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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忠
第一节
人文初祖
炎黄传说的时代正好是中华文明开始形成的时代，所以黄帝也被称为人文初祖。说“人文初祖”，就意味着中华的远古祖先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才算是文明时代？我们今天对历史的研究和了解，主要是通过考古来进行的，炎帝和黄帝只是一个传说故事，为什么可以说这个时期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文明时代的标志
按照现在考古学的观点，人类进入文明时代需要有一些标志。其中非常重要的有四个标志。第一个标志是城市。因为有城市，才会有社会分工，才会有文字的出现，还会有金属的使用。第二个标志就是金属的使用。第三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要有文字的使用。有了文字，人类才可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社会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法摆脱口耳相授的尴尬局面。而口耳相授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进步，都会受到很大的局限。文字被使用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文字的记载来了解我们的祖先的各种各样的成果。所以，文字是起超越时空作用的。第四个标志，需要有礼仪性的设施、礼仪性的建筑。一般的建筑都是为了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到了文明社会以后，就需要有一些礼仪性的建筑，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简单的生活需要，更多的是出于精神方面的追求。所以，城市的出现、金属的使用、文字的发明、礼仪性建筑的建造，就是衡量一个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四个基本要素。
根据我们的考古发现，这四大要素是在距今5000年左右开始逐渐形成的。当然，因为中国古代所使用的书写材料的特殊性，文字的发现可能会受到局限。但是，城市、金属，还有礼仪性建筑，都已经在各地有很多考古发现。传说中的炎帝和黄帝的时代，正好是在这个阶段。
传说与历史
根据分析，黄帝的传说一般认为是距今4700年左右的事情。黄帝之前是炎帝，炎帝不是一个人，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政权，这个政权传了八代。我们按30年为一代来算，总共是240年，再加上4700多年，距今正好是5000年左右。所以，我们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
当然，关于炎帝和黄帝的记载，因为是一些历史传说，所以相互之间有矛盾的地方，因此记载的可靠性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有过很多讨论，我觉得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的态度是最为可取的。他说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最纠结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混在一起不能区别。史实中肯定不免有一些夸大其词的地方，而传说中也往往有一些史实的背景，所以二者不易区别。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文明古国都存在这种情况，最初的历史都有很多传说，真真假假很难区分。但是我们结合考古发现，至少可以对炎帝和黄帝的传说里的一些可靠的成分做一些讨论。比如，炎帝和黄帝是不是只有一个，这是可以讨论的。炎帝据说传了八代，所以不是只有一个炎帝，是有多个。黄帝是不是也有多个，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部落？这一点也可以讨论。
考古视角中的炎黄传说
我们现在还是按照传统的说法，把黄帝作为一个人来看，这个人至少活了100多岁。炎黄的传说在中国古史的传说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在炎黄之前，中国的历史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比如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还有有巢氏建筑房屋、燧人氏钻木取火等。另外还有伏羲氏画八卦，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按照《周易》的说法，伏羲氏之后就是神农氏，而按照《史记》的记载，神农氏就是炎帝，《史记》的《五帝本纪》里是把炎帝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同一个政权来看待的。根据《史记》的记载，到了炎帝末年的时候，这个政权已经衰弱了。当时诸侯之间发生了互相侵伐的战争，而炎帝不仅没能控制局面，反而也加入侵凌其他诸侯的行列。
在这种情况下，黄帝就出来了，他在建立统一政权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黄帝据说是少典的儿子，名叫轩辕。少典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据说黄帝和炎帝是兄弟。如果炎帝是一个持续了八代的政权，那么把少典作为一个政权可能更合适一些。据说黄帝很小的时候就会说话，而且非常聪明。他在当时这种乱世的背景下很注重军事方面的建设，按照《史记》的说法，叫作“习用干戈”，对军事方面非常重视。于是黄帝就把那些不服从的部落征服了，建立起一个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和炎帝之间爆发了冲突，最后在阪泉进行了一场决战。最终炎帝被打败了，投降了黄帝，炎黄两个部落就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后来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实际上是跟炎黄之间发生战争，最后结成联盟这个背景密切相关的。
炎黄联合之后，跟他们作对的是蚩尤。蚩尤是当时一个很强大的部族的首领，据说蚩尤有81个兄弟，战斗力非常强。最后黄帝也是征集了诸侯，组成了一支联盟军队，与蚩尤在涿鹿进行了决战，击败了蚩尤，这样就建立起一个早期的统一政权，黄帝据说成了天子。
这是黄帝为维护当时天下的正常局面所做的工作。因为他最后成了天子，所以大家都遵从他的领导。黄帝不仅在政治上完成了初步的统一，还在很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在经济方面，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治丝，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布的国家。
从考古来看，实际上养蚕出现的时间比黄帝时期还要早。在1926年，清华的师生去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调查，在仰韶文化的地层里发现了一枚茧壳，就是蚕茧的壳。这枚茧壳后来被送到美国去化验，证实了是人工饲养的蚕茧，这就证明当时已经开始养蚕了。所以从考古来看，养蚕的历史要比黄帝时期还早，黄帝时期有养蚕织布是很正常的。另外黄帝非常重视生产，按照《史记》的记载，他“时播百谷草木”，按时播种百谷草木，使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据说黄帝还发明了舟车，发明了弓箭，建造了宫室，对当时的历史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文化上，黄帝时代还有一系列贡献，其中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我们说文字对人类的发展进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仓颉创造了文字之后，就使得我们的先民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原始阶段，开始用文字来书写记载，这对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黄帝还有一个大臣叫大挠，他发明了干支历法，这样就可以用干支历法来记载时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另外，黄帝还有一个乐官叫伶伦，伶伦发明了十二音律，还制作了很多乐器，这些工作使得中国的文明发展产生了一个飞跃。中国后来能够巍然屹立于四大文明古国之列，和黄帝的赫赫功勋是分不开的。
我们推崇黄帝为中华文明所做的贡献，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这反映了黄帝时代对中华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我们成为炎黄子孙，和这段历史是分不开的。当然，虽然炎帝和黄帝只是传说，但是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在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的土地上很有可能出现了一位像黄帝这样的领导，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取得这些成就的因素，应该说在距今5000年左右就已经具备了，所以我们把这一切成就归于黄帝，应该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所以，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最初阶段。
通过总结中国的历史传说，我们可以探索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特别是炎帝和黄帝的传说在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中所起的独特作用。虽然是传说，但是里面也有部分真实的因素，所以我们剔除了炎帝和黄帝传说中一些比较虚幻的内容，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炎帝和黄帝的传说反映的就是距今5000年左右中华文明所达到的一个高度。
第二节
禅让制度
禅让制度是中国古代影响非常深远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存在也是后人认为上古时代非常美好的一个原因。
尧的时代
禅让制度始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记载的就是禅让制度。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尧的名字叫放勋，他的哥哥叫挚，挚本来是做国君的，后来因为能力有限，就把君位让给了尧。这可以说是禅让制度的一个开始，但这还是兄弟之间的禅让。
从尧的时代开始，禅让制度就逐步形成和确定。尧治国应该说非常有特色，按照《尧典》的记载，尧特别重视观测星象，他曾命羲仲、羲叔和和仲、和叔去观测星象，这是中国古代对天象观测最早的记录。按照古书记载，尧的都城是在平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一带，而在离临汾很近的山西襄汾发现了一处遗址，叫陶寺遗址。陶寺遗址是一座非常大的古城，在这座古城里，考古工作者前些年发现了一个观象台。因为这处遗址的时代是距今4000多年以前，又正好有观象台，而且它在传说中尧的都城附近，所以很多人都认为陶寺遗址很可能就是尧的都城。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另外，在陶寺遗址里还发现了文字，其中有一个扁壶，扁壶上用红色的笔写了一个“文”字。
尧的统治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按照孔子的说法，叫“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天是最大的，但尧是以天作为效仿的对象，所以他的统治非常出色。
尧除了在治国方面非常出色之外，还确立了禅让制度，在当时也有很深远的影响。尧的大儿子是丹朱，但尧感觉他的儿子不成器，不想把君位传给他的儿子，所以就向他的大臣咨询，看谁有这样的能力。大臣们给尧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就是舜。
舜的父亲叫瞽叟，是一个盲人。舜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瞽叟后来娶了一个后妻，后妻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象。瞽叟、他的后妻，还有象，都很讨厌舜，想把舜给害死。但是舜非常孝顺，和他的父母、兄弟相处得很好。如果他的父亲因为一些小的过错要打他，他就会很恭敬地让父亲打。但是如果他的父母想害死他，他就会逃跑。按照古话说叫“小杖则受，大杖则逃”，小的惩罚就忍受了，大的惩罚就要逃跑。有一次，舜的父亲让舜去修补屋顶，舜意识到他的父亲想害他，就事先拿了两个很大的斗笠。等到舜上了屋顶以后，他的父亲就在下面放火，舜就用两个大斗笠保护自己，像鸟一样滑下来，安全抵达了地面。虽然他的父母和弟弟一直想害他，但是他通过这些办法出色地躲过了一次次灾难。
尧听说舜有这样的一些能力之后，就对他进行了种种考验。经过长期的考验，尧最后确定舜有很突出的本领，所以就让舜代行国君的政务。
尧去世后，舜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可是所有的人都归服于舜，不去理会丹朱，所以舜就从尧那里继承了君位，当上了国君。这就是尧把君位禅让给舜的一个情况。
舜的时代
舜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把君位禅让给了禹。舜在治国方面也非常出色，他选了一些很有才能的人来辅佐他。
孔子曾经称赞舜，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就是说无为而治这一点，在舜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他选了一些很好的部门领导，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好国家，所以他只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一天到晚不用做什么事情，底下的人把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井井有条。舜选的这些官员里，比较有名的一个是皋陶，皋陶的品德非常高尚，而且能力很强。另外，舜还选了我们都知道的大禹。在尧的时代，是大禹的父亲鲧来治水，可是鲧没有把水患治理好。后来到了舜的时代，就选了鲧的儿子禹来治水。禹不负舜望，通过疏导河流的方式来治水，最后取得了成功。大禹在治水方面非常勤劳，据说曾经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一意要把水患给治理好，最后终于成功了。而且在治水成功之后，他也辅佐舜把国家治理得很好。所以，舜最后就选择了禹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和尧的情况一样，舜去世后，禹把君位让给了舜的儿子商均，可是天下的人都去朝拜禹，而不去理会商均，禹看到这种情况，才继承了君位。这就是舜到禹的禅让。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先秦时的竹简资料，里面有很多关于尧、舜、禹禅让的记载。比如1993年在湖北荆门的郭店村发现的郭店简，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唐虞之道》，就是讲尧和舜那时候的治国之道。这个竹简上说，唐虞之道是“禅而不传”，是通过禅让而不是传子来传递君位的，尧舜之王是“利天下而弗利也”，他们是为天下的百姓考虑，而不是为了他们个人的一己私利。这是称赞尧舜那个时代的禅让制度。
再比如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买回了一批战国的竹简，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容成氏》，其中也说，尧有九个儿子，可是他不把自己的儿子立为继承人。看到舜那么有贤德后，尧就让舜做自己的继承人。而舜也有七个儿子，他也不把自己的儿子立为继承人，看到禹那么贤德，就把禹选为自己的继承人。所以，当时的禅让制度就是这郭店简样的情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你是一个贤能之士，才可以接受君位，而不是因为你的家族，父死子继，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君位继承制度。
可是从禹之后，禅让制度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大禹本来也是遵循这套制度的，他一开始选的继承人是皋陶，皋陶是舜的时代的大臣，而且皋陶的岁数比禹还大，比禹去世还早。皋陶去世以后，大禹又选了另外一个人来做自己的继承人，就是伯益。伯益虽然被选为继承人，但大禹并没有让他做太多实际的事情，而是很注意培养自己的儿子启，经常让启协助自己处理政务，所以启就有很多机会展现自己的才能。大禹去世以后，按照禅让制度，应由伯益来继承君位。伯益也按照传统的方式，把君位让给了启。结果伯益让位后，天下的人都纷纷接受了启，觉得启才是合适的继承人，所以大家都去朝拜启，而没有人去朝拜伯益。本来只是形式上的推让，没想到成真了，伯益非常生气，就想通过武力把君位夺回来。但是启最后打败了伯益，并且把他杀了，自己当上了国君。这就是禅让制度被打破的经过。
伯益没能继承君位，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偶然性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就会发现禹的操作模式是有特别的用意在里面的。为什么呢？因为大禹本人是希望把君位传给自己儿子的，但是限于当时的这种禅让制度，他只好按照原来的传统选贤与能，先选皋陶，再选伯益。选皋陶来做继承人，这是很有趣的，因为皋陶的岁数比禹还大，怎么能选一个比自己年长的人来做继承人？这本身就有特殊的用意。皋陶死后，禹又选了伯益，但又不让伯益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最后民众只能选启。
在《战国策·燕策》里，人们就有一些论述，说“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禹虽然名义上是传天下于伯益，实际上是让启自己来夺得天下。所以，禅让制的打破，表面上看起来是启破坏了这个制度，自己继承了君位，实际上真正的幕后人物是禹，是禹通过一些隐蔽的方式，最后把君位传给了启。
洪水的传说是真的吗？
按照古书上的说法，尧舜禹的时代，洪水泛滥。这是个传说，到底可不可靠呢？我们说，这个传说是非常可靠的。
根据古环境专家的研究，在距今4000多年以前，世界上很多地方发生了气候异常，主要表现是气温的降低和降雨量的不正常，在世界范围里都有洪水的传说。比如《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前面讲到，陶寺遗址可能与尧的都城有关，而在陶寺遗址等龙山时代后期的城址里，考古工作人员就发现了洪水泛滥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证明这处城址的废弃可能和洪水有关。所以，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确实有它真实的背景，就是在4000多年以前，中国确实发生过大洪水，而且大洪水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尧舜禹的部落，全国各地都受到洪水的破坏。
很多地方发生洪水之后，原来的一些很发达的文化发生了消亡或被迫改变了发展方向。也就是说，洪水的泛滥导致中国的古代文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所以后来以夏商周为核心的中原地区的政权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其他在上古时期非常发达的文化，比如良渚文化，它是太湖流域特别有名的一个文化，后来因为洪水泛滥就消失了，这样就使中国古代文明的格局和文明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变化。因此，洪水确实对中国4000多年以前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大禹治水，大家都以为是一个传说。在2002年，保利集团买了一件流散的青铜器，这件青铜器的名字叫遂公盨，上面就记载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这个遂公盨是西周中期的，距今已经有2900多年了。从这个方面来看，大禹治水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流传已广的传说。而且，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发现有关夏朝的文字资料，但是《史记·夏本纪》，还有目前出土的种种材料，都可以证明夏朝是一个很可靠的、真实存在的政权。
另外清华简里有一篇文献叫作《厚父》，厚父是一个人，这个人应该是夏朝的一个王室的后代，他曾经和一个王一起分析总结夏朝建国和亡国的经验教训。从这些方面来看，夏朝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它的后人对自己本国的发展和得失有很深刻的反思。所以，从尧舜禹的禅让制，到最后禅让制的废除，确实是中国历史中一段非常珍贵的发展历程。
遂公盨
第三节
从国天下到家天下
夏启继承了他父亲大禹的君位，导致了禅让制被打破，实际上应该说大禹本人在里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样就导致国天下变成了家天下。而到了家天下的时候，就是一种世袭制度，父死子继，或者有时候是兄终弟及，以这样的形式来继承君位。
夏朝的建立者虽然是启，但真正在幕后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大禹。夏朝建立之后，它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过一些挫折和历史的反复。启做了国君之后，过了若干年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太康继承了君位。但是，太康在治国期间，经常不理朝政，到处去田猎，结果就发生了一件事，历史上称为“太康失国”。
太康失国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太康长期不在朝廷里治事，所以当时东夷部落的首领羿，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射日的那个后羿，就利用这个机会带着他的人马推翻了太康的统治，自己当上了国君，导致太康有国不能归。太康失国之后，羿当了国君，受到夏民的欢迎，所以史书上说是“因夏民以代夏政”，就是依靠夏朝的民众取得了夏朝的治理权。
但是，羿当了国君之后，也开始沉迷于娱乐，不愿意把心思花在治国上。所以，羿手下的一个叫寒浞的人，又把羿的统治给推翻了。寒浞推翻羿的统治之后，很担心太康的子孙会回来跟他抢夺君位，就要把太康的后人斩尽杀绝。
少康中兴
太康的后人中有一个叫作相，也被杀了。但相的妻子那时候已经怀有身孕，她从屋子的一个洞里偷偷逃跑了，所以躲过了一劫，生下了相的遗腹子，名叫少康。少康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就积极地为复国做准备，他联系各个支持夏朝的部落，和自己结成了联盟。经过长期的发展，按照史书的记载，他后来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就是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军队。后来少康在一些支持他的部落的帮助下，把寒浞的政权推翻了，当上了夏朝的国君。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少康中兴”。
从启打破禅让制，到太康失国，再到少康中兴，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一系列事件，最后才使得世袭制真正得以延续。少康去世之后，他的后人予在位时，夏朝的统治达到了极盛，这是夏朝最繁荣的一个时期。
夏朝灭亡
再往后，夏朝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特别是到了孔甲这个时候。这时已经到了夏朝的后期，按照《史记》和其他一些文献的记载，孔甲也是一个昏庸的国君，民众都很怨恨他的统治。所以，在此之后，各个诸侯国纷纷反叛。按照史书的说法，叫作“孔甲乱夏，四世而陨”，过了四代，夏朝就灭亡了。
真正使夏朝亡国的国君是夏桀。在夏朝统治的后期，发生了很多天灾，据说当时各种疾病流行，很多民众都生病了，整个夏朝的统治到了崩溃的边缘。
另外一方面，夏桀的统治非常残暴，不仅招致了民众的反叛，而且使统治者内部也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这就为商汤灭夏提供了很重要的时机。
商汤灭夏
这个时候，商族的首领商汤就带领一些盟国和夏桀作战，最后打败了夏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商朝。商汤在灭夏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有效的措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因为夏朝本身还是很强大的，而且它有很多盟国，《诗经》里有一句诗叫“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顾和昆吾都是夏朝的盟国，这些国家都是无条件支持夏朝统治的，所以商汤在发展和进攻的过程中，采取了逐一消灭的方式，把韦、顾和昆吾逐一消灭之后，对夏桀进行包围，最后打败了夏桀。这就是夏朝从建立到最后亡国的一个简单情况。
商汤灭夏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个过程中，商汤任用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大臣，就是伊尹。伊尹本来是有莘氏的一个奴隶，商汤很早就听说伊尹很有才华，所以就派人和有莘氏联系，希望得到伊尹，但是有莘氏拒绝了。后来商汤又想了一个办法，希望和有莘氏联姻，娶有莘氏首领的女儿为妻。有莘氏首领很高兴，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商汤，同时将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送给了商汤。商汤获得伊尹之后，两个人就开始了亲密的合作，最后灭掉了夏朝。
伊尹在商汤灭夏的过程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清华简里，我们发现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叫《赤鹄之集汤之屋》。鹄是一种大鸟，赤鹄就是红色的大鸟。从这篇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出，伊尹实际上是作为商汤派出去的人员，去夏朝做长期的间谍工作，所以他是去夏朝刺探情报的。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伊尹和夏桀的宠妃妺喜结成了联盟，两个人一起合作，把夏朝的很多情报都传递给了商汤。
我们知道《孙子兵法》中有一篇叫《用间》，强调了用间谍获取情报的重要性。其中列举了两个著名的间谍，一个就是伊尹，另一个就是姜子牙。这两个人都是忍辱负重到敌后刺探情报多年，掌握了大量珍贵的材料之后，为自己的国君战胜敌人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孙武说：“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意思就是要获得敌人的重要情报，就要靠间谍，而要用好间谍，最重要的就是让一些具有很高才能的人来充当间谍，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伊尹在辅佐商汤的过程中，就是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间谍，为商汤灭夏立下了汗马功劳。
夏王朝存在吗？
关于夏朝的记载文献，最完整、最系统的就是《史记》的《夏本纪》，《史记·夏本纪》不仅记载了夏朝发展的大致脉络，而且提供了很完整的夏朝各王的世系。但夏朝是不是存在，《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各王的世系是不是可靠，一直有人持怀疑的态度。为了证明夏朝真实存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著名学者徐旭生带领考古所的同行，在河南和山西一带进行夏墟的探寻，最后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发现了重要遗址。经过长期的发掘，最后确定这个遗址是介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遗存。这个文化后来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这样，整个中原地区从考古学的地层分析来说，已经没有缺环。也就是说，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再到二里岗文化，从地层上来说，已经完全衔接上了。从考古地层的角度来说，夏朝如果是一个真正存在的王朝，那么它的地层一定在这几种文化之间。其中时代最为接近的，就是二里头文化，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都予以承认。但是，二里头文化本身又可以分为四个地层，二里头文化是不是都是夏文化，还是说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和夏文化有关，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当然，现在从事二里头考古的很多学者，根据最新的一些考古发现，对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之间的关系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质疑，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得出最后的结论。
如果夏朝是真正存在过的一个王朝，而且确实是在河南和山西这一带存在过的一个政权，那么它的文化一定是保存在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再到二里岗文化之间的这个地层段里。究竟哪一段和夏文化有关，还需要学者们做更多的研究，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发现，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证据。
无论如何，《史记·夏本纪》的记载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夏本纪》之后就是《殷本纪》，《殷本纪》里所记载的商朝各王的世系，现在通过甲骨文的发现，已经可以得到证实。而除了《夏本纪》和《殷本纪》之外，我们看不到其他任何与此有关的材料。这说明司马迁很可能掌握或是看到了一些后人没有了解和看到的资料，所以他才有可能写出《夏本纪》和《殷本纪》这样的内容。既然《殷本纪》现在证明基本上是可靠的，那么《夏本纪》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科学性？虽然这一点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但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夏本纪》的内容也应该是比较真实可靠的。
不管怎么说，夏朝的历史是中国上古历史中特别重要的一环，虽然我们现在在考古中还没有找到完全和夏朝对应的古代文字，但是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夏朝的历史应该是真实可靠的。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清华简里有一篇叫《厚父》的文章，这个厚父就是夏朝的后人，他总结夏朝兴亡的教训，对夏朝的历史做了很多回顾。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古书记载有其可靠性，那么包括现在出土的简帛、青铜器，还有传世的古书等，都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夏朝实际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政权，夏王的世系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历史记载。
虽然目前夏朝的存在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证实，但是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夏朝的历史还是值得我们予以特别重视的，希望将来能够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更多与夏朝有关的历史线索。
第四节
商汤灭夏与殷都屡迁
先商时期
商朝是商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商人最早的祖先名叫契，据说契的母亲有一次在野外洗澡，看见天上的燕子掉下来一枚蛋，他的母亲就把这枚蛋吃了，然后就怀孕生下了契。契曾经辅佐大禹治水，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玄鸟生契
契去世以后，他这个民族一直延续下去，传到他的后代相土的时候，商民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诗经》里有一句诗叫“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据说相土曾经带领军队在东方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在相土之后，商民族又经过一系列发展，到了先祖王亥这一代。王亥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人，据说他发明了牛车，用牛车来运输，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发明。而且王亥特别善于做生意，经常与各个部落进行贸易往来，所以我们现在称做生意的人为“商人”，据说就是和王亥有关。
当时王亥到有易这个部落做生意，大概在今天的河北易县一带，并且带去了很多的财物。有易的首领绵臣看到王亥带了那么多好东西，就起了歹心，杀害了王亥，并霸占了他的财物。王亥的儿子叫上甲微，他为了给父亲报仇，就和一个叫河伯的部落首领联盟，从河伯那里借来一支军队，打败了有易，夺回了财物。上甲微之后，商民族又经过了几代的发展，到了大乙这一代，大乙就是商汤，他最后灭了夏朝，建立了商朝。
商汤以前的时期称为先商，这段商朝建立以前的历史对商朝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伊尹与太甲
我们说商汤灭夏实际上和伊尹的辅佐密切相关，伊尹本来是有莘部落的一个奴隶，后来获得了商汤的赏识，辅佐商汤灭夏。据说伊尹是一个厨师，非常善于烹调，而且以烹调为例来讲述治国之道，商汤听了他很不一样的解释，对他刮目相看。
商汤去世后，经过数年的权力交接，他的孙子太甲继位。太甲当上君王后，昏乱暴虐，不遵守法制，伊尹作为一个老臣，经常规劝太甲，但是太甲根本听不进去。后来伊尹看太甲不可救药，就将他流放到一个叫桐宫的地方。被流放到桐宫以后，太甲才深刻地反省，意识到自己的种种问题。伊尹看到太甲真心悔过，又把他从桐宫接回来，继续辅佐他治理国家。这是《史记》中的说法。
但是在西晋时发现的《竹书纪年》里，关于伊尹和太甲的关系有不同的记载。这个记载说，伊尹把太甲流放到桐宫以后，太甲不甘于自己的失败，于是偷偷地溜出桐宫，组织了一支队伍攻回去，杀掉了伊尹，夺取了政权。这是《竹书纪年》里的记载。
这两种记载，一定有一个是正确的，一个是不正确的。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不正确的呢？我们需要做一些分析，而最好的分析的依据就是甲骨文资料。因为在甲骨文里，有很多地方提到了伊尹，讲述了对伊尹进行祭祀的事情。我们看了甲骨文资料之后，就知道《竹书纪年》里关于太甲杀伊尹的记载一定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商朝的甲骨文里记载对伊尹的祭祀活动非常隆重，祭祀伊尹与祭祀商王的礼仪基本是相同的，可见伊尹在商朝人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如果伊尹是被太甲所杀，那么他在商人心中不可能有这样的地位，也不可能受到那么隆重的祭祀。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伊尹既辅佐了商汤，又辅佐了太甲，而且还帮助太甲改正了他的错误，所以他在商王和商朝的民众心中才有那么崇高的威望，一直受到商王的祭祀。这是我们对伊尹和太甲关系的认识。
殷都屡迁
商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的都城经常迁移。按照古书中所说，“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商朝的都城不断地迁移，“前八”就是在商汤灭夏之前迁移了8次，“后五”就是在商汤灭夏以后又迁移了5次，也就是说它的都城前后至少迁了13次。商朝为什么要把它的都城不断迁移？这是一个历史之谜。
过去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很多探讨，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殷都屡迁是因为要避水患，因为当时各地会发生水灾，一旦发生水灾，就必须迁都避难。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的农业还是粗放型的，把树砍了以后就撒一些种子在那里，但是经过若干年的开发，这个地方的土地就会比较贫瘠，所以为了保证收成，就必须迁都到别的地方发展。
也有学者说是出于与其他方国联盟的需要，因为当时商朝与其他一些方国和部落结成联盟，为了便于与这些方国和部落沟通联系，在不同时期与不同的部落保持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需要经常迁移都城。不管怎么说，殷都屡迁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是商朝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特征。
到了盘庚的时候，殷都的迁移就停止了。盘庚把都城迁到殷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河南安阳小屯村这一带，这个地方后来也被称为殷墟。因为在周武王灭商以后，殷都就废弃了，成了一处废墟，所以称为殷墟。盘庚迁殷以后，商朝就再也没有迁都了，所以按照史书的说法，自从盘庚迁殷以后，在后来的273年里，“更不徙都”，就再也没有迁移都城了。商朝的前期和后期的分界点就是盘庚迁殷，迁殷之前的商朝和迁殷以后的商朝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我们现在了解得比较多的是殷都屡迁以后的情况，对迁殷以前的商朝的历史了解得很不够。在盘庚迁殷之前，商朝曾经发生过“九世之乱”，就是前后有九个王统治期间，连续发生王位争夺事件，一直处于动荡中。盘庚迁殷以后，这个局面才逐渐改观。
盘庚迁殷以后，从盘庚到商王武丁之间还有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史料很有限，虽然历代商王的世系在《史记·殷本纪》里有详细的记录，但是具体情节很少。
武丁时期
武丁在位以后的历史我们比较熟悉，主要原因就是在那之后，我们发现了很多甲骨文。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甲骨文，主要内容都是武丁时期和武丁之后各代商王统治期间的文字记录。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很多青铜器，青铜器上也有铭文。但不管是甲骨文还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基本都是商朝中后期的文字记录，也就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实际上甲骨的占卜在那以前也有，但是没有文字。金文也是，商朝中后期之后才有这种在青铜器上刻写文字的习惯，之前很少，甚至没有。
所以，我们前面讲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文字资料应该是用竹简或木简书写的，但是竹木简这样的材料很容易腐烂，不容易保存下来。我们现在要看到夏朝和商朝的竹简或木简，是不太可能的。而在夏朝的时候，没有在甲骨或青铜器上刻文字的习惯，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发现夏朝的文字资料。
商王武丁统治期间，商朝达到了极盛阶段。在武丁之后，商朝还持续繁荣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到了商王纣在位的时候，商朝的混乱已经达到了极点，最后被周武王消灭，商朝就此灭亡。
商朝的对外联系达到了非常广泛的程度，因为商人本身非常善于经商，他们的足迹遍布天下。从商朝殷墟的遗址来看，商人与外界的交流可以说非常广泛。以甲骨来说，商朝所用的甲骨，就是乌龟壳，既有本地的，也有很多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最远的来自今天的马来半岛一带。从马来半岛到殷墟，可以说是万里之遥了。
再比如商朝铸造的青铜器，根据对里面的放射性元素的检测，商朝周边的地区没有那样的铜矿，其放射性元素和云南个旧的铜矿是较为一致的。所以，商朝的一些铜料可能来自云南。
另外，妇好墓里——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出土了大量的铜器、玉器和象牙器等，其中很多玉器的玉料来自新疆地区。从这些方面来看，商朝和各地的经济、文化的交流程度，实在超出我们的想象，可见商朝完全不是一个封闭的政权，它和外界有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这对商朝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马车和其他一些东西，也从中亚和其他地方传到了商朝，对商朝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妇好墓玉器
第五节
甲骨文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甲骨文是商朝时期留下来的重要文字资料，它是商王占卜的记录。但是，这种说法本身是不全面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全面认识甲骨文
甲骨，包括龟甲和兽骨，龟甲当然就是乌龟壳了。商朝所用的龟甲，既有殷墟附近当地的龟，也有从远方运来的龟，甚至有从马来西亚那一带运来的龟，可见商朝和海外之间的商业往来是非常频繁的。兽骨一般是牛的肩胛骨，还有其他动物的骨头，比如鹿的骨头，甚至大象的骨头，也可以作为刻写的材料。
龟甲卜文
周公庙甲骨
目前我们一般都认为甲骨文是商朝的，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我们不仅发现了商朝的甲骨文，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甚至有个别的可能是西周中期的。20世纪50年代，在山西洪洞就发现了西周的甲骨文。除此之外，在陕西的岐山和凤雏一带发现了周原甲骨，周原甲骨都是周人的占卜记录。周原甲骨虽然数量很多，但大量的甲骨上是没有文字的，只有几百片甲骨刻写了文字。前些年在陕西岐山的周公庙又发现了大批甲骨，也是西周时期的。可见从时代来说，甲骨文并不都是商朝时期的，西周时期也有。
商朝的甲骨不仅在殷墟有发现，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比如在郑州，还有山东济南的大辛庄。21世纪初，在济南的大辛庄发现了一些甲骨，大辛庄那一带是商朝在东方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
按照传统的说法，甲骨文是商王占卜的资料，这个说法也不全面，当然主要是商王占卜的资料，但也有很多不是。比如商朝的一些贵族，他们也可以用甲骨来进行占卜，所以有学者说，甲骨文可以分为王卜辞和非王卜辞，就是除了王占卜的资料之外，还有贵族占卜的资料。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因此，虽然大家都听说过甲骨文，但是实际分析起来，它是非常复杂的：从时代来说，既有商朝的，也有西周的；从分布的范围来说，既有殷墟的，也有其他地区的；从内容来说，既有商王的占卜记录，也有其他贵族的占卜记录。所以，我们对甲骨的认识应该更全面一些。
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的发现值得我们大说特说，最早发现可以追溯到1898年，就是19世纪末。当时河南安阳小屯这个地方的农民在地里种庄稼的时候，会在地里发现一些乌龟壳或者动物的骨头，当地人把它们称为“龙骨”。农民觉得“龙骨”在地里很碍事，经常把它们扔到一边的废井里，或者拿回家，卖给一些做刀疮药的。当时有个姓李的剃头匠，经常把这些骨头磨成粉，做成刀疮药。所以，很多甲骨在这个过程中被毁掉了。转机发生在1898年，当时有一些古董商到安阳这一带来收购古董，他们看到农民手里这些甲骨以后，就试着收购了一些，然后去向一些学者请教。其中有一个姓范的古董商，拿着甲骨到北京找到了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校长），名叫王懿荣。王懿荣是非常著名的金石学家，他看到这些材料之后，非常吃惊，问这些材料是从哪里获得的。古董商为了隐瞒真实的出土地点，就说是河南汤阴，汤阴就是岳飞的老家。王懿荣非常兴奋，让古董商再去大量收购这些甲骨，他愿意全部购买。在他的鼓动下，这个古董商又去安阳买了很多甲骨卖给他。
但是王懿荣还没来得及进行细致的研究，在1900年就发生了义和团事件，王懿荣支持义和团，所以他在北京城被八国联军攻破的时候投井自杀了。他所收购的这些甲骨就流散了，其中大部分被他的一个朋友刘鹗，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买去了。后来刘鹗选取了其中的一些甲骨出了一本书，叫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龟》出版以后，当时很有名的学者孙诒让就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写了一本书，叫《契文举例》。此后甲骨文就逐渐为世人所认识了。后来很多收藏家，比如罗振玉，还有其他很多人，都纷纷到安阳去收购甲骨。1928年，国民党在北伐胜利后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里面设了一个考古组，考古组就立即组织考古队员到安阳进行大规模的发掘。经过十几次的发掘，收获了很多甲骨和其他材料，使殷墟作为商朝都城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工作人员对安阳进行了长期的发掘，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个地方还有大批的甲骨资料被发现，对甲骨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早的信史
甲骨文的发现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19世纪末开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掀起了一股怀疑中国历史的思潮。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上古历史靠不住，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说“东周以上无信史”，就是说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都是不可靠的，都是假的。比如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白鸟库吉，他提出了“尧舜禹抹杀论”，否认尧、舜、禹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认为这都是中国人编出来的上古神话。中国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发起了“古史辨”运动，对中国的上古历史、典籍予以严格的审查，认为中国的上古史都是靠不住的，很多上古文献也是后人伪造的。“古史辨派”本身对突破封建因素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完全否定了上古历史，导致了大家对上古历史的迷茫。而甲骨文的发现，从另外一个层面印证了中国上古历史的可靠性。
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就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王国维先生对甲骨文进行研究之后，撰写了一些非常经典的著作，其中有两篇著名的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这两篇论文中，王国维把一些碎了的甲骨拼接好之后，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他发现甲骨上有非常完整的商朝各王的世系，他把这个商王的世系与《史记·殷本纪》进行对照，发现这两者基本是吻合的，这就说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非常可靠的。这样，一方面他印证了甲骨文就是商朝的文字资料，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甲骨的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是准确可靠的商代历史资料。所以，这个研究把过去大家都怀疑和否定的上古历史往前推了很长时间，从过去认为东周以上无信史，推到了商朝武丁时代。如此一来，中国的信史，也就是可靠的历史，大大地往前推进了。所以，今天的所有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商朝的存在，不能否认商朝所达到的文明高度。
但是我们要知道，甲骨文不是商朝所有文字资料的总和，它只是商王的占卜记录，而占卜活动在当时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当时社会上通行的书写材料是用竹子或木头加工成的竹简和木简，但是这些材料容易朽烂，没能保存下来。所以，从来源来说，甲骨资料是很有限的，但是在这些有限的资料里，竟然保存了5000多个汉字，而且这些汉字里有大量的形声字。而形声字是文字很成熟以后才会大量出现的，所以甲骨文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既然武丁时期已经有这么成熟的文字，那么在这之前一定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程，所以我们说夏朝的历史和商朝早期的历史一定是可靠的，而且一定有文字资料，其原因也在于此。
甲骨文对商朝历史研究的意义
我们发现了这么多甲骨文，对商朝历史的研究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可以说，甲骨文除了印证了商朝历史的可信之外，还对商朝历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周易》里有一句话叫“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过去大家都认为“鬼方”是“远方”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国君去讨伐远方的敌人，用了三年时间才取得胜利。但是结合甲骨文和其他资料之后，大家认识到“高宗”就是商王武丁，而“鬼方”正好在甲骨文里有记载，是武丁多次对鬼方发动战争。所以这样看起来，“高宗伐鬼方”的意思就是武丁当时对鬼方这个部落发动了长期的战争。这些都是我们发现甲骨文以后所获得的新知识。
那么，有没有一些与甲骨文里的记载相吻合的考古发现呢？我们说是有的，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妇好墓。妇好墓是安阳的考古工作者在1976年发现的一座很重要的墓葬，墓葬的规模并不是特别大，但里面埋葬的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妇好。妇好在史书里并没有记载，但是在甲骨文里有关于她的大量记载。她就是殷高宗武丁的妻子。甲骨文里提到妇好的地方有200多处，从这些甲骨文的记载可以看出，武丁对妇好是非常关心的，妇好生病的时候，武丁就要进行占卜，看她什么时候能好。妇好有一次怀孕生产，武丁也是非常焦急，一再卜问她是不是能够顺利产子。“妇好”这个名字在所有文献里都没有提到，只有甲骨文里提到了，正好我们在1976年又发现了妇好的墓葬，这样就产生了甲骨文的内容和地下的考古发现完美对照的一个成功范例。所以，一方面妇好墓的发现可以印证甲骨文的记载真实可靠，另一方面甲骨文也为我们对妇好墓的断代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证据。
妇好墓里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玉器、青铜器，还有象牙器等文物。刚出土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时代的，商朝有早期、中期、晚期，到底是什么时期的呢？很多人就认为，这么精美的文物，肯定是到了商朝后期才能制作，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是，铜器上的一些文字提到了妇好，而这个妇好正好在甲骨文里有记载，她就是武丁的妻子。通过这一点，大家就可以确定妇好墓的年代。过去学者们认为甲骨文中提到的妇好有两个人，一个是武丁时期的妇好，另一个妇好是稍晚期的。妇好墓发现之后，学者们经过反思，认为晚期的妇好和武丁时期的妇好是同一个人，过去认为甲骨文中提到的妇好是两个人，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对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的理论有缺陷。所以，妇好墓的发现使得甲骨文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甲骨文在2017年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是对甲骨文价值的又一次充分肯定。通过对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其他一些材料的研究，我们对商朝的了解要远远比司马迁那个时候丰富得多。但是，对甲骨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甲骨很容易破碎，而且甲骨文里还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字，所以对甲骨的研究和认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第六节
武王灭商
商朝灭亡
我们知道商朝的最后一个国君是商纣王，对于商纣王的暴行，看过《封神演义》的人应该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但这种文学作品的描述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关于这一点，孔子的学生子贡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就是纣王他是不好，可是他再不好，也没有传说的那么厉害。那么，为什么会这么传呢？子贡说：“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所以，作为君子，要提高自己的品行，不能做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人，一旦被人看不起，天下所有的坏事都会往他身上堆。民众都有这个特点，你要是好，就觉得你好还不够，还要给你好上加好；你要是坏，就觉得你坏还不够，还要给你坏上加坏。实际上，我们从《史记》的记载中可以知道，纣王这个人还是非常有能力的，据说他力大无比，可以和猛兽搏斗，而且他非常聪明，正因为他太聪明了，所以听不进大臣的话。所以，纣王实际上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坏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商朝的灭亡有特定的背景，就是在商朝的后期，商朝和东方的东夷之间的矛盾爆发了，所以商纣王把很多力量都集中到东方去对付东夷。结果周武王灭商的时候，商王朝的大军都在镇压东夷的叛乱，国内处于一个空虚的状态，没有实力来与周军抗衡，所以周武王正好利用了这个机会。按照《左传》的说法，叫“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就是商纣王虽然战胜了东夷，但是把自己的性命给丢了，因为他的大军都驻扎在东方，没有办法赶回来和周军作战。这也是西周初年面临重要危机的原因，实际上东方还有很多商朝的力量，灭商之后的周人还没有能力控制住东方，因此导致了西周初年的一系列战争。
周人崛起
周人的崛起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周人的祖先相传是后稷，后稷的母亲叫姜嫄。姜嫄生后稷有一个故事，据说姜嫄有一次去野外，看到地上有一个很大的脚印，她觉得很好奇，就用自己的脚踩到这个巨人的脚印里去比对，看自己的脚和这个巨人的脚有多大差别。这一踩不得了，她居然怀孕了。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儿子。因为这个孩子没有父亲，所以姜嫄很嫌弃，就想把他给扔了。但是不管她怎么扔，总是有奇异的事情发生。比如把这个孩子扔到冰面上，就有一只大鸟飞到冰面上，用自己的翅膀盖住他，不让他冻着。姜嫄觉得这个孩子很神奇，就把他抱回家养大了。因为最初想把他抛弃，所以给他取名叫弃。
弃长大以后，因为非常善于种庄稼，所以被人称为后稷，就是农业之神。所以，周人的兴起和后稷有关，就是说周是一个农业民族，与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后稷的子孙后来逐渐发展壮大，到其后代公刘的时候，他率领周人迁到了豳，就是今天的陕西彬县一带。公刘的儿子庆节正式在豳建立了周国，周人的崛起壮大从此开始。
后来到了古公亶父的时候，又把都城从豳迁到了周原，就是今天的陕西岐山、凤雏一带，周的实力越来越壮大，开始有了和商朝一较高下的能力。到了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在位的时候，周人因为实力越来越强大，引起了商朝的警觉，所以商朝的国君文丁就把季历给杀了。季历的儿子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带领周人继续发展。最后周人的实力已经不可阻挡了，按照《论语》的说法，当时周人的力量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人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商朝。
“商戚在周，周戚在商”
前几年，我们在清华简里发现了一篇与周文王有关的文献，叫《保训》。《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的遗言，就是他临终时交代他的儿子发，也就是周武王，要好好治理国家。另外，清华简里还有一篇文献叫《程寤》。《程寤》的故事更有意思，这篇文献的背景是这样的，周文王的妻子名叫太姒，太姒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商朝的朝廷里长满了荆棘，她的儿子发，也就是周武王，就在商朝的朝廷里种下了很多周人的树。太姒做了这个梦以后很吃惊，就告诉了周文王，周文王赶紧把发叫来进行占卜。占卜的结果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梦，这个梦的寓意就是周有机会战胜商，上天已经把商的天命转给了周。他们非常高兴，就向上天跪拜，感谢上天把天命赐给了他们。在这个过程里，周文王对发说了一句话：“商戚在周，周戚在商。”“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忧患的意思，商人的忧患来自周，周人的忧患来自商。所以，这个记载对我们了解商和周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帮助，因为按照一些传世文献的记载，周文王对商纣王忠心耿耿，因为周本来是商的一个附属国。但是我们看了《程寤》和其他的一些材料之后，应该对这一点有不同的认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周文王的父亲季历是被商王所杀，所以如果说商和周之间毫无隔阂，而且周文王对商朝忠心耿耿，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程寤》里说“商戚在周，周戚在商”，正好揭示了商、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在。
据说周文王在位50年，他生前没有机会消灭商朝，这个目标是他的儿子武王实现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当时商纣王正面临着东方的叛乱，所以他把所有的军事力量都集中到了东边，而这个时候周武王就带领他的盟国军队浩浩荡荡地攻到了商朝的郊区牧野一带，并举行了誓师，历数商纣王的种种罪行，要求军队勇猛杀敌。牧野之战以后，商纣王见大势已去，就自焚了。这就是商朝灭亡的大概情况。
牧野之战的时间
牧野之战的具体年代是什么时候，史书上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但是具体在哪一天，是有明确记载的。按照《尚书·牧誓》篇的记载，是在“甲子”这一天。这个记载到底可不可靠呢？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青铜器，叫利簋。利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在牧野之战后的第七天得到了周武王的赏赐，所以他专门做了这么一件青铜器来做纪念。这件青铜器的铭文里很明确地记载了武王征商是在甲子这一天的早上，所以这就验证了武王是在甲子这一天发动牧野之战，打败了商纣王。具体是在哪一年，因为史书上没有记载，所以过去很多学者都进行过讨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结合青铜器和各方面的考古材料综合研究判断，认为在公元前1046年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所以现在一般都把牧野之战的时间定在公元前1046年。
利簋
商周政权变更
从商朝到周朝，虽然只是一个政权的变更，但是它的影响非常深远。王国维先生当年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论文，叫《殷周制度论》。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中国历史上变革最剧烈的时期就是从商到周的这段时期。当然，从今天来看，这个说法确实有夸大的成分，因为商、周之间还是有很多文化承袭的，就是继承的成分。但是从商到周，确实也有很多地方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我们可以举出若干个方面。
西周青铜器散氏盘
比如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朝的人非常重天，非常强调祭祀，所以商朝的青铜器上有很多神秘的图案，让人产生一种敬畏之感。这种情况到了周朝以后，变化比较明显。周朝的人是比较重文的，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周朝的青铜器上的纹饰越来越简单，甚至只是点缀而已，完全没有了商朝那种神秘庄重的色彩。
再比如，商朝人特别喜欢喝酒，甚至他们自己都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喝酒喝得太多了，大家都非常颓废，才导致亡国。所以周朝建立之后，就采取了很严格的禁酒措施。我们都知道《尚书》里有一篇叫作《酒诰》，《酒诰》就是周公禁止周朝的贵族饮酒的禁令，其中强调，如果酗酒，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与此相印证的就是，商朝的酒器特别多，妇好墓里发现了大量的酒器，我们想象不到妇好作为一个女子，竟然也这么能喝酒。但是到了周朝以后，商朝流行的酒器就明显减少了，有些酒器甚至就绝迹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商周时期的变化。
另外，到了周朝以后，特别强调礼乐制度的建设，周公本人是这方面的一个积极的倡导者，所以这对周代文化的变化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周代的文化，还有各方面的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发展，今天的很多制度和观念，如果追根溯源，都和周朝的文化密切相关。所以，孔子曾经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的这些礼乐制度和文化，孔子本人是特别赞赏的，孔子虽然是殷人的后代，但是在文化上，他更认同周代的文化，而不是商代的文化。
周人很重视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度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周人借鉴商朝亡国的教训之后制定的新措施。这些措施使得周朝成为一个延续了近800年的王朝，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因为吸取了商朝亡国的教训。
第七节
成康之治
西周初年的局势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周武王完成了灭商的大业，但这只是完成了周人统治的第一步，并不意味着周武王彻底完成了对这个国家的管理。周武王灭商之后，一直忧心忡忡，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统治工作可能更艰巨。根据《史记》的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由于心理负担很重，经常整夜不能睡觉，怎样巩固灭商的成果，完成对国家的治理，种种问题摆在了周武王面前。因为周朝的都城在镐京，就是今天的西安附近，要完成对东方的管理非常不便，所以周武王在灭商返回的途中一再留意，希望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地点来建立新的都城，完成对国家的治理。他在撤军的过程中经过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一带，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定都地点，所以希望在洛邑一带建立新的都城，为此他曾经与周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但是，周武王回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生病去世了。周武王去世后，周王朝内部的贵族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当时周公摄政这个局面表示不满，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就利用这个机会，联合这些贵族发动了三监之乱。
周公东征
三监之乱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西周刚刚完成灭商，实际上还没有能力控制全国的局面。但是，在周公的有力领导下，周人很快就组织了一次大军东征。按照《尚书大传》的说法，周公居摄以后，“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殷就是殷墟那一带，奄（或称商奄）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当时山东曲阜这一带有另外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秦人的祖先。秦人的祖先是嬴姓，曲阜这一带是秦人祖先的一个聚居地点。
当时秦人中有一个著名的首领，叫飞廉，据说跑得非常快，他的儿子叫恶来，据说可以和猛兽搏斗。周武王伐纣时，恶来被杀了，飞廉因为被商纣王派去出使北方，所以侥幸逃过了这个劫难。在西周初年的时候，飞廉又回到了山东一带，积极联络他的同族，伺机造反。周武王去世后，商奄这一带嬴姓的民众起来造反，所以周公在平定了三监之乱后，又继续东征，打到了曲阜这一带，平定了奄人的叛乱，而且把飞廉也杀了。
飞廉被杀后，参与叛乱的嬴姓民众就被迁移到西周的西北边境，也就是甘肃一带，实际上是把他们发配到了边疆，让他们在西北地区驻守，防御西北地区的戎人，这些人就是后来的秦人的祖先。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以后，实力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又不断东进，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当然这是后话了。
巩固统治
平定三监之乱使周朝的地位得以巩固，而且正是通过平定三监之乱，周人才真正有能力控制全国。那么，怎么来管理广袤的领土，有效地发展各地的经济呢？周人就想了一套分封诸侯的措施。实际上，在周武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分封诸侯了，但那时候分封的诸侯主要是一些帝王的后人和一些商朝的贤人。
在周公摄政和周成王的时候，分封的诸侯则是一些辅助周武王灭商的功臣，还有一些周王室的亲戚。按照《左传》的记载，当时的这个分封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通过分封这些与周王朝有密切关系的人，给周王朝建立一个很大的屏障。周的分封在当时叫作“授民授疆土”，就是通过举行一定的仪式，把某一块土地和上面的民众都分封给某一个贵族，这个贵族要自己到当地去发展。所以，当时的分封制度只是给这些贵族一定的权利，让他们有条件到当地建立一个国家，然后把这些国家建成周王朝的屏障。
很多贵族都不负众望，逐渐建立起强大的政权。比如齐国，就是姜子牙的封国。姜子牙利用当地的海盐之利，煮盐以后进行贩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燕国封在今天北京房山的琉璃河一带，成了北方的一个很重要的屏障。前些年在湖北随州的叶家山一带发现了南宫适的封国，随州这一带是随枣走廊的一个战略要地，对于周王室控制南方至关重要。
所以，通过分封，周王室就在那些重要的地点建立起了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的建立和发展，使得这些地方的安全形势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另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行动，就是周公遵从周武王的遗愿，开始在洛邑这一带营建东都成周。在营建过程中，周人调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新都建成之后，周人把一些商王朝的贵族集中到这里进行看管，这样就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的安全。
周公还采取了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规范的礼乐制度。这个制度的实行，从制度层面为西周政权的巩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保障。
这就是周公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所做的一系列事情。
周公称王了吗？
按照古书上的说法，周公摄政总共持续了7年，7年期满后，他就把政权还给了周成王。但是在周公摄政的7年间，他自己有没有称王，这就成了一个历史疑点。很多古书说，周公在摄政期间称王了。这个说法现在看起来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周公称王，而且现在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有的青铜器上列举了西周各王的世系，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到周公），还有其他资料，也没有提到周公称王。所以，周公摄政称王不是历史的真相。当时周公只是辅佐周成王治理国家，他自己并没有称王。
周公去世之后，周朝的政权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通过分封制、宗法制，还有礼乐制度等，周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到了周康王时期，国家就全面稳固下来了。所以，《史记·周本纪》记载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就是当时有40多年都不需要采取刑罚措施，也就是说当时没有什么犯罪，整个国家政治非常清明，达到了西周时期发展的顶峰。
考古发现中的周代政治
现在我们发现了很多西周初期，也就是周成王到周康王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西周初年的政治。其中最典型的一件青铜器就是何尊，是一个名叫何的人所做的一只尊，尊就是酒器。这只何尊是一件特别重要的青铜器，与周公营建东都洛邑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从何尊的铭文里可以看到，周武王灭商以后，就希望在洛邑建立新的都城。按照铭文的说法，叫“宅兹中国”，就是要在中国，也就是洛邑这个地方安下家，建立新的都城。
何尊
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材料中，“中国”这个词最早就是出自何尊的铭文，所以何尊对研究西周初年的政治和当时朝廷的治理政策有很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发现，比如沫司徒疑簋（与康叔分封到卫国有关），还有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发现的克盉、克罍。在北京琉璃河发现的这些器物的铭文记载的是召公的儿子克被封到燕国，建立燕国的情景。传世文献里没有提到第一任燕国国君的名字，现在我们根据在琉璃河发现的克盉、克罍，知道了召公的儿子名叫克，克就是第一任燕国国君。
克盉
另外，清华简里有一篇文献叫《封许之命》，是周成王对分封到许国的一个贵族的册命。这个分封到许国的国君名叫吕丁，是许国的第一任国君，这也是我们通过这个发现了解到的。
再比如桐叶封唐的故事，当年周成王和他的弟弟唐叔玩耍，成王拿着一片桐叶做象征，说要把唐叔分封为诸侯。周公听说这件事后，就和史官找到周成王，希望他兑现他的分封承诺。后来周成王就把唐叔封到了唐，后来改叫晋。晋国的历代国君的墓地，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山西的天马—曲村遗址被发现。
上述这些发现，印证了周成王和周康王时期为稳定全国的政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关键人物：周公
周朝的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制度的有效结合，保证了西周初年国泰民安、和平安定的格局。这种局面持续了40多年的时间，让西周有了一个安宁的环境，可以很好地发展经济。这就是成康之治的大概情况。
在成康之治中真正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周公，所以古人对周公的成就予以高度评价。有人说，文王有大德，可是他没有完成功业；武王取得了大功，可是他没有实现对国家的治理。而周公是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所以在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就是周公。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这个说法虽然有点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周公确实对周朝政治的稳定和国家治理的完成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他所制定的这一套措施，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分析研究西周初年清明的政治环境的时候，不能不看到周公在其中所做出的贡献。
第八节
共和行政
西周后期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通过回溯这些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表象是由深层的原因造成的。
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
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发生在公元前841年，这一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为什么会发生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按照《史记》和其他史书的记载，主要原因就是周厉王好利，经常与民众争夺各种利益。当时很多国人都很有意见，说王的坏话，召公就向周厉王报告，说民众都不堪忍受这样的压力。结果周厉王不仅没有改弦更张，反而任命卫国的巫者来监督，一旦有人说朝廷的坏话，就把他杀掉，所以当时民众都不敢说话，“道路以目”，就是在路上遇到的时候，只能用眼神来打招呼。最后老百姓不堪忍受这样的高压政策，爆发了国人暴动。国人暴动爆发之后，周厉王惊慌失措，逃到了彘这个地方，朝廷政权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来执掌，号为“共和”。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共和元年之后的所有历史年份都非常明确，我们知道《史记》有一篇《十二诸侯年表》，《十二诸侯年表》就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之后的所有年份都是确切的，之前则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年份。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们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国家科技部曾经设计了一个“九五”重大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工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把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年代问题搞得更清楚一点。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应该说，我们现在对西周以前的历史比过去有了更明确的了解，但是真正确切的历史纪年，还是从共和元年开始的。所以，这个年份对中国历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国人暴动的深层原因
以上是史书上关于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的记载的大致情况。但是，历史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
恐怕并非如此。西周后期发生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有深层的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当时西周王朝面临着严峻的外患，而这一点在《史记》的《周本纪》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我们知道，西周建立之后，早期的时候实力是很强大的，特别是在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所以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是服从的。但是到了周昭王的时候，西周就开始走向衰弱。当时南方的楚国起来了，不听从周王室的指挥，所以周昭王统治期间面临着很严重的外患。楚国联合周边的一些国家公开反叛，导致了周昭王南征。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很多都是与这次南征密切相关的。周昭王南征过程中经历了很多事件，最后以失败告终。
周昭王末年，昭王亲征楚国，楚国被迫表示服从。班师回朝渡过汉水的时候，楚民给周昭王送了船，都是很精美、很华丽的大船，但实际上这些船是拿胶水胶着的，行驶到汉水里，整个船就散了，周昭王和他的六师全部掉到汉水里淹死了（“丧六师于汉”）。所以，周昭王的南征最后是以失败告终。按照史书的记载，叫“昭王南征而不复”，就是他南征，最后没有回来。
后来到了周穆王的时候，除了面临南方的问题，西北边的犬戎也开始公开反叛，所以周穆王曾经征伐犬戎，虽然表面上获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双方的矛盾一直存在。所以，我们看到周穆王西巡天下，有很多故事，包括在西晋的时候发现了《穆天子传》一书，记载了周穆王到各地巡游的情景。周穆王巡游，当然有好大喜功的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和那个时候各个地方出现了很多问题有关。这种局面持续了恭、懿、孝、夷几朝，即周恭王、周懿王、周孝王、周夷王，并没有改观，到了周厉王的时候，可以说越来越严重。
这个情况在《史记》里没有记载，但是在《后汉书》里有很详细的讨论。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史记》没有记载的事情，在《后汉书》里反而有记载，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西晋的时候，河南汲县发现了一座魏国的墓葬，里面出土了一部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竹书纪年》记载的内容非常翔实丰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人，所以他有机会读到很多司马迁没有读过的材料。他在写《后汉书》的时候，就补充了很多司马迁没有看到、没有了解的事情。根据《后汉书》的《西羌传》和《东夷列传》的记载，在周厉王时期，这些戎狄，还有南方的淮夷，都和西周王朝发生了战争，而且战争都非常惨烈。这样，周厉王当时就面临着南北两线作战的局面。
为什么周厉王好利，让荣夷公来给他搜刮民众的财富？这实际上有一个很深刻的背景，就是当时西周王朝南北两线都吃紧，所以军费开支非常庞大。周厉王为了应付这种战争的需要，被迫向民众征集各种各样的物资，而这加剧了周王朝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最后导致了国人暴动。所以，国人暴动的原因实际上和周王朝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而不仅仅是周厉王本人的性格特征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这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共和行政的真相
第二个问题就是共和行政。按照《史记》的记载，共和行政是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朝政，所以号为“共和”。今天我们所说的共和国，其中的“共和”实际上就源于共和行政。
共和行政是不是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朝政，这一点实际上是很值得怀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史料，除了《史记》以外，讲到共和行政，都讲的是周厉王被赶跑以后，共国的国君名叫和，被朝廷的卿大夫迎立，代行天子之政。也就是说，当时大家都反对周厉王，周厉王被赶跑以后，朝中不可一日无君，而共国的国君和这个人，因为很仁爱，所以得到了朝廷卿大夫的支持，最后被朝廷的卿大夫拥立，代行天子之政。一直到周厉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姬静继位，是为周宣王，共伯和才把他的权力交出来，回到自己的国家，共和行政才结束。这是其他史书的记载。所以，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就是周、召共和，一种就是共伯和代行天子之政。
这两种记载，到底哪一种更可靠呢？实际上，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史记》的说法可能是不可靠的，其他材料所说的共伯和代行天子之政，这个说法应该是真实的。因为关于共和行政的记载，只有《史记》说的是周、召二公共同执掌朝政，其他所有文献都没有这么说，都是说共伯和代行天子之政。而包括现在出土的清华简等所有材料，也都证明了周公和召公并没有共同来执掌朝政。
我想周公和召公当时应该有两个重要作用，一个作用是国人暴动的时候，召公救下了厉王的儿子静。国人暴动的时候，周厉王跑了，他的儿子在王宫里面临生命危险，召公不顾一切，把太子静藏到自己家中。暴动的国人要求召公把太子静交出来，召公为了救下太子静，拿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出去。最后召公的儿子被暴乱的民众杀了，而太子静因为召公的庇护得以存活。这是召公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当年共伯和代行天子之政的时候，实际上应该是周公、召公和卿大夫一起拥戴共伯和，让他代行天子之政。正因为如此，共伯和才能够完成共和行政这段长达十几年的特殊的执政。所以，实际上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的历史里，还有许多不为我们所知的秘密。
第九节
平王东迁
在公元前771年的时候，西周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年犬戎攻入了西周的都城镐京，周幽王被杀，西周也就正式亡国了。西周亡国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传统认知：烽火戏诸侯
过去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是烽火戏诸侯导致了西周亡国。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周幽王的王后来自申国，这个申国的王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宜臼，宜臼后来被周幽王立为太子。后来周幽王去攻打褒国，褒国被打败后，给周幽王献了一个女子，就是褒姒。褒姒长得非常漂亮，可是她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笑。周幽王为了逗褒姒笑，想尽了办法，可她就是不笑。最后周幽王想了一个馊点子，因为当时一旦有敌人进攻，就点燃烽火报警，这样周边的诸侯就会赶来救援，所以为了逗褒姒笑，周幽王就让他的手下点燃烽火。周边的诸侯一看大事不好，朝廷有敌人来进攻了，就跑来救援。当他们手忙脚乱地带着军队赶到后，才发现根本没有敌人，这只是周幽王跟他们开的一个玩笑。褒姒看到诸侯国的军队狼狈不堪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这让周幽王神魂颠倒。所以，为了逗褒姒笑，周幽王后来多次点燃烽火。由于诸侯屡屡上当受骗，所以后来周幽王再点燃烽火征召诸侯，他们就不肯再来了。这是西周亡国的一个背景。
另外，周幽王当时还做了一些倒行逆施的事情，比如他重用一个叫虢石父的人，这个人想尽办法帮他搜刮民脂民膏。而且，为了宠爱褒姒，他把申后给废了，改立褒姒为后，还把申后的儿子宜臼也就是太子给废了，太子就跑到了申国。申侯，就是申后的父亲，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很生气，就联合犬戎一起攻入镐京。周幽王又点燃烽火召集诸侯来救援，可是谁也没有来，最后周幽王被杀，褒姒被俘虏，西周就亡国了。
这是关于西周亡国的传统说法，所以《诗经》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叫“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显赫强大的西周，最后是因为褒姒而灭亡的。
烽火戏诸侯故事的不可靠性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内容，都是《史记·周本纪》里的说法，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西周时期，不太可能有烽火报警制度，这种制度是到了战国，甚至秦汉时期，特别是到了汉代才真正成熟起来的一套制度，是为了防范匈奴而建立的一套制度。西周时期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烽火报警制度，自然也不可能有烽火戏诸侯这样的事情发生。
司马迁在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什么这么说呢？从西周灭亡到平王东迁这段历史，我们经常称其为两周之际的历史，这段历史由于材料特别缺乏，所以是很难写的。司马迁写《史记·周本纪》这一段的时候，所依据的材料是《吕氏春秋》里的一篇文章，叫作《疑似》。《吕氏春秋·疑似》并没有讲到有烽火，而是说当时在一些大路上修了一些碉堡，碉堡上放置一些大鼓，如果有敌人来，会击鼓相告。
实际上，《吕氏春秋》这个记载也是战国后期留下的一个故事，也不可靠。而且这里的史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清代有学者指出，申国在今天的河南南阳一带，犬戎的位置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一定是在甘肃附近，所以申国在周王朝东南1000多里的地方，而犬戎是在西周的西北边，两者相距非常遥远。申侯要去联合犬戎攻打西周，而且还要越过周王朝相互勾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按照《史记》的说法，后来周平王东迁是为了躲避犬戎，这个说法也是不合理的。钱穆先生提出，犬戎杀了周幽王，所以他们是势不相容的，可是对周平王来说，犬戎实际上不是敌人，而是友军，所以他怎么可能为了躲避犬戎而东迁？所以，钱穆先生觉得这个说法也是不可靠的。
周室曾有二王并立
西晋的时候，在河南的汲县发现了一处墓葬，墓葬里出土了一批竹简，里面有一部魏国的史书，叫作《竹书纪年》。《竹书纪年》里也记载了西周亡国这段历史，与《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很不一样。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褒姒的儿子叫伯盘（或作伯服），当时申后的儿子宜臼跑到了西申，周幽王就把伯盘立为太子，最后周幽王和伯盘都被杀了。
周幽王被杀以后，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叫虢公翰的人，又拥立了另外一个人做王，这个人叫王子余臣。所以，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当时有二王并立这么一个局面。一直到“二十一年”的时候，王子余臣才被晋文侯所杀。这个“二十一年”到底是王子余臣的二十一年，还是晋文侯的二十一年，记载也不清楚，有很多争论。
这段历史因为史料特别缺乏，所以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解决。幸运的是，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有一部很重要的历史著作，叫作《系年》。《系年》里有西周亡国、平王东迁这段历史的记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
西周灭亡的过程
我们来看看清华简的《系年》对这段历史是怎么记载的。按照《系年》的记载，周幽王是娶妻于西申。看到这个记载以后，我们特别激动。为什么呢？过去大家一直以为周幽王的申后来自申国，我们刚才说了，申国在河南南阳一带。南阳的这个申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出土过一批青铜器，青铜器上明确记载了南阳这个申国是南申，而现在我们看到清华简的《系年》里说周幽王的妻子来自西申，这下我们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周幽王的妻子不是来自南阳的申国，而是来自西申国。西申国的位置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它一定是在周朝的西北边。据说在周成王的时代，西申国曾经派人来进贡，所以这个国家是一直存在的。
周幽王的妻子来自西申国，这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这两个人（申后、褒姒）各自有儿子，为了争夺君位，就开始了竞争。因为褒姒受到周幽王的宠爱，所以周幽王和伯盘就赶跑了宜臼，宜臼就跑到了西申国。后面的记载我们又是第一次知道，宜臼跑到西申以后，周幽王还起兵去包围了西申，要求西申交出宜臼，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赶尽杀绝，免得给伯盘留下隐患。西申国当然不愿意把宜臼交出来，这样，双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在这个时候，西申国有一个盟国叫鄫国，鄫国的位置我们也不清楚，但一定是西申国和犬戎附近的另外一个国家，想救援西申，可是实力不够，就投降了犬戎，联合犬戎一起来攻打周幽王。周幽王和伯盘猝不及防，就被杀了，西周就是这样灭亡的。
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西周亡国的历史与《史记》中的记载是很不一样的，这里面根本没有所谓的烽火戏诸侯这个背景，应该说是西周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最后引发了战争。在这个过程中，犬戎与西申和太子宜臼联合，杀了周幽王和伯盘。
平王东迁的真相
除此之外，关于周平王东迁的记载也存在很多问题。过去大家认为周幽王被杀后，平王就继位了，继位以后就东迁到了洛邑，所以历史年表都是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西周亡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
实际上，这段历史远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当时曾有二王并立的局面，现在我们看到清华简《系年》里的记载，这一点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根据清华简《系年》的记载，西周亡国之后，朝廷里的卿大夫就拥立周幽王的弟弟余臣做周王，当时称为携惠王。携惠王一共在位21年，最后被晋文侯给杀害了。
所以，实际上西周亡国之后，统治者内部的动乱纷争、争权夺利并没有马上结束，而是立即陷入了二王并立这么一个局面。这个局面持续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一直持续了21年。21年之后，由于晋文侯支持周平王，才把余臣给杀了，周平王才真正取得了胜利。
不过，《系年》里有一句话，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大的争论，叫“周亡王九年”，就是周朝曾经有9年时间没有国君。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学术界对此还有不同的争论，我们暂且不管它。之后，晋文侯就把周平王迎接回来，又过了3年，才东迁到洛邑。
所以，从这个记载来看，周平王东迁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以后，周平王和携惠王，也就是王子余臣，为了争权夺利展开了长期的内战。在这之后，可能经历了9年的无王阶段，可能是朝廷在这9年里一直没有承认周平王作为王的身份。在此之后，又过了3年，因为有晋文侯的支持，周平王才东迁到了洛邑。
所以，实际上周平王实现东迁，应该是在公元前740年左右，这和我们过去认为的西周一灭亡，周平王就东迁是很不一样的。
《春秋》的难言之隐
这个背景使我们联想到，我们过去对《春秋》《左传》的一些理解可能有些问题，比如我们知道《春秋》《左传》都始于鲁隐公元年，是从公元前722年开始记载的。为什么《春秋》要始于鲁隐公元年，而不是从周平王东迁开始写？过去大家觉得很奇怪。现在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之后，就可以理解，实际上鲁隐公之前还有两任国君，就是鲁孝公和鲁惠公，鲁孝公和鲁惠公在位的时间正好是周王朝周幽王被杀，周平王和携惠王之间争权夺利的时期，当时整个西周朝廷陷入一片混乱。而孔子作《春秋》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对朝廷里的一些事情，能隐瞒的就隐瞒。所以，我们看到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取胜后，召集各国诸侯会盟，要求周王前去参加，《春秋》里却说周王去巡狩了（“天王狩于河阳”），等于是视察去了。从这个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孔子的《春秋》是要为尊者避讳的。
当时面临周王朝长达二三十年的内乱，而且是两个王争夺王位，我们可以想象，《春秋》的作者必然觉得非常困惑，不好下笔。按理来说，携惠王，就是王子余臣，他是受到朝廷的卿大夫支持的，是正统的，但是最后他失败了。怎么来看待这段历史，怎么来写这段历史，对《春秋》的作者来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很可能就是为了避免涉及这段不好处理的历史。
另外，春秋初年，在鲁隐公和鲁桓公的时候，经常有周平王向各个诸侯国要钱要车的记载，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印证周平王东迁实际上是很晚的事情。他刚迁到洛邑，百废待兴，各方面的经济实力有所不足，所以经常要求各诸侯国支持。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要知道，两周之际这段历史的错综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过去的历史记载把它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