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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第一节
战略格局的东西角逐
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发展有三条主线：第一条就是政治格局或战略格局上东与西的对峙和融合的关系；第二条就是学术思想嬗递上的分和合的问题；第三条就是文化精神上的文和武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从尚武到崇文的一个演变过程。
先秦时期的东西对峙
先秦的时候，东和西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司马迁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是一个长期并治而对立，从斗争走向融合的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的人文始祖是黄帝，黄帝就是西部势力的一个代表，“以姬水成”，在今天的陕西高原上。炎帝是在附近的山西高原上，“以姜水成”。他们与东部的对峙斗争主要体现为黄帝和蚩尤的那场战争，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也是揭开中国战争史序幕的那场战争——涿鹿之战。
在涿鹿之战中，代表西部势力的黄帝和炎帝——炎黄集团打败了以蚩尤为代表的山东这一带的东夷集团，但是这种战胜以后的统一，并不是对东部地区的斩尽杀绝，而是把它同化、融合、包容的过程，所以黄帝和炎帝与蚩尤的战争之后，东和西初步实现了融合，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联合起来了，实现了轮流坐庄制。可以说，往后的三代更替就是这个历史现实的反映，尧的始都唐和后来的都城平阳都在今天的山西这一带，属于西部势力的范围，而舜是东部势力的人，《孟子》中讲得很清楚，“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舜是东部势力的代表，舜之后，政权就轮回到西部势力手上了，就是大禹。大禹的历史记载很明确，“禹兴于西羌”，是西部势力的代表。大禹成为当时整个中原地区的领袖，就是西部势力取代了东部势力。有学者认为大禹是东部的人，理由是浙江绍兴有大禹陵，大禹死在绍兴，实际上这个理由是很难成立的。大禹是在东巡的过程中去世的，他和后世秦始皇从咸阳跑到会稽、琅邪、泰山，包括秦皇岛这一带的情况是一样的；也和后来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康熙皇帝南巡的道理是一样的，是为了向东部被他控制的地区炫耀王权、炫耀权威。当时的客观环境不太好，医疗条件比较差，大禹走到绍兴的时候得了病，可能得不到很好的治疗，就去世了，所以大禹陵留在了绍兴。
按道理说，大禹之后，按东西轮流坐庄制，应该轮到东部了。大禹有两个主要的臣子，一个是皋陶，他出生在山东曲阜，死在安徽六安，是东部的代表。可惜的是，皋陶死在了大禹之前，所以东部势力就推出了另外一个代表，叫伯益，代表东部势力来接大禹的班。但是由于他上任时间比较短，实力不够强大，西部就背信弃义，放弃了原来的约定，把禅让制变成了传子制，把权力移交给了大禹的儿子启。当然，东部对西部不守约定、自行其是的做法是不满的，所以到了太康那个时候，东部势力也就是后羿发动了政变，“因夏民以代夏政”，把权力又夺回来了。可是西部的势力毕竟强大，后来又把权力从后羿的接班人手中夺回去了，这就是少康中兴。
这就是夏朝建立的过程。夏朝之后就是商朝，不管殷商王朝的起源有多少不同的说法，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是东部势力的代表，因为它的图腾是鸟图腾。《诗经》里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是什么？就是燕子，商族就是以燕子为图腾的。而且它是靠着海边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东部势力又压倒了西部势力，掌握了中原地区的统治权。
接下来的周朝，从黄土高原走来，凤鸣岐山，周文王开始对商朝发动各种各样的政治攻势、军事攻势。到了周武王的时候，武王伐纣，打赢了牧野之战，推翻了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西部又重新掌握了政权。
秦汉时期的东西关系
周朝之后就是秦。秦的情况比较特殊，秦族起源于东部地区，是伯益的后代，在今天的泰山这一带，但很早就迁到了陕西、甘肃这一带，因此秦包含了东部和西部两方面的因素。秦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融合的标志，但它毕竟是靠西部起家的，所以“屁股决定脑袋”，它还是坐在了西部势力的位置上。秦始皇虽然横扫六合，统一了东方六国，但是在本质上并没有真正解决东和西的矛盾。所以，楚国作为东部势力的代表，始终就是为反抗西部和秦国的强权而存在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即使只剩三个氏族，也要推翻秦朝的统治。
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农民大起义，无论是项羽起兵于会稽（今天的江苏苏州），还是刘邦起兵于江苏的沛县，都是东部的势力，所以秦朝的灭亡不单单是暴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正确处理好东西之间的矛盾关系，没有真正做到东西之间的融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代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很大的转变。
魏晋之后战略轴心的改变
从魏晋开始，中国的政治格局由东西之间的关系的互动变成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融合，战略轴心有了根本的改变。
这个改变源于什么？源于当时北部地区崛起了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就是匈奴。也就是说，原来华夏那种东西的内部的矛盾，现在有了外部的因素，游牧民族也参与进来了，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农耕民族内部的一种矛盾、冲突和融合，现在变成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了。首先要抵抗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侵扰和进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双方之间为争夺所谓的生存空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从魏晋开始，战略轴心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在南北轴心中，东和西的问题始终存在，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司马迁所说的“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到今天还是有关照意义的，所有事物都萌芽、起源、发展于东部，最后一定是成熟、完成于西部。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先从东南沿海搞起来的，但是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要打通欧亚大陆桥，要搞西部大开发，要走向世界。这样，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大国。所以东和西的问题，始终影响着中国政治生态的演进，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一把重要的钥匙，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坐标。这就是先秦历史文化发展的第一条主线，东西的对峙以及融合。
实际上，中国的很多成语也透露了东和西的矛盾互动。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成语“龙凤呈祥”，它原始的意义是，龙和凤是不同的部族的图腾，龙的图腾主要对标的是西部势力，而凤的图腾主要对标的是东部势力，所以“龙凤呈祥”实际上是东与西的融合，最后奠定了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基础。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分合大势
先秦历史文化发展的第二条主线，是先秦以来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分和合的问题。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他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轴心时代。所谓“轴心时代”，就是说世界的文明不断积累发展，到了一定的时间便有所突破，从时间上来说，是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1]；从空间范围来说，主要是几个有代表性的文明的突破。比如两河流域，也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一带，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哲学家，出现了包括古代古典悲剧的文化思想学术的大繁荣；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出现了乔达摩·悉达多，就是我们所说的佛祖释迦牟尼；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和孙子等。这些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在空间上相隔千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联系的，但文明的积淀、酝酿和发展到这个时候有了突破，这就是所谓的“轴心时代”。
这个“轴心时代”是从世界史的范围来说的，在中国，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但起源都是各地独立的，比如在东北地区有红山文化，在山东一带有龙山文化，在陕西、河南一带是仰韶文化，在浙江一带是河姆渡文化，接下来就是良渚文化，在今天的四川盆地有巴蜀文化、三星堆文化。它们是一种分散的状态，但是都创造了非常辉煌的文明。这是分的状态。
三星堆文化标志
先秦时期文化的分与合
有一句老话，叫作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商朝灭亡之后就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整合，也就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建立。周朝实际上是建立在礼乐文明的基础上，它的礼乐文明体现在四根柱子的支撑上：生产方式上是井田制；社会管理秩序上是国野制，“国人”是统治者，“野人”指的是不能住在城里的被征服的劳动者，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在统治者阶层内部协调关系的是宗法制，长子、长孙始终是权力的继承者，余子、次子这些人慢慢就边缘化了，但他们也是贵族的组成部分；在统治模式上是分封制。周王朝建立后，搞武装殖民，把自己的子弟分封到各个地方，建立诸侯国，这叫作兄弟之国。当时规定同姓的人不能结婚，周朝的子弟要与异姓的诸侯、贵族结为姻亲，所以他们之间又形成了另一种关系，就是外甥和舅舅的关系，这叫作甥舅之国。在这四种制度的支撑下，出现了礼乐文明，这实际上是当时文化的第一次大整合。这个整合延续了很长时间，到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井田制的慢慢瓦解，分封制、宗法制受到削弱，国野制慢慢被打破，思想文化就出现了分化的趋势。我们说“学在官府”被打破了，学术下移，私学也就是民间学术起来了，诸子百家就兴起了，出现了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子、孟子和后来的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商鞅、申不害、慎到为代表的法家，以孙子、吴起为代表的兵家，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这样一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形成了，这就是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又一次分。这个分延续了一两百年，但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它慢慢地又要走向合。
战国中后期历史发展的主线，就是由兼并慢慢要走向统一。战国七雄的最高竞争目标已经不是像春秋时期只当个霸主，而是要统一天下，当时有种说法是“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要么秦国来统一天下，要么楚国来统一天下。政治格局上要走向统一，那么学术思想文化上也会走向统一，所以这个时候的学术思想又出现了第二次大的整合，诸子百家在发展中不断地进行借鉴、吸纳，彼此互补，思想开始逐渐走向统一。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荀子。荀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不但继承了孔孟儒家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吸收了法家的许多因素，所以在荀子的学术里，礼和法是统一在一起的。荀子的两个著名的学生，一个叫韩非子，一个叫李斯，都是法家的人物，这就说明荀子的学术是儒家和法家的综合。
道家也出现了整合，道家是老子开创的，后来沿着两条路发展：一条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原生态的道家，他坚持了老子的道的基本观念，而且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创新；另一条就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坚持道家的主体性的同时，充分借鉴吸收了其他学派的一些思想内容，来丰富和发展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在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里讲得非常清楚，它的特点就是，“因阴阳之大顺”，借鉴了阴阳家学派的内涵，“采儒墨之善”，把儒家和墨家的优点吸收了过来，“撮名法之要”，把名家和法家最重要的思想内涵也吸收了过来，它的效益是最高的，“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操作方法。这就是道家的次生形态，是一种整合。
兵家也在整合，无论是《司马法》还是《孙子兵法》，都是比较单纯的，到了战国后期，出现了一本书，叫作《六韬》，托名为姜子牙所撰。《孙子兵法》仅仅5000多字，而《六韬》有3万多字，内容丰富了很多。兵权谋、兵阴阳、兵技巧、兵形势，兵家各个类别、各个学派的思想在《六韬》里得到了整合。
在法家，出现了代表人物韩非子，韩非子不仅对法家原来的法、术、势进行了完善，更重要的是做了整合，就是在保持法家这个主体性的同时，借鉴了儒家的三纲，同时还吸收了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所以，历史上第一个为老子做注解的人是法家的韩非子，他的《韩非子》里有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叫《解老》，就是解释《老子》；另一篇叫《喻老》，是借《老子》加以发挥，加以阐述。所以，韩非子是当时诸子百家的整合在法家学派里的一种体现。当时还出现了一个综合性的学派，有一部书叫《吕氏春秋》，就是杂家，是把诸子百家都综合在一起创立的一个新的学派。因此，我们说战国中后期出现了学术文化的整合。
秦汉时期文化的分与合
这个整合在战国的时候没有完成，秦朝延续的时间太短，也没有最终完成，最终完成是在汉朝。汉朝的著名学者、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向汉武帝上所谓“天人三策”的时候，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就通过国家的力量把学术重新整合了起来。这就是整个先秦的学术思想文化从分到合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分和合的过程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始终，一直延续到今天。
汉朝第二次整合完成以后，到了东汉末年，情况又变了。东汉末年，豪强贵族权力膨胀，土地兼并，外戚专权、宦官专政。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时候政治权力由原来的一元向多元分化，学术思想文化同样也走向分化。这个时候的人物，无论是诸葛亮还是曹操，他们的思想都是多元化的。比如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显然是道家的风采，但是他又忠于刘备，勤于职守，励精图治，这就是儒家的立场，而他在治理蜀国的时候，更重视用法律的手段，强调“治乱世用重典”，这就是法家的精神。所以，这就是一种分的体现。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的局面又一次形成，学术思想文化也开始走向分。这个分，体现在宗教的崛起上。佛教在西汉末年就进入中国了，东汉明帝的时候建了白马寺。佛教在思想没有分的情况下，是发展不起来的。到了东汉后期，尤其是到了魏晋以后，佛教在社会上迅速流行起来了，成为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种思想文化资源。道教也是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民间的宗教早就出现了，但是只有到了东汉末年，学术思想文化开始走向分的状况下，才能出现太平道、五斗米道。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有了寇谦之所创的新天师道等教派。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这也是分的一种表现。
隋唐时期文化的分与合
从分再到合，就要到隋唐时期了。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王通，号文中子，他有一部著名的书叫《中说》，书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三教合一，儒教、道教、佛教是一回事，就是想做一个整合。因为隋唐是统一的王朝，所以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文化也走向整合。隋朝的时间短，整合没有完成，到唐朝的时候完成了。唐朝完成思想整合统一的标志，就是孔颖达等编写的《五经正义》的颁布。
到了宋元明时期，思想又走向分了。这个分，集中反映在儒学内部，有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理学，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还有像邵雍这种讲象数学的，我们给它戴个帽子，叫神秘主义。所以，这又是分。
清代民国文化的分与合
到了清朝的时候，是中央集权又高度集中的时候，所以学术又走向了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学习的是程朱理学，研究的方式是小学和考据学。
到了民国初年，又走向分。当时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学术分化，出现了各种思潮，像无政府主义、军国民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当然，这也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条件。
最后中国选择的是社会主义，这又是走向合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中思想文化学术分和合的一个演变过程，它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
[1]雅斯贝斯论述的时间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编者注。
第三节
文化精神的文武兴替
先秦历史文化发展的第三条主线是从尚武到崇文的演变，就是在文化精神上，有从尚武到崇文的演变。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总喜欢推崇儒家文化，实际上历史发展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也是不断变化的。
现在我们说到“儒”字，一定与很高雅、很了不起的事情有关。比如你是商人，不但经商成功，而且宅心仁厚，做公益事业，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人们就会给你加一个头衔，说你是儒商。如果你是一个医生，医术高明，又能救死扶伤，又有文化，人们就会给你加一个头衔，说你是儒医。如果你是一名将军，既会打仗，同时也会写几笔毛笔字，还会写几首诗，我们也会给你一个头衔，叫作儒将。
带上“儒”字，那就是很高雅的事情。实际上，从先秦的历史来看，并非如此。在当时那个时代，社会上的栋梁或者精英并不是舞文弄墨的文化人，而是那些执干戈保卫社稷的武士。所以，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说，先秦春秋之前的士，指的都是武士。我有一个朋友，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王辉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考证了先秦时期的学校，他认为当时的学校在性质上都属于军校，也就是说都是国防大学。教学的内容，小学的时候学的是礼乐等文化课知识，而到了大学，学的主要是军事技能。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孟子》里讲到了三代学校的不同名称，夏代叫作校，商代叫作序，周代叫作庠，说“序者射也”，也就是说学校里教的主要是射。
先秦的学科分类
我们经常问，国学是什么？国学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什么？就是经史子集。这样说当然不能说是错的，但是大家要明白，这是隋唐以后的一个说法，在唐代编写的《隋书·经籍志》中已经提到了经史子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汉书·艺文志》，就知道当时的学科分类，不是经史子集，而是六大学科。第一大学科叫六艺略。六艺就是《诗》《礼》《乐》《春秋》《周易》，是最重要的经典，也是国家的统治思想。第二大学科叫什么？叫诸子略，诸子百家就是学术思想文化。第三大学科叫诗赋略，诗赋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学艺术。第四大学科叫兵书略，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军事学。我是研究孙子兵法的，我经常跟研究道家、墨家的那些学者开玩笑，我说你们现在牛什么牛啊，你们研究的那些东西在当时不就是个二级学科嘛，我这个兵书略可是一级学科，比你们要牛多了。第五大学科是什么？是数术略，数术略就相当于今天的理科，数、理、化加生物学。第六大学科叫作方技略，方技相当于今天的工科。所以汉朝的学科分类是六大类，与现代更接近，因此先秦的国学、汉朝的国学、隋唐的国学、明清的国学，还是有区别的，读书要细读。我的老师曾经说过，读书三年，天下去得；再读三年，寸步难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启发的。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六大学科中，兵书略是非常重要的。先秦时期特别尚武，《左传》成公十三年讲到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为了强调君命神授，所谓“奉天承运”，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戎就是军事。国家的两件核心的事情，一是国防，一是祭祀，因此尚武是贯穿于整个先秦历史的。说白了，当时要是军事技术不过硬，连对象都找不到。《左传》昭公元年记载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当时郑国有个贵族，叫徐吾犯，徐吾犯有个妹妹，特别漂亮，可惜中国只有四大美女，如果有五大美女，他妹妹也能算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孩，追求的人很多，他妹妹早就跟一个小贵族定亲了，但是有个大贵族看上她了。这样一来，她哥哥就很为难了，妹妹只有一个，许配给谁呀？许配给小贵族，大贵族要给他穿小鞋，要修理他。如果他改换门庭，把妹妹许配给大贵族，那么其他人就会骂他，说他趋炎附势。他就去求助当时郑国的宰相子产。子产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孔子也很推崇他。子产是个滑头，他不愿意蹚这浑水，就给徐吾犯出了一个主意，说能不能跟两边的贵族谈一下，让你妹妹自己来选，她看上哪个就是哪个。两边的贵族都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就答应了这个条件。有意思的是，那天见面的时候，大贵族虽然平时做事很蛮横，却表现得文质彬彬，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头发光亮，送上礼物。小贵族不但没有穿西服，连T恤衫也没穿，就穿了个背心，也可能是光着膀子，身上的肌肉都鼓起来了。他从马车上跳下来，放下礼物，又跳上行进中的马车，扬长而去，“超乘而出”。徐吾犯的妹妹说，大贵族也不错，但是要嫁丈夫，就要嫁阳刚一点的，这才合乎夫妇之道，合乎天地之理。
阳刚之气是尚武精神的体现
这就和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今天男的都是奶爸，女的都是虎妈。所以，现在整个文化的特点改变了。当时男人的这种阳刚之气，实际上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尚武精神。
先秦的著名诗集《诗经》里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现在要是说“赳赳武夫”，那就是大草包，就是《沙家浜》里的胡司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是在先秦的时候，“赳赳武夫”是国家的栋梁，“公侯干城”就是国家的栋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精神文明生活的丰富，从尚武慢慢变成了崇文。从春秋后期开始，尚武精神并没有被放弃，但是文化的因素越来越强了。宋朝有个人叫王圣美，他提出了“右文说”，就是字的左偏旁表示类别，比如单人旁的字，都是和人有关的，木字旁的字都跟植物有关，牛字旁的字一般都跟动物有关。而右边的偏旁既是声符，也是意符，就是表示一定的意思。比如，说水少叫浅；说人比较低微叫贱，贱也指钱少；路小叫栈，栈道。右边的“戋”，都是小、少的意思。“需”字也是这样，都是软弱、无能、黏糊、办不成事的意思。竖心旁加需要的“需”，是懦弱的“懦”；木字旁加需要的“需”，是一种树，不是楠木，派不了用场；口字旁加需要的“需”，是讲话讲不清楚的意思；石字旁加需要的“需”，是一种石头，不是花岗岩，也不是大理石，派不了用场；王字旁加需要的“需”，是质地比玉差的石头；土字旁加需要的“需”，是不能长庄稼的盐碱地。
人字旁加需要的“需”，就是儒家的“儒”。东汉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说，“儒，柔也，术士之称”，凡是懂文化的，包括术士在内，都可以称为儒。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并不是那些正儿八经的真正的读书人，而是那些造谣惑众、兴风作浪的术士，这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对文的一种态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汉朝的时候，张骞既没有全球定位仪，也没有手机，就奔向茫茫大漠，勇敢地“凿空”；班超不甘于抄文书，就投笔从戎去西域建功立业。所谓的“汉唐雄风”，指的就是这种张扬的“尚武”之风、阳刚之气。
到了宋朝以后，情况就变了。宋朝以文治国，以文治军，所以宋朝谁也打不过，打不过辽朝，打不过金朝，打不过忽必烈的蒙元，甚至连小小的西夏都搞不定，宋朝人只好自我安慰，我们在战场上是打不过你们，但是我们在戏台上、小说里打得过；我们的男同胞打不过你们，但是我们的女同胞打得过，我们有穆桂英挂帅，有杨门女将。
到了《红楼梦》的时候，尚武精神就越来越弱了，也就是一味崇文的时候，尚武精神就缺乏了。贾宝玉在大观园里一天到晚跟几个表姐妹、丫鬟混在一起。所以鲁迅先生说，在中国，人气最旺的人应该是梅兰芳，为什么呢？因为梅兰芳是男的，但他演的角色是女的，男人喜欢，因为他演得比女的还要像女的；女人也喜欢，因为他虽然演的是女的，但是他男扮女装，实际上是男的。所以他男女通吃，人气最旺。这就是中国文化由尚武慢慢向崇文演变的过程，它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但是也带来了阳刚之气的消失，带来了进取精神的弱化。所以，任何事物都是利弊相杂的，有利必有弊。
第四节
晋楚争霸与吴越兼并
我认为先秦历史文化发展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战争的历史，军事实际上是国家政治生活最重要的表现。我们说先秦的历史，现在可考的有将近3000年。这3000年中，战争的次数可以说有几千次，这几千次战争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主体面貌。如果把战争的内容取消，先秦历史就没有多少可讲的了。
军事是带动历史发展的火车头
我认为，军事实际上是带动整个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的工艺、最先进的材料，也就是说生产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实际上都首先应用于军事。有一本书叫《国语》，《国语》中的《齐语》里讲到，当时最好的材料是用于铸造刀剑，“美金以铸剑戟”。“美金”就是指青铜，是当时最好的材料。“恶金”就是生铁，用来做什么？做农具。重大的制度变革，也是军队先带动起来的。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尚首功”，就是重视军功，像什伍连坐法、军功爵制、保甲制，都是先在军队里实行，然后再推广到民间的。有的改革完全是以军事为导引的，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所谓加强中央集权，也是强调对军权的控制，强化君主对军权的控制。所以，军事是社会生活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关于先秦的战争，我们先介绍一下战争的平台，就是当时的战略地位。春秋时期也好，战国时期也好，我们知道当时国家是不统一的，名义上有周天子，但是实际上各个诸侯国独立存在，独立行使自己的治权和其他权力。
春秋战国的战略舞台
春秋时期，主要的大国一共有四个：一个是东边的齐国，也就是姜太公建立的齐国，一个是南方地区的楚国，一个是北方地区的晋国，一个是西方地区的秦国。除了这四个大国以外，还有一些中等的诸侯国，比如中原地区的郑国，在今天河南郑州这一带；宋国，在今天河南商丘这一带。还有曹国、卫国、陈国、蔡国，山东半岛南部的鲁国，浙江、江苏一带的越国和吴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一带的燕国等。有这么一系列国家，战争就是在这些国家之间展开的。
我们可以注意到，最后能够强大起来的，是“边陲地区”的那些大国，而春秋时期开始的时候，这些国家都不大。《国语》中说，“晋国之方，偏侯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小国家；秦国也不大；齐国是大国，它是个特例；楚国刚开始的时候也很小，楚文王、楚武王的时候，楚国是“土不过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方圆不过百里。
这些不大的国家，都迅速发展起来。为什么能迅速发展呢？第一，这些国家有一个优势，就是处于战略外线的位置，战争基本上不在这些国土上打，它们强大了，就逐鹿中原，去争当中原地区的霸主。如果在争霸中原的过程中遇到挫折了，就可以退回来，去兼并周围更小的国家。所以，秦穆公东进受挫，没有办法出函谷关，重心就向西部移了，秦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因此能够发展起来。楚国也是这样，楚国北上，受到晋国的压制，所以又退回来，把淮河、汉水流域的一些小国家都加以消灭，加以兼并，所以越来越强大。齐国也是如此，也是按照这个路子走的。它们处于战略上很主动的位置，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第二，中原核心地区的国家，像郑国、宋国、曹国、卫国、鲁国、陈国、蔡国，它们的发展相当受限制。它们处于战略内线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地方已经高度发达了，它们却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你的一举一动都受我的关注，没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受周礼的传统约束比较深，尾大不掉，包袱比较重，反而不能施展手脚，因此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略格局
晋国是春秋时期的第一大国，是直接继承周朝而来的，《国语》中说“周卑，晋继之”。周朝衰落，晋国继之而起。所以，晋国是当时所谓礼乐文明的合法代表者，体现了所谓的中原核心价值，所以动不动就成为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的领袖，充当诸夏领袖、诸夏霸主。楚国地大物博，实力很强大。但中原诸侯国总是把楚国看成蛮夷，尊王攘夷，攘的对象就是楚国，它是受到压制的。实际上，中原诸侯国对楚国是有偏见的，认为楚国在哪个方面都不比中原。其实，当时不少诸侯国，文明程度不比楚国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发现的很多文物，都是楚国的。中原地区发现的那些刀剑、铁器，早就烂掉了，但是吴楚这一带发现的青铜剑，到今天还削铁如泥，保存得非常完好。丝制品、竹器、漆器，在当时都是领先的，还有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编钟，基本上都是楚国这个地方出土的。即使是文学作品，中原地区有《诗经》，而楚国有《楚辞》，也能把你压倒。但是，偏见就是存在，当时各国就是压制楚国。齐国唯晋国马首是瞻，是跟着晋国跑的，它们之间也有矛盾，但是总体来说，它们是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楚国的。秦国实际上生产力不是很发达，但是有一点很领先，就是军事实力很强大，所以秦国的军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最能打仗的，号称虎狼之师。《荀子》的《议兵》篇里讲到，凡是齐国人，就是山东人，一定是打不过河南人的，“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凡是河南人，一定是打不过陕西人的，“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这是当时的评价。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战略舞台，在这个战略舞台上，上演了丰富多彩的战争场面。
由争霸战争到兼并战争
从春秋到战国，战争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就是战争的中心命题有变化。春秋时期主要是争霸战争，就是争夺霸主，当老大。各国互相打，但是不以灭掉对方的国家为最高宗旨，只要我把你打服了，你投降了，屈服了，听我的话了，做我的小跟班了，我就可以容忍你存在下去，这就是争霸。到了春秋后期，战争的性质就变了，从争霸变成了兼并。兼并战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不但要把你打败，还要把你消灭，把你的人口变成我的人口，把你的土地变成我的土地，这样战争就大大地激烈、残酷起来。因为失败的一方没有生存空间，所以一定会殊死抵抗。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国的时候，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孟子》里讲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所以战国的时候，战争场面很大，比如斩首24万人的伊阙之战、坑杀40万人的长平之战。到了战国中后期，就变成了统一战争。从争霸到兼并再到统一，这就是先秦战争的一条脉络。
晋楚争霸是春秋历史发展的主线
在整个春秋的战争过程中，春秋五霸的角逐是当时历史的主线，是一条主轴。春秋五霸有多种说法，主要是两种，一种说法是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晋文公和楚庄王，还有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宋襄公和秦穆公不能说是春秋时期完整意义上的霸主。宋襄公在历史上没有太大的建树，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在泓水跟楚国打了一仗，而且打的是败仗，发表了一通为自己开脱的高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宋襄公伤重不治，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他的祖宗去了。秦穆公虽然很强悍，但他是个地区性的霸主，他占领的地方主要在西部地区，始终没有办法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原地区，也就是说，他始终没能东出函谷关。
在春秋五霸之前，还有一个霸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但是没有被列入五霸行列，就是郑庄公。郑庄公拉开了春秋五霸争夺的序幕，后来真正的主场戏是从齐桓公开始上演的。实际上，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是及身而止，他当了一段时间霸主，去世后，齐国很快从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退了下来。春秋时期，诸侯国争霸的主线是晋国和楚国的争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晋楚争霸的历史就是春秋的历史，至少是春秋战争发展的一条主线。晋楚争霸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三场战略会战，第一场战争是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第二场战争是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第三场战争是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后来的吴楚战争、吴越战争，都是当时晋楚争霸战争这条主线的回波余澜。吴国为什么要去打楚国？这个道理很简单，在这三场战略会战中，晋国赢了两次，赢了第一次的城濮之战和第三次的鄢陵之战；楚国赢了一次，就是邲之战。这说明什么情况？就是双方处于一种战略僵持、战略均势的状态，晋国为了打破这种僵持，就要开辟第二战场，拉拢吴国来对付楚国，让楚国的后院着火，陷于两面作战，陷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因为南方地区当时是不发达的地区，所以晋国人派申公巫臣带着战车和军事顾问去了吴国，当时的战车就相当于今天的坦克，说你们吴国要强大，就要打败你们的主要敌人楚国，所以我们今天把军事顾问带来了，告诉你们怎么训练，怎么打仗。你们的军队编阵不行，光靠步兵不够，要加上坦克组成集成军，战力才能提高。吴国正要跟楚国竞争，能有这么一个强大的晋国做自己的后盾，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所以吴国就欣然接受了晋国的帮助，对付楚国，晋国等于是在背后捅了楚国刀子。最后吴国居然把楚国打败了，把他们的国都郢都也打下来了。
战略同盟之间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
楚国当然是很愤怒的，要报仇，但是不敢去找晋国报仇，因为晋国比他们强大，只能去找晋国的马仔报仇。楚国人心想，我对付不了你晋国，难道我还对付不了你的马仔吗？楚国让越国这个更边缘的新兴国家做自己的马仔，对付吴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王勾践手下的两个重要大臣都是楚国人，范蠡是楚国宛城一带的人，文种是楚国首都郢都人，他们等于是去帮助越国打吴国的。最后，越王勾践赢了。勾践赢了以后，范蠡和文种的利用价值就没有了。当时范蠡比较聪明，带上西施就跑了，勾践就不追究了，文种不跑，只好把他杀掉了。显然，这不是简单的杀功臣的问题，而是功利性的、国与国之间的战略问题。战略同盟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
所以整个春秋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晋楚争霸的历史，晋楚争霸带动了后面的吴楚战争和吴越战争。吴越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争霸战争了，应该说是兼并战争，并且为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开了一个头。这就是整个春秋战争历史的宏观背景。
第五节
以仁为本与兵以诈立
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当时是按照西周传下来的军礼传统来打仗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战争是贵族之间的战争，有鲜明的特色，要讲究种种规则。
战争要遵守礼仪规范和人道主义
第一条规则是，不能凭空发动战争，要师出有名，吊民伐罪。《周礼·夏官司马·大司马》中有“九伐之法”的要求，在九种特殊情况下，外国的军队或者说本国的贵族才可以起兵从事战争活动，比如发生了犯上作乱的事情、以臣弑君的事情、欺凌其他小国的事情，这时候我师出有名了，才可以征讨你。
第二，强调战争中的礼仪规则。有许多情况下是不能打仗的，比如“不加丧，不因凶”，敌国正在办丧事，你不能去打；敌国闹灾荒了，你也不能去打。所以《左传》里记载，有一次晋国的军队出动去打齐国，走到半路上一个叫“穀”的地方，传来一个消息，齐国的国君得病暴亡，这时候晋国的将军们就开会进行研究，还打不打呢？他们讨论的结果是不能打，因为军礼传统里规定，不伐丧、不因凶，人家办丧事的时候不能打，所以他们就撤兵了。
战争中还要强调人道主义，人家闹灾荒的时候不但不能打，还要搞人道主义援助，吴国和越国的战争就体现了这个特点。越国闹灾荒了，向吴国借粮食和稻种，吴王夫差就借给越国，帮助越国渡过难关。后来情形倒过来了，吴国闹灾荒了，向越国借粮食和稻种，越王勾践就玩了个花招，把稻种煮熟了再借给人家。结果吴国次年颗粒无收。这就突破了军礼的底线。越王勾践之所以能赢，是因为他突破了所有底线，破坏了一切规则，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没有感恩之心，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是非之心，只有功利之心，所以小人能够打败君子，无赖能够打败贵族。这一点在越王勾践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退避三舍
还有一条规定，就是在战场上追击敌方的逃兵，不能超过一百步，所以我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孟子说五十步笑一百步，而不是一百步笑两百步。因为军礼传统规定“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敌人逃跑的时候，你追击的最大距离不能超过一百步；敌人主动退兵的时候，你可以追击，但追击的最大距离就是三舍。一舍是30里路，每天行军的距离是30里路，三舍就是90里路。如果人家退让你三舍了，你就不能去追了。城濮之战中，楚国为什么这么被动？原来秦国、齐国都是中立的，后来为什么参与进来帮助晋国？就是因为晋文公在战场上履行了当年对楚王的一个诺言，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会退避三舍。人家已经退避三舍了，你还要追，那你就是违背道义，国际舆论就会对你非常不利，大家就都联合起来对付你楚国。宋襄公宣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战场上有许多原则，“君子不重伤”，就是人家受伤了，你不能补一刀；“不禽二毛”，就是年长的人在战场上要受到优待，你不能俘虏我，不能让我难堪；“不鼓不成列”，人家没摆好战阵，你是不能发动进攻的，要等双方都摆好阵势了，堂堂正正地进攻。大家共同进兵，不能搞偷鸡摸狗、偷袭那种事情。战争打完了，把人家推翻以后，你不能占领人家的国家，要找一个贤明的人来当国君，所谓“举贤立明，正复厥职”。
我们可以看到，武王伐纣的时候，他把商纣王统治的商朝给推翻了，但他不是直接占领商朝的地盘，而是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在商朝的老地方当一个国君，当然这种国家已经是附庸国了，它的主权有限。不过，武王并不放心纣王的儿子，又派了他的三个兄弟在旁边监视，就是三叔，也叫作三监——管叔、蔡叔和霍叔。后来纣王的儿子与三叔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了他们的叛乱后，还是没有直接去统治殷商遗民，还得找一个与商朝王室有血亲关系的人来当国君，来维系商朝的血脉，于是就分封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微子就是宋国的开国国君。因此，宋国的国君是商朝王室的后代，他的地位是很高的，是公。当时的爵位有五等，公、侯、伯、子、男，宋国的国君是正儿八经的公；齐国的齐桓公，他并不是正儿八经的公，实际上是侯；郑庄公是伯；楚国国君的地位就更低了，是子爵。所以楚国就不认这个账，你不让我当侯，不让我当公，那我干脆自己称王，就是楚王，实际上他的爵位是子。还有许国，其国君的爵位是男，是最低的一级。
我们现在批评宋襄公，说他打仗的时候愚蠢，讲虚无缥缈的仁义，最后打了败仗，实际上宋襄公当时遵循的原则就是周礼的原则。他跟楚国打仗的时候，一定要等楚国的军队过了河，摆好阵势以后再打。实际上，宋国的军队要比楚国弱得多，他根本没有赢的希望，他要赢，唯一的机会就是趁人家渡河渡到一半，还没有排成阵列的时候去打人家，这在战术上叫“半渡击”。所以有人就向宋襄公建议，说我们应该趁人家渡河的时候发起攻击。宋襄公说，你这个人军礼没有学好，我们从来不搞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我们是王者之师，要讲仁义，所以让人家过了河。人家过了河以后开始摆阵，在还没摆好阵的时候，他手下的大臣又建议他打。他又说，我们不做这种事情。结果等人家摆好阵势以后，他才进攻。宋国仁义的军队根本不是楚国的对手，最后宋襄公打了败仗，他的警卫部队全军覆没，“门官歼焉”，他自己大腿上也中了一刀，“公伤股”，血流不止，在身边几个亲信的死命保护下才突围出来。即使如此，人家批评他的时候，他还是强词夺理为自己的做法辩护，认为自己没有做错。
文明战争源于亲戚关系
宋襄公的例子不是个别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战争中确实讲礼仪，打得很文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点呢？很简单，因为各个国家之间都有亲戚关系，就像中世纪和近代的欧洲一样，大家是联姻的，可能法兰西的王后是德国人，或者西班牙的皇后是法国人，生出来的孩子都是对方国家国君的外甥，所以大家打是要打，但是不往死里打。
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597年，晋国和楚国打邲之战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玩的场面。这一仗晋国打败了，晋军就开始逃跑，楚军则进行追击。逃着逃着，晋军有一辆战车陷到泥坑里了。当时的道路不像今天这样平整，而是坑坑洼洼的，战车的轮子很笨重，陷到坑里就出不来了。晋国的士兵就跳下车，拼命地推车，但就是弄不出来。楚国的军队追上来了，发现晋国的军队不跑了，原来是车陷到坑里了。按今天来说，对方跑不了了，我们冲上去把他们俘虏就是了。不，楚军就在旁边停下来，喝水的喝水，抽烟的抽烟，观察晋国的军队怎么把车弄出去。看了半天，发现晋国人太笨了，怎么也弄不出去。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楚军就开始指点，晋国士兵你们太笨了，你们这么弄，到天黑也弄不出来，你们把马的缰绳松一点，把车上的东西卸掉一点，车轮底下垫块木板试一下。晋国的士兵正满头大汗，为弄不出来而苦恼，听到这个建议，觉得很有道理，不妨一试，结果一下就把车弄出来了。这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打败仗本来就没面子，连怎么逃跑还要人家教，那就更没面子了，所以就要给自己找台阶下。晋军就说，我们晋国的军队自立国以来总是打胜仗，没有什么逃跑的经验，不像你们楚国总是打败仗，所以有丰富的逃跑经验，“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当时的战争就是这么打的，像玩游戏一样。
20多年以后，晋国和楚国又发生了另外一场战争，就是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这一战倒过来了，晋国打赢了，楚国和郑国的联军打败了，晋国的军队就开始追击楚国和郑国的军队。当时晋国的一个主将郤至乘坐一辆战车去追郑国国君的战车，给郤至驾车的人就向他建议，用另外一辆车抄小路把人家包抄，这样就可以把人家俘虏了。晋国的统帅说，你这样太不讲仁义了，你军礼没有学好，我们追的虽然是敌人，但他的身份是国君，我虽然是胜利的一方，但我的身份是个将军，我如果把人家追上了，从军礼传统来说，就是违背礼仪的，要受到惩罚，“伤国君有刑”。另外，打了胜仗追是要追的，但是真追上了还有一件麻烦的事情，就是你把这个国君俘虏过来了，你就要管吃管喝，还要防止他生病，每天供应茅台酒、中华烟，还要有保健医生护着他，这是多大的麻烦。所以追是要追，但是要保持距离。但战场上是乱糟糟的，原来逃跑的一方是顺时针方向逃跑，后来一慌乱，就变成逆时针方向跑了。这样麻烦就大了，你本来不想追上他，现在他送上门来了，怎么办呢？晋国的将军非常机灵，急中生智，见楚国国君的车辆迎面而来，赶紧命令车夫把战车靠路边停下，自己跳下战车，“免胄而趋风”，把自己的头盔摘掉，向楚国的国君行礼。楚国的国君一看晋国方面根本没有俘虏他的意思，而是向他行礼，就很高兴，于是双方交叉而过。到了晚上，楚国的国君想，人家讲道义，我们也不能太不懂道理，所以他就派他的“办公厅主任”带上楚国的好东西去慰问晋国的统帅。晋国的统帅说，仗是要打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打仗的时候还是要讲情谊的，所以希望大家以后互相关照，如果我们碰到这种情况，贵方也不要太过分。
春秋时期的战争是贵族的战争
这就是当时战争的情况。当时的战争是贵族的战争，贵族的战争体现的核心宗旨是争霸，是争当老大，打赢了就可以，不会往死里打。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种历史现象。但是到了春秋后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兼并战争了。
第六节
从吴越兼并到秦扫六合
上一节我们讲了争霸战争的特点，通过晋楚争霸战争中的几个特定场景，以及宋襄公的例子，对战争的性质做了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从春秋后期开始，战争的性质就开始变化了，由争霸走向兼并。最早的兼并战争应该算是吴越战争，吴越战争的打法跟之前的战争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已经带有兼并的因素了。现在的教科书里讲的是吴越争霸战争，其实准确点来说，吴越之间的战争应该称作兼并战争。
吴越之间的战争是兼并战争
尤其是在越王勾践身上，这个特征体现得特别明显。吴国和越国的争霸，或者说兼并，越国最后赢了。我们总是找原因，最可笑的原因是说吴王夫差被越国的美女西施给迷惑了。这个原因完全不成立。中国人总是喜欢说红颜祸水，总是把错误推到女人身上，其实最后拍板做决策的都是男的，自己不成器，就找个女的做垫背的，这是不成立的，所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吴王夫差没有听伍子胥的话，也就是在吴国打赢夫椒之战的时候，伍子胥主张把越国给灭掉，但是吴王夫差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而是听了伯嚭这些佞臣的话，放过了越国，而去北上争霸，跟齐国打了艾陵之战，最后到了黄池，跟晋国争夺霸主的地位。这样，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壮大起来以后，搞了一次偷袭，从此吴国开始走下坡路，一步步走向灭亡。这个说法似乎是成立的。但是，我认为它也没有说到点子上、根本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当时战争的宗旨不是为了灭掉人家的国家，而是要当老大，孔夫子说“兴灭国，继绝世”，夫差当时打赢了吴越战争之后，越国已经表示屈服了，他就要放过人家。也就是说，夫差是按照争霸的思维逻辑来办事的。而越王勾践不一样，他是按照兼并的逻辑来办事的。勾践赢了以后，夫差求情，希望让自己生存下去，勾践就说，当时你有机会灭我，但你没有灭我，现在我有机会灭你，我不能违背天意，我要把你灭了，所以夫差只好自杀了。这就是兼并的逻辑。很显然，吴王夫差之所以输，是因为他到了新的时代，却还在沿袭旧的观念，按照旧的传统、按照争霸的那种逻辑来做事。而勾践不一样，他到了新时代，有新的做法、新的逻辑，按照兼并的逻辑来做事，所以他笑到了最后，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由争霸战争转为兼并战争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许多社会客观条件，包括军事本身的进步造成的。第一，争霸战争的时候，双方往往有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但是到了后期，这种血缘关系越来越淡薄，出了五服以外，所以诸侯之间的那种亲近感没有了，打仗就可以放开手脚了。
第二，军队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在西周到春秋前期，有一条原则叫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能够当兵的人都是统治阶层的贵族，至少是武士以上、平民以上的人才能当兵。可是从春秋后期开始，战争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军队急剧扩充，大量的普通老百姓加入军队，他们这些人受到的教育跟贵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当时军队扩军，就像今天大学扩招一样，原来是精英教育，现在变成了大众化教育，这就不一样了。这些新加入部队的平民百姓对贵族的礼仪是完全不感冒的，所以他们就不遵守了。
第三，战争的方式，或者说战争的区域、战争的时间都有变化。原来的战争打的时间很短，往往双方军队一交锋，立马分出输赢，分出高下，战争就结束了。后来的战争一打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旷日持久，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战争的区域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平原地区，可见周和春秋前期，战争的主要方式是车战。车战要交锋，必须摆好阵形，双方必须把人马都排列整齐，才能发动攻击。现在战争的地区扩展到了长江流域，这个地区是丘陵地带，是河流、湖泊纵横的地方。在这样的地形环境下，战车跑不起来了，步兵崛起，机动性大大增加，所以不用排好阵就可以突然发动进攻，原来的打法也就坚持不下去了。
第四，原来中心地区的那些国家比较秉承周礼传统，受礼乐文明熏陶的时间比较久，而春秋后期那些成为新的战争热点的地区，原来属于边缘地区，那里的人对周朝的礼乐文明不怎么感冒，越王勾践就是一个典型，而他们在交锋中又总是占上风，于是贵族的战争理念也改变了。君子和小人斗，你要打败小人，首先得把自己变成小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我们知道，一旦变成小人，再变回君子就困难了。讲诚信会导致失败，使贵族觉得用阴谋诡计反而能够成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两部兵书完全不一样，一部是《司马法》，比《孙子兵法》还要早的兵书，一部就是《孙子兵法》。《司马法》里强调的都是礼乐文明，以礼为固，以仁为胜，而孙子强调的是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争霸和兼并的战争观念在具体的兵书理论中的体现。
武器装备的革命性变化引领战争方式的变化
最后一个原因，也是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武器装备在那个时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武器装备这个重要因素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我们知道，在所有时代，武器装备实际上都引领了战术的变化，引领了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引领了战争方式的变化，最终提升到理论层面，就是兵书、兵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当时有一种重要的武器，它的发明与广泛运用影响特别深远，就是弩机。弩是在弓箭的基础上改良和创新出来的，弓箭在原始社会后期就有了。射箭要射准是很不容易的，10箭中能有一箭射到靶子上就很了不起了。韩国的射箭在奥运会上总是拿冠军，有时候也会脱靶，有时候也只能射到8环、7环。中国古代只有少数几个箭法高超的人，比如春秋时期的养由基、西汉的李广、《水浒传》中的小李广花荣。另外，弓箭是一个人拉弓，射程是有限的，射个50米、80米就差不多了。
弩机
弩机不一样。第一，弩机有瞄准器，叫“望山”，这使得射击的准确率大大提升。第二，弩机可以几个人拉，可以手拉，也可以脚踩，比如蹶张弩，它的射程大大延伸。古代用战车打仗为什么能打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原因是你第一箭没射中对方，就没机会射第二箭了，对方的战车就到你面前了，你就被马车踩成肉泥了。现在好了，在200米以外我就可以射，射人先射马，我射不到你的人，我可以射你的马、射你的车，车一翻，你就被甩出去了，不是头断了，至少也是脚断了。这个伤亡就惨重了，你贵族再文雅，也文雅不起来了。所以，武器装备对战争的影响特别深远。中国的火药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以后，就将整个欧洲的历史改写了。恩格斯曾经说，贵族的铠甲抵挡不住平民的枪炮，欧洲的封建城堡在火药的轰鸣下被夷为平地，由于火药传入欧洲，在西方封建城堡的地平线上，升起了近代文明的曙光。
所以，这些原因就造成了当时战争打法的改变。吴越战争开了一个头，到了战国时代的开幕一战，就是三家分晋的晋阳之战，可以说这种诡诈的兼并战争就全方位上演了。当时晋国有四大家族，其中智氏跟赵氏家族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后来赵氏家族联合韩氏和魏氏，把晋国当时最大的家族智氏给灭了，然后把智氏的土地、人口都分掉了。这个时候的战争就不是一种温文尔雅的争霸战争了，而是以彻底消灭对方为宗旨，是兼并战争。
我们可以看到，到了战国的时候，兼并战争愈演愈烈，首先就是魏国的初霸。魏国是战国七雄里第一个崛起的国家，但是魏国的霸权只维持了三代，魏文侯、魏武侯，到了魏惠王的时候，就是梁惠王的时候，他就全方位地失败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处理不好东西两边的关系，他在东方要对齐国、韩国、赵国作战，在西方要跟秦国作战，所以他把国都从原来山西的安邑迁到了大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这样秦国就趁机占领了河西之地，所以秦国就崛起了。然后是秦国和齐国的东西并峙阶段，但是随着乐毅伐齐，齐国70多个城市被五国联军打下来以后，齐国也中衰了。尽管后来有田单复齐，但齐国再也无法扭转没落的颓势。最后是楚国和秦国的竞争，但楚国最终也失败了。
战神白起
最后这个阶段的战争，就是统一战争，即秦国统一六国之战。统一之战里的关键性战役，是由当时秦国的将军白起来完成的。白起是战神，他在秦国的统一战争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是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个将领。白起一辈子没有打过败仗，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将军没有打过败仗，一个是白起，另一个是韩信。
在秦国的统一战争中，三场决定性战役都是由白起完成的。第一场战役就是把魏国和韩国彻底摆平的伊阙之战，一下子砍掉人家24万人的脑袋。韩国和魏国从此以后畏秦如虎，对秦国服服帖帖、曲意逢迎，秦国灭它们只是时间问题。第二场战役是攻打楚国的战役。楚国地大物博，当时楚国是战国七雄里土地面积最大、资源最丰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是杀不完的，所以白起打楚国的时候，用的是另外一种打法。楚国人最迷信，最讲祖宗崇拜，那我就打垮你的意志，突破你的心理防线，我把你的国都、陪都都打下来，把你的先祖先王的坟墓一把火烧了。所以楚国人鬼哭狼嚎，从此畏秦如虎，再也没有斗争的意志了，灭亡楚国也只是时间问题。第三场战役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就是打赵国。赵国虽然比较小，却是军事强国，它位处北部地区，与少数民族错杂相居，民风彪悍，有所谓燕赵雄风。燕赵大地名将辈出，赵国有廉颇、李牧、赵奢，都是让秦国发怵头疼的。所以，白起打赵国又是一种打法，通过长平之战把赵国所有的有生力量40多万人全部斩首坑杀了，从此以后秦国统一天下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秦王嬴政继位后，“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逐次在10余年时间里灭掉了韩国、赵国、魏国、楚国、燕国，最后把齐国灭掉了，完成了中国先秦时期战争的整个历史进程，为先秦战争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从此，中国进入了帝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