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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禁，母亲
1975年新学期开学，所有大学无一例外都酝酿着与维新政权全面开战。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各种运动层出不穷，先是大学生反维新斗争热潮，紧接着就是在野人士、基督教界、舆论界的自由言论守护运动，让人感觉斗争达到了最高潮。这时又传来越南僧侣反对独裁统治自焚的消息。有人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这样斗争，才能推翻维新政权啊？”1975年4月发生了首尔大学农学院金相真烈士切腹事件，把这个疑问变成了现实。
庆熙大学恰好决定于1975年4月初选举学生会会长，此前一直都是间接选举，这是时隔多年后又重新以直选的方式选举学生会会长。此番我们决定要先掌控总学生会，然后在总学生会的领导下进行反维新体制示威。我们推出了候选人，动员全部组织力量，保证他当选为总学生会会长。我们成功了。当时当选的学生会会长就是前任议员姜三在，后来他还当过民自党与新韩国党事务总长，做过大国家党副总裁。我担任了总学生会的总务部长，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当上了不同部门的干部。总学生会刚刚完成组建，就立刻召开了非常学生总会。
当天我们决定示威的准备工作还是由我们小组负责，非常学生总会和示威游行则由总学生会会长负责领导，然后我们就在校内用总学生会的油印机连夜印制了传单，即刻以总学生会名义发出了时局宣言书。第二天，校门口就贴出了以总学生会名义发起的《非常学生总会召集公告》。传单干脆就由学生会干部在校门口向前来上学的学生公开分发，我们已经做好了受处分的心理准备。学生们看到直选制选举出来的总学生会带头搞反维新示威，立刻有很多人聚集起来。据学生处的统计，总人数超过了5000人，当时整个庆熙大学的在校生也不过七八千人。学生们都聚齐了，可学生会会长却没来。后来听说，他在上学路上被警察抓走，提前被拘留了。那么只好由我这个总务部长临时代替他召开非常学生总会了。会上，我们先讨论了时局，又对维新独裁举行了火刑仪式，之后就带领队伍走向校门。我举着太极旗，站在队伍最前排，警察封锁了校门，几辆胡椒雾车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车上的发射口对准了校内。
我们接近校门，正准备往前挤，警察突然发射了胡椒烟雾，同时发射的还有催泪弹。我当时站在队伍最前头，那些气体从发射口里喷射出来，还没来得及扩散就击中了我的脸，瞬间我就失去了意识。同学们忙着后退，看见我倒在地上，又回来把我运回校内，用湿手帕不住地擦拭我的脸，过了好久，我才勉强清醒了。这时示威的气氛已经升级，一直到下午，学校正门和后门都持续不断爆发着激烈的示威活动。
下午很晚的时候，总学生会会长好不容易避开警察的视线逃了出来，光着脚跑来学校。这时，我才把示威收尾工作交给他，自己总算能歇上一会了。当时，如果学校发生了示威，一般每个学校要拘留三个带头的学生。我们自己确定了以我为首的三个人，并统一了口径。因为当时警察是不能进入学校的，他们就在学校周围蹲守，准备逮捕我们几个带头的学生。示威结束后，我们自己主动走出来，接受警察的拘捕，拘禁在清凉里警察署拘留所。我们从最开始就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被拘留的同时，学校的处分也来了——开除学籍。包括被拘留的学生，学校一次性开除了16个人。我是直到1980年才恢复了学籍。现在虽然大家都过得很好，但当时很长时间我都觉得很对不住他们。
当时把我们转送看守所之前是不允许家人探视的，那时觉得这很正常，根本没想过在法律上有什么不妥。何况我也不想告诉家里，虽然他们早晚都得知道，但是希望他们知道得越晚越好。
警察调查了十天左右就把我移交给检察院。移送当天终于从拘留所里出来了，到外边时眼睛都被阳光晃得睁不开了，马上就上了押送车。车的四周都是铁板，上面布满了100元硬币大小的圆洞。好久没看过外面的世界了，我好奇地透过车后面的圆洞往外面看。
就在车马上就要出发的瞬间，我突然看见母亲在车后面奔跑着。我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可以看见她挥舞着手臂，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在寅！在寅！”。押送车开走了，母亲很快就被甩在了后面，她一直望着车远去，直到车子驶出她的视线。原来她听说了我被捕的消息，马上就从釜山赶到了首尔。结果她白跑了一趟——人家不让家属探视，后来，她听说那一天我们会被移交给检察院，她就心想没准能见上一面，于是一早就来等着，远远地看见我上了押送车，就立刻跑了过来。
而我对此丝毫不知情，光顾着上车，都没跟母亲对视一眼。这一幕像极了电影场景，至今都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每当一个人想到母亲的时候，这个场景就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被西大门看守所收监之后，内心反而很平静。唯一令我痛苦的就是对父母的愧疚之情。家里那么穷，费那么大力才把我送进大学，我却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我始终忘不了母亲跟着押送车奔跑的一幕，后来母亲来探视我，我见到她也完全是愧疚和自责。她好像问过我：“就算是再正确的事，为什么非得是你去做呢？”我对此无言以对。父亲则一次也没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