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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春松
第一节
人类群星闪耀
为什么在讲历史的过程中要讲思想呢？一方面，思想是由历史的发展催生出来的；另一方面，思想一旦形成，就会对历史事件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这种影响将更为久远，更为巨大。还有一点，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都显得比较单薄，比较脆弱，但是思想不一样，思想一旦有了爆发式的发展，立刻就会显得特别成熟，所以伟大的思想家不是以出现的时间早晚而论的。
轴心时代
一般来看，人类的发展经过了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世界上同时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有一个德国哲学家，叫雅斯贝斯，提供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
他把那个人类思想群星闪耀的时代称为“轴心时代”。他是这么说的：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世界文明史上最令人瞩目的现象，即中国、印度和西方的希腊、罗马由文化的原始阶段跃升至高级阶段，实现了超越性的突破，人类的文化精神开始达到自觉，人类开始思考人自身、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价值体系和文明体系，从而成就了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构建了人类历史进行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具体来说，在中国，所有的思想流派，包括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都出现了。直到现在，人类都是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所创造的一切而存在。
诸子出于王官吗？
中国有一种说法，叫作“返本开新”，每一次创造都是对源头的回顾。与中国不同的是，在希腊、罗马，人类在探索自然和一神教信仰的形成方面比较发达，中国没有发展出一神教的信仰，中国人关注的是对社会秩序的安顿和建构，思想的总体倾向是侧重于讨论人性和伦理的问题。
与雅斯贝斯所言的轴心时代相匹配的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阶段，由周公确立起来的封建制度逐渐崩溃，这种状况被孔子称为“礼崩乐坏”。说白了，就是原先的社会制度逐渐不适应新的社会形式了。原来的那些制度失去了效率，原来的那些规章也不会再产生作用，因此必须在思想和价值等方面进行调整。
在这个阶段，中国出现了很多思想家，他们对如何重建价值、重建秩序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时间中国出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思想发展的高峰。
那么，这些思想家是从哪儿来的呢？目前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诸子出于王官”。有人说，诸子是原先在王朝中服务的各种官员，他们在失去了权力和职位以后，努力寻找新的社会角色，提出不同的社会主张，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流派。
这种说法十分贴合“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开始相互征战，许多小国都被吞并了。这些小国被吞并以后，许多在这些国家里为朝廷服务的人便失去了职位，变成了流散人士。流散人士指的就是原来有固定的职位，现在却要自谋职业的人。被吞并的国家越来越多，流散人士也就越来越多。这些人有专业知识，但是原先那些专业知识不再有用武之地，所以他们必须重新学习，再去寻找他们的社会角色。他们原先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成了他们重新学习的基础，这些专业知识在他们形成学派的过程中会发生作用。
但是，这种说法也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比如，我们都知道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于殷商的一个贵族之家，后来家道衰落，他随母亲移居到阙里，因此他在回顾自己的生平时也说，小时候因为出身低下，做了很多粗活。孔子的学生也是这样，他的学生里有贵族子弟，当然也有一般的贫民。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儒家学派的人物都是出于王官了。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孔子首开私人办学之风，因为办学广受欢迎，学生越来越多，所以逐渐形成了儒家学派。墨家也很难说是出于王官，虽然墨家看起来那么有组织。
儒家八派和墨家三派
总之，这些思想流派的形成，原因各异。先秦诸子不同的思想特征，在先秦时期就有人开始总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总结者是韩非子。《韩非子·显学》篇是我们现在研究先秦诸子的一个重要依据。在文章的开头，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讲的是当时这个时代，有两派最为显赫的学问，一派是儒家，一派是墨家，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接下来他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也就是说，他认为孔子和墨子去世以后，儒家就分成了八个学派，墨家就分成了三个学派，因为不同的弟子有不同的主张。韩非子这个说法，现在很多人都认可，很多研究儒家的学者就是按照这个说法去区分先秦的儒家的。但是我们要知道，韩非子这么分，他的目的不是要给儒学史做梳理，而是要统治者不要随便听信儒家和墨家的主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的学派内部都不统一，都有那么多主张，到底应该听谁的呢？当然，韩非子的意思就是统治者应该与时俱进，不应该再听孔子和墨子的话，应该听法家的话。
道术将为天下裂
还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庄子·天下》篇，大家都认为《庄子·天下》篇不是庄子的作品。《庄子·天下》篇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道术将为天下裂”，原来这个世界的治理之道只有一个，但是因为每个学派都以自己的主张来解释这个世界，反而让大家不了解真正的大道是什么。这个说法也很有道理。除此之外，《荀子·非十二子》篇也对12种重要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批判。
比较有意思的是，荀子也批评了儒家内部的一些派别，比如他认为孟子的思想是很有害的。当然，最善于自我评价的就是法家，韩非子对他的先驱商鞅、申不害等都提出过猛烈的批评。到了汉代的时候，总结就多了起来，比较有名的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在《论六家要旨》里，司马谈主要谈了六家，他引用了《周易》里的一句话，“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就是说阴阳、儒、墨、名、法、道都是要考虑怎么治理社会，但是方案不一样。
对于每个方案，司马谈都做出了好和不好的评价。比如，他认为阴阳家的优点是可以让人了解季节的变化，缺点是让人在生活中产生了很多忌讳。他对儒家的看法是，认为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意思就是儒家的要求一般人都达不到，因为繁文缛节太多，但是他说“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他也批评了墨家，说墨家“俭而难遵”，因为太苦了，所以没有办法跟从。墨家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强本节用”，这也是很不错的。
司马谈比较了儒家和道家的不同，这是《论六家要旨》的重点，当然他也是要强调，道家的思想才是治理国家的基础。他的角度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按照儒家的方案，君主要作为天下的表率，臣下只要听话就行，长此以往，君主就会很劳累，很劳累就会短命，这样是不可能治理好天下的。所以，君主要治理国家，就应该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先秦的诸子百家思想是中国思想的第一个伟大的高峰，也奠定了中国思想的一些基本格局。
第二节
儒家：长夜中的光辉
儒家学派的学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汉书·艺文志》里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后面又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我个人认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这三句话点出了儒家的真精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对儒家精神的一种描述，“宗师仲尼”是指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儒家不是复古派，其目的是面向未来
在前面的章节里，许宏老师从考古学的角度讨论了古代中国的产生。他的观点是，从考古证据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许多出土证据属于夏朝。但是，尧、舜、禹三代之治对儒家的叙事系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夏朝的存在并不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存在，对儒家而言，它是一种价值指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夏朝是否真的存在过，对儒家的价值肯定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学派，叫“古史辨学派”，他们从文献和考古意义上认为三代历史是被后来的史学家或思想家“层累”地塑造起来的。
古史辨学派认为三代并不存在。既然三代不存在，那么三代之治也就无从谈起。这样，儒家政治的价值目标也就没有了。说到底，儒家确立三代之治，更多的是为了给后世的政治提供一种价值标杆。
比如，儒家要以“禅让制”来宣扬“天下为公”的思想，说明天下并非统治者一家的私有物。还有，儒家强调通过汤武革命来说明民意才是统治的最好依据。革命并不是篡夺，因为桀纣乃独夫，所以对桀纣的讨伐是再次实现三代之治的一个必要手段，革命的目的是要恢复天下本来的秩序。
思想的产生肯定是基于历史，但是要超越历史，并非对历史的简单记述，或是对历史记述的简单重复。现在依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从历史事实出发来否定儒家天下主义的价值，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其实根本不存在天下秩序，即使存在，也没有那么美好。这都是不了解价值原理的产生规律而试图用历史事实来否定儒家价值的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儒家学者绝对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哪怕因为坚持理想而在现实的政治中碰得头破血流，孔子和他的弟子也没有准备放弃这种理想。
孔子：作为丧家狗的救世主
在先秦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孔子和孟子这样一些始终坚持理想的人，不能获得统治者的支持而把他们的主张现实化。儒家甚至经常成为被讽刺的对象，这一点我们从《论语》中也可以看到。
《论语》里有很多对孔子的嘲讽。《论语·微子》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隐士，叫长沮和桀溺，两个人一起耕田，孔子从旁边经过，让子路去问渡口。长沮问子路说，那个驾车的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那个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既然是孔子，那他早就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了。子路只能去问旁边的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啊？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又说，你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吧？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洪水弥漫，天下都是这样，有谁能改变呢？你与其跟着孔子，不如跟着我们耕田。说完，就不停地把种子往地里撒。子路回来后把情况告诉孔子，孔子失望地说，鸟兽不可以同群。
有意思的是，虽然孔子的理想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施展，但他的学生始终很多。所以，他所创立的学派也就成了先秦诸子百家中的第一大学派。儒家的影响巨大，并非汉代以后的事情，从诸子百家争鸣的时候起，儒家已经是一个公共的靶子了。如果听过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主要立论，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共同的敌人就是儒家。还有一点也比较有趣，就是孔子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人讨论他算不算一个圣人。当时很多人都把孔子看作一个救世者。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胡适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说儒》。他这篇文章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把孔子看作弥赛亚，有点类似救世主。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角度。汉代有一部书叫《白虎通义》，书里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孔子在世的时候，是否知道自己是一个圣人了？《白虎通义》中的回答很有意思，说孔子肯定知道，因为《论语》里有这样一句话，叫“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我们在很多孔庙里都可以看到“文不在兹”这样的牌匾。“文不在兹”其实就是孔子对传承文化使命的一种自我认定。
当然，对孔子最了解的莫过于他的弟子。孔子有一个很有钱的弟子，叫子贡，他把孔子的学问看作“万仞宫墙”。我们如果去曲阜的孔庙参观，就会发现孔庙外面正南门的那堵墙上刻着“万仞宫墙”四个大字。这个比喻其实是想说明，因为这堵墙太高，墙外的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孔子的思想有多高深。
现在说到儒家，经常会用三个比较接近的概念：儒家、儒学、儒教。如果是在日本或欧美国家，他们更喜欢用儒教来描述儒家。但是在中国，经常说的还是儒家。西方人为什么喜欢说儒教呢？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影响如此巨大，就相当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或其他伟大的宗教那样的一种宗教，因为除了宗教思想，没有哪种学说会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
孔子影响如此巨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弟子众多。这是因为孔子的理想主义非常具有吸引力。现在有一种笼统的说法，叫孔子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也有人说叫贤人七十二。我们非常熟悉的孔子的弟子，比如颜回、子路、子贡、子夏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特别重要的存在。
有教无类与因材施教
孔子的教育主要有两个原则：一是有教无类。我们前面说过，很多士人阶层的人在春秋战国这样一个混乱时期变成了游散之士，所以他们要重新学习，然后获得工作的机会。孔子并不是只收有钱的贵族或者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他收学生的方式是有教无类，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孔子都会收。二是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学生的特点提出教育方针。这样的方法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比较平常，但是在先秦时期，它是教育上的一种巨大突破，这也就是孔子的弟子比别人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仁”与“礼”
人多势众肯定不是一个学派影响大的原因，孔子和他的儒家学派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主要还是因为他所提出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仁”和“礼”。“礼”最初可能与某种神圣仪式有关，后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一位著名的学者——李泽厚先生，特别强调了“礼”和古代的“巫”之间的关系。“巫”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巫师。“巫”字的写法是“工”字左右各坐一个“人”，从这个字的造型上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工”字上面那一横代表天，下面那一横代表地，中间那一竖表示沟通的话，那么“巫”就是沟通天地的那些人。这些人一方面了解天意，另一方面可以把天意传达给地上的人。所以，强调“礼”和“巫”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知道礼在中国古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左传》里有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打仗，“祀”就是祭祀。祭祀活动的背后就是礼，这也可以表明仪式活动背后的礼，是古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
但是，与西方把人和天完全分离不一样，中国古代的礼有人文主义的特点。经过儒家修改后的礼，意义比较多样，除了是日常礼仪典章制度，还加入了观念性的意义，所以我们也把儒家的文化称为礼乐文明，因为礼的仪式都会有乐配合。另一方面，礼强调“差等”，就是亲疏、尊卑、远近。而“乐”的作用就是化解礼的差等，也就是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去接受礼的社会秩序。儒家以礼乐为重要内容的教化思想所继承的就是周公所确立的人文教化的思想，这也是后世中国治理秩序的一个基础。
那么，怎样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去遵循那些礼节呢？孔子认为，光靠规矩、刑罚的强制，这样的秩序是靠不住的，背后必须有一种精神，就是“仁”。
“仁”在《论语》里的意思是相当复杂的。在我看来，“仁”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内外合一，就是“诚”，“仁”如果不具有内外合一的特点，就变成了一种虚情假意，变成了一种虚伪的做作。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我们都知道《论语》这本书很薄，但是在这本书里，“仁”字出现了100多次，可见“仁”在人的品性中的重要。孔子也通过“仁”来强调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他将“仁”看作对人的造就。
“忠”是刚健有为，“恕”是厚德载物
2018年夏天，北京大学主办了世界哲学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这个主题其实就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种表现。所谓“学以成人”，体现的是人的主动性，就是我们每个人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主要取决于自己的选择。《论语》里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人就是要通过自我克制和自我完善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儒家也用两个字来表达这种成人的过程，即“忠恕”，这种完善可概括为“忠恕之道”。“忠”就是一个人由自己的行为推展到社会行为，在《论语》中表达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认为这是一种为仁之道。这种态度很积极，就是一定要把好的东西推广出去，把好的目标变成社会目标。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态度过于积极，会给人造成一种压力。但是，从儒家的角度来讲，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与“忠”相关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就是“恕”。我们从厚德载物的精神去理解，如果以《周易》为参照，“忠”是刚健有为，“恕”则是厚德载物。
《论语》里记录了这样一个问题，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个“全球伦理计划”，他们试图从世界上主要的文明里找到一些能被全人类接受的共同价值。有意思的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列为道德金句。他们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宽容、宽厚的态度，是构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孔子的思想十分丰富复杂，我们可以通过对孟子、荀子等人的讨论，进一步加以展开。
第三节
孟荀：大丈夫与性本恶
孔子去世以后，发生了许多感人的事情，比如他的很多弟子都在他的墓地周围住了三年，这也符合古代三年之丧的习惯，他最忠诚的弟子子贡更是住了六年。
还有一种说法，说现在的曲阜城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在他的墓地周围结庐而居，慢慢发展起来的。所以，这的确是一件很感人的事情，同时也表明孔子具有伟大的吸引力。
但是，按照司马迁的《史记》的说法，有两个人是传承孔子思想的重要人物，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
孟子与性善论
孟子我们都很熟悉，主要是因为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这也构成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母爱文化的一部分。关于孟子受业于何人，颇有争议，有人说孟子是跟孔子的孙子子思学习，有人说他是跟子思的弟子学习，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认为子思和孟子构成了儒家传承的一个重要脉络。孟子也曾效仿孔子，带门徒周游各国，但是很显然，孟子也跟孔子一样，没有被各国接受。这样的结果可能孟子自己也料到了，因为他不会根据统治者暂时的需要改变他的观点。
在战国时期，许多国家生存下来都很困难，但孟子所主张的是以仁义治国，这显然是一种远水，根本解不了当时统治者的近渴。我们在这里举一个孟子和梁惠王对话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梁惠王问孟子说：老头，你那么大老远跑来，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孟子回答说：大王治理国家，为什么要讨论利益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如果大王您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才有利于我的封邑，一般的老百姓说怎样才有利于我自身的发展，上上下下都着眼于争夺利益，那么您这个国家就会有危险了。
为什么呢？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肯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杀掉国君的肯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想要拥有更大的利益，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叛乱者，他们时刻准备夺取更大的利益。孟子进一步说，没有讲仁的人会遗弃自己的父母，没有行义的人会不顾自己的君主，大王您只讲仁义就行了，这样您的国家就会安定下来。
很显然，孟子的话没有打动梁惠王。为什么打动不了呢？如果我们熟悉历史，就会知道，梁惠王在见孟子的时候，正遭遇人生中最大的挫折，他急需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他当时的困难。其实梁惠王也辉煌过，他在位中期重用庞涓，使魏国的军事实力大增，但是庞涓陷害他的同学孙膑，导致孙膑逃到齐国。
在马陵之战中，孙膑反过来攻打魏国，导致魏国的军事实力彻底衰落，以至于梁惠王感叹，“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也就是说，他被齐国、秦国、楚国这样一些强国围追堵截。在这样的时候，你让梁惠王不考虑现实的需要，而关切长治久安的仁义之治，他当然听不进去了。但是，思想的价值并不在于思想与现实的契合度，而在于超越时代的意义，孟子的思想很显然并不契合梁惠王、滕文公这样一些人的现实需要，但他所提出的思想确实是有超越时代的意义的。
这就像许多画家，他们的作品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不被人接受，他们死后，这些作品才显示出其价值。孟子的思想其实也是这样，一直到唐宋以后才达到它影响的高点。孟子对后世儒家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主要是他关于人性的观点。孔子其实不太喜欢讨论人性问题，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听到孔子谈论人性和天道的问题，只了解他说过一句话，叫“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强化了性善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点，这样就把人和其他物种做了一个完全的区分。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这并非后天学习的结果。为什么人性本善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良知，良知这个概念大家都很熟悉，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核心思想就是致良知，所以如果现在很多人的偶像是王阳明，王阳明的偶像就是孟子。孟子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有向善的动机，他提出“四端”的说法，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他说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也就是说看到别人的痛苦，就会在内心产生反应。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们看到有个小孩要掉到井里了，我们马上就会产生恻隐之心，马上就会去想怎么救他，而不会去考虑为什么要救他。孟子认为这就是人的良知。
孟子对儒家的人格思想有很大的发展，他的许多观点，现在都被用来描述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
爱辩的孟子
孟子特别喜欢跟人辩论，但孟子自己说他不是一个好辩之人。他为什么要“辩”呢？他认为主要是因为有很多观点会影响到人们对儒家思想的了解，特别是那些听上去与儒家的观点很接近的观点，比如墨子这样的观点，所以他说墨子和杨朱是最应该被批评的。
孟子的思想中也有特别激烈的地方，因为在古代的礼仪系统里，一个臣子去反对一个君王，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道德问题。但是孟子认为，如果君王的行为不太符合一个君王的要求，那么对他的推翻就不能算是一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他的这种观点在儒家的思想里很重要，但是很多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话。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明朝的朱元璋时期，朱元璋在读《孟子》的时候，读到这么一句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朱元璋说这话与君君臣臣之义不一致，所以他命人把这样的一些话删掉，因此在明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所能看到《孟子》的版本叫《孟子节文》，也就是一个删节本，而不是全本，里面那些强调反抗、强调起义、强调革命的内容都被删掉了。所以，即使是在被视为亚圣的时候，孟子的很多言论也是统治者接受不了的。
孟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政，他认为以权力、武力作为秩序的基础是靠不住的，要以德服人，不能以力假仁。所以他说，统治者如果失去了民心，就不配做统治者。他的观点也叫作“民贵君轻”，他认为统治者如果残暴，老百姓就应该起来反抗。孟子强调人性善，这与他对秩序的理解有关，他认为之所以要行仁政，就是因为人有不忍人之心，如果人性恶，那当然不会行仁政。这也是他多次与告子讨论的内容。
不管怎么样，孟子的思想在唐、宋、明都受到了极高的推崇，所以我们也称儒家的思想为“孔孟之道”。
荀子：不像儒家的儒家
跟孟子相比，另外一个被司马迁认为是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人物荀子，他的地位就有点尴尬。在宋、明以后，很多人认为荀子不太像儒家，主要是因为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提到孟子，我们想到的是礼义；在荀子那里，我们听到的可能是礼法。当然，荀子身上还有一个最大的“污点”，就是他教过两个很有名的弟子：一个是韩非子，一个是李斯。这两个人都跟荀子学过帝王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一个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教出的学生是法家，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荀子是一个特别强调现实性的人，他认为一种思想要在社会中发生作用，最重要的是它的效率，如果对社会无用，或者按照现在的说法，如果不接地气，那么这种思想也就没有价值了。荀子去秦国考察过，我们都知道，秦国从商鞅开始，一直是以法家思想治国的，荀子考察完秦国后，有人问他说，你去秦国看到了什么？荀子的回答特别有意思，他说秦国除了地形险固以外，风俗也非常特别。
他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秦国民风淳朴，音乐很严谨，不是那些淫词艳曲，老百姓的服装也不轻佻。然后他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秦国的官员都很有纪律，也很节俭、很忠心，看着就像古代的官吏。又说他们的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说那些高级干部出了自己家的门就进政府的门，出了政府的门就回到自己家，没有私事，一心扑在公事上。他们也不拉帮结派，像是古代士大夫的做派。朝廷的效率也相当高，因此秦国的强盛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荀子也说到秦国仍有所忧惧。为什么呢？他说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儒者吧。这个回答我觉得有点牵强，因为荀子看到当地的民风，当地的官员、士大夫甚至朝廷的风气，都是古代的样子，一个没有儒家的国家，它的风气却很接近儒家提倡的古风，这不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吗？
所以，从荀子所教的两个弟子韩非子和李斯以及他对秦国有限的肯定来看，他最着急的问题就是儒家与现实的关联度，因为他认为儒家如果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而只是在考虑万世以后的问题，就会被完全边缘化。
隆礼重法
所以，与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相比，荀子确实比较贴近实际操作层面，一方面要强调礼仪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强调法制。荀子的思想里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一个考虑实际可能性的人，所以他的很多分析都特别有道理。比如，他讨论礼的产生，礼是怎么产生的？可能是圣人制定的。那么，圣人为什么要制定礼呢？他说是因为人性中有一些自私的东西，有了自私的东西，就会产生争夺，产生争夺就会乱，乱了以后，社会就会衰落，圣人看不下去，就要制定礼义以分之，就是让每个人有自己合适的地位和合适的社会财富。
这样的一种讨论，相当接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人类学的讨论方法。荀子认为，所有儒家制度的设计都应该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所以，事实上他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儒家讨论问题的方式。荀子不相信人性是善的，他是从人性恶的角度来推导出礼乐政治的必要性，他说人性善的地方，是人后天学习的结果。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荀子的《劝学》，他告诉我们，人就是要通过一步一步的学习，才能改变自己好私的天性。
孟子和荀子其实是从两个方向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如果说孟子高举的是儒家理想主义的旗帜，那么荀子所强调的就是儒家和现实的关联度，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在汉代到唐之前，荀子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要比孟子的思想更有影响力。但是，因为荀子的思想和法家的思想之间这些纠缠不清的关系，所以在宋、明重新高扬儒家理想主义的时候，荀子就越来越被排斥在儒家的阵容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在诸子百家相互争鸣的时候，各种思想之间是经常会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所以某个学派有别的学派的影子，是很正常的。
第四节
被忽略的墨家
说起墨家，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因为这个学派在先秦时期结束以后其实就已经消失了。有一部电影叫《墨攻》，电影中的故事当然是编的，但是这部电影的确反映了墨家的一种侠义精神。在先秦的时候，墨家一度是可以与儒家相抗衡的思想流派，它和儒家一起被称为显学。与其他学派相对松散的构成不同，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纪律的团体。有一本书叫《淮南子》，书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巨子、侠客与墨家
墨家团体的首领称为“巨子”，这样看起来墨家就像一个很严密的组织。在后世的研究中，墨家一直与侠客联系在一起，我们从金庸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有一个门派叫青城派，就特别具有墨家的精神。侠客这个群体最早产生于东周列国时期，在社会有巨大动荡的时期，往往会出现很多侠客。如果说文士的主要职能是游说，那么武士的主要职能就是去参加抗争，尤其是暗杀，侠客由此产生。他们尚武、崇义、信义，择主而行，为报知遇之恩，慷慨赴义。代表人物如专诸、聂政、荆轲等，我们都很熟悉。当时侠客的地位很高，作用也很大，正所谓“得士者存，失士者亡”，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为这类人列了传。当然，侠客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正常秩序的破坏。
所以，韩非子反对的两类人主要是文士和侠客，而墨家的精神特别像侠客的精神。墨家信仰兼爱非攻，发扬了伸张正义、扶危解困、反对强权的侠义精神，所以它也是先秦时期特别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学派。墨家不光提出了那些主张，而且实际参与到政治和军事生活里。有一篇叫《公输》的文章，就记录了墨子阻止一场战争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公输班为楚国建造了云梯，云梯就是用来攻城的梯子。楚国的目的是要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以后，就从齐国起身，走了十天十夜来到楚国的国都，会见了公输班。我们可以看到，墨子走了十天十夜，为了阻止一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战争，他花了那么多工夫。公输班对墨子说，先生对我有什么吩咐呢？墨子说，北方有一个侮辱我的人，我希望借助你杀了他。公输班听了很不高兴。墨子说，我愿意给你酬金。公输班说，我奉义而为，绝不杀人。墨子就站起来说，我在北方听说你造云梯，要用它来攻打宋国，你不肯杀一个侮辱我的人，却要帮楚国杀宋国的很多人，这难道是仁义之举吗？
这个故事后续的发展很有趣，墨子不仅想好了破解公输班的攻城器械的办法，还组织好了防御的军队。可见墨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流派，而是一个具有行动力的学派。
墨家和儒家之间有亲缘关系，墨家反对儒家在礼仪活动中的烦琐和奢靡，才转而自立学派。儒家主张守三年之丧，三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即使是孔子的弟子，比如宰予，也对如此长的守丧期表示出怀疑。在墨子看来，如果礼那么烦琐，也不是美好政治的做法。
儒墨之争
说孔子和墨子有共同的老师，这话也不是空穴来风。《韩非子》里有这么一个说法：“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这话当然是韩非子一贯的策略，就是攻击儒家和墨家。但是，他说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孔子和墨子都把自己理想政治的目标上溯到尧舜时代。墨家甚至认为儒家的复古其实是假复古，根本不够彻底。因为孔子说“吾从周”，他所追怀的是周代的礼乐制度。墨子说，要追怀，应该追怀更古老的理想制度，所以他认为孔子是假复古。
墨子的书里提出的主张几乎都是针对儒家的，孔子强调发扬礼乐文明，墨子提倡非乐，他认为过多的繁文缛节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孔子说要知命，墨子则提倡非命。孔子说要敬鬼神而远之，墨子说要明鬼。什么叫明鬼呢？就是强调鬼神的存在。为什么要强调鬼神的存在呢？墨子说主要是为了让活在世界上的人知道畏惧。这都体现出他们之间的论敌的关系。
墨家有10条核心教义，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墨子要求弟子到不同的国家，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尽力宣传这10条教义，有点类似现在的传教。10条教义里，最核心的是兼爱的思想。我们都知道，儒家强调爱有差等的原则，也就是说爱人要从与自己血缘关系亲近的人推展到整个社会，这是一个亲亲尊尊的逻辑。墨家坚决反对，墨家说如果只是爱那些与自己关系近的人，就是自私，是对公共利益的漠视。所以，墨家提倡兼爱。怎样才叫兼爱呢？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我们前面讲过，儒家是理想主义者，显然墨家是更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墨家甚至认为，如果是为了公共的目标，那么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自己的身体都不值得珍惜。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互相帮助，才能“交相利”。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国家要去攻打另外一个国家，墨子要走十天十夜去阻止，这就是他主张的兼爱、交相利原则的体现。在兼爱的原则下，墨家主张非攻，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反对诸侯之间攻城略地的战争。
墨子还提出了另外两个主张，一个是尚贤，就是要让贤能之士去承担社会责任。当然，事实上儒家也是强调尚贤的，但儒家强调亲亲尊尊贤贤。墨家认为，如果亲亲尊尊，就很难真正地尚贤。另一个主张是尚同，就是要让天下人有共同的理想，做共同的梦。墨家作为苦行派，反对儒家在礼的原则下的奢侈行为，说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十分反对厚葬，尤其反对三年之丧。
墨家认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是富之、众之、治之。什么意思呢？就是先让这个社会富裕起来，再让这个社会的成员能够分享富裕的财富，然后这个国家才能达到长治久安。墨家说厚葬的行为会让人把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都消耗掉，如果人在三年之丧期间过如此节制的生活，就会失去精力，这样也就很难有生产力，这种生产包括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
墨家另一个与儒家尖锐对立的地方，就是对命运和天意的看法。儒家是十分强调命运的，然后在命运的基础上进行抗争。墨家则认为如果人完全相信命运的存在，就会失去奋斗的动力，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前面我们说到了对待鬼神的态度，墨家认为如果相信鬼神的存在，就能够赏善罚恶。这样人就不会做坏事，人在做坏事的时候、作恶的时候，就要考虑来世，就要考虑天意对他的惩罚。墨家说儒家一方面不相信鬼神，一方面又要祭祀自己的祖先，既然不相信鬼神，还祭祀鬼、祭祀祖先干吗呢？
判断正当性的标准
墨家认为儒家的很多事情都是想不通的，墨家提出的对正直、善恶的评价标准也和儒家不一样。儒家认为民心、民意是评价正直合法性的最主要的标准，墨家就要现实得多，说先要看看古代的圣王做没做过这些事，再看看老百姓是不是欢迎，然后再看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利益。所以，墨家认为判断一种政治学说或行动是否正当，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就是历史经验，圣王干没干过这件事？第二个标准就是现实的根据，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需要？第三个标准就是实际的效果，它对老百姓的生活是否能产生实际的效益？这样一些思想，都是特别受劳动人民欢迎的。
我的同事，现在的北大副校长王博老师对墨家有一个总结。他用一年四季中的夏天来比喻墨子，他认为如此看来，墨子真是一个有火热内心的人。他说墨子是一个非常讲究逻辑的人，他的逻辑是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他说兼爱的结果就是彼此获得利益，所谓“兼相爱，交相利”。如果做恶事，你就要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
王博说，但是现实的生活不等于逻辑，我们对他人的爱未必能换来他人同样的爱，很多人把墨子看作功利主义者，其实他更像生活在逻辑世界里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一个人固然可以做到事人如己，但如何要求别人也遵循这个原则呢？他说儒家在传统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奠基在最真实的人性基础上，尤其是对血缘亲情特殊性的强调。墨子看起来是要摧毁血缘的纽带，其政治哲学中尚贤的主张就是针对这个原则。我们都知道，后来费孝通先生就是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儒家看来像波纹，就是你扔一块石头到水里，会产生波纹，中心的波纹比较大，然后逐渐消失。波纹比较大，就说明你跟这个人的感情纽带比较强。
儒家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之所以那么大，正如王博所说，是因为它比较贴近中国人建立在血缘情感上的那些情绪，而墨家正是要在否定血缘情感这个前提下提倡其思想。
墨家学派消失，有人说是因为墨家过于有组织性，所以导致很多政治团体都害怕，很多国君都害怕墨家成为他们统治国家的障碍。也有人认为墨家学派消失，是因为他们过于具有侠义精神，是因为他们慷慨赴死的态度。他们经常是这样，如果巨子自杀了，团体里的其他人也会跟着自杀。墨子死了以后，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墨家分成了三派，这三派都自称得到了墨子的真传，而称别的学派为别墨，就是非墨家的派别。
对墨家的评价
战国中后期可能是墨家最强盛的时期。我们现在看到《墨子》里的篇章大多数分上、中、下篇，就是因为不同的派别记录墨子的话略有出入，我们现在编的书把这三派的记录都编进去了。我们也发现墨子大多数时候都在跟儒家的主张进行辩论。所以，墨家将辩看得非常重，认为辩就是要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墨家建立起以名举实这样一套辩学体系，这也被我们视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重要起源。因为墨家学派过于有组织性，过于不近人情，所以其他学派在评论墨家的时候，一方面肯定它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认为它难以为继。
墨家的消失其实也和追随者越来越少有关，班固的《答宾戏》里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什么意思呢？就是墨家学派的人太忙了，经常是住的房子里的烟囱还没被熏黑，就走了，或者甚至死了。这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的做法的确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但是，墨家也有翻身的时候。到了晚清，人们对墨家的评价就越来越高了。梁启超评价说墨子是劳动人民的大圣人，又说“墨子是个小基督，从别方面说，墨子又是个大马克思”，强调的就是墨子舍己为人的态度。在普遍批儒的环境下，墨子强调的兼爱也被视为真正的爱，因为儒家的仁爱过于奠基于血缘中，所以人们认为这种爱是自私的。我们可以看看孙中山说的那句话，他说古时候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孙中山特别强调博爱，他的博爱思想如果从他基督徒的身份来讲，是来自耶稣的话，那么从中国文化的源头来追寻，可能就是来自墨子。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胡适也特别喜欢墨子，因为他从墨子身上看到了科学的精神。他的博士论文是写先秦名学史的，里面有很多内容涉及后期墨家的辩论的思想。蔡元培先生也肯定了墨子，他说“先秦唯子墨子颇治科学”。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比较喜欢听别人讲墨子，他对郭沫若等人肯定孔子的那些作品不太同意，他曾这样评价墨子，他说墨子是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所以，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在批评孔子的时候，开始肯定墨子兼爱的思想和他对非攻的坚持，尤其是把他塑造成一个劳动人民的代言人。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思想家的思想总是免不了被别人评论，这种评论有时候因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思想倾向，会产生奇特的变化。墨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墨家学派因为其侠义精神，也是特别令人向往的。
第五节
五千言中见大千
隐士与道家学派
隐士，顾名思义就是躲在山里的那些人，他们与世无争。对这样一个群体，很多学派都予以肯定，比如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如果你碰不到一个好的社会秩序，你就不要出来做官。在古代，有很多有名的隐士，比如我们熟悉的伯夷、叔齐，在伯夷和叔齐之前还有许由和巢父。这样一些人明明有机会当国君、当皇帝，但是他们都放弃了。
之所以放弃，有些人是因为自己的原则，就是当皇帝不符合他的原则，有些人完全是因为生活态度。把这种生活态度上升到哲学层面，就是道家学派。道家学派和儒家这种有严格的师承关系的学派完全不一样，我们所知道的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其实没有师承关系，只是一种精神相通的关系。既然他们是隐士，我们当然很难知道他们真正的生平。比较有趣的是，现在很多地方都在争老子的故里，这对老子可能是一个讽刺，因为他自己并不愿意告诉别人他是哪里人。
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在给老子作的传记里写了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引发了后世的很多争论。第一个故事是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个故事引发的争论就是孔子到底有没有问礼于老子，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那么直接的交往？第二个故事就是关于老子的《道德经》这本书是怎么写成的。这个故事很有趣，说老子准备去修行，要过关的时候，有个关尹知道老子要退隐，以后将不复见这个人，所以希望老子把他人生的故事或者说对世界的体会写下来，老子不得已写下了五千言。《道德经》这本书现在据说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中文著作。
早期的道教把老子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创始人，但是随着道教的壮大，老子的地位越来越低。老子又名李耳，俗姓李，后来很多道教故事里说他是在李子树下出生的。那么，他为什么叫老子呢？传说是因为他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待了80多年才出生，所以叫老子。
老子与孔子，谁才是中国哲学的鼻祖？
老子姓李，后来唐朝的皇帝也姓李，所以唐朝的时候特别推崇道教，道教也在唐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老子的思想和道教的思想其实是两种内容。我们知道，胡适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而冯友兰则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鼻祖。如果从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样一个故事来看，他们谁是鼻祖，还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胡适眼里，如果把孔子视为中国哲学的鼻祖，那就是儒家的道统观念在作怪；在冯友兰先生看来，我们现在所读到的《道德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或儒家思想的一种负面回应。
在礼崩乐坏的环境里，老子和孔子对现状的不满是共同的，他们其实都不太喜欢他们所处的时代，但他们对原因的分析是不一样的。在老子看来，儒家所要维护的那个礼乐秩序，其实就是造成人性堕落、人虚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他看来，儒家对仁义的强调，就是对人的自然状态的一种背离。所以在他的书里，他说只有大道废的时期，仁义才会被强调；如果一个人有智慧，这个人就可能会变虚伪；只有在道德沦丧的时候，才会强调孝慈。这都是对儒家观点的质疑。在老子看来，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恢复自然的状态，这个自然的含义跟我们现在所讲的热爱大自然的自然不太一样。
道法自然
老子所说的自然，就是按照人本来所具有的样子生活。当然问题也就在这里，什么是人本来应该具有的样子呢？在老子看来，这种自然的状态就是小国寡民的状态。他说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有组织、有秩序的社会里，你当然会背离自己的自然状态。因为你必须去遵循某些规则，你要遵循某些规则，就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就要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约束、制约里。要实现自由的生活，就要“绝圣弃智”，把那些圣人都抛弃；“绝仁弃义”，不要再提倡仁义；“绝巧弃利”，不要去设计各种各样巧诈的事情。这种自然化的状态才是老子特别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