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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大师课（全3册）
许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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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
第一节
中国历史是五千年吗？
中国历史，总得有个起源，究竟该从哪里算起呢？
我们都听过这样一个说法：中国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如果按照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述的最早的王朝从夏朝算起，中国历史也不过4000年左右。那么，中国历史到底是几千年呢？
“五千年”的说法与同盟会
其实，“五千年”的说法与孙中山等成立的同盟会有关。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在祭祀黄帝的祭文中，第一次明确把黄帝作为汉族人民的祖先和民族象征。此后，黄帝又从汉民族的祖先升华到全中华民族共祖的空前地位，这其实是现代中国一系列社会政治重建的结果。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
可是，连司马迁在《史记》里也没有明确黄帝在世的具体年代，孙中山这个各省通电中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孙中山这个通电的年代数据，据说来自当时同盟会创办的报纸《民报》。在清末民初，中国曾经兴起一股“黄帝热”。有人推测《民报》采取了北宋理学家邵雍《皇极经世书》的说法，认为黄帝纪年接近5000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具有5000年历史这个观念其实是很晚才形成的。
这个观念形成的时代背景，是中国近代这多灾多难的100多年里，中国人失去了以往高度的自尊、自信。我们被打得清醒过来，清醒之后又颓废，感觉自己处处不如人。在那个时候，中国太弱了，必须建构起一种民族主义的统一感，用自己的文化传统对抗外来的西方文明，来建构国族认同、文化认同，于是我们把中国古典文献中传说时代的一位圣王——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作为中国人，本身会有这种在救亡图存的环境下生发出的复杂的心路历程。我特别理解清末知识分子把黄帝作为中国5000年历史开端的心态，这种对共同祖先的追溯，这种寻根问祖的工作，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得不做的。
寻根问祖的考古人
我们考古人对于上古中国的认识和建构，也是一种寻根问祖，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在追求史实复原和建构国族认同的过程中，是否应该把我们的国族认同建构在迫近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呢？
如果我们冷静、客观地从考古学的视角看，那么狭义的、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就只能上溯到距今大约3700年的时候，从作为核心文化的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开始算起。广域王权，顾名思义，就是说这个国家形态的特征在于拥有较为广阔的管控范围，国家统治者也具有相对有力的控制权。
对于我们熟悉的广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我更愿意用地理的概念把它称作“东亚大陆”，因为在我所阐述的距今大约3700年的时候，是没有一个庞大的“中国”存在的。在东亚大陆这个地理板块里，最初真正作为核心文化的一个政治实体，不管是叫广域王权国家，还是叫“国上之国”，它只是产生在被我们称为中原的这样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里。最初的东亚大陆是“满天星斗”的状态，族群邦国林立。
现在，我们学术界倾向于用社会发展程度、用社会组织形态来划分大的时代。
在东亚大陆这块土地上，最先是大体平等的前国家时代，然后是邦国（或古国）时代，也就是没有中心的多元化时代，再往后是王国时代，就是有中心的多元化时代。到了那个时候，以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二里头集团”出现了，它是广域王权国家的先导，可能是夏王朝的遗存，而后商王朝出现了，但它们顶多是盟主，而不具有像后来的帝国郡县制那样绝对的行政统驭权。到了秦汉时代开始的帝国时代，就是一统、一体化了。基本上是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其中，二里头和秦王朝是两个大的节点。因此，我们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意味着在二里头之前，并不存在更早的作为中央之邦的“中国”特征。
二里头：最早的中国
在我看来，二里头就是最早的中国。要论证这样一种观点，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甚至要挑战许多人的认知，还要接受别人的质疑。那么，我这样的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能不能站住脚呢？
我们学术界有一个概念，就是China before China，也就是“中国之前的中国”。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那么在二里头之前，没有哪一个政治实体可以称为中国，因为那些区域性的文化或原初的文明基本上都没有突破具体的地理单元，比如一条河流的流域、一个盆地及其周边地区，没有突破这样的自然地理框架，因而它们只是区域性的文化。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面积和欧洲差不多，而当时东亚大陆的政治态势和现在的欧洲也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邦国林立，而不是说有一个大的作为核心文化的政治实体。先秦文献《左传》中，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记载，就是大禹召集诸侯会盟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万个国家。当然这是虚数，那个时候就是万邦林立、万国林立这样一种情形，我们称之为前中国时代。
大禹治水，这只是个象征，还不能看作史实，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有社会整合了。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今7000年至3800年前后这3000多年里，东亚大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有多个区域性的文化或是史前文明出现了。那个时候，东亚各地居民特别喜爱玉器，玉石加工特别发达，最初就是利用物理变化把玉石做成人工制品，玉器成为精神上的寄托物，我们可以称其为东亚大陆的“玉器时代”。
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了，但青铜冶铸技术是怎么来的，还有争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东亚大陆的青铜技术应该是引进的，是受外界影响而出现的。青铜的出现，导致了整个东亚大陆社会面貌的改变。大体上在距今4000年前后，有一个大的断裂，从那时开始，像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夏商文化这样的中原文明出现了，超越地理单元的、积极向外扩张辐射的中心出现了。
其中二里头文化距今3800年至3500年，二里岗文化距今3500年至3300年，殷墟文化距今3300年至3000年。这三个前后相继的考古学文化的核心区域都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向外辐射到周边区域。我现在是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二里头这个遗址在早期中国的都邑中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它是整个东亚大陆人类群团从多元走向一体，从“满天星斗”变成“月明星稀”的一个节点，而青铜的出现、青铜时代的到来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前面讲的是我们从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从多元到初步的一体化，其中有大的节点。而中国有极其丰富的古典文献资源，我们不能无视其存在。考古学与古典文献相结合的整合研究，是古史探索的必由之路。但这种整合研究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三代王朝夏、商、周被认为是华夏族群的成年礼。但是三代最初的夏和商王朝前期的状态还扑朔迷离，现在还有争议。
殷墟：中国信史的开端
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后的近百年以来，一直存在着文献史学和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这两大话语系统最初是边界明显的：一边是历史文献上的伏羲、女娲、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王朝；一边是考古学上以遗址所在的小地名命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时代。这两大话语系统的合流是在殷墟。如果说此前还属于传说时代，那么从这时起就进入了信史时代。
为什么说两大话语系统的合流是在殷墟，而殷墟是中国信史时代的开端呢？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条件，就是当时出现了可以证明考古学文化的主人的族属和王朝归属的文字材料——著名的甲骨文。有了甲骨文，这两大话语系统才能合流，才能以族名或朝代名来称呼它们的使用者。考古学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由已知推未知，从我们称为信史、有文献记载可以引证的时代，从这里开始往前追，但再往前就进入扑朔迷离的传说时代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就是通过把地上的文字材料和地下的文字材料相结合来确证殷商王朝的存在。要注意这里说的都是文字材料，证明出土甲骨文的殷墟时期已经是信史了。在那之前没有内涵丰富的文字材料，也就没有信史可言。
甲骨文的发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1923年《晨报副刊》上刊登了讨论甲骨文历史及其价值的文章在前殷墟时代，如果我们把考古学遗存与文献记载的族属、王朝归属相对应，只能是推论和假说，就是因为没有直接性的文字材料可以互证。所以在大的历史分期上，我们习惯于根据文字材料的有无和利用程度，把全部历史时段分成历史时期、原史时期和史前时期。历史时期在英文中就叫作history，这是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时期；原史时期叫作proto—history，这个时期文字开始零星出现，但还不足以解决狭义的历史问题，或者只能使用晚近的追述性文献材料；史前时期叫作pre—history，是完全没有文字、文字材料的时代。那么，从偏于保守的考古学者的立场出发，我认为在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的文书材料发现之前，我们还不能确认夏和商代早期的具体考古遗存，这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如前所述，一方面，我们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丰富的文献；另一方面，我们也把证经补史作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目标，有大量的学者参与包括二里头在内的夏和商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甚至就几处重要的中心聚落的性质展开论战。
但是，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无法确证的历史文献和考古遗存间“对号入座”式的比附分析上，根本无助于解答早期中国的形成问题。因而，我们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比较实在的考古学视角的探究上。
第二节
二里头的中国之最
最早的青铜礼器群
在二里头发生历史大突破之前，当时的东亚大陆已经有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等异彩纷呈的区域文化。二里头在其中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大的，但为什么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呢？
在地处中原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我们发现了一些“中国之最”，它们开创了后世诸多制度的先河。
第一个中国之最，就是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是中原王朝礼乐文明的开始。
关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我们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从1959年发现到现在，已有将近60年。虽然说不清它到底是属于商还是夏，但是它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这是相当清楚的。现在我们可以说，二里头是中原青铜文明的肇始。青铜时代来临后，中原的先民并没有把青铜做成农具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没有像三星堆那样，把它用于巫术、祭神的东西来处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它做成青铜礼器，用来祭祀祖先，注重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属于政治立国，这样一套器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物件。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一直往上推。因为考古人可以像侦探一样，靠这些蛛丝马迹来做独立于文献的探究。
二里头第一个厉害的地方，是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这一点对中国青铜文明而言太重要了，也是很难得的。在二里头礼器群出现之前，东亚大陆各地仅见一些小的红铜或青铜日常用具和装饰品。我们只发现了一些零星的复合范铜铸件。
“模范”这个词在中国很流行，所谓“模范”，本义就是内模外范，这在青铜铸造技术中是一个重要的术语。德国著名汉学家雷德侯教授的《万物》一书，就是从模件和它的规模化生产引申出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像汉字的偏旁部首，也就那么几个，中国人却用它们造出了那么丰富的汉字。青铜铸造也是如此，本来域外的青铜冶铸技术被我们吸收进来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一般用石质的单范或双范，铸造简单的生产工具、兵器、日常用具和装饰品，但是一旦到了中原这里，就被几千年来模制陶器的传统所容纳。中国有好多陶器都是模制的，在青铜技术引进来之前，不少陶器就是用模具做出来的。这种源远流长的模制传统，和外来的青铜技术相结合，铜水往模具中一浇铸，一只大鼎就做出来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创新。中国人是具有“山寨”或创新的潜质的，有些工艺不一定是我们原创的，但是一旦到了我们这里，加以改良提升，制造出的产品就屹立于整个世界文明之林了。可以说，青铜礼器的出现，意味着整个中原社会发生了转型。
洛阳盆地的秘密
第二个中国之最，是关于洛阳盆地的秘密。
说到二里头文化，我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但之所以要浓墨重彩地向大家推介二里头，也是有原因的。二里头所在的洛阳盆地，处于中原腹地，就在黄土高原和华北、华中大平原的交会地带。就是这么一个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前后历时1500多年，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在地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作“胡焕庸线”，这是中国第一条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是中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来的。他指出，整个广袤的中国国土可以以这条线为界，从大兴安岭一直到西南山脉，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
后来的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个现象似乎在几千年前就成为事实了。这条线的东南是绿色的，西北是褐黄色的；东南是低地，西北是高地。由此分为两大板块，多雨的地区和干旱的地区，农耕区域和游牧、畜牧的区域，稻作区域和旱作区域，还有考古学器物鼎和鬲的分布区域等，都是以这条线为界的。比如鼎，它的三足是实的，三个实足的器物叫“鼎”，而像奶头状的三个空足的烹煮用的器物叫作鬲。鬲的分布板块是西北地区，鼎的分布板块是东南地区。这条线的两边在新石器时代都有辉煌的文化。和现在一样，东部发达，我称其为“东方先亮”，东方这边在社会复杂化上先行一步。但是到最后，两大板块都没有形成高度发达的文明，而在它们的交会地带出现了最发达的王朝文明。这类似于生态学上的边际效应，可谓“杂交出高度文明”。二里头就在这样一个交会地带。
二里头所在的地方，北依邙山，南临古伊洛河。“生于苏杭，葬于北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在中国各地，如果说文物破坏几乎是十墓九空，那么在洛阳则是十墓十空。究其原因，一是这个地方古代墓葬特别多，规格又特别高，树大招风；二是大约在民国时期，这里出现了一种先进的工具，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洛阳铲。据说洛阳铲是盗墓贼的发明，是聪明的洛阳人发明的，到现在还被考古工作者用于对古代文明的探究。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任何一种高精尖的仪器设备可以取代这种简单的洛阳铲，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特别适用于中国的黄土地带。
洛阳铲
在二里头进行考古发掘的同时，我们还对洛阳盆地进行了大面积的、地毯式的、全覆盖式的系统考古调查。通过多年的工作，我们勾画出了这个区域发展的大致脉络。要知道，在前仰韶时代，就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前，这里可谓地广人稀；到了仰韶时代，即大约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800年，人口大膨胀，定居农业非常发达；到了龙山时代，即大约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1000年也持续兴旺。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像二里头这样的超大型的聚落，也就是当时的社会没有一个金字塔的塔尖，而到了二里头大型都邑登场，就是文明史上的一个质变。水之北、山之南为阳，这里应该是最早的洛阳。二里头就位于古伊洛河的北边，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前面说我们的考古工作进行了近60年，发掘了多少呢？有人说考古就是磨洋工，一个建筑工地上曾有一幅标语很有意思，写的是“大干快上，把考古人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因为考古人的工作肯定不如推土机快。考古人拿着刷子、铲子，刷过来铲过去的，但是没有这样的精耕细作，就没有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入认识。从1959年发现遗址到现在，几代人时间过去了，我们发掘、揭露了多少面积？300万平方米只揭露了4万多平方米，也就是1%多一点。这就是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就要这么一代一代地干下去。相信我们的后代要比我们聪明，应该可持续发展，给他们留下更多的遗产。这就是二里头的第二个中国之最——三代文明核心地区最早的超大规模的都邑。
二里头的“不动产”之最
第三个中国之最，是关于二里头在“不动产”方面的重要遗存的发现。这些遗存的发现都是突破性的，是首次发现，二里头重要就重要在这儿。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车辙，发现了“井”字形大道。道路是城市的骨架，没有道路，城市规划就无从谈起。在这个“井”字形大道上，我们发现了东亚地区最早的车辙。车在人类文明史上太重要了，别看中国人早就会平着放轮盘，用快轮或慢轮制陶，但是把这个圆盘竖起来，加上一个轴，然后用人力或畜力拉起来，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在二里头时期最早引进的。马车比这更晚，要到殷墟时期才有，二里头时期的中原连驯养的家马都还没有，但是在中原的西北方向，甘肃、青海地区据说已经有了。
在这里，我们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群。中轴线对中国人而言太重要了，坐北朝南、封闭式结构、土木建筑、中轴对称这样一些建筑原则甚至礼制、政治原则，一直为后代中国所承继。这些东西，从建中立极到中庸，甚至河南话的“中不中？中！”，就是“中”文化，是一种原典文化。这些东西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就被写进典籍里了，然后通过阅读，耳濡目染，融入每个中国人的骨血里。
我们在二里头不光发现了大的四合院，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的宫殿建筑群，这种建筑结构本来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它居然比四合院出现得还早。中国古代建筑是土木建筑，所以中国很难保存有像帕提侬神庙或埃及金字塔那样的石头建筑。土木建筑堆不高，战国时期的台基已经堆得很高了，但顶多也就是十几米。这样一来，用什么方式来体现贵族乃至王者的等级和身份呢？由于土木建筑堆不高，所以我们就向纵深发展，“庭院深深深几许”，注重多进院落。如果说单进的四合院是小门小户，那么三进的和五进的恐怕就是贵族和王爷一级的居所了。中国最大的四合院在哪儿？就是明清紫禁城。中国古代都是靠这些东西来彰显等级和地位的。脱光衣服后，人都是一样的，但要体现出他是“人上人”，酋长就得弄根羽毛之类的东西装饰一下。最初人们就是靠这些东西来做等级、地位的区分，后来越来越复杂。这样的大型礼仪建筑在二里头被发现了，之前则没有，所以二里头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在这里，我们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明清紫禁城有70多万平方米，我们在二里头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有10万平方米出头，是紫禁城面积的七分之一。
横空出世的“中国龙”
我经常说我在中国考古界是做“不动产”的，但总会有人问：“许老师，你最重要的发现一定是绿松石龙吧？”有不少人都知道，被誉为“超级国宝”的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是在我们手里发掘出来的。那是2002年，我和同事在清理二里头宫殿区的一处墓葬时，发掘出了一件形体长大、巨头蜷尾的龙形器。这条龙的龙身曲伏有致，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鼻、眼则以白玉和绿松石填充，色彩艳丽，对比强烈。这个发现很惊人，但是当我面对朋友们的询问，说我们最大的考古发现是不是这条绿松石龙的时候，我回答说：不是，我主要是做“不动产”的。比如四合院、宫城、道路网络系统、建筑结构布局等，我主要是做这方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所以，发现中国最早的宫城才是我最看重的。聚落形态太重要了，比那些值钱的文物还重要。因为做历史研究，必须把那些具体的物放在一个大的背景里，才有意义。与其说考古学是研究物的，不如说考古学是研究物背后的背景和相互关系的。这实际上也是文物收藏鉴赏和考古之间的本质差别。
我们可以以绿松石龙形器为例来看看考古背景的重要性。这件龙形器是用2000多片细小的绿松石片做成的，每一片只有几毫米大小，厚度也只有一毫米。这么多绿松石片一点点粘嵌在皮革或木头类的有机质上，有机质彻底腐烂后，只剩下这些东西了。这些绿松石片如果像嵌绿松石铜牌饰那样有个铜托还好，谁都挖不坏。假如有学考古的学生去现场实习，老师暂时没在身边，他一看这些绿松石片，非常兴奋，一片一片地抠。抠完之后，老师回来了，他说：“老师你看，2000多片绿松石片啊！”老师问他：“那龙呢？”学生就会目瞪口呆。这就是考古背景的重要性。通过仔细清理，我们知道这条龙是在贵族墓的墓主人身上出土的，从肩部到胯部70厘米长，上面是一个铜铃，还带有青铜器的青锈，但当时应该是金黄色的。金黄色的铜铃叮当作响，再加上一条松绿色的龙，可以想见墓主人的威风，让人想起《诗经》中“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隆重场面。龙牌、龙杖或者龙旗，还埋在宫殿区的院子里，那么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呢？这引人遐想。有人说这个人是祭司，有人说是巫师，还有人说是王室成员，具体身份则是考古学暂时没法揭示出来的。
我们在二里头还发现了与祭祀有关的巨型坑，这很有可能就是最早的国家级的祭祀场，里面都是小猪的骨架，看得出这些猪在比较小的时候就被杀掉了，甚至头部的朝向和身体的姿势都有一定的规制。
超大型都邑、青铜礼器及铸铜作坊、城市主干道网、车辙、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祭祀坑、绿松石龙，这些都是二里头发现的中国之最。这些中国之最汇聚了浓重的王朝文明的要素。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继续揭示二里头的秘密。
第三节
从二里头探寻早期中国
考古人是干什么的？
我把考古人的工作比喻为从事两大职业：一是侦探，我们在现场利用蛛丝马迹企图复原真实的历史；二是翻译，我们解读无字地书，把这些东西变成大家能读懂的知识。为了找到破译的语言，我们的前辈花了几十年时间在田野中探寻。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学科好像跟大家无关了，大家觉得考古学就是一门绝学，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到现在，我们觉得可以向大家做一个交代了：拿着纳税人的钱的这些人究竟干了些什么，是怎样贡献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
中国人现在的生活中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东京有个浅草寺，每年樱花开的时候，只要你去旅游，就能看见很多穿着传统服装的人在那里进行祭拜活动。许多漂亮的穿着和服的姑娘，也会出现在日本高楼林立的街头。当你看见这样的景象时，好像也并不觉得不合时宜。但是在中国，我们好像就很难坦然地面对这样的事情。试想一下，你在北京的地铁里看见有人穿汉服，你肯定会觉得有些奇怪。而产生这种奇怪感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并不知道古人即我们的祖先是怎么生活的。在经历了强烈的反传统的时代后，现在的中国人把文化传统遗失得太多了。
那么，我们与祖先之间，靠什么连接？其中能连接的一点，就是骨血里的印记。举个例子，中国人每年大年三十要回家过年，无论路上怎么辛苦，都一定要回去，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而考古人，就是通过他们的工作来发掘、强化我们和祖先之间的关系。
考古人怎么看历史？
近百年以来，中国考古学者筚路蓝缕，做了大量工作。正是由于这些探究，中国的考古学才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考古学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在学科建立之初就是以本土学者为主来进行发掘研究的学科，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罕见的。因为无论是埃及还是两河流域，包括印度，考古工作基本上都是由欧美人主导的，他们强调所谓相对客观的“他者”的研究。而中国学者是研究自己的祖先，可以说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我们与祖先骨血相连，有文化基因上认知和理解的便利。
我举个甲骨文的例子。在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里，王懿荣、罗振玉这些大学问家发现并且识别了甲骨文，这件事情本身是极其难得的。甲骨文是一般人根本看不懂的东西，刻辞甲骨这些珍贵的文物曾被国人当作中药。对这些古文字的发现和辨识，在世界上都是很难的事情。比如，公元1799年，拿破仑侵略埃及军队的一名上尉在埃及港口城市罗塞塔附近发现了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是公元前196年托勒密王朝时代刻制的，由希腊字母、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埃及通俗文字对照雕刻而成。而法国学者商博良在破译这座古埃及石碑文字的时候，就采用了三种文字互译的方法，这种互译需要把不同的文字放在一起比较，没有这种桥梁来破译，这些文字就会成为死文字，到现在都破译不了。这使得古文字的破译变得极其困难和复杂。当中国学者发现甲骨文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以《说文解字》为桥梁，建构起当代中国人对古代汉字的认知，这就是血脉上的联系，非常难得。这是甲骨文发现上的幸运，也是中国文化传承上的幸运。这就是说，中国的考古学天然地具有与我们的文化传统骨血交融的机会，这是我们的便利。
细说二里头的青铜器
我们前面概述了考古学家的工作和他们对历史的看法，现在我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二里头作为早期中国的证据。
这些证据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青铜器。
青铜器一出现，就产生了变革性的意义，甚至使时代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于，之前的社会分化还不是那么严重，顶多用玉器和精制陶器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青铜礼器一出现，整个礼乐制度体系就奠定了。有人说，二里头发掘出的东西可能都是中国之最。在青铜器方面，二里头的发现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一件青铜鼎，不到20厘米高，纹饰简单，却是“中国第一青铜鼎”。没有这只鼎，也就没有三四百年之后司母戊大方鼎的辉煌和厚重，这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我们还发现了一件青铜钺，这件钺看着不起眼，但它是“中国第一青铜钺”。大家说很多好东西都不是考古人亲手挖出来的，是农民挖出来的，很遗憾，这件也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00年，我们正在遗址上钻探，晚上一位邻村的老农来到考古队，用旧报纸包了两片破铜片。老农说：“队长，就是两片破铜片，你看看有没有用。”我一看，眼睛一亮：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出土了！我问他是什么情况下得到的，他说是帮人盖房子，从土里刨出来的。第二天我赶紧让他带我们到出土青铜钺的地方去，详细记录，又让我的助手坐火车到西安，用意大利的X光机把这件东西拍了透视影像，最后发表出来。
祀戎并重
我们在二里头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围垣作坊区。此前我们的前辈早就发现了铸铜作坊，这是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后来我们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可以说，这里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相当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二里头都邑的早期阶段，当时宫城的区域可能还只是用栅栏围着，这里就已经用夯土墙围起来了，并且肯定还有重兵把守。四川三星堆、江西新干大墓出土的那些青铜器，是殷墟时期前后的。那个时候，中原青铜冶铸技术已经泄密，但是在二里头和此后的二里岗时期，就是郑州商城那个时期，除了二里头和郑州商城以外，绝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或敢于铸造青铜礼器，形成对作为礼器的容器和兵器这类关涉国家命脉的青铜重器的独占。
《左传》里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当时，祭祀就是用青铜礼器这套东西从事礼仪活动，而戎就是绝对的打压能力。这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现在看来，这些立国之本在古代和现代都是一样的，以前是祭祀，现在是开会，都是为了提高凝聚力。所以，在这个时期，一套与礼制相关的东西开始形成了，此前是相对平等至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还没有这么一套比较完善的礼制系统。
中国的酒文化特别兴盛，最初的礼器以酒器为主。喝酒用的酒杯，也就是“爵”，和象征着生杀予夺大权的“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祀戎并重。爵和钺是礼容器和礼兵器的代表。到了殷墟时期，还有仿二里头玉器的器物，比如璧戚，本来是一块璧，稍微一改刀，就成了璧形戚。戚是钺的一种。爵是具有深意的器物，持续兴盛了千年以上，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鼎是中国人心里关于政治权力的一种象征。司母戊大方鼎出现之前，有郑州大方鼎，在二里头已经出了小陶方鼎。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时候已经有铜方鼎了，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而已。而陶方鼎是铜方鼎的仿制品。
青铜钺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爵
在二里头，我们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近战兵器群，如戈、钺和长条形战斧。箭头肯定不是近战兵器，但箭头属于不可回收的兵器，箭头的生产表明青铜生产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高度。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制品是嵌绿松石铜牌饰，“金”就是青铜，青铜的底托上粘嵌着绿松石，构成兽面。
在二里头西北，青铜冶铸技术可能的传播路线上，河西走廊乃至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遗址也出土了青铜器，新疆地区也有青铜器出土，这些青铜器和二里头的是同一时期的，或者比二里头还要早一点，但它们都是用来做装饰品和日常小件用品的。这些地区的青铜技术一旦传播到中原，中原人就把这些技术用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祭祀祖先的礼容器，尤其是酒礼器上，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吃喝文化”。据说有一位美国女博士是研究人类学的，对上古时期的“夸富宴”也就是夸耀富裕的宴席怎么也搞不清楚，后来她来了中国，吃了两顿北方农村的大宴席，就明白了什么是“夸富宴”，因为在美国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景象。
二里头这个中心出现后，长城以北都有二里头式的器物发现，整个黄河流域，长江上、中、下游，包括三星堆都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各地出土的和二里头相近的东西，大多是模仿品，说明二里头文化的扩散应该不是强力的军事推进，而是各地的酋长、首长或者普通民众选择性地接受二里头的文化因素，就是以它为高、为大、为上，“跟风”导致文明向外扩散。
尽管二里头出现在3000多年以前，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大的国家实体，但是它已经奠定了中国的雏形。作为礼器的玉石牙璋的辐射范围已经到了越南北部，与《禹贡》所说的九州的大致范围以及秦汉帝国统一疆域的大致范围相当。除了后来的四大边疆之外，二里头那个时期的影响力已经基本达到了内地十八省适合农耕的区域，之后才一点一点地奠定中国的基础。
第四节
大国重器：青铜器的宏伟工程
青铜器中的“巨无霸”
如果我们留心北京地铁站的公益广告，就会发现在宣传人造卫星、高铁等象征国家发展的大型工程及其成果时，常冠以“大国重器”的醒目标题。无独有偶，有学者把中国的青铜时代称为“重器时代”。说起来，二者还真是有一定的内在历史关联。
我在前面已讲过，青铜冶铸技术被中原王朝引进之后，主要用来制造那些用于祭祀、作为贵族和王室身份地位象征物的礼器。而这种礼仪重器的硕大、精美，显示着其背后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种巨大的投入在全球早期青铜文明范畴内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学界才把中国的青铜时代称为“重器时代”。
如果我们去台北“故宫博物院”，会发现那里的镇馆之宝是一棵翠玉白菜，而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肯定是司母戊大方鼎。
我们不妨通过学界对商代青铜礼器中的“巨无霸”——司母戊大方鼎的研究，来管窥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高度与特色。
关于这件大鼎，最热门的讨论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11年左右把这件我们小时候在历史教科书上认识的著名青铜礼器改名为“后母戊青铜方鼎”，简称“后母戊鼎”。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改变在学界和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由于学术界对这件商代大鼎的铭文释读有不同的认识，有多种释读方案共存，所以这件大鼎到底是叫“后母戊鼎”还是“司母戊鼎”，至今还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因而这次也只是改名而已，不是正名。我们姑且叫它的旧名“司母戊大鼎”。
依照最新公布的数据，司母戊大鼎长约1.16米，宽约0.79米，通高1.33米。20世纪50年代测定大鼎的重量为875公斤，根据90年代的最新测定，其总重量为832.84公斤。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鼎应该存在减重的现象。有学者推算大鼎的原重量应该在1吨（1000公斤）以上。尽管有学者推测其可能并非商代青铜器中最大、最重者，但就实物而论，司母戊大鼎的体量在目前公布的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中居于首位。可以说，这是一件真正的最重的“国之重器”。
大鼎的内壁铸有“司母戊”的铭文，根据学者对这个铭文的解释和判断，这件大鼎应该是用来祭祀先妣的，一般认为是祭祀做器者的母亲，而做器者应该是一代商王。大鼎的年代被推定为殷墟文化的第二期或第三期，与著名的妇好墓的年代近同。有人甚至认为其主人与妇好都是商王武丁的固定配偶。这件大鼎上部铸有两只耳朵，底部是支撑重量的四只青铜足，鼎身部分装饰得复杂又精美，以云雷纹为底纹，底纹上还托浮着兽面纹、饕餮纹、龙纹，形成了多重花纹，庄重中透着生动。
按照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说法，商周时期青铜器上装饰动物花纹，不仅仅是出于美观的考虑，还具有图像上的意义：这些动物花纹可能是协助巫师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的形象。
司母戊大鼎及其铭文
因此，这显然是一件王室重器。如此庞然大物，是如何造出来的呢？考古学家、冶金史专家和工艺学家对司母戊大鼎的铸造工序做了合乎逻辑的推断。
大鼎是怎么制造的？
铸造这件大鼎的第一步是设计。在蓝图之外，制作者甚至可能会先造出小的器物模型，以便放大翻制。
而后进入制模、制范阶段。简单来说，青铜熔液必须浇铸到某一种模具中，冷透了以后，才能成为青铜器。这种制造模具的过程，就叫作“制模”“制范”，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模范”一词的来源。模范法工艺要先用泥土塑出要铸的器物实样，表面雕刻出纹饰，即俗称的模子。模子干了以后，在上面用泥反复按压，形成外范，把模子刮去一层，形成内范，内、外范之间的距离就是要铸的器物的厚度。最后从浇灌孔注入青铜熔液，等到熔液冷却，打碎内、外范，青铜器就成形了。对司母戊大鼎这么大的鼎而言，很难做出一个完整的巨大模具，因此采用的方法是各个局部先制作内、外范，最后再把这些范拼起来。关于司母戊大鼎的用范数量，学者们推测，应该在20~52块之间。
下一步工序是铸造，就是把这几十块内、外范一一拼好，从这件庞然大物的足部浇入青铜液。为了使青铜液不会因为来不及浇铸而冷却，必须就地进行冶炼。在铸铜作坊，就备有冶炼好的铜、锡、铅等金属料，按照铸件的性质配置、熔炼合金。学者们推测，铸造875公斤的司母戊大鼎，需要准备铜料1200~1500公斤，需要化铜近2000公斤，这相当于一头成年大象的重量。
等到灌入大鼎的青铜液冷却凝固后，把泥土造的模具全部敲掉，然后在口沿上加铸鼎耳，打磨清理，最终完成铸造。
根据考古发现，我们还可以对殷墟都邑中包括大鼎在内的青铜礼容器的生产者群体和他们的生产场景进行概略的勾画。可以想象，在铸造大鼎的过程中，需要数以百计的工匠，共同分工、协作，就地完成大鼎的制作。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专门进行某一个小部件的泥土制模，有人专门进行拼图工作，有人专门冶炼青铜液，有人专门进行占卜和预测，还要有人进行监督和协调。这还不包括后勤保障，结构之复杂，可以想象。如此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精密的生产管理体系乃至背后的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高度都是如何形成的，非常耐人寻味。
就这样，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铜重器，按照当时商王祭祀活动的需求，经设计、铸型、铸件等工序，在专门的铸铜作坊中问世了。司母戊大鼎的问世，也是中国青铜时代进入鼎盛期的一个标志，具有“中国特色”的青铜文明开始大放异彩。
“大提速”时代
广泛地使用青铜器，步入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阶段。青铜器作为礼器的出现，是这个文明步入成熟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的中原地区出土了最早的青铜礼容器，而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的过程，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起，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成组的青铜礼器最早发现于二里头都邑，其铸造和使用则可以上溯至龙山时代。早期中国，由此起步。
我在前面说过，东亚大陆的面积与欧洲是差不多的，当时的国际态势和现在的欧洲也差不多，没有中心可言。最初整个东亚大陆是无中心的多元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玉石在那个时代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可以称为“玉石东亚”。在二里头时代以前，东亚大陆经历了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或可称为玉器时代。
到了二里头时代或者稍早的龙山时代后期，利用化学反应瞬间成形的青铜礼器和兵器问世，大大提升了当时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战争的破坏性，与之前通过物理变化琢磨玉石的缓慢、优雅以及持续的相对和平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二里头时代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有中心的多元时代。因为“二里头集团”就是一个盟主，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性的国上之国。二里头并没有像秦汉帝国之后那样统驭一个大的范围，而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家以它为高、为大、为上，形成一个硬实力和软实力兼备的中心，这叫有中心的多元，可以称为“青铜中国”。
二里头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商、周文明。商、周王朝继承并发展了二里头以来的社会整合方式，吸收、沿用了二里头的青铜礼器制度、祭祀制度、宫室制度、墓葬制度等，祭祀祖先，流行占卜，试图连通天地鬼神，明确等级、地位、身份。这些政治文化传统，都与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
鉴于此，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兰教授指出，从二里头到周代的整个中国青铜文明，由礼器、礼仪祭祖活动到礼书上的“礼”，无论是器用层面还是其中所显示的贵族文化的底蕴，都是一以贯之的。各个文明实体之间礼器模仿的背景，是社会政治理念的共享和趋同，也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所在。
青铜王朝，张力何在？
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这200年的时间里，二里头文化执东亚大陆青铜时代的牛耳，随后，二里岗文化代表的商王朝前期的青铜文化大幅度向外扩展。二里头时代的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岗文化的主都郑州商城，是这个时期有能力和权力铸造青铜礼器的都邑，其他地方是根本不允许也不可能铸造的。
王族的奢侈品变成了重要的礼器，这些奢侈品的制造、赏赐和使用完全被王族把持。从这个角度又会提出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王朝扩张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各个王朝为什么要打仗？按照张光直先生的分析，很有可能是为了获得用于青铜器生产的铜料、铅料和锡料，对它们的攫取和占有导致了王朝的扩张。
这样看起来，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往往超出了二里头之前那些只是在小的地理单元，比如小流域和小盆地分布的区域性文化。当然，二里岗文化还有更大的扩散。最早的交通孔道应该是水路，因为水路是最好走的，只要有个竹筏木排，大量的铜锭就可以运回都城。我们现在逐渐搞清楚了，一般都是在采掘现场采铜，炼成铜锭，再装上船运到都城，在都城铸造青铜礼器。东周时代的金文中有“金道锡行”的记载，这些青铜原料的运输道路连通中原与淮河、长江流域，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到了这一阶段，早期中国的政权已是具有广大范围和超强控制力的广域王权国家了。商王朝既有直接控制的太行山东麓和豫北冀南地区这类“直辖区”，也有间接控制的晋中南、冀北、鲁西、长江中游北岸、陕西关中平原等地区。这些受间接控制的地区，集中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物资，向商、周王朝的直辖地区不断输送，而王再将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物的青铜礼器向下分配，从而确立了王朝的一元化的纳贡制度。
在这样一种纳贡体制下，逐渐形成了中国青铜文明，也就是中原王朝文明的张力，这甚至成为秦汉帝国版图形成的前提。可以说，二里头时代的以二里头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整合与制度建设，通过商、周王朝的扩展与分封，达到普世化，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这就是“国之重器”的真正秘密。
第五节
青铜催生中国
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青铜礼器群的出现。青铜时代意味着王朝礼制时代的到来，因此青铜礼器可以作为二里头是否是最早的中国政治实体的重要证据。
冶金史专家都认为，二里头和二里岗虽然分属夏和商，但在铸造青铜礼器的工艺上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例子是落后者打败了文明程度较高的族群，但最后他们在文化上却被战败者同化了。二里头和郑州商城的铸铜作坊，可能就有这样的承继关系。二里头最初铸造的青铜爵和鼎等礼器都不太大，后来整个青铜文明加速往前发展，直到殷墟和西周时期臻于鼎盛。相应地，青铜文化也有大幅度的扩散。
青铜文化的扩展
我们先看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它的东面是岳石文化。岳石文化是在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分布于山东沿海地区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它与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相同。由于岳石文化的存在，二里头文化没能进入山东地区。在西北方向，二里头文化跨过了黄河，分布或者影响到山西的南部，当时当地的陶寺文化已退出历史舞台。二里头文化向西则突破了函谷关，进入了关中地区的东部，并与同时存在的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发生了交流关系。
二里头文化向南的突进最令人瞩目，到达了长江中游的武汉一带，有学者认为这与早期王朝对青铜原料的攫取有密切关系。到了二里岗时期，中原文明就进一步向外扩张了。在长江中游，从二里头时期开始到商、西周、东周时期，都有大量采矿遗存被发现。青铜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金属，青铜器的制造运用的是金属冶炼史上最早的合金技术。要冶炼青铜，必须以大量的铜矿为基础，加入锡或者铅，冶炼过程中还要精准地把握温度，最后才能制造出青铜熔液。所以，要生产出青铜器，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需要非常复杂的工艺。
在整个东亚大陆，北方青铜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是连接欧亚草原和中亚地区的非常繁盛的一种文化。再向南是中原青铜文化，就是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这套东西。至于四川的三星堆文化，在当时的中原人看来应该属于“非我族类”，完全不见于中国古典文献。对于这种说法，著名历史学家王明珂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不同寻常、非常例外的例子，即所谓的“异例”，让我们反省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们是不同寻常的。显然，是所谓的“常识”在束缚着我们的头脑。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及金沙文化明显具有中原文化因素，但同时又有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东西。有学者认为它们是从北方来的，还有学者认为是从云南甚至缅甸过来的，但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考古学证据。从总体上看，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出现的时间偏晚，在殷墟和西周时期才兴盛起来。
殷墟时期比较复杂，好多地方的势力范围向回收缩了，我们称之为土著化。各个区域的土著势力开始增强，其实也是殷商文明影响的结果。虽然殷墟都邑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它直接控制的地方缩小了，青铜礼器铸造技术外流，等于“泄密”了，四川的三星堆文化所在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关中地区也可以独立制造青铜礼器了。
东亚大陆的国际局势被改变，中原青铜文化独霸一方的局面被打破，实际上青铜文明也通过这种模仿使用得以扩散，可以说是“跟风”导致了文明的扩散，这与现在我们吃肯德基、麦当劳和穿西服是一个道理。从以上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以二里头为先导的青铜时代使得整个中国的文明形态发生了突变，核心文化开始形成。这是二里头成为最早中国的最有力的证据。
青铜之路
接下来我们讲讲青铜之路，从中可知二里头是中国与世界联结的关键。
从龙山时代到殷墟时代，也就是二里头前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意识到大量的外来因素开始进入中原腹地及周边地区。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前后，以地中海东岸为中心，现在的土耳其到伊拉克这一带就有比较丰富的冶铜遗存，而后向外扩散。大致在公元前三千纪，欧亚草原进入青铜器初始期，而后以时间换空间，青铜潮到了东亚，就已经是公元前2000年之后了。
公元前2000年左右，青铜器在新疆地区出现。而甘青地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都是在大约公元前1700年。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潮还没有到达山东，而到了二里岗时期也即商前期，中原青铜文明进入山东地区，这是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
在东亚大陆以东，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青铜文明更是次生文明，青铜潮从西向东一点一点地推进，而中原是其中最重要的链条。
朝鲜半岛是什么时候进入青铜时代的？日本列岛呢？日本的铜器和铁器是同时出现的，这就是非原生文明的特点，日本根本没有青铜时代，都是从中国、朝鲜半岛传过去，一点点挤压过去的。山东地区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到了朝鲜半岛就晚于公元前1000年了，到日本就更晚了，青铜潮由西向东推进的趋势非常明显。
从中国最早的金镶玉艺术品——二里头出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及同类器物可以看出，出土这类金镶玉艺术品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是有交流的，最初大家都认为二里头的铜牌饰是最早的，由此向外散播，影响到三星堆以及甘肃地区，但最近有学者认为新疆地区的牌饰可能是最早的，从新疆传到了西北和西南地区，二里头是接收端。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假说，但它提示的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在这类问题上，我们的思维必须复杂化，不能说在中国出土了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就一定是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明的。二里头出土的中国最早的青铜战斧，一看就是北方草原风格。尤其是倒钩式的铜矛，在河南淅川下王岗等地有出土，青海、陕西、山西、辽宁也有出土，全是西北和北方地区。这些东西的源头在哪儿？在欧亚草原地区，这类兵器已经非常发达了，之后传到中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然后向中原地区传播，这是一种可能的传播路线。
在安阳殷墟发现了带有四条斜坡墓道的大墓，有大规模杀殉的习俗，而这些从来不见于温文尔雅的中原土著居民中。我们把商王朝引为我们的祖先，但商人是极其野蛮的，他们把羌人抓过来像牛羊一样圈养，就是为了杀殉。他们是从哪儿来的，还是一个谜。但殷商文化有浓厚的北方文化因素，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