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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海贝。传统上认为海贝应该是东南沿海的东西，但是在整个长江流域没有发现一枚海贝，最早是在甘青地区的马家窑遗址发现的，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海贝只产于台湾以南的南海和印度洋一带，很可能是从印度洋沿岸通过高加索传到了中国的新疆、甘肃地区，再向中原输入，物以稀为贵，最初是珍贵的装饰品，到了东周时代就成了货币。
除此之外，有学者对整个欧亚大陆青铜文明的发展态势做了梳理。西北地区的马家窑遗址出土了青铜刀，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而那时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已经进入初始期的前段了。到了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初始期的后段，在公元前两千纪初，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已经呈星火燎原的态势了。二里头开始出现的时候，欧亚草原已经进入了青铜文化发达期的前段。在那个时候，拥有前面讲到的倒钩式铜矛等文化因素的塞伊马—图尔宾诺现象已经大范围地在欧亚大陆内陆地区形成了。所以，整个东亚大陆青铜文化的缘起与发展动向应该是与内亚地区密切相关的。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林沄先生有一个比喻，整个欧亚大陆内陆的青铜文化就像一个大漩涡，向外飞溅着飞沫，因此外围一些青铜文化的产生与这种向外飞溅的飞沫是有关系的，当然大量细节还有待进一步探究。但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只懂中国历史已经无法搞清中国的问题了。从青铜时代开始，一直到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西北地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里就属于“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我们读西方学者编写的全球文明史，他们已经敢于在欧亚大陆偏西的部分比较明确地画出文化因素传播的线路了。可以肯定，东亚这一大片绝不是空白，有待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提供最新的材料，参与最新的研究。我们也相信中国考古学提供的这些素材能够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的建构，甚至是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还存在一条连通中国与外部的青铜之路。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及东亚大陆相关文化所显现的各种证据，提示了这样一个结论：青铜催生了中国。
第六节
大都无城：早期王都是什么样子的？
城邑不等于城市
城邑和城市是两个概念，城市是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存在方式的概念，和带有防御、区隔性质的城邑不是一个概念。邑是中国古代对人类聚居的聚落的一个称呼。我写过一本书，叫《大都无城》，封面上的字就是“邑”字。人聚居的地方叫邑，而且最初不管是不是城市，不管是都邑还是一般的村落，都叫邑。从最小的邑聚到“大邑商”，在甲骨文中，商人将殷墟那一类都城称为大邑商、中商，就和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一样。
城的存在形式，绝大部分是平地建起来，带城墙，但不限于此，比如还有用壕沟圈起来的，好多地方是用栅栏围起来的，甚至部分利用自然天险形成的防御设施，都属于城的范畴。例如在中国的中西部，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三面是天堑，是悬崖峭壁，只要一面用石头砌起来，就构成了城。要注意的是，必须至少有一面是人工构筑物，否则我们就无法判定它是不是人工产物。这是我们对城或城邑的一个界定。通俗点讲，城就是围子。
而城市和围子不是一码事。城市当然有用城墙等围起来的，但也有不少没有围子，判断是否为城市要看它的内涵。城市，尤其是其中的都城为什么重要？我们接触西方考古学者的时候，他们说你们中国学者为什么非常注重大的都城的发掘，而不注重一般村落的发掘呢？作为当代学者，我们当然意识到对复杂社会这个金字塔的所有部位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但只要进入社会复杂化阶段，无论金字塔是大还是小，如果不做金字塔塔尖的研究，就算研究1000个一般的村落，也没法了解这个社会发展的关键点和精华所在。
都邑是国家的权力中心
我们试着勾画出中国古都的一个框架。都邑几乎是伴随着国家出现的，有国家就必须有都。都邑是国家的权力中心，不管是什么组织方式，国家都要有中心。只要是一个权力中心，这个地方就可以被称为都邑或中心聚落，不管它有没有城墙。我们在前面讲过，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从邦国（古国）时代，即没有中心的城址林立的时代，进入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王朝时代，那个时候王国开始出现大的都邑，再到秦汉出现了独一无二的帝国之都。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无中心的多元，按照中国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的话说就是“满天星斗”。第二个阶段是有中心的多元，从二里头开始，从文献话语系统来说就是夏、商、周三代王朝，是一种联盟性质的国家群。二里头、二里岗、殷墟都是国上之国，那个时候还没有秦汉之国郡县制一统到底的统治模式，所以是有中心的多元。如果前面是“满天星斗”的话，这个阶段可以叫“月明星稀”。第三个阶段是秦汉完全一统化的阶段，可以叫“皓月凌空”。
都邑的两个阶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二里头作为一个大都邑、一个国上之国、一个东亚大陆文明中心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有人说，从二里头国家（夏或商王朝）诞生到汉代的2000余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城是没有大城也就是外郭城的，甚至可以说这1000多年基本上是不设防的时代，你相信吗？城郭齐备是否源远流长？是单线平缓进化，还是有重大变异和波动？这些问题都是关系中国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大问题。“无邑不城”，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古都的显著特色之一。而在我看来，“大都无城”是二里头时代至汉代中国古代早期都城的主流形态，与汉代以后城郭兼备、具有大中轴线、实行严格的里坊制的都邑结构形成鲜明对比，是中国古都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性特征。
按照现在的测年，二里头是始于公元前18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从二里头二期开始，已经是都邑了。从公元前1700年开始往下梳理，一直到清代结束，我们可以把这3000多年的时间依都邑形态分成两个阶段，以东汉洛阳城和曹魏邺城为分界线。前一个阶段，我用“实用性城郭阶段”来描述，意思是有军事防御的需要或者出于政治的考虑，甚至有地理环境上的需要，就建外郭城，没有需要就不建。从二里头到东汉这段时间里，都邑有城墙的时间非常短，也就是说，在这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半以上的时间根本没有外郭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与“实用性城郭阶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曹魏邺城和魏晋洛阳城开始，内城外郭在各个都邑中无一缺失。也就是说，我们“无邑不城”的印象都是出于曹魏邺城和魏晋洛阳城之后的古代都邑。这个阶段，我称其为“礼仪性城郭阶段”，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防御需要，城墙都必须建，因为它是用来彰显王权的必备要素和象征符号。国都和一般城邑，从《左传》的记载开始就有大、中、小之分，到了秦汉之后，地方的城邑大小是绝对不允许等于甚至接近帝都的。东周时期比较大的城，到了秦汉都遭平毁或缩小范围，曲阜鲁国故城本来有10平方公里，到了汉代变成鲁国、鲁县的时候，只能保留一部分。凡是不符合帝国金字塔式的城市网络结构的城墙一律平毁，这在文献上是有明确记载的。
不设防的都邑
所以，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早期阶段，主要都邑是不设防的（也就是都城是没有外面的大“城”的）。我们的祖先大部分时候是处在动荡阶段，非常注重防御性的设施，但我居然提出“大都无城”，有人说这是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的。
中国这个国度是多灾多难的，几千年来都是打打杀杀。一方面，我们的文明有延续性；另一方面，在1500多年的时间里，有13个王朝在洛阳建都，二三百年一次改朝换代，从高度繁华到遍地白骨，宫殿建筑全部烧毁。如果不是清军入关时文明基础比较薄弱，本身汉化程度不深，紫禁城根本不可能保存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给人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从古到今，可以说无邑不城，只要有人扎堆的地方，就有土围子。
“大都无城”的说法带有一些学术性，有一些概念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城市我们都比较清楚，但城市是从社会发展阶段角度给出的概念，它相对村落而言，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高级聚落形态或文化存在方式。另一方面，有没有城墙，这是从聚落形态角度来说的，是从空间布局、从有无防御设施角度来说的。这又分为有城和无城两种形态。可以理解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城墙。比如现在的北京城就没有城墙，因为它不需要城墙。同时，并不是所有带城墙的、带防御设施的聚落就是城市，这也可以理解。
“大都无城”是我个人对纷繁复杂的中国古代都城做全面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二里头是“大都无城”这种文化传统或现象的肇始。现在发现的非常有规律的现象是，有土围子的时代一定是战乱频仍的时代。最早的是龙山时代，“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万国”大都应该有土围子。还有最典型的春秋战国时代，每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国都，都有夯土围墙。但是到了中央集权比较强盛有力甚至大一统的阶段，筑城的现象就大为减少，这是一个比较确切的现象。
二里头没有外郭城，中间的宫城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形状，特别像现在的紫禁城。我们说在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二里头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带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而规划性是政治性城市极其重要的标志。如果是一盘散沙，没有人为的规划，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都邑。在这之前就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完全是利用古河道等自然地形来建都。二里头开启了都邑营建制度的先河。宫城中规中矩，坐北朝南，土木建筑，封闭式结构，中轴对称，这样一套规制一直从二里头到明清紫禁城延续发展下来。
从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在二里头崛起前，这几百年的时间里打得一塌糊涂，这个时候的城址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是城邑林立。到了二里头崛起前，考古学上的新砦时期，在嵩山周围——这也是最早产生王朝文明的地方——出现了巩义花地嘴、新密新砦，在以前的城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这些聚落都变成了环壕聚落，防御性开始减弱，但是作为都邑型中心性聚落的内部功能分区比以前强化得多，显现出社会的复杂程度比以前高了。到了二里头，就完全没有城墙了。
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它很可能是以洛阳盆地、嵩山和邙山为大城，越是国力强盛，越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左传》中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国力强盛，又何必要城呢？这和我们现在说人民子弟兵是钢铁长城是一个道理。
二里头在最初的仰韶到龙山时代是一些小聚落，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200多年间成了上百万平方米到300万平方米的庞大都邑，虽然没有城墙，但功能分区是比较明确的。中心区为贵族和王族所把持，占有比较好的地势，地形偏高，有一系列布局上的安排。它有中国最早的宫城，其中分布着中国最早的带有明确中轴线规划的宫殿建筑群。
早期只有单体建筑有中轴线，可以上溯到仰韶文化晚期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原始殿堂”；然后逐渐从单体建筑发展到整个宫殿建筑群，二里头发现了最早的带有明确中轴线的宫殿建筑群；再往后到了曹魏邺城和魏晋洛阳城，才有了城市大中轴线。
“早期帝国”之都
我们刚才谈的是二里头都邑在200多年间开启的“大都无城”的时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大都无城”这1000多年里的例外。这个例外就是二里岗时代，跟古文献结合，就是商代前期。在这不到200年的时间里，都邑结构和二里头、殷墟前后都不一样。国外有学者认为二里岗文明可能是早期的帝国文明，有强力的军事扩张，向外辐射，攫取资源，而且建立据点，据点的生存衰亡几乎与郑州城的主都是同时的，作为它的“爪牙”存在。再比如二里头的陶器是百花齐放式的，有三四十种陶器，模样各不相同，尺寸也不相同。但是到了二里岗时期，居然只有七八种主要器形，而且尺寸非常相似。这就给人以“体制美学”的感觉，就像北京的胡同里饭店的牌匾都要整齐划一。二里岗的集权性非常强，和二里头、殷墟都不一样，这才导致它城郭齐备。
郑州商城都邑形成的过程是，一开始先建内城，后来再有一个外郭。北边的城墙现在还没有找到，东北面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沼泽，这样东边就没有必要建壁垒了，是用天然之险和人工圈围起来的墙构筑起来的一处工事。
偃师商城一开始也是先建内城，圈围起聚落的部分空间，往往是贵族的区域，有权有势的人才能先把自己围起来，这就是宫城。先有宫城，再建一座小城，后来不够用了，再扩大，由于东南面有一个水泊，所以城形就成了刀把形。偃师商城已经初具城市中轴线的概念了，如果说二里头有了中轴线的雏形，那么它就开始明确化了。
为什么我要着重讲“大都无城”传统的例外？因为搞清楚这些，才能了解“大都无城”的整个脉络。大家一般认为偃师商城是具有都邑性的城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规模比较大，再往下的都邑规模就比较小了。这些聚落明显是中原大都的触角或爪牙，是它向外派出的政治、军事、经济据点性质的聚落，但同时也是当地的中心聚落。
如果说二里头的向外扩张是其他地方的人群有选择地吸纳或模仿它的文明，从而使得它的影响扩展开来，那么二里岗文明可能就是军事强力扩张的产物，也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城市等级。
此后进入商代后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甲骨文出现了，我们才能知道殷墟遗址群，以洹河南岸为中心，是武丁一直到商纣王那些王建的。我们认为中国历史时期和原史时期的分界就在这里。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岗时代叫作原史时期，再往前是史前时期，从殷墟开始是历史（信史）时期。
只有到了当时的文书被发现以后，考古学和历史学两大话语系统才能合流，之前对号入座的研究只能看成假说。地下的文字和地上的文献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确定是殷商王朝。
到了殷墟时期，就彻底没有外郭城了，殷墟大邑又回到了和二里头一样的形态，中间隔了不到200年的二里岗时期。洹南殷墟大邑，经过洹北城的方壕阶段又回到“大都无城”的形态。以宫殿宗庙区为中心，周围分布着一个个小的共同体，它们各自形成了小的聚落中心，又都拱卫着宫殿区这个中心。二里头也一样，除了宫城之外，都邑内的其他功能区都是非常松散的。后来的西周时期更是这样，殷墟恢复到“大都无城”的形态，加上西周，整个500多年里都是“大都无城”。
第七节
营国之路：走向辉煌的中国都城史
都邑发展的过程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是紧密相关的。新石器时代的中心聚落，已经进入了社会复杂化阶段。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些城邑都是因地制宜的产物。江南水乡就是水城，以壕为主。到了黄河中下游，黄土发育的地方，就用夯土来建城。再往北一点，河套和晋陕高原地区石头漫山遍野，就用石头来砌城。
前大都时代之水城、土城和石城
我们一一来看看广域王权国家及其大都产生之前的聚落形态。第一种类型是水城，比如湖南澧县城头山，距今6000多年，是东亚大陆早期的城邑之一。水乡的环境使它保存得比较好，现在这个地方还是水田、水塘，从卫星影像上就能看出来，这在中原地区是不可想象的。中原腹地古今都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晚期破坏严重，地表改变得比较厉害。而城头山这样的地方曾经是聚落，后来成了农田，所以保存得比较好。
更为著名的良渚，是浙江杭州郊区的一座古城，是那个时代较大的城址之一，也是水城，甚至城里面都是水。城墙宽60米以上，上面还有房子。高地在江南水乡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用来居住的场所和墓葬都建在人工堆砌的土台上，所以江南的城绝大部分是用来防水的，防人的功能非常弱，因为只有40多度的坡度，如果没有壕，人完全可以爬进去，和中原的城不是一个概念。二里头之前的东亚大陆可以叫作前中国时代，那个时候从意识形态来说，没有共同的认知，每个群团自己过自己的生活，意识形态不一致，聚落形态也不一致，用的锅碗瓢盆更不一致。
第二种类型是土城，分布于以中原为主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夯土特别发达。只要去过农村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大棚矮墙都是夯土筑的，两边板子一夹，中间夯土。甚至福建的土楼都是夯土建的，那是客家人建的，而客家人是从中原过去的。现在中原已经不那么盖房子了。
举个版筑土城的例子。河南新密古城寨保存得很好，原因是它远离城市。文化遗产的破坏以城市最为严重，也就是“活人跟死人争地”，只要是推土机没到过的地方，文化遗产就保存得比较好。从卫星影像上能看到河、方方正正的城，一开始人们不敢相信这是4000多年前龙山时代的城，认为它是西周的小国郐国故城。现在城墙最高的地方距离地面16.5米，有5层楼那么高。当时的版筑技术还比较原始，属于小版筑，一两米一个板块，就像搭积木一样。底层积木搭得多一点，7块，错缝6块，再上面5块，这样使城墙立起来。这就是小版筑。战国时期就用大版筑了，整个城墙两边是夹板，中间是夯土。
第三种类型是石城，比如陕北的神木石峁，它的面积是新石器时代最大的，有400多万平方米。它具有陕北特有的地形地貌，到现在这个地方还是农牧结合部。大量的外来因素通过它传到中原，当然它也吸收了中原腹地的很多因素，成为沟通内亚与中原的纽带和桥梁。
神木石峁遗址
前面介绍的几座城址，除了城头山之外，很多中国学者都认为它们是都城了，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一个核心，所以它们至多是区域性的政治中心，至于是不是都城，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无论如何，它们是大都无城时代的序曲。
到了二里头、郑州商城和殷墟时期，就明确地形成了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大都邑，而“大都无城”是都邑发展的主流。下面我们看看二里头之后的都城发展。
大都无城时代之西周
到了这个部分，历史从最早的中国延伸到了西周。到了西周时期，出现了三处大的都邑性聚落——周原、丰镐和洛邑。
作为西周的政治性都城，这三处大的都邑完全是大都无城的。最近在周原又发现了一座小城，90万平方米，处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都邑遗址群里，颇为狭小，里面没有发现王族的遗存，就是围起一些祭祀性的重要建筑而已。周原的贵族建筑是封闭型的建筑，具有四合院性质，中轴对称，建筑形式比二里头到殷墟时期略复杂。再看丰镐遗址，就是丰京和镐京，已确认整个都邑加起来有十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基本上是建在一个突出的高岭上，向外是一些洼地，甚至有大面积的水域，所以外面没有城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很为西周洛邑遗憾，洛阳历来以“五都荟洛”著称，其实从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到隋唐洛阳城，一共有七都，其中重要的一都就是西周洛邑，但由于它没有城墙，所以没有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我还是很看重西周洛邑的，它体现了大都无城时代的雄阔。汉魏故城、白马寺一带都有西周的遗存。而洛阳邙山前面的瀍河两岸、洛阳老城一带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中发现了丰富的西周时代遗存，包括铸铜作坊，还有殷人即殷遗民的墓。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建立，都是落后的人群依靠武力占据中原，但是文化上又被战败者同化。比如周人一开始在铸铜技术方面肯定不如大邑商的商人，所以高度发达的殷墟作坊的工人，绝对是周人战胜之后首先要保留的。这些工人就像核武器专家一样，是国宝级的人物，将他们整群迁过来，为新王朝服务。
大都无城时代之东周
之后是东周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散发着人性光辉的时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高峰阶段，我们称它为原典化的时代。从二里头时代到西周时代，人的思想没法落实在文字上，那个时候文字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到了东周时期，文化才逐渐普及，人的思想才见于诸子百家的文献。
春秋时期根本没有大一统的观念。比如孔子是鲁国人，他到过很多国家，那就算是出过国，见过世面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非常惨烈，那时西周王朝已经衰落了，各诸侯国已经崛起，但还没有完全城郭并立。侯马晋都新田就没有郭城，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只有一些小城，偏大的可能是晋公所居之城，其他小城是大夫城。那个时候还没有王，还是贵族共和，还没有发展到绝对的专制。
再来看看曲阜鲁城，10平方公里的范围，偏于方正，很自然让人联想到理想城市的规划《周礼·考工记》中的“匠人营国”，有人就认为曲阜鲁城是其蓝本。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只要用动态解读的方法捋一捋，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邑的布局是有变化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摒弃“总平面图式”的研究思路。一座城在几百年时间内，从一开始到最后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规划。关于《考工记》，有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有人认为曾经经过汉儒的改篡。之所以认为它们有关联，就是因为鲁城方方正正，而且从西周初年就建城了，历经整个两周时代而格局没变。但是，经过解构，我发现鲁城在西周时期完全没有城墙，文化遗存只分布在西北部。春秋时期应该开始有城圈了，中间可能有宫城。到了战国时期，开始有了西南隔城。进入汉代，延续使用这座小城，大城则根本不能用了，因为不合规制，最后废弃郡国变成了县制。
我们再看看洛阳东周王城。最新的研究显示，春秋时期的东周王城还没有筑城，同处一个墓区的春秋大墓和车马坑在战国城墙的两侧都发现了，说明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城墙，到了战国时期才隔断贵族墓地，出现了城圈。
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的城郭布局基本上是内城外郭，但很多没有外郭城，有外郭城的大体是回字形结构。而到了战国时期，内城（宫城）统统移到大郭的旁边或外面，那是社会矛盾急剧复杂化的反映，包括贵族和国人之间的矛盾、国家之间的矛盾，前者的矛盾可能比后者还大，所以必须加强内城（宫城）的区隔和防御。
还有一个例子是郑韩故城。它最初是郑国故城，战国时期，韩国把郑国灭了，就把首都迁到这里来了。郑国本来在这里只有一个城圈，在中轴线上建有太庙、社稷、宫殿区等，像编钟这类祭祀性的东西都出土于中轴线附近。但韩国有意在这里新建了一道隔墙，把冶铁等层次不高的作坊安排在这里，还把夭折的小孩、凶死者埋在这里，也就是说，你哪个地方重要，我就扰乱哪个地方。春秋时期还很“迂腐”，战争是象征性的，对方渡河渡到一半就不开战。到了战国时期，完全不讲礼仪，以彻底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为主，比如长平之战一下坑杀40万人。
另外一个例子是秦都雍城，不太讲内城外郭，甚至出现具有秦国特色的“非城郭制”这样一种形态。
大都无城时代之秦汉
再往后进入秦汉时期，关中的长安这个地方是特别具有代表性和值得注意的，西周的丰京和镐京、秦的都邑咸阳、汉的长安城都在这一区域。
先看看秦国的都城咸阳，我们发掘了这么多年，根本没有找到外郭城的痕迹，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它不可能有外郭城了。文献记载曾经两次有狼群进入秦咸阳城里，狼群如果能进去，恐怕没有严丝合缝的城墙防守。而且秦在战国时期根本不用防守，整个气势是以宇宙为天下的，东大门已经到了碣石宫，到了北戴河附近。咸阳北坂上有非常大的宫区，仿照六国宫殿的大型建筑在考古学上都被证实了，但就是没有大城圈。
再往后看看汉长安城。我在《大都无城》一书中先概括地讲魏晋以降的礼仪性城郭，再谈汉长安城，然后再往回倒叙到二里头。为什么呢？因为长安城是解读大都无城的关键。两个著名学者——古史学家杨宽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刘庆柱先生——有过多轮学术论战。杨宽先生认为我们所发现的汉长安城城圈只是内城，因为城外还有大量的遗迹，构成首都圈的概念，有帝国之都的气势。而刘庆柱先生则认为汉长安城就是郭城，就是城圈。其实不少宫室苑囿比如建章宫和上林苑都在城外，城外还有居民区和市场，以漕渠以内为郭区，构成了一个大的首都圈，这才是帝都的气势。我同意杨宽先生的观点。
关于汉长安城的中轴线，有人认为是南北向的，也有人认为是东西向的，实际上大都是在总平面图上融入了当代人的想象。考古所的青年学者刘瑞先生认为最初应该是东西向的，到后来由于西汉晚期的体制改革、制度改革，扭成了南北向，有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这是动态解读的理念。
回过头来看，从二里头到洹北城、殷墟以及西周的丰镐、周原、洛邑，再到春秋时期的若干都城，都没有外郭城，只有二里岗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城郭齐备，只有战国时期盛行城郭并立的“两城制”。秦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也都没有外郭城。再往后就是另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了。东汉时期只有内城，包括郭区，外郭城没有城圈，我们称其为“郭区”。宫城加上郭区构成了大都无城时代都邑的主流。东汉时期，南宫和北宫占据了内城的大部分，没有城市中轴线。到了曹魏和西晋时期，南宫废了，北宫宫殿偏北，从宫城正门到郭城正门有了一条大中轴线。这才形成了全城大中轴线。
后大都无城时代
北魏洛阳城出现了明确的城市大中轴线，这是后大都无城时代的典范。这一时代有三个标志：第一，城郭齐备；第二，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出现；第三，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度出现。所以，大都有城、城郭齐备以及大中轴线和里坊制度构成了后大都无城时代都邑规划的主流。我们可以看到，北魏洛阳城寺庙林立，城郭并立，方方正正的里坊开始出现了。在关中地区，从汉长安城3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到隋唐长安城8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有一个明确的都邑演变发达的过程。日本的一些都邑和里坊制度，都是从洛阳或长安学去的。
后大都无城时代的三个要素，北宋的汴京城也具备。此前的唐长安城一到晚上就是死城，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里坊壁垒森严。到了唐晚期和五代时期，就开始冲破限制和束缚。到了北宋，城市生活就开始兴旺发达了。元大都更是这样，里坊变成胡同，这是北方少数族群来了之后的一种改革，但城郭形态还是比较清楚的。
明清北京城的布局是大家熟悉的，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从邦国时代的“满天星斗”，到王国时代的大都无城，到帝国时代的初期延续大都无城，到汉代以后开始无邑不城，社会组织——国家由多变少，直至秦汉一统，而城市中心越来越大，一直到后来帝都出现。中国古代都邑的变化历程大体上就是这样。
第八节
幽冥世界的讲究与秩序
无论是城市还是都邑，生活在其中的主体还是人。对人来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生死。古代中国人“事死如事生”，有相当久远的厚葬的习俗，安置死者的墓葬非常讲究，从中也可窥见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遗体的处理上，采用某些仪式将遗体埋入地下，是人类处理遗体的主要方式。
事死如事生
夏商周时期，源自石器时代的灵魂不灭的观念仍然盛行不衰。在当时的人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仅仅是肉体的消灭，灵魂将继续存活。因此，墓葬就是死者将来的居所，人死后，灵魂必定要按照生前的生活方式延续。当时的社会盛行以亲缘关系聚族而葬的制度，也就是说，某一族的人希望安葬在一起，死后继续生活。而墓葬的形制，一般是将遗体置于木棺中，木棺外套以木椁，再安葬于长方形的竖穴土坑中。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社会阶层的分化也日渐成熟，国家出现了上下不同的等级，上有王室贵族，下有黎民百姓，他们的墓葬的规模、大小肯定是不同的。这个时候的墓葬产生了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墓葬规模的差距空前拉大，贵族的墓葬和平民的墓葬产生了特别大的差异；二是墓葬的等级秩序进一步明显，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丧葬礼制。我们能看出墓葬产生了很多“讲究”，孝道观念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兴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厚葬高潮。
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中，还没有发现作为社会金字塔塔尖的王陵级大墓。到了与安阳殷墟同时的商代晚期，墓葬等级与墓主身份、地位的关系已经十分明显。不同等级的墓葬，其形制、墓室规模、棺椁配置、随葬品种类及数量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
简单从大小来区分，墓葬可以分为有木椁的大墓和没有木椁的小墓两种。而大墓依据形状结构和台阶数，也有大小之别。大墓照例有大量的陪葬品，还常见人殉现象。这既可以保证墓主身后的奢华，又可以炫耀他所拥有的财富。小墓的主人一般属于下层阶级，也可以分为有差别的几等。通过观察墓葬中的细节，我们可以了解社会和政治分层的状况。
殷墟大墓
墓葬的大小直接体现的是等级。晚商时期等级非常高的墓葬，现在已经发现了九座，其中八座分布在安阳殷墟，另一座发现于山东青州。这类等级非常高的墓葬，一般在墓室前都修建有四条甬道，这种甬道也称为墓道。在安阳殷墟的王陵区，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很可能是王陵。
此类墓葬不仅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而且随葬品丰富，殉人较多。在殷商时期，贵族生前身边有许多随从、侍卫和仆人，他们希望自己死后，这些随从和仆人能继续为他们服务，于是主人去世后，往往需要大量的人来陪葬。这就是人殉。
以殷墟的1001号大墓为例，该墓的面积接近260平方米，四条墓道长宽不一，其中最长的南墓道长达30.7米。墓内发现人殉、人牲160多人。由此可知，到了商代晚期，惨无人道的人殉、人牲制度达到了顶峰。殉人的墓葬中有的带有墓坑，有的还有棺，有的身旁还陪葬着青铜礼器、兵器或玉石配饰。
在晚商时期的大墓中，除了四条墓道的大墓外，也有不少两条墓道的大墓、一条墓道的大墓以及规模较大的竖穴土坑墓。推测墓主人应该是王室成员或与王室有关的地位极高的贵族，墓主人的地位应该仅次于商王。而殷墟以外的此类墓葬的墓主人很可能是商代方国的首领和贵族。
这些墓葬大多有制作精美的棺椁，随葬有大量青铜礼器以及玉石器、白陶器、漆器等，墓道可见马坑、殉葬坑，墓室有大量殉人、殉牲。
等各有差的归宿
为什么我要详细介绍墓葬的细节呢？这是因为考古学家通常喜欢通过观察建筑和墓葬来分辨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别，据此还原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也是我们在前面关注二里头都邑建筑特征的原因。在具体的考古工作中，地上的宫殿、房屋的原址很难保存，因此埋藏于地下的墓葬的具体细节和特征就成为考古工作者判定当时的社会特征的重要依据。
在殷墟出土的墓葬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妇好墓。1976年，妇好墓被考古工作者发掘，这是当时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该墓建有享堂，据说是商王武丁为祭祀妻子妇好而修建的宗庙建筑。这是迄今发现的没有墓道的大型竖穴土坑墓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墓室内有木椁和木棺，棺木上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墓内发现人殉16人，有的人殉被砍头或腰斩。该墓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共有各类器物1928件。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半数以上有铭文，其中“妇好”铭最多。经器物研究和铭文考释，学术界多认为此墓墓主为武丁之妻。
上面讲到的墓葬都是有墓穴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没有墓穴的墓葬。这类墓葬数量不多，通常见于居址近旁的文化层或灰坑中，没有棺椁，没有随葬品。
一般认为这类死者可能是奴隶或非商族的俘虏，或者是凶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商周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等级鸿沟是非常巨大并且难以逾越的。你处于什么样的等级，不仅代表着你生前能享受到多少社会资源，更决定了你死后的地位。而如果你不幸成为仆人或奴隶，那么你的生命或许就要随着主人的死去而结束。
妇好墓模型
族墓地
接下来我们谈谈商代晚期墓葬的“族墓地”特征。
除了最高等级的王陵和最低等级的非正常埋葬之外，在商代晚期，墓葬一般在分布上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墓区，这些墓区之间有空地隔开。各墓区有的有族徽，不同的墓区，族徽也不同。据此，有学者认为这些不同墓区的墓葬应该是以血缘和亲属关系为纽带的商代同一族系下不同族的“族墓地”。值得注意的是，族墓地内部的等级关系十分明显，在同一墓地中，不仅有贵族墓和平民墓，而且贵族墓有不同的等级，平民墓也有贫富和地位高低的不同。
研究族墓地的意义在于，可以比较直接地了解当时人们之间的血亲关系，特别是人们之间的亲属组织结构。例如，通过殷墟的族墓地中夫妇合葬方式的考察，我们可以知道商周时期贵族和平民的婚姻形态。另外，同族而葬符合《周礼》中“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的原则。这是说，同宗的族人，在世时居住得较为接近，互相帮助，死后也相邻而葬，继续互相扶持。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殷墟的晚商文化已经对周代的礼仪和礼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商周葬制的差异
商周文化的异同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具体到考古学而言，商和周的墓葬比较对认识商周的社会、文化、礼制也具有意义。在西周王朝的都城丰镐（也就是今天的西安近郊），发现了许多中小型墓葬，但周王墓至今尚无任何线索可寻，所以西周墓葬的等级序列并不完善。
就墓道数量而言，除了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墓外，还没有发现四条墓道的大型墓。其他两条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墓，基本上与商代墓葬相同。但是，就墓葬规模而言，西周相同墓类的规模也无法与商代墓葬相比，要小得多。这说明在商代，“尚鬼”“尊神”、重视人神相通、重视厚葬的观念要比周代更为突出。
而在棺椁礼制上，西周与商代有明显的不同。从保存较好的西周墓葬可以看出，西周时外椁是用加工规整的方木围砌而成的，这种形制应当就是文献记载的“题凑”葬制，也就是指方木的头一律向内排列。这种礼制到了东周时期非常流行。而内棺在西周以前均为单棺，也即一重木棺，西周时期出现了二重或三重内棺，表明用棺椁的重数来规范墓主人等级秩序的一套制度正在孕育中，而这套丧葬礼制到东周时期基本形成。
地下与地上的排场
到了西周时期，墓内以人殉葬远不及商代墓葬流行，但流行随葬拆解的车马。墓外也有附葬车马的风习，并且附葬车马的数量开始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发生一定的对应关系，为以后作为丧葬礼制的组成部分的车马随葬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到了东周末期，孔子那句很有名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在破口大骂人殉制度，而批判人殉、反对人殉的文化土壤，起码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从墓内随葬品的内容来看，商人尚酒，墓内常见青铜酒器。周人重食，墓内流行随葬鼎、簋等盛食器，并开始酝酿、形成一套用于规范墓主等级的使用礼器的列鼎制度，从而构成周代丧葬礼制的又一重要内容。
此外，墓内随葬品的种类更丰富，数量更多。墓葬中所使用的专门给死者做的各类明器，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人们似乎更加相信死后到另一个世界的需求，死后有灵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了。
西周兽耳龙纹簋
在商周时期，人们开始在墓上兴建建筑，但并不高大。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墓上竖立的高大坟丘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最早见于春秋末年的江淮一带，到战国时期流行起来。高坟丘墓的出现，是社会深刻变化的结果，是春秋战国之际旧礼制崩坏、新礼制创出的结果。高大坟丘一出现，很快就在各诸侯国之间流行开来，成为各国强化政治秩序、炫耀国力的工具。在一些诸侯国，形成了一套以坟丘为中心的地面设施，包括坟丘、陵园、陵寝建筑、陪葬坑和陪葬墓等，此后秦汉时代墓葬地面建制的内涵已基本具备。
在商周墓葬中，墓内的椁室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无论是作为葬具的棺椁，还是作为随葬品的鼎、簋和车马，一旦深埋于地下，除非迁葬或被盗，否则墓葬将不再打开，它们将永不示人。西周和东周时期注重埋葬的过程，墓葬形制和墓葬规模可以反映墓葬的等级，所以周代墓葬等级制度的核心是棺椁制度、青铜列鼎制度以及车马随葬制度。墓主人的身份等级通过这些埋葬的细节得以体现。
椁室
通过对商周时期墓葬礼制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特定的文化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当时人们的墓葬中，而商周时代的文化特征也不可避免地对此后的时代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商周墓葬礼制的沿袭和演变，中国传统的儒家礼仪到了东周时代已经基本形成。这种儒家丧葬礼仪不仅隆重、烦琐，而且还有等级森严的礼制规定，在当时人们的墓葬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反映。这是儒家文化中特别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能够真正了解古人思想世界的一个突破口。
第九节
中国诞生的地理空间
我们已经了解了以二里头为先导的早期中国腹心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以及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的形成，最早的中国从无到有的过程。那么，这个早期中国的外围情况如何，最早的东西方世界的交流又是从哪里开始的？最初的中国何以海纳百川，最终成为幅员辽阔的中国？
半月形地带
20世纪，四川大学有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科幻小说作家，叫作童恩正。他写过一部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被改编拍摄成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如果你是一个科幻小说爱好者，那么你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
童恩正先生的贡献不限于此，在考古学界，他最著名的一篇论文是《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概念，我们可以简称为“半月形地带”。那么，哪里是半月形地带呢？童恩正先生说：“如果我们站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纵目遥望祖国大地，就会发现在高原的东北，有几道山脉连续地向东延伸，这就是青海的祁连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内蒙的阴山山脉，直至辽宁、吉林境内的大兴安岭。而在高原的西南部，也有几道山脉向南延伸，这就是由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这一北一南的两列山峰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其渊源，带有显著的特色，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尽管这一高地绵延万里，从东北至西南成一半月形环绕着中原大地，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却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处是如此的明显，以至难以全部用‘偶合’来解释。”
童恩正先生所描述的这个半月形地带具有相似的生态环境，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人们可以寻觅文化传播的痕迹。这条传播带，北起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赤峰地区，沿着长城地带，经内蒙古河套地区、甘青地区东部、川西地区，连接起西藏东部和云贵高原的藏彝走廊。在这一地带上，虽然分布着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的各族群，但是依然出现了各种相似的文化现象。这条传播带面向欧亚草原的宏阔空间，是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
长期使用的细石器
尽管这一地带绵延万里，十分辽阔，但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铁器时代，活动于这一地带的众多族群却形成了许多具有共同特征的生态文化。其中大放异彩的时段是青铜时代。而在半月形地带，许多地区呈现出非常相似的文化，具体来说体现在使用细石器相同的工具、采用类似的墓葬形式和采用类似的青铜器装饰风格等方面。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谈谈这几个特征。
首先，在青铜时代到来前，半月形地带最早的文化特征是盛行细石器。细石器，顾名思义，是形状细小的打制石器。这种细石器的工艺和习俗，最早发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某些地区一直延续到金属器出现后才被取代。它们多数是作为带有骨柄、木柄的复合工具，比如刀的石质刃部，常常被用来切割肉类和皮革。可以看出，细石器的盛行肯定与畜牧和狩猎文化相联系。细石器工艺要求制作者具有清晰严谨的技术设计以及娴熟精湛的操作技能，反映出石器打制技术前所未有的进步性与复杂性。
石棺葬与大石墓
其次，以石为棺的石棺葬是这一地带许多古代部族盛行的葬俗。在青铜时代，石棺葬达到鼎盛，分布在整个半月形边地文化带。在当代丧葬制度改革后，今天的人已经很难选择土葬作为安葬亲属的方式，大多是以火葬作为生命最后的归宿。在我们记忆的土葬仪式中，选择棺木的木材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很多人希望找到很珍贵的金丝楠木作为棺木，因为传说中金丝楠木不易腐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遗体的完好。但是，我们很少听闻用石棺入殓。于是，在考古发现中，一旦发现石棺墓葬，许多人就把它与少数民族奇特的丧葬习俗联系起来。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最近几年，不断有新闻报道，在西藏、新疆、云南、广西各地都发掘出许多石棺墓葬。这些地区刚好处于半月形地带。依据童恩正先生的判断，考古发现的石棺葬以西北地区最早，西南次之，东北再次之。这三个大区虽然相隔甚远，但石棺的结构惊人地相似。童恩正先生推测，石棺原为黄河上游某一氐羌系统的族群采用的一种葬具，后来才传播到“西南夷”和东北的“胡”“戎”诸民族中。石棺葬在半月形文化带以外也广为分布，并一直到达东南欧草原。
与石棺葬相关的还有大石墓。大石墓也称为石棚，其基本结构是以巨石竖立做四壁，顶部再覆以大石，构成方形或长方形墓穴。大石墓、石棚，大多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遗存。它们的分布恰与石棺葬一样，仍然是集中在东北与西南两大地区。
在东北地区的石棚和石棺墓中，考古学者还发现了火葬的葬俗。而在西南地区四川岷江上游的石棺葬中，火化骨殖，再用石棺埋藏的现象也是常见的。这种葬俗曾被内地族群视为怪异，认为不合“仁义之道”，但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内，它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石棺葬的确是分布在半月形地带的古代族群的一种因地制宜的葬俗。其实，如果以常理推想，石棺显然比木棺更持久，而火葬的习俗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之所以有怪异的感觉，不过是因为他人的习俗不同于自己的习俗罢了。
动物形纹饰
在青铜器的器形方面，东北地区、华北长城沿线与西南地区之间的相似更引人注意。其中国内外学者讨论最多的，首推青铜动物形纹饰。在中国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内蒙古、宁夏沿长城一带，曾经出土过许多以各种动物为主题的饰物或纹饰，被学术界公认为北方游牧族群的遗存。而在西南地区，动物形纹饰也颇盛行。豹、虎等猛兽咬噬鹿、野猪的图案，野兽捕食牛、猪等家畜的图案，动物互相扭结格斗的图案，骑士战争或狩猎的图案等，都是北方草原文化常见的题材。
虎咬兽纹饰牌
这些本来主要出现于畜牧或游牧民文化中的动物形纹饰，怎么会成为一种被广泛地区都使用的图案呢？
显而易见，这种普遍出现的、相似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应当与北方族群的不断南下有关。众所周知，游牧族群逐水草而居，哪里水草丰美，他们就向哪里去。如果某一年发生了大灾荒，为了人和动物的生存，他们就必须进行大迁徙。这使得游牧民自身的文化呈现出不完整性和不稳定性，他们或者依赖于与华夏定居农耕族群的交往、贸易，或者成为武装化的战士到农区进行掠夺。这种状态在古代中国一直持续了两三千年，历代中原王朝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的入侵，运用了各种智慧，长城就是为抵御北方游牧民的入侵而修建的。汉代时也曾将长城推进到今天蒙古国境内的草原腹地，却始终无法改变这条由生态文化所构成的环绕中国腹心地区的半月形边地生态文化带。
供给侧与中间商
有学者认为，在北方游牧民和中原地区的不断交融下，欧亚草原的牧业文化大发展，而他们与中原地带相互往来，形成了半月形地带独特的供应链。今天我们特别熟悉一个词，叫作“供给侧”，“侧”就是指某一方。在半月形地带崛起的时期，欧亚草原的游牧区域就成为半月形地带商业经济的畜牧方需求与供给侧；而黄河中游地区的豫西晋南，甚至包括关中地区，就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区，则成为半月形地带商业经济稳定的农业方供给和需求侧。通俗地讲，半月形地带文化与文明中心的兴起，是以农牧双方边贸的“中间商”起家的。
当然，产生半月形地带共性的原因，既有民族的直接迁徙、融合和交往，也有间接观念的传播，甚至不排除某些因素有两地独立发明的可能性。但是，当我们探讨半月形地带呈现某种文化同一性的原因时，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其相近的生态环境。半月形地带的位置，恰好从两面环绕了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其主要地貌为山地或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3500米。此外，太阳的平均年度辐射值大致相近，年平均温度也相当接近，农作物及木本植物的生长期也接近，降水量也大致相同。
总之，这一从东北绵延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其自然景观十分相近。它既非干旱的大漠荒原，又非湿润的丘陵盆地，而是一种基本由高原灌丛与草原组成的地带。
美丽的“中国弧”
英国牛津大学的杰西卡·罗森教授在半月形地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中国弧”的人文地理学概念，她称其为美丽的“中国弧”。按照罗森教授的说法，古代中国的版图可以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东南的中原地带；二是西北的草原地带；三是在这两个气候、经济、文化颇为不同的地理区域中间的那个弯弯的、像半月形的区域，就是“中国弧”。在“中国弧”的西侧，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步伐和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步；在“中国弧”的东侧，古代中国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面貌，与欧亚草原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而正是这个美丽的“中国弧”，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条“中国弧”、这个稳定的半月形地带的形成，正处于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段，此前和此后的中国被区分为两个世界。在二里头之前，中国的世界体系在东亚，东亚的文明中心在黄河、长江这个东亚大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在这里成长起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了庙底沟二期、大汶口—龙山、石家河和良渚等多个区域文明，构成松散的、具有东亚本土特色的交互作用圈。在东亚大陆最早的青铜时代文明——二里头文明崛起以后，中国的世界体系转移到欧亚，原来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在核心地区衰落，而处于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兴起，在与中原王朝文明的区域互动中，形成了随后东亚大陆青铜时代文明的新格局。
这就是半月形地带和“中国弧”的重要意义。最初，“中国弧”地带只是早期中国的边缘地带，后来它成了多元大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就生长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