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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征入伍
我被释放后不久，参军入伍的命令又来了，当时还没来得及接受身体检查。身体检查通知书和入伍通知书是一起到的。前一天检查身体，第二天就入伍，这就是强征入伍。
不可理喻的事情还在后面。检方当时对我们的缓期执行判决不服，提出了抗诉，检方的抗诉导致我们的入伍时间也延期了。但抗诉审议时法院驳回了检方的抗诉，而我对此则全然不知。后来我向“民主化运动有关人员名誉恢复及赔偿委员会”申请，看到了当年的材料，才知道对我提起的抗诉被驳回了。我当时已经进了军队，也就是说在我不知情也不在场的情况下，抗诉审议做出了裁定。当时我已经入伍了，如果一定要审判我，就必须将我的案件移送军事法庭，或者由检方撤回抗诉，所以法院干脆就驳回了抗诉。虽然最终的结果没有伤害到我，但当时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身体检查跟现在的检查没什么两样，我自己去釜山国军综合医院做的。检查视力的时候，我就是想看看他们能怎么样，故意一律都说看不见。检查的人“扑哧”一笑，也没用什么精密仪器检查，就说“那也是甲等
”！然后就在检查单上盖了个“甲等”的印章，接着把事先准备好的入伍通知书又发给了我。我一看比原来的日期延长了一个星期——根本不知道是因为检方抗诉的原因。
检查身体之前，我已经跟父母行过大礼、道了别，既然已经从家出来了，就干脆顺路去了庆南河东的葛四里，有个前辈在那里的夜校工作。当时，那里很偏远，前辈晚上借了小学的教室给那些没考上初中的孩子上课。学生们的年龄差距很大，小小的教室里挤得满满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学生们来上学时都拿着一个水泥口袋。葛四里地处蟾津江河口的小岛，通过大坝与陆地相连。大坝拦截的地方积了很多水，蚊子特别多。我第一次看见蚊子这么多的地方，一平方米足有100只蚊子。晚上站在学校运动场，蚊子群立刻就铺天盖地地飞来。孩子们上课时必须用水泥袋盖住下半身，因为那里的蚊子能透过衣服咬人。
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有这么多学生上夜校学习，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和他们比起来，我简直就是待在蜜罐里了。他们之所以没考上初中一方面是因为家庭贫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校离得太远。当时葛四里所在的整个金南面
只有一个初中。我不知道那位前辈能在夜校讲课到什么时候，如果他不上了，那些学生们该怎么办，这些想起来也是极郁闷的事。
我在那里只待了几天，白天搞农村活动，晚上就帮忙教学生，玩了几天，到了入伍的日期就走了。妻子也跟我一起去了那里，然后又跟我一起离开，一直陪我到部队训练所门口。
葛四里本来是著名的海苔养殖地，闻名一时的“河东海苔”就是产自那里。当年建设光阳制铁时，回填光阳湾的沙土流了出来，使海苔养殖场遭受了灭顶之灾。对于这件事，渔民们本应该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后来我当了律师，还跟他们谈过。近来，那里努力打造造船工业园区，我很好奇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我入伍后的训练所是被称为“乡土师团”的昌原第三十九师。当时是1975年8月初，和我一起入伍的都是河东地区的青年，里边有四个人与我情况一样——也是被强征入伍的。
我觉得服兵役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恢复学籍，入伍反而是件好事。虽然我有点紧张，毕竟要开始从未经历的、完全陌生的生活，但是我适应得很快。因为我上过大学，入伍通知又延了期，所以比同期的其他人大两三岁，在训练所被指定为分队长。我们的文化还是很重视年龄大小的，训练所的年轻队员都把我当成哥哥。
除了炎热和汗水，训练所的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防化训练时，我们要戴着防毒面具在催泪弹弥漫的大棚里坚持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是训练日程安排的，还是教导员故意折腾我们，到最后，他让我们摘掉防毒面具集体唱军歌。所有人都被搞得上吐下泻、痛苦不堪，神奇的是我却坚持了下来。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示威时我经历过催泪弹的洗礼。
六周的训练生活中印象最深的是结业之前进行的诉冤受理
。我听从军队回来的人说现在还有这项制度。制度本来的目的是在新兵训练结束前，让他们把训练所里经历的痛苦、委屈写下来，以此为依据对兵营进行改进，主要针对的就是教导员和老兵的殴打、体罚、腐败等陋习。
殴打在当时也是被禁止的，为此上级部队不时检查刚入伍的训练兵看他们屁股上是否有被“吧嗒”
殴打的痕迹。所以我受训时，教导员们已经不用“吧嗒”打屁股——改打脚底板了。脚底板挨了“吧嗒”要比屁股疼好几倍。我是分队长，每次小组训练兵犯错，我都要作为代表接受惩罚，所以脚底板挨的打比较多。
诉冤受理之前，教导员们吓唬我们说：“写下意见的家伙，等调查出笔迹是谁后决不轻饶！”就在结业前两三天，上级部队来进行诉冤受理了，他们把教导员和老兵撵出去，不让他们靠近，拿出纸让我们把自己的苦衷和希望改进的内容，以及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的殴打、腐败等都写下来。看到大家都很犹豫，他们真诚地劝道：“虽然你们的训练生活就要结束了，但是得把应该改正的地方写下来，这样将来后辈才不会经历同样的痛苦，我们的军队也才能发展得更好。”
老兵要是斜着身子进来打探情况，他们就大声训斥把他们撵走，还告诉我们说：“这是匿名的，绝没有任何危害。教导员们肯定事先警告过你们，但是不要担心，他们根本看不到诉冤受理的内容。”在这种气氛下，没过一会儿，大部分训练兵就开始写了。要是真的如实汇报，让我们写上几页也不嫌多。
结果写完回去后，教导员拿着我们刚刚写完的纸，就不期而至了。原来这个诉冤受理是假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就只剩挨罚了。查到谁写的内容比较严重，氛围就更恐怖了。第二天，诉冤受理又来了。氛围一模一样，说的话也一如昨日。这次谁都不上当了，什么都没写，后来才知道这次才是真的：这个制度本来的意图是好的，可被人搞坏了，而且手法还那么高明，要是我文笔好，真想以此为素材写个短篇小说。
从训练所出来的时候，所有训练兵都集中在练兵场，让我们整理好军装后，依次宣布我们被分配的部队名字。“文在寅，特战司令部！”当时没人知道“特战司令部”在哪里，是干什么的。
我的初中同学当时在师团人事处担任高参兵长。在三十九师接受训练的朋友中，好几个人都靠着他的关系去了比较舒服的地方。他找到我，不好意思地跟我说：“强征入伍的五个人是‘特别新人’，你们的人事信息卡都是特别管理的，我也不能给你们安排好地方。”他还告诉我：“过去，因示威被强征入伍的学生都是被安排到保安司之类的地方，现在方针改了，改成让你们遭罪了。”那位朋友也没跟我提“特战司空降部队”这个词，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可能是“首都警备司令部（首警司）、首都防卫司令部（首防司），这些在首尔的特别司令部之类的地方”。其他强征入伍的四个人被安排的，也都是装甲部队或前线部队等吃苦遭罪的地方。
得知“特战司”就是空降部队，还是在我坐着军用列车去龙山，途经三浪津时的事。因为这是训练兵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光，所以允许我们在车内尽情喝酒。安排的部队条件比较苦的，被训练兵们劝的酒就比较多——他们一直给我灌安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