管怎样，金大中总统既然在最后一次记者见面会上否认了，我们就不可能再主张这是他的统治行为了。很遗憾。

现在我们只能同意进行调查，问题是组成特检进行调查，还是由检方来实施调查？东桥洞 方面要求我们行使特检法案否决权。但如果是检方来调查，谁也无法保证能控制调查进程。调查应该仅限于对朝汇款相关程序的违法上，但是谁又能保证不会有人趁机作怪呢？汇款的账号是什么样的？这个账号汇出去的款项是如何到达朝鲜的？等等。我担心一旦展开调查，可能会破坏韩朝关系的根基。而且如果一旦深挖资金的来源，调查的范围就可能再次扩大，会涉及企业秘密资金、夸大资产等。检方在调查有关人员账号的过程中，万一发现了什么政治资金或腐败问题，可能把调查重点放在这些事上。到时候想要控制都是不可能的。就算是一时控制住了，但是那些文件一旦落入检方手里，就成了一颗潜在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

如果调查的人，换成是特检，他们会忠实于法案本身规定的调查目的与范围。如果特别检察官能够不掺杂个人功利，只专注于特检的调查目标，同时能考虑到韩朝关系大局情况就比较好控制，那么相信就能更加有节制了。幸运的是，当时负责推荐人选的大韩律协执行部，都是些深孚众望的人。仅就调查本身来看，毫无疑问，组成特检进行调查是最佳办法。但是，这件事的政治争议性让我们难以下决断。东桥洞明确要求我们行使对特检的否决权，我们直接拒绝带来的政治负担是很沉重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组建后对国会的第一个法案就行使否决权，这个包袱也不小，而且这会引起我们与国会多数党——大国家党的对立。如果政局僵持不下，导致的政治负担也不可小觑。青瓦台里除了政务秘书柳寅泰之外，几乎都同意组成特检进行调查。大家知道其间的利害，对我们的苦恼也感同身受。

但内阁中反对组成特检的人占多数。统一部部长丁世铉的反对最为激烈。卢总统一时难以决断，决定先在首席助理会议上听参谋们的意见，再在国务会议上做最后的决定。根据总统接受特检和行使否决权两种情况，我们准备了两个版本的国民讲话文稿。

国务会议的反对声音就更多了。总统听完全部发言后，谢谢大家毫无顾忌地发表了意见。接着，他又对统一部部长丁世铉说道：“我觉得统一部部长反对是他的职务使然，要是他不反对，我反而会觉得是渎职。”最终，总统决定批准特检进行调查。

在当天的国务会议上，总统没有明说，但他最看重的是调查绝对不能损害韩朝关系的根基。在这一点上他才觉得特检比检方调查要好些。

所幸大韩律协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推荐了一位严守特检调查范围、能充分考虑韩朝关系大局的人——特别检察官宋斗焕。他把调查圈定在汇款程序的违法部分，与舆论界接触时也非常谨慎，努力将调查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化，对韩朝关系也没有带来大的影响。那些为韩朝关系而奔走的人受了委屈，刚一确定量刑我们就立刻采取了赦免措施，我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对这件事，金大中总统和东桥洞方面久久都不能释怀。后来我重新做了市民社会首席秘书官，前去问候时，金总统还向我吐露了不快之情。后来一有机会我就向他坦承心意，我想他大体上也能够理解。民主党与开放国民党分裂后，民主党揪着这个问题批了很久，我觉得那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有人说参与政府批准特检，就是为了对国民政府进行清算，是为了跟国民政府划清界限，是对国民政府“阳光政策”的否定。还有人说这件事让参与政府前期一直打不开韩朝关系的局面。这些都不是事实，我想对他们说：“请不要再误会下去了。”

当时，民政首席室直接负责这件事，对卢总统的决定影响很大。民政首席室将所有考虑因素做了详细整理，报告上去。如果说当时卢总统的决定有什么差错，那么责任也不在总统，应该在民政首席的我身上，是我没做好工作。之所以由民政首席室来负责这个问题，因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个法律问题，但是，事实上它是个相当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件事也让我切实体会到做与政治相关的决断是多么的困难——真不是一般的难啊！ wyuGQOJWn4J0kDBZWX+UGIS2EAZzijAq2OxUOXQP6sDqa0kCe08IZxS7RWJ/y0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