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了,情况却很尴尬,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堪、最束手无策的一段时期。退伍了,可复学却没有希望,毕不了业,在家休息也不是,找工作也不是……总之就是进退两难。
想到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还有遥遥无期的复学,我也不可能吊儿郎当地游山玩水。釜山有一个搞海运的前辈,劝我去他那里工作,他说就算没有大学毕业证,也可以按大学结业给我提供待遇。我下了决心,准备去他那里。
可是,父亲突然去世了。不是因为长期慢性疾病,而是突发心肌梗死。当时父亲在亲戚开的公司里帮忙,是上班时在外面突发的情况。他干完活洗了澡,晚饭时喝了一杯啤酒,之后头就往旁边一歪,过了好久,人们才发现他已经去世了。
那时父亲刚到59,就是差不多我现在的年龄。别说遗言,母亲和我就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父亲是多么不幸啊!他躲避战乱来到南方,一辈子那么想念故乡,却再也没能踏上故乡的土地,连自己父母的生死音信也没有,就这样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父亲是多么可怜啊!他失去了自己生活的根,在陌生的土地上艰难生活,却身心俱疲地走完余生……
仔细想来,我有关父亲的记忆场景并不多。他本来就话少,我们也没有过太多温暖的对话。但是从他的只言片语中,能够看出他的社会意识很深刻。我记得韩日会谈时,曾经听他给隔壁大学生解释为什么要反对韩日会谈。父亲还说过我们国家应该走能搞活农村的重农主义发展道路,而朴正熙政权却反其道行之,他的政策是用低粮价把农村搞垮,这些话都牢牢地印在我年幼的心里。他还经常看张俊河先生发行的《思想界》杂志,这在我家周围是极少见的。我也是后来才认识到,不知不觉间父亲对我的社会批判意识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我以前觉得自己不怎么像他,可是上了年纪照镜子时,令我吃惊的是,我经常从自己的脸上看到父亲的影子。意识到也好,没意识到也罢,他就是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很多很多。
想到父亲的一生,想起他的去世,我都无比心痛。我听到他去世的那一瞬间,就觉得他一定是太疲惫了,于是生命之火在不知不觉间熄灭了。他对我抱有那么大的期待,我却没能让他看到我有出息的样子,也没能让他看见希望,真是对他太愧疚了!
我决定,就算是为了父亲,也不能随随便便找个工作了此余生。就算晚几年,我也要让父亲看到一个事业有成的儿子!我决心参加司法考试。我对母亲说:“儿子知道您一直很辛苦,请您再辛苦几年。”过完父亲的“末七”,第二天我就离家去了全罗南道海南的大兴寺。
当时我已不能再朝家里要住宿的钱了,正好有个朋友帮忙让我可以免费住在大兴寺,于是我就来到这里。我住在大兴寺内叫作大光明殿的小庙内,当时大兴寺还没有被指定为道立公园,是一个非常优美、静谧的寺庙。寺庙内没有一点水泥,完全保留着自然的状态,连路也是泥土路。如果这个庙在庆尚道估计得挤进去200个僧人,但是这里还不到20人,很是宁静怡人。
我就在这里开始发奋苦读。这是我自小学六年级准备初中考试以来,第一次正经八百地学习。大学三年级寒假,我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第一期,有了经验。那年秋天,我领导校内示威后意识到绝对不能荒废学业,就去参加了考试。幸运的是我通过了,而且是我们学校唯一通过的人,这下我就成了“考试潜力股”。可是我几乎没学法律科目,之所以能通过,靠的是我所擅长的那些背诵科目。所以,我等于重新开始正式准备考试。
大兴寺已经很美了,环绕四周的头轮山更是美不胜收。学习累的时候,我就沿着山路找一个没人的小溪,脱个精光,然后跳进去洗澡。有时我爬到头轮山顶,俯瞰山那边的大地尽头。海南有大地尽头村,站在村里,只能看到大海和防护堤。只有到了头轮山顶,才能真的找到大地尽头的感觉——遥望整个朝鲜半岛与大海相连,还有远处的多岛海,这样的景致总是让我不觉间心潮澎湃。
我在这里还学到了我们的传统茗茶——雀舌茶的茶道技艺。大兴寺一枝庵凭借《东茶颂》 传承了韩国的茶传统,因茶道与茶山丁若镛、秋史金正喜结缘的草衣禅师曾在这里修行。可以说,这里就是我们韩国茶文化的发源地。我在大兴寺的时候,由一枝庵制作的茶还供应给全国的寺庙。我住的小庙的住持师父经常叫我一起喝茶,我第一次喝到了雀舌茶。泡茶的方法、饮茶的茶道也是那时才学到的,当时喝的是用野生茶叶炒制而成的手工茶。茶香在口中停留好久,只要不吃别的东西、不吸烟,那茶香能保持一整天。我心疼茶香,怕它消失,连烟也不吸了。此后我再没喝过那样的茶,我也完全被当年茶的味道征服,以至于到现在还是更喜欢喝我们的传统茶。
山间小溪里有很多小鱼,给洗脸盆罩上塑料袋,钻个窟窿,在盆里放上大酱,然后放在溪水里,洗个澡的工夫,洗脸盆里就挤满了鱼。
我们几个住在小寺的外人就用这个办法抓鱼,还炖了两三次辣鱼汤喝。吃完回去,住持师父就说:“施主,今天杀了不少生吧?”竟然被他猜中,这也太神了吧?住持师父只是说说而已,他对我很好,还悄悄盛梅子酒给我喝,那酒是用院子里梅树结的梅子酿的,住持自己却是不喝的。
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就是预备役训练。当时我是预备役,不想缺席训练,就把居住登记地点移到了大兴寺,大兴寺隶属该地区预备役中队的战斗小队。一到训练的时候,大兴寺几位年轻的师父也跟我在一个战斗小队接受训练。
神父、牧师通常帮地区防卫协会做些事情,这就在事实上免除了他们的训练。有趣的是庙里的僧侣却是要接受训练的,平时穿着僧袍一脸庄严的师父们穿上预备役军装,光光的头顶戴着军帽,看到这个样子真让人忍俊不禁。战斗小队与其他预备役不同,训练非常正规。也许我们所处偏僻,受训的日子里地区防卫协会还会给我们送来两斗马格里米酒。训练结束后我们就在头轮山的溪水里洗洗脚,再来上点米酒。真是别具一番风味。
大兴寺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但是没几个月,我就不得不离开了。不是我想离开,而是小庙不让外人住宿了。听说曹溪宗的宗正尹古庵师父来大兴寺做指导禅师后,让人把大光明殿改成了禅院。
无奈我只能离开那里,辗转各地继续学习。人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长了,对周围环境也熟悉了,日子就会变得安逸。我为了保持紧张状态,故意几个月就搬一次家。当然了,找的都是便宜的地方。
1979年初,我通过了司法考试第一期,目标是下一年考过第二期。但是,那一年10月爆发了“釜马抗争”,各种传闻满天飞,人们都说军队坦克直接朝示威队伍轧了过去。10月26日,朴正熙总统遇刺了。
然后“首尔之春” 开始了,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很难再集中到学习上了。1980年1月,我们开始和学校讨论恢复学籍的事,我被推举为复学生代表,同年3月初,我们恢复了学籍,但是,马上又被卷入了“首尔之春”所掀起的政局旋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