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生活，青瓦台生活

我一开始还以为当上了青瓦台民政首席，会在青瓦台附近有座官邸。事实是除了警卫室职员有员工公寓，秘书室室长有官邸，下面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官邸。大家只能租房子了。把釜山带院子100多坪 的房子卖了，也不够在首尔江南找一个30坪左右的公寓。我最后租了平仓洞的小房子。

我毕竟是律师，有些积蓄，还是能够承受的。像许成宽、权奇洪两位部长，他们一直在地方做大学教授，根本支付不起首尔房子的费用，支撑得很辛苦。高级公务员如果去地方任职，不仅有相应的职位报酬，还会有官邸或者私宅。但是反过来，从地方来到首尔时，别说是青瓦台首席，就连部长也不给提供官邸。如果首尔人去地方工作，把首尔的房子出租，用这笔钱完全可以在地方再找房子住。如果是反过来的情况，除非另有积蓄，否则不举债是不可能的。可政府的住房补贴正好是相反的，首尔到地方有补助，地方到首尔没补助，这依然是首尔中心思维方式导致的怪现象。

在青瓦台工作时间一长，我感觉除了没有私生活，其他的都跟过去一样。没有理由不一样啊！在非工作时间，我开着自己的车，去没有包间的大众饭店吃饭，跟别人一样排队，坐飞机、火车的普通座位，人们反而觉得这样的我很奇怪。我住在不大的公共住宅里，没有随行人员，一个人出入，甚至，我去登山，碰到市民，大家都觉得这些很怪。因为这一切与此前人们印象中的高级公务员形象差距太大了。

事实上参与政府时期，这样生活的人绝不只我一个。在工作时间外，极少让司机、秘书陪同。一个下着雨的星期天，我去清溪山登山，偶遇了当时的产业资源部部长李熙范，他也没带随从人员，跟朋友一起撑着伞来登山。我去北汉山登山时与人事助理郑灿龙偶遇过两次。很多人也说，参与政府的公职人员与过去政府的不一样。

青瓦台秘书官的薪酬比想象的要低。从部里派过来的官员还算是好的，就算级别相同，薪酬也要高一些。从外面录用的别定职会分成一级、二级，别看级别高，薪酬并不高。在工作期间，如果组建了市民团体，薪酬会有所提升，但是要求比较高，必须是著名市民团体等。因此，跟同级别的官员相比别定职职员的工资算是少的。而且退休时只能拿到工作期间的退休金，没有养老保险金之类的。工作只是看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待遇极其低微。

秘书官上面的首席秘书官的工资也高不了多少。拿我来说，就没有当律师挣得多，只能更加节约。实际上，在青瓦台工作时我把此前存下的那些积蓄花得一干二净。所以，即使是高级公务人员，工作以外的生活与普通人也别无二致。

卢总统经常提到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很羡慕他。他下班后也不带警卫员，自己骑着自行车去逛市场，引起大家热议。虽然他在没有警卫员保护的情况下，与夫人看完电影出来时遇刺中弹身亡，最后以悲剧收场，但是他享受了跟普通人一样的私人生活，自由自在的。

卢总统梦想打造这样的国家。一国的总统尚且如此，青瓦台首席也好，部长也罢，还有什么好说的？如果说高官生活跟普通人不一样，正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没到一个理想状态。

青瓦台的生活既辛苦又煎熬。每天工作堆积如山，还要随时关注舆论报道，更累的是一旦出了什么事就得接一整天记者的电话。碰到敏感、复杂的情况，我经常苦恼于该如何应对，但又不能不接电话。我除了民政首席本身的业务外，还负责劳动案件和冲突纠纷，这是青瓦台的主要关注范围，工作量非常大。而且这些事情并非按照顺序先后到来，而是很多件事同时爆发，我总感觉工作量已经超出我所能够承受的极限了。

作为律师我经常要工作到很晚，我的生活作息一直都是晚睡、晚起，上班时间也比其他人要晚一拍。可现在需要清晨起床，动不动就开早餐会，感觉生活节奏一下就被打乱了，为了适应这种生活我吃了不少苦头，经常早起晚睡，总是睡眠不足。

开会时如果不是我负责的领域，看着其他人讨论时，困意就经常大举入侵。上任第一年，秘书室室长文喜相和政务首席柳寅泰就因为开会打瞌睡而出了名。文喜相室长当时在服用抗过敏药，所以经常打瞌睡。旁人看来，柳寅泰明明是睡着了，本人则坚持说只是闭目养神。即使这样他也总能准确掌握会议内容，让人不得不佩服。

有一次开会，我睡着了，当时的情形被记者捕捉到，被用难听的语言报道出来，因此我竭尽全力保持不困。相比之下，总统开会时就从没困过，这让我深感佩服。总统总是先充分了解会议内容后，再进去开会，他熟悉内容，更有理由犯困。我有一次好奇地问了总统，他说：“如果这些都是你的工作，你就不会困了。”对我来说，我负责的领域才是我的工作；而对总统来说，开会时讨论的所有内容都是他的工作。

我甚至在接受牙科治疗时，张着嘴巴，在钻头钻槽牙时睡着。我当时一下就睡过去了，不自觉地闭了嘴，这很容易被机器伤到，所以医生厉声说道：“请不要打瞌睡！”

还有几次跟别人坐着聊天，对方说着话，我听着竟睡着了。对方看出来后，小心翼翼地保持不失礼。极度疲劳所带来的困意实在可怕。

惊奇的是，如此辛苦工作我居然还变胖了！我在青瓦台工作期间，体重涨了10公斤。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缺乏运动的缘故，其实关键问题是吃得太多、太油腻。因为工作时间实在挤不出空去见人，所以我只能利用吃饭时间与对方见面。我们称之为“午餐会”“晚餐会”。这种公务会面必须在包间里进行，既然交了包间费那怎么说也得点“盛馔”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能剩饭，节约意识很强，虽然经常提醒自己但还是吃得太多。我卸任后每天吃大酱汤之类的简单饭菜，体重很快就回到了原来的水平。

工作第一年对身体的伤害尤其大。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是这样。从没体验过的生活，从没干过的工作，想要干好的强烈欲望，还有精神上的高度紧张，都伤害了大家的健康。特别是总统，他可以说到了工作中毒的程度，在工作问题上几乎不照顾下面人的状态。没人受得了这种工作模式，过了一年左右，很多人都累得不行了。现在想来，其实没有必要那样逼自己。应该深呼吸，往远看，好好保存自己的体力才对。卸任前交接工作时，我见到了李明博政府内定的秘书室室长柳佑益。当时他已经累得嘴唇都裂开了，结合自己的经历，我给他提出了忠告：“最好能往长远看，保持健康，调整步伐。”

就职第一年的2003年秋天，青瓦台搞献血活动。电视台来了很多摄影师和记者，从总统开始，每个人都要献血。我应秘书室的邀请排在总统后面。

可是在献血前的例行体检中，总统被发现血液不合格，血浆浓度比正常的要稀，这是过度疲劳的一种表现。医生说如果身体特别累就会这样。本来要拍摄总统带头献血、率先垂范的画面，但现在不行了，大家都有点手忙脚乱。也不能让人知道总统因为过度疲劳导致血浆变稀，不能献血。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就编了个理由：“总统忘了当天有献血活动，早晨吃了药，所以不能献血了。”

接下来应该由我配合记者拍摄，结果我的血液也不合格——血压太高。“不可能，我一辈子血压没高过，而且几个月前，青瓦台录用体检时血压还很正常。”我喝了一杯凉水，静待了几分钟之后，再测血压，结果还是一样。我又去医院检查，真的是没隔几个月血压就变这么高了。

一般情况下，工作的职务越高，就越轻松。青瓦台正好相反，行政人员、行政官、秘书官，再到首席秘书官，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级别越高，工作越累。我第一年就拔了十颗牙，不仅是我，秘书官李镐哲和梁仁锡等，民政首席室的很多人都拔过牙。搞笑的是，从我开始，级别越高，拔的牙就越多。我们经常开玩笑：有确切证据表明，拔牙颗数也跟职务密不可分。 V+mWvpCAql2XBM6EOiRv1Mk+dI8HmQU3kWevIPjcI3vtIUCgT1JWysSoDzBpBh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