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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蚀3

“我开始想,别人听了会怎么看待这整件事。”我和她坐在船尾甲板梯边的长板凳上时,她这么告诉我。当时,我们已经航行了一半的路程,可以看见东海角了,那整个地方都笼罩在夕阳的余晖中。塞莱娜终于不哭了。她不时发出很大的吸鼻声,我的手帕已经湿透了,不过这时她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我真为她感到骄傲。她一直没有放开我的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死死地握着我的手。第二天我的手还有淤青呢!“我一直想着,要是我坐下来说:‘希茨女士,我爸爸想对我做那个,您知道的!’她很笨,又很老,很可能会说:‘不,塞莱娜,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只不过她会像她站起来时那样,用那种高高在上的口气说:‘你说啥?’然后我就得告诉她,我的亲生父亲想要侵犯我。她绝对不会相信我说的,因为她家乡的人可不会做那种事。”

“我想那种事全世界都有,”我说,“听来伤感,不过是真的。而且我觉得,学校的辅导员应该也知道这一点,除非她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蛋。塞莱娜,希茨女士是不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蛋?”

“不是,”塞莱娜说,“妈妈,我觉得她不是,不过——”

“小宝贝,你以为全世界只有你遇到了这种事吗?”我问她,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因为音量太低,我又没听清楚,所以我要她再说一次。

“我不知道全世界是不是只有我遇到了这种事,”她说,然后抱着我,我也抱着她,“反正啊,”她终于又继续说了下去,“我发现自己要是坐在那儿,根本就说不出口。如果我当时直接踏进去,可能就说出口了,但是我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又坐下,反复想着爸爸这样做到底对不对,你会不会因此以为我是个坏孩子——”

“我绝对不会这么想的。”我说,然后再次拥抱她。

她对着我笑了,那个笑容温暖了我的心。“我现在知道了,”她说,“可那时候我不确定。就在我坐在那儿,透过玻璃看进去,看到希茨女士和先前进去的那个女生谈完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不进去面谈的好理由。”

“哦?”我问她,“是什么理由?”

“这个嘛,”她说,“这不关学校的事啊。”

我觉得很有趣,于是开始咯咯地笑。不久之后,塞莱娜也和我一起咯咯地笑。我们愈笑愈大声,两个人就坐在长板凳上,手拉着手,咯咯地笑个不停,像一对求偶期的潜鸟一样。我们实在笑得太大声了,连在下层舱房卖小吃和香烟的小贩都抬起头望了我们一两秒,确定我们没事。

在回家的路上,她又说了另外两件事——一件是她的嘴巴告诉我的,另一件则是她的眼神告诉我的。她大声说出口的那件事是,她一直想收拾行李离家出走;那似乎是条出路。但如果被伤得太重,离家出走也解决不了问题,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人还是丢不开记忆与情绪的包袱。而她的眼神告诉我的那件事是,她不止一次有自杀的念头。

只要想着那件事情,只要想着我女儿的眼神里露出自杀的念头,我心里的那只眼睛就更清楚地看见乔的脸。我可以看见他的嘴脸,看见他一再纠缠她,想要伸手在她裙子下乱摸,直到她为了自卫而不得不穿上牛仔裤,看见她因为好运而没有让他得逞,他却一直纠缠。我想过,要是小乔没有早点结束和威利·布拉姆霍尔的玩耍时间,早点回家,或是我没有及时睁大眼睛,看出她的问题,悲剧可能已经造成了。最重要的是,我还想到他是怎么在后面驱赶她的,就像一个坏心肠的人,拿着皮鞭或是木棍赶马,而且从不停止,没有爱心,也没有同情心,直到那匹马倒在他脚下死去,而他可能只是手持木棍看着那匹马,不明白马为什么死了。我当初想摸他的额头,想看看他的额头是不是真的那么光滑,结果却得到这种下场,事情竟然演变成这种局面。我真的看清一切了,我发现我竟然在和一个没有爱心,也没有同情心的人一起生活,他相信任何他触手可及的东西,都能任他占有和糟蹋,哪怕是他的亲生女儿也一样。

想到这里时,我第一次有了杀他的念头。那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杀他,上帝做证,真的没有,不过如果我说,那个念头只是想想而已,那我就是在说谎。那可远不止想想而已。

塞莱娜一定在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想法,因为她抓着我的手臂说:“妈妈,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快告诉我,不会发生什么。他一定会发现我告诉你了,他一定会气疯的!”

我想说一些她想听的话,让她安心,但是我说不出口。一定会发生什么,只是会发生什么,以及事情会不会很严重,就得看乔了。那晚我用奶油罐打他的时候,他让步了,可那并不表示他会再让步一次。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说,“但是塞莱娜啊,妈妈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这整件事情都不是你的错;第二,他不会有机会再纠缠你了。你明白吗?”

她的眼睛里再次充满泪水,有滴眼泪溢出眼眶,滑下她的脸庞。“我只是不希望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她说。她停了一会儿,嘴巴动着,然后突然说:“哦,我真讨厌这样!当初你为什么要打他?他为什么要找上我呢?为什么事情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呢?”

我握着她的手。“小宝贝,事情都会变的,有时候事情会出错,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更正这些错误。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吧?”

她点点头。我在她的脸上看见了痛苦,但是没有怀疑。“是的,”她说,“我想我知道。”

这时我们已经到了码头,没有时间继续谈了。我很高兴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因为我不想看见她泪眼汪汪地看着我,像每个孩子一样,想要一切回归正常,却不要造成任何苦痛,不让任何人受伤;或者想要我做一些不可能的保证,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那些保证。我不知道我内心的那只眼睛愿不愿意让我遵守诺言。我们走下渡轮,两个人都没说话,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好。

那天乔在卡斯泰尔斯家帮忙建后廊,他晚上回家之后,我让三个孩子去了杂货店。我看见塞莱娜沿着车道一路往前走的时候不时回头看看我,脸苍白得像牛奶一样。安迪啊,她每次一回头,我就在她眼中看见了那把天杀的斧头。不过我也在她眼中看见了别的想法,而且我相信这个别的想法让我松了一口气。她一定在想着,至少事情不会像以前一样一再重复,永不停止了。她是那么害怕,我想她心里一定这么想。

乔坐在火炉旁看《美国人》,这是他每天晚上的习惯。我站在木柴箱旁看着他,内心的那只眼睛似乎睁得更大了。我心里想,看看他,坐在那儿活像个老爷;坐在那儿,好像他不必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穿裤子得一条腿一条腿地来;坐在那儿,以为用他的魔掌侵犯他唯一的女儿是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事,而且做完之后还能问心无愧地睡他的大头觉。我想知道,我们是怎么从萨莫塞特小酒馆的初高中毕业舞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的——他坐在火炉旁看报纸,穿着打了补丁的蓝色旧牛仔裤和脏保暖背心,我则站在木柴箱边,心里想着要杀死他,但是又下不了手。那种感觉就像是走入了一片魔幻森林,当你往回看的时候,却发现来时路已经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我心里的那只眼睛看得越来越多。它看见我用奶油罐打他,在他耳朵上留下的十字疤痕;它看见他鼻子上弯弯曲曲的小血管;它看见他的下嘴唇往外翘,看起来好像在生气的样子;它看见他眉毛上的头皮屑,还有他扯着长到鼻子外的鼻毛,或是偶尔在胯下抓个两下的死样子。

那只眼睛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事情,于是我发现,嫁给他不只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错误,还是唯一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不是唯一付出代价的人。当时他一心忙着纠缠塞莱娜,但是她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如果他一直想要侵犯他们的姐姐,又会对他们做出什么事?

我转过头,那只眼睛看见了那把斧头,就像往常一样,还是摆在木柴箱上面的架子上。我伸手去拿斧头,紧紧握住手柄,心里想着,乔,这次我可不会将斧头交到你的手上了。然后我想起刚刚三个孩子离开时,塞莱娜一直回头看着我的场景,于是我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用那把该死的斧头。我弯下腰,拿起木柴箱里的一块大木头。

不管是斧头还是木头,都不重要,乔的死期已经不远了。我愈看他穿着脏背心,抓着鼻毛,看着可笑的报纸,就愈想起他对塞莱娜做的好事;我愈想愈生气,我愈生气,就愈想直接走过去,用那块木头将他的头颅劈成两半。我甚至可以看见我第一击落下的地方。当时他的头发掉得差不多了,尤其是后脑勺,已经没剩几根毛了。他椅子旁边的灯照过来的光线,让他的头看起来像个灯泡。你可以在剩下的几绺毛发之间,看见他头皮上的斑点。就那儿好了,我心想,就选那个地方好了。到时候血会喷得整个灯罩都是,可我不在乎,反正灯罩本来就丑得很,也旧了。我愈这么想,就愈想亲眼看见血飞溅到灯罩上的场景,我知道血一定会这么喷的。我又想到,血也会飞溅到灯泡上,发出咝咝的声音。我脑中闪过这些影像,我愈这么想,我的手就愈牢牢地抓着木头,调整到最好拿的位置。那真是疯狂,没错,但是我似乎没办法转身走开,而且我知道,即使我真的走开了,我心里的那只眼睛还是会继续盯着他。

我告诉自己,假如我真的下手,塞莱娜会做何感想——她最害怕的事情竟然成真了。但是这么想也没有用,即使我那么爱她,那么想获得她的好感,也无法阻止我的那个念头。那只眼睛对爱的态度太过强硬。即使想着他真的死了,而我因为谋杀罪被关进南温德姆监狱,三个小孩该怎么办这件事,也没办法让那只眼睛闭上。它一直睁得大大的,而且不断在乔的脸上看见丑恶的东西。他刮胡子时从脸颊上刮去白色皮屑的样子,吃晚餐时沾在他下巴上的几滴芥末酱慢慢干掉的样子。还有那一排假牙,又大又旧,活像马齿一样,那是他邮购的,戴起来不太合适。每一次那只眼睛又看见了什么东西时,我握着木头的手就更紧一些。

到了最后一刻,我想到一件事。我心想,如果此时此刻你这么做了,那么这件事就不是为塞莱娜做的,也不是为另外两个孩子做的,而是因为他已经在你眼皮子底下胡来了三个多月,你却那么迟钝,完全没有发觉。如果你打算杀了他,然后进监狱,只能在星期六下午看孩子,你最好想清楚,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纠缠塞莱娜,而是因为他把你当呆子耍。那样的话,你就和薇拉一样——最恨的就是别人耍你。

这么一想以后,我终于改变主意了。内心的那只眼睛并没有闭上,但是目光黯淡了下来,没有那么强烈了。我试着松开手,让那块木头掉下去,可我刚刚握得那么紧,一时之间似乎无法放开。我必须用另一只手来掰开两根手指,才能让木块掉回木柴箱,而另外三根手指还是弯曲的,好像还握着东西似的。我活动了三四次才开始觉得手又恢复正常了。

手恢复正常之后,我走到乔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要和你谈谈。”我说。

“那就谈啊,”他在报纸后面说,“我又没有阻止你。”

“我说话的时候,要你看着我,”我说,“将报纸放下。”

他将报纸放在大腿上,然后看着我。“最近你那张嘴可真忙啊!”他说。

“我的嘴我自己会管,”我说,“你管好你的手就好了。如果你做不到,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他挑起眉毛,问我那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让你别再骚扰塞莱娜了。”我说。

他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我刚刚抬起膝盖顶了他那传宗接代的宝贝似的。安迪,在这件令人遗憾的事件当中,这可是最棒的部分了——看见乔的脸上露出他发现自己被捉到了的表情。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嘴巴大张,整个身体在那把旧摇椅上抽搐了一下,就像有时候人刚刚睡着,突然想到可怕的事情时那样。

他试着混过去,假装刚刚只是背部肌肉疼痛罢了,可他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我。其实他看起来有点为自己感到羞耻,但我根本不会因此而对他心软。即使是一只在鸡舍里偷鸡蛋被抓个正着的笨猎犬,也会露出羞耻的表情。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

“那你怎么一副睾丸被魔鬼抓到的样子?”我问他。

他眉毛微动,开始露出怒意。“如果该死的小乔造我的谣,我就——”他开始说话。

“小乔什么都没说,”我说,“乔,你就别再装了,是塞莱娜告诉我的。她已经将一切都告诉我了,包括我拿奶油罐打你那晚之后,她开始对你很好,还有你是如何回报她的,你还威胁她,如果她将这件事情说出去,我会对她怎么样。她全部都告诉我了。”

“她根本就是在说谎!”他说,同时将报纸丢在地上,好像这么做能证明这一点似的,“她说谎,该死的她还挑逗我!我要拿我的皮带来,她再出现的时候,要是她敢再出现——”

他要站起身,我用一只手将他推了回去。一个人想从摇椅上站起来时,要将他推回去简直轻而易举;我有点惊讶,怎么能这么容易呢。当然啦,不到三分钟之前,我还差点用木块砸了他的头,这可能也是我能轻易地将他推回去的原因吧!

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直线,还说我最好别和他耍花招。“你以前干过一次,”他说,“但是那并不代表你每次都可以称心如意。”

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就在不久前,不过现在可不是告诉他的时候。“你要说大话的话,就留着去和你那些朋友说,”我说,“现在你闭嘴,只能听。你给我听清楚了,因为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如果你再纠缠塞莱娜,我就以猥亵儿童或是强奸的罪名,送你进州监狱。不管是哪一项罪名,都可以让你在牢里蹲个够。”

我这么一说,让他有点手足无措。他又张大了嘴,整个人坐在那儿盯着我。

“你绝不会这么做。”他刚开口说话,又停了下来。因为他看得出来,我真的会这么做。所以他装出讨好的样子,下嘴唇往外噘得厉害。“你听信她的片面之词,对不对?”他说,“多洛雷丝,你根本没有听听我的说法。”

“你还有话要说吗?”我反问他,“一个36岁的男人要他14岁的女儿脱下内裤,好让他看看她那儿长了多少毛,这种男人还有话要说吗?”

“下个月她就满15岁了。”他说,仿佛那会让一切变得不同似的。他这个人可真是了不起啊!

“你有没有听见自己说了什么禽兽不如的话?”我问他,“你有没有听见自己的嘴巴说了什么下流话?”

他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弯腰捡起地上的报纸。“多洛雷丝,别烦我,”他用那种闷闷不乐又可怜兮兮的语气说,“我想看完这篇文章。”

我真想将他手中的那份该死的报纸撕成碎片,丢到他脸上。但是假如我真的那么做的话,一定免不了血腥的场面,我不想让孩子们,尤其是塞莱娜,回家时看到那种场面。所以我只是伸出手,用大拇指拉下了一截报纸,轻轻地。

“你得先向我保证,你不会再去骚扰塞莱娜,”我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忘记这件令人不快的狗屁事。我要你保证,从此不再对她动手动脚。”

“多洛雷丝,你不要——”他开口说道。

“乔,我要你保证,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你以为这样可以吓着我吗?”他大吼,“你这个臭婆娘,过去15年,你已经让我生不如死了,你那张丑脸和你的臭脾气相比,可差得远了!如果你不喜欢我这个样子,怪你自己吧!”

“你还没见识到真正的生不如死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说,“如果你不保证你会放过她,我就让你瞧瞧,什么是真正的生不如死。”

“算你狠!”他大吼,“算你狠,我保证!可以了吧!就这样!你满意了吗?”

“满意。”我说,不过我并不满意。他永远不会让我满意了。他这种暂时的软化并没有什么意义。我已经打定主意,在年底之前,要不就带着孩子们离开,要不就杀了他。对我来说,选择哪一种方式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即将发生大事。我要让他措手不及。

“好,”他说,“多洛雷丝,那我们的谈话算是结束了吧?”他继续看着我,眼里闪着可笑的光芒,“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对吧?”

“我不知道,”我说,“我本来还以为自己脑子不错,但是你看看我到头来嫁了个什么人。”

“拜托,”他说,继续用那种自以为是的可笑眼神看着我,“你以为自己是坨热屎,擦屁股之前可能还得先转头看看屁股开始冒烟了没。不过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想,”他说,然后晃了晃报纸,就像那些有钱人看报纸,想确定一下当天的股票炒得还不错的模样,“像你这么聪明的人,要想出来也不难嘛!”

我不喜欢他的口气,但是也不想和他计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除非必要,否则我不想再浪费时间拿棍子捅马蜂窝;第二,我当时的确以为自己很聪明,至少比他聪明。我觉得如果他想扳回一城的话,只要他开始行动五分钟左右,我就知道他在搞什么鬼了。换句话说,就是骄傲,非常骄傲,而我从来没想过他已经开始了。

孩子们从杂货店回来之后,我将儿子们带到屋里,然后又回去陪塞莱娜。屋外有一大片黑莓灌木,那个季节,黑莓几乎已经掉光了。这时吹起了一阵微风,树丛沙沙作响。那个声音听起来好萧瑟,也有点毛骨悚然。有块白色的大石头立在地上,我们就坐在石头上。东海角那边升起了一轮弦月,塞莱娜牵起我的手,她的手就像凄冷的弦月一样冷冰冰的。

“妈妈,我不敢进去,”她说着,声音颤抖,“我去塔尼娅家,好不好?你让我去,求求你。”

“小宝贝,你什么都别怕,”我说,“我已经将事情处理好了。”

“我不相信你。”她轻声说。但是她的表情却告诉我,她想相信我,她的表情告诉我,她最想相信我说的话。

“我说的是真的,”我说,“他已经向我保证,不会再骚扰你。他不一定总是说话算话,但是这一次他会的,因为他知道我会监视他,也知道你会告诉我。还有啊,他快吓死了。”

“吓死——为什么呢?”

“因为我告诉他,如果他再敢侵犯你,我就送他去肖申克监狱。”

她倒抽了一口气,再次握着我的手。“妈妈,你不会的!”

“我会,而且我是认真的,”我说,“塞莱娜,我想你最好也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不会太担心,接下来四年,乔可能至少得离你10英尺远,到时候你都已经上大学了。如果在这个地球上他还在意什么事的话,那就是他自己了。”

她轻轻放开我的手,态度很坚定。我看见她的脸上露出希望,除了希望,还有别的,就像她的活力和朝气又回来了一样。我一直没发现,那年秋天她看起来有多苍老,直到和她一起坐在月光下的黑莓丛边时,我才注意到这一点。

“他不会用皮带抽我或者干点别的事吧?”她问我。

“不会,”我说,“已经结束了。”

她终于相信了,然后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哭了起来。那纯粹是痛苦解除之后的泪水。她这么哭让我更恨乔了。

我想啊,接下来的几个夜晚,我的宝贝女儿应该可以脱离三个多月来的噩梦,睡得安稳些了吧。不过我却没有睡着。我听着乔在我旁边的打呼声,用心里的那只眼睛看着他,很想翻个身,将他的喉咙咬断。但是我已经没那么疯狂了,至少不像我拿着木块差点宰了他时那样激动。想到自己要是真的因为谋杀罪被关进牢里,孩子们该怎么办也无法让那只眼睛安静下来。但后来,在我告诉塞莱娜她已经安全了,我自己也有机会放松一下心情之后,那只眼睛安静了。不过,我知道塞莱娜最希望的事不可能成真,那就是让生活继续,假装她爸爸对她做过的事从来没发生过。即使他真的信守诺言,不再对她毛手毛脚,她的希望也不可能成真。而且,尽管我对塞莱娜那么说,但是我并不能完全确定他会说话算话。因为乔那种人迟早会说服自己,下次一定可以侥幸得手;说服自己,如果小心一点的话,就可以予取予求。

我躺在黑暗中终于平静下来时,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我必须带着孩子们搬到大陆那边,而且动作要快。当时我非常冷静,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永远那么冷静,那只眼睛不会同意的。下次我又激动时,那只眼睛会看得更清楚,看见更多乔丑陋的地方,到时候可能就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动手了。那是一种新的疯狂,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还不笨,知道如果我想那么做的话,那种疯狂会造成多大的破坏。我必须在那种疯狂爆发之前,和孩子们搬离小高岛。就在我开始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我终于了解了他那个自以为是的可笑眼神是什么意思。要是我早点知道就好了!

我等待事情渐渐平息,然后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搭11点的渡轮到大陆去。孩子们都在学校,乔则和迈克·斯塔吉尔以及他的弟弟戈登出海捕龙虾去了。不到夕阳西下,他是不会回家的。

我带着孩子们的储蓄存折。从他们出生以后,我们就开始帮他们存上大学的钱,至少我是这么做的,乔才不在乎他们上不上大学。每次我们谈到那个话题——当然,每次都是我提起的,他都是坐在他那把该死的摇椅上,脸藏在报纸后面,使劲探出头来说:“多洛雷丝,你到底是哪根筋不对,非得送他们上大学不可?我没读大学,可是我也混得不错啊!”

是啦,有些事情就是沟通不来的,你们说是不是?如果乔认为看看报纸,挖挖鼻屎,然后将鼻屎擦在他那把摇椅的把手上就叫作混得不错的话,那什么都不必谈了,两个人根本就搭不上话。不过如果他碰巧撞上好运,找到了好差事,像是上次加入镇道路工程队,那我根本不在乎他是不是以为全美国的大学都是共产党办的。那年冬天,他去大陆当修路工人,我要他给孩子们的银行账户存500美元,然后他就呼天抢地,像只狗一样,还说我将他的利息都抢走了。不过,安迪呀,他骗不过我的。那年冬天,如果那个混账没有赚个2000美元,也可能是2500美元,我愿意笑着去亲一头猪。

“多洛雷丝,你为什么老是要唠唠叨叨地念个不停呢?”他会这样问我。

“如果你自己像个男人,知道该为孩子们着想的话,我就不必唠叨了。”我会这样告诉他,然后继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安迪,有时候我都说得想吐了,不过我就是有办法让他把小孩的教育基金拿出来。为了他们,我再怎么想吐也无妨,因为孩子们只能靠我来为他们铺好未来的路了。

按照现在的标准,那三个账户的存款都不算多——塞莱娜的账户大概有2000美元,小乔的账户大概有800美元,小皮特的账户有四五百美元,不过这是1962年的事了,在当时,那些钱算不小的数目。要离开小岛过日子,那些钱肯定也够了。我打算将小皮特的存款取出来,其他两个账户的钱则开银行本票。我已经决定要结束这里的一切,搬得远远的,到波特兰去——先找个地方住,再找份像样的工作。我们四个人都不习惯住在大城市里,但是如果逼不得已,再怎么不习惯,我们也得渐渐习惯。而且,当时波特兰其实只是一个和大一点的镇差不多的地方罢了,不像现在这样繁华。

一旦我们安顿好之后,我就可以开始赚钱,将支出的钱再存回去,我想我做得到。即使我做不到,他们也都是聪明的孩子,我知道学校有奖学金这样的东西。如果他们拿不到奖学金,我想我的自尊心还不至于强到不好意思去申请贷款。主要是让他们远离这个地方,当时,这件事似乎比上大学还重要,就像乔那台富农型旧拖拉机保险杆上的贴纸写的:凡事皆有轻重缓急。

我刚刚花了近四十分钟,说了一大堆塞莱娜的事,可受他折磨的人不只有塞莱娜。她是受折磨最厉害的,小乔的日子也不好过。1962年,他12岁,应该是个活蹦乱跳的年纪,但是你从他的脸上却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几乎不笑,不管是微笑还是大笑,我并不觉得奇怪。每次他一走进房间,他爸爸就开始挑他毛病,像一只黄鼠狼追在鸡后面一样,要他将衬衫扎进裤子里,要他梳头发,要他抬头挺胸,要他像个大人,别再像个该死的娘娘腔,鼻子都埋到书堆里了,要他当个男子汉。在我发现塞莱娜不对劲之前的那年夏天,小乔没被选上少年棒球联盟球队,听他爸爸训他,你还以为他是参加奥运会田径比赛,因为服用禁药而被取消资格哩!再加上他看见自己的爸爸对姐姐所做的下流事,你们就可以了解他对自己的爸爸有什么观感了。我有时候会观察小乔看他爸爸的表情,我在那个男孩的脸上看到真正的恨意,十足的恨意。在我带着那些存折到大陆之前的一两个星期,我就明白小乔也有一只心里的眼睛在看着他的爸爸。

再说说小皮特。他4岁时就常常跟在乔后面,大摇大摆地走着。他将裤带拉得高高的,跟乔穿裤子的习惯一样,而且他也会拔鼻毛,拔耳毛,就像乔一样。当然,那时候小皮特还没有鼻毛或是耳毛可以拔,所以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他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回到家时哭哭啼啼的,裤子后面沾满了泥土,脸上还有一道抓痕。我和他坐在门廊的阶梯上,我用手臂搂着他的肩膀,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那个该死的犹太鬼迪基·奥哈拉将他推倒在了地上。我告诉他“该死的”是骂人的话,他不应该说,然后我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犹太鬼”。老实说,我很好奇他会怎么回答我。

“我当然知道,”他说,“犹太鬼就是像迪基·奥哈拉那种愚蠢的笨蛋。”我跟他说不对,他说错了。他问我“犹太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别管了,反正是个不好的字眼,而且我不希望他再这么说。他只是坐在那儿瞪着我,嘴巴往外噘得老高。他看起来和他爸爸没什么两样。塞莱娜怕她爸爸,小乔恨他爸爸,但是从某方面来说,小皮特最让我担心,因为小皮特长大后想要像他爸爸一样。

于是我从我珠宝盒底层的抽屉里拿出他们的存折,我将存折放在那儿,是因为当时那是我唯一可以上锁的地方;我将钥匙穿在链子上,然后将链子挂在脖子上。我在中午12点30分左右走进琼斯波特的北岸银行。轮到我的时候,我将存折推给银行柜员,我告诉她我想结清那三个账户,并且向她解释我急需那些钱。

“圣乔治太太,请您稍等。”她说,走到柜员区后面去拿账户资料。当然,那个时候电脑还不普及,他们需要人工处理许多文件。

她拿到了资料,我看见她抽出三份账户的资料,打开资料看了看。这时她的眉毛皱了起来,拧成了一条线,她对另一个女柜员说了一些话。然后她们两个人又一起研究了一下那三份资料,我则站在柜台另一边等着。我一边看着她们,一边告诉自己,绝对没有必要紧张,但我还是紧张得不得了。

接着,那位柜员没有走回柜台前,而是走到当时刚刚开始流行,被称为办公室的那种小隔间里。小隔间以玻璃隔开,我可以看见她在和一个穿着灰色西装,打着黑色领带,个子不高的秃头男人说话。她回到柜台之后,手上已经没有账户资料了,她将那些资料留在那个秃头家伙的办公桌上。

“圣乔治太太,我想您最好和皮斯先生讨论一下您孩子的存款账户。”她说,将存折推还给我。她用手掌边缘将存折推给我,好像那些存折有细菌,如果碰太久或接触太多会被传染似的。

“为什么?”我问她,“这些存折有什么问题吗?”到了那时,我才放弃了没有必要紧张的念头,开始紧张了起来。我的心脏跳得好快,嘴巴好干。

“我真的没法说,但是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什么误会,皮斯先生一定会向您解释清楚的。”她说。她没有直视我的眼睛,而且我感觉得到,她根本不认为有必要这么做。

我脚步沉重地走向那间办公室,好像脚底绑着千斤重的水泥。我已经猜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就是不明白怎么可能发生那种事。天哪,我手上不是拿着存折吗?乔也没有从我的珠宝盒里拿走那些存折,然后再将它们放回原处啊。如果他这么做的话,那一定得弄坏那把锁,可锁明明没坏啊!即使他真的动过手脚(这根本不太可能,那个男人笨得要命,连从盘子里挖豆子吃,都会把一半的豆子掉到腿上),那存折上也会有提款记录,不然银行也会在存折上盖上“账户已结清”的红印章啊!可存折上根本什么记录都没有。

事情和我猜的一样,我知道皮斯先生即将告诉我,我的丈夫已经动过手脚了。我一走进他的办公室,果不其然,他说的正是这件事。他说小乔和小皮特的账户已经在两个月前就结清了,塞莱娜的账户则是在不到两个星期前结清的。乔之所以会选这个时机是因为他知道,我从不会在劳动节之后去银行存钱,除非我觉得我已经在厨房顶层架子上的大汤壶里存了足够多的钱,可以支付圣诞节的账单。

皮斯拿那些会计使用的绿色表格给我看。我发现,那天我告诉乔我知道他侵犯塞莱娜的事,而他坐在他那把摇椅上告诉我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不知道的之后,第二天他就挖走了最后一大笔钱——塞莱娜账户上的500美元。他说的果然没错,有些事情的确是我不知道的。

我又仔细看了几次那些数字,抬起头来时,发现皮斯先生坐在我的正对面,搓着双手,看起来很不安的样子。我看见他那颗光头上冒着汗珠。他和我一样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圣乔治太太,您也看见了,您的丈夫已经结清了这些账户,而且——”

“这怎么可能?”我问他。我将那三本存折丢到他桌上,存折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他的眼睛眨了几下,猛地往后缩了缩。“我手上明明有这些如假包换的存折,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这个嘛,”他说,舔了舔嘴唇又眨了眨眼,活像一只在热石头上晒太阳的蜥蜴,“圣乔治太太,您自己看嘛,这些是——本来是——我们所谓的‘监护人储蓄账户’。也就是说,孩子名下的账户,孩子可以在您或是您的丈夫签名同意之下,提取账户里的钱。同时呢,身为父母,您或是您的丈夫都有权随时提取这三个账户里的存款。就像您今天打算做的一样,呃……我是说如果钱还在账户里的话。”

“但是存折上明明没有什么该死的提款记录啊!”我说,我一定是用吼的,因为银行里的人都转过头来看我们。我可以透过玻璃墙看见他们,可是我根本不在乎。“他没有这些该死的存折,到底是怎么将钱提走的?”

他的双手搓得愈来愈快,发出砂纸一样的声音。如果他的双手之间有根干木棒,我相信他都可以点燃他烟灰缸里的口香糖包装纸了。“圣乔治太太,请您放低音量——”

“老兄,我会管好我自己的音量,”我说得更大声了,“你给我管好这间烂银行的办事方式就行了!就我目前看到的情况来说,你要管的可多了。”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看了看。“根据这份文件,您的丈夫宣称存折丢了,”他这么说,“他要求本银行给他办一张新存折。这种事常有啊——”

“常有个屁!”我大吼,“你根本没有打电话通知我!你们银行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告诉过我!这些账户是我们两个人共同保管的,1951年,我们帮塞莱娜和小乔开户时,银行是这么向我们解释的。1954年,我们帮皮特开户时,也是这样的。你现在要告诉我,银行的规定有了变更吗?”

“圣乔治太太——”他说道,不过我根本不想听他放屁,我要把话说完。

“他随便编个故事,你就信了;他要你办新存折,你就给了。我的老天爷!你以为钱是谁存进去的?如果你以为是乔存的钱,那你简直比我想的还要蠢!”

那时候银行里的人也不再假装在忙自己的事了。他们干脆就站在原地,看着我们。从他们的表情判断,有些人还觉得这是一场好戏,但我心里想,如果今天是他们小孩要上大学的钱就这样像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他们是否还会觉得这场戏好看。皮斯先生满脸通红,连他那冒着汗的秃头也泛红了。

“圣乔治太太,请您别这样大吼。”他说。那个时候,他看起来好像快要崩溃痛哭一样。“我向您保证,我们的做法不但完全合法,而且也是标准的银行手续。”

我降低了音量。我可以感觉到,自己整个人都泄气了。乔骗过我了,没错,骗得我好惨,这一次我甚至没机会等到被骗第二次才说“愚我两次,其错在我”。

“或许这是合法的,或许这是不合法的,”我说,“我想我可能得拉你上法庭,才想得出解决办法吧,你说是不是?但是我没时间,也没钱和你耗。而且,让我生气的并不是这是否合法,而是你根本没想过,另一个人可能也想知道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难道‘银行手续’规定了不让你们给我打一通该死的电话吗?明明电话号码就在这些表格上,根本没有更改过。”

“圣乔治太太,我很抱歉,但是——”

“假如这种情形反过来,”我说,“假如是我编故事,说存折不见了,要求补办新的存折,假如是我来提取存了十一二年的钱,难道你不会打电话通知乔吗?如果今天钱还在账户里,而我想来提钱,就像我今天打算做的一样,难道我一踏出银行门口之后,你不会立即打电话通知他——只是出于礼貌,不是吗?——他的太太做了什么好事吗?”

安迪啊,因为我早就猜中会是这样的,所以我特别挑他和斯塔吉尔兄弟出海那天进行这件事。我本来打算回到岛上,带着孩子们,在乔一只手拿着六罐装啤酒,另一只手拿着他的饭盒回家之前,离他远远的。

皮斯看着我,张了张嘴,不过,他又把嘴闭上了,一句话也没说。他什么都不必说,答案已经写在他脸上了。他——或是银行里的随便一个人——当然会打电话给乔,一次找不到人,他们会继续打第二次,第三次,直到联络上他为止。原因何在?因为乔是一家之主。而没有人想过要打电话通知我的原因是,我只不过是他的太太而已。我哪儿需要知道钱到哪里去了,我只需要知道怎样跪下来擦地板、刷护墙板、洗抽水马桶才能挣钱就好了。如果一家之主决定将孩子们上大学的钱全部取走,那他这么做一定有他见鬼的好理由,即使没有理由,也没关系,因为他是一家之主,是掌管一切的人。他的太太只是个小女人罢了,她只要负责刷护墙板、洗抽水马桶、在星期日下午煮好鸡肉大餐就行了。

“圣乔治太太,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皮斯说,“我很抱歉,但是——”

“如果你再说一次‘抱歉’,我就将你当皮球,踢得高高的,让你看起来像驼了背一样。”我说,但是我根本不可能对他做出什么有威胁性的事。就在那一刻,我觉得我连踢啤酒罐过街的力气都没有了。“你只要告诉我一件事,我就走人:他将钱花光了吗?”

“我怎么知道!”他用那种谨慎又惊讶的声音说道。

“乔这一辈子只会和你们这家银行有往来,”我说,“他大可以多走几步路,到附近的马柴厄斯,或哥伦比亚福尔斯的银行开户,将钱存进去,但是他不会这么做,他太笨、太懒,也太不知变通了。他要么就将钱塞到几个梅森罐里埋起来,要么就直接将钱存在你们这里。这就是我想知道的——过去这几个月来,我的丈夫有没有在这里开新的账户。”安迪啊,我真的必须知道。发现他狠狠耍了我之后,我气得快吐了,那真是糟糕,但如果不查清楚他是不是把钱花光了,那根本就是要了我的命。

“他是不是……那是银行机密!”他说,那时我已经告诉过他如果他和我过不去,我也会和他过不去了。

“哎哟,”我说,“我早猜到那是银行机密了。我现在请你破例一次。光看你的样子,我也知道你不常破例,我知道那违背了你的原则。但是皮斯先生啊,那是我孩子们的钱,而他却说谎,将钱占为己有。你很清楚他说谎了,证据就在你桌子上的记事簿里。要是当初贵银行有最基本的礼貌,给我打一通电话,他说的这个谎就不会成功。”

他清了清喉咙,说:“我们没有必要——”

“我知道你们没有。”我说。我真想抓着他摇他,但是我知道那于事无补,至少对他那种人没用。而且,我妈常说啊,用蜂蜜来抓苍蝇,可比用醋抓得多呢!我发现她说的话果然没错。“这我知道,可你想想,如果你当初打电话给我,现在我就不会这么难过,这么心痛了。如果你想弥补的话——我知道你不必这么做,但是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请你告诉我,他有没有在这里开了个新账户,又或者我该回家掘地三尺。拜托你啦,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我以上帝之名发誓,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他坐在那儿看着我,手指在那些绿色表格上敲着。他的指甲都很干净,看起来像有专业修甲师修剪的样子,不过这倒是不太可能,毕竟我们现在说的是1962年的琼斯波特。我猜可能是他太太帮他修的吧。那些干净整齐的指甲每次一敲,就在纸张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我心里想,他那种人一定不会为我破例的。他哪儿在乎岛上的人?哪儿在乎他们的问题?他只在乎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所以当他真的开口说话时,我为自己对男人的普遍看法,尤其是对他的负面看法,感到可耻。

“圣乔治太太,您坐在这儿,我什么也不能查,”他说,“我建议您先到附近的查蒂·贝咖啡馆坐坐,喝杯热咖啡,吃个甜甜圈再回来吧!我十五分钟后会过去和您碰面,不,我想还是三十分钟好了。”

“谢谢你,”我说,“真是太谢谢你了。”

他叹了口气,开始整理那些表格。“我一定是疯了。”他说,然后紧张地笑了起来。

“不,”我告诉他,“你只是在帮助一个不知如何是好的妇女而已。”

“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拒绝陷入困境中的女士的要求,”他说,“给我半小时,或许再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你会来吧?”

“会的,”他说,“我会去的。”

他真的来了,不过不是在半小时之后,而是在快到四十五分钟的时候。在他来到咖啡馆之前,我已经非常确定,他会弃我不顾。就在他终于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他有坏消息要告诉我。我以为他的表情已经告诉了我是坏消息。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向四周仔细看了一遍,想确定我在大闹银行之后,咖啡馆里不会有人认出我们两个,找他麻烦。然后他走到我坐的那个角落,坐在我对面,说:“钱还在银行,至少大部分的钱都还在,不到3000美元,少了300美元。”

“感谢上帝!”我说。

“这是好消息,”他说,“坏消息是,新账户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想也知道,”我说,“他也不会让我在新存折上签名吧!这样一来,我就识破他的诡计了,是不是?”

“反正许多女人都不知道家里的钱哪儿去了。”他说。他清了清喉咙,猛地扯了一下领带,然后在门铃响的时候,迅速回头,看了看是谁进来了。“大部分的女人是丈夫拿什么给她们签,她们就签什么。”

“我可不是‘大部分的女人’。”我说。

“我也注意到了,”他冷冷地回我这么一句,“反正我已经照您的吩咐做了,现在我真的得回银行了。真希望我有时间陪您喝一杯咖啡。”

“你知道的,这一点我不太相信。”我说。

“其实我也不相信。”他说。不过,他伸出手要和我握手,仿佛我是个男人一样,我将他的那个举动视为对我的赞美。他离开之后,我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当女服务员过来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咖啡时,我告诉她,不,谢了。喝第一杯时我就已经感觉胃酸过多了。我真的有胃酸,不过并不是咖啡造成的。

人总是可以从某些事情中找到值得庆幸的部分,即使事情非常糟糕。我搭渡轮回去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庆幸,至少我还没有打包东西,这样一来,我就不必急着回去将东西再放回原位。我也很庆幸我没有告诉塞莱娜。我本来已经打算告诉她了,但后来,我怕这个秘密对她来说太过沉重,她可能会告诉朋友,这么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可能会传到乔那里。我甚至还想过,她可能会很固执,根本不想离开。不过从乔一走近她,她就往后缩的情形来看,我不认为她会拒绝离开。可她还是个青少年,你根本猜不到她会怎么想,完全猜不到。

所以我还是有点值得庆幸的事,但是还没想到该怎么做。即使将我和乔联合储蓄账户里的钱都提出来,也无济于事,因为账户里大概只剩46美元。我们活期存款户头的钱就更可笑了,如果还没透支的话,也结清了。不过,我不会直接拉着孩子们就走人,想都别想。如果我那么做,乔一定会为了报复,将钱全部花光。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就跟我清楚知道自己的名字一样。根据皮斯先生的说法,乔已经花了300美元,剩下不到3000美元,我自己至少要拿走2500美元,那可是我整个夏天去帮人家擦地板、洗窗户、帮薇拉·多诺万那个该死的臭女人晾床单——一定要用六个衣夹,四个不行——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虽然夏天做这些工作比冬天好多了,不过还是一点也不轻松,不像在公园里游玩,绝不。

不管怎样,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带孩子们离开,但是假如我们一毛钱也没有,那可就糟了。我一定要让孩子们拿回他们的钱。在回岛上的路上,我站在“公主号”的前甲板上,清凉的海风迎面吹来,将我的头发往后吹。我知道我要让他将钱吐出来,但不知道的是,我要怎么做。

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着。如果只看事情的表面,你会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岛上似乎真的没什么变化,我的意思是,如果只看表面。但是生命中有很多事情并不能从表面上看出来,至少就我而言,那年秋天,隐藏在表面下的事情似乎已经完全变了。我看事情的方式变了,我想这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我现在说的不只是那第三只眼,当小皮特的纸巫婆被取下,他的火鸡和清教徒照片也被烧了的时候,我用我那两只天然的眼睛看见了我所需要的一切。

我看见他贪婪地看着穿睡袍的塞莱娜,或者她弯腰从水槽里拿出抹布时,他色眯眯地看着她的臀部;我看见她从客厅回房间时,如果他正坐在他的摇椅上,她一定会躲着他,离他远远的;我看见她在餐桌上递给他盘子时,如何尽量不碰到他的手。这种画面真是让我因羞耻与怜悯而心痛不已,也让我非常生气,气得几乎天天想吐。我的天啊,他是她的父亲哪!她的血管里流着他的血液,她遗传了他那爱尔兰人的黑发和双关节的小指,但是一看见她内衣的带子滑下手臂,他的色眼就睁得又圆又大。

我也看见小乔躲着他,而且如果可以不回答他的问题,小乔就尽量不回答,如果不得不回答,他就支吾其词。我还记得有一次,小乔放学后给我看从老师那里拿回来的论文,论文写的是罗斯福总统。老师给他A+的成绩,还在论文的第一页上写着,这是她教历史20年来,第一次给学生的历史论文打A+的成绩。她还认为,这篇论文很好,可以拿去报社投稿。我问小乔想不想试试埃尔斯沃思的《美国人》或巴港的《时报》,还告诉他,我很乐意为他付邮费。他只是摇摇头大笑着。我不太喜欢他那样笑,那个笑声充满愤世嫉俗和冷酷无情的味道,就像他爸爸的笑声一样。“然后让他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挑我毛病?”他问我,“不,谢了。难道你没听过爸爸是怎么称呼罗斯福总统的吗?富兰克林·D.犹太鬼斯福。”

安迪,我现在还记得小乔当时的样子,那时候他才12岁,但是已经快6英尺高了。他站在后门廊上,双手插在口袋里,低头看着我,而我则拿着他那篇得了A+的论文。我还记得他嘴边的那抹微微的笑容。那抹笑容不带任何善意、幽默或是快乐。那是他爸爸的笑容,可我从来没告诉过他。

“所有的总统当中,爸爸最讨厌罗斯福,”他告诉我,“所以我才选了他来写这篇论文。现在拜托你把论文还给我,我要将它放到炉子里烧了。”

“不,想都别想,”我说,“如果你想知道被自己的妈妈推出门廊栏杆,掉到院子里的滋味,那你就过来拿好了。”

他耸耸肩。那个样子也很像乔,不过他笑得更灿烂了,比他爸爸这一生有过的笑容还要灿烂。“好吧,”他说,“只要不让他看见就好了,好吗?”

我说我不会让乔看见的,然后他就一溜烟地跑去和兰迪·吉杰投篮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手上拿着他的论文,心里想着刚才的事情。我想的是,他怎样获得了老师二十年来第一次给出的A+,以及他怎样选了自己的爸爸最讨厌的总统当论文主题。

再说说小皮特,他老是扭着屁股,趾高气扬地走着,下嘴唇往外噘得高高的,到处骂人是犹太鬼,每个星期上五天的学,就有三天因为惹麻烦而在放学后被老师留下来,不得准时放学。有一次我不得不到学校去接他,因为他和人打架,重重地打在一个小男生的头上,把那孩子的耳朵都打流血了。那天晚上,他爸爸对这件事是这么说的:“皮特啊,我想下次那家伙再看到你,就知道自动闪人了吧!你说是不是啊?”乔这么说之后,我看见小皮特的眼神一亮,我还看见大概一小时后,乔温柔地抱他上床睡觉。那年秋天,我似乎看清所有事情了,不过我最想看清的是怎样永远离开他。

你们知道最后是谁告诉的我该怎么做吗?是薇拉。没错,正是薇拉·多诺万本人。她是唯一一个知道内情的人,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她也是唯一一个给我建议的人。

整个50年代,多诺万一家人——至少薇拉和她的孩子们——是真正在岛上度过夏天的人。他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就到岛上来,整个夏天都待在岛上,直到劳动节那个周末才回巴尔的摩。我不知道他们每天的行程是怎样的,不过我知道他们每年夏天的行程一定是这样的,绝对不变。他们回去之后,我就会在星期三带一组清洁人员到她家,从外到里、彻彻底底地打扫干净,撤下被褥,盖上家具,捡起孩子们的玩具,再将拼图玩具放到地下室。我相信到了1960年,她丈夫死的时候,地下室至少已经堆了300套拼图。拼图堆在纸箱之间,满满地,而且发霉了。我可以彻彻底底地打扫房子,因为我知道他们全家人不到第二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是不太可能会踏进那栋房子的。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小皮特出生的那一年,他们全家人就来岛上过感恩节。那时,岛上已经非常冷了,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不过来岛上过夏天的人本来就很奇怪。几年之后,他们来岛上过圣诞节。我还记得,多诺万家的小孩在圣诞节那天下午带着塞莱娜和小乔一起玩雪橇,也记得塞莱娜玩了三个小时,从日出山回家的时候,脸红通通的像苹果一样,眼里则闪着光芒,像钻石。她当时只有八九岁,但是我很确定,她迷上唐纳德·多诺万了,而且是深深地。

所以他们在岛上过了一次感恩节、一次圣诞节,就这两次例外。他们是来岛上过夏天的,至少迈克尔·多诺万和孩子们是这样的。薇拉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但是最后,她却变成像我一样的岛上女人。或许比我更像。

尽管她丈夫在1960年因车祸身亡,不过第二年,一切还是和往常差不多——她和孩子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抵达,薇拉开始织毛衣、玩拼图、捡贝壳、抽烟、享受她薇拉·多诺万独有的鸡尾酒时光,大约是从下午5点开始,9点30分左右结束。但还是有和往常不太一样的地方,连我都发现了,我还只是个帮佣呢!孩子们很安静,我猜他们还在为他们的爸爸哀悼。7月4日国庆日不久之后,他们三个人在港湾饭店吃饭时,起了一场争执。我还记得当时为他们服务的吉米·德威特告诉我,他觉得他们的争执和车子有关。

不管他们争执的是什么,孩子们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欧洲人开着他们家的大汽艇,送他们回了大陆,我猜还有另一个帮佣也搭顺路船过去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两个孩子,薇拉则继续留在岛上。我看得出来,她并不开心,不过她还是留下来了。那年夏天,她很难伺候。劳动节之前,她就解雇了六个临时来帮佣的女孩子。后来她搭着“公主号”离开码头时,我心想,我敢打赌她明年夏天一定不会来了,至少不会住这么久。她要和孩子们重修旧好,她一定得这么做,因为他们是她仅剩的亲人了。如果他们已经厌倦了小高岛,她会顺他们的意,到别的地方去度假。毕竟,现在换他们当家了,她必须认清这一点。

我会这么想,表明我当时根本就不怎么了解薇拉·多诺万的脾气。她那个人我行我素,只要她不愿意,谁也别想命令她该怎么做。1962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天下午,她自己一个人搭着渡轮出现了,一直待到劳动节。她自己一个人到岛上来,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其他人都很不客气,酒喝得也比以前多,大部分时间看起来像个女魔头。但她还是像往常一样来了,也像往常一样待了下来、玩拼图、去海滩捡贝壳,不过现在,就只有她一个人了。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相信唐纳德和黑尔佳8月会来“松林小筑”(他们家就是这样叫那栋房子的,安迪,这你可能知道,不过我猜南希应该不知道吧),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来。

从1962年起,她在劳动节过后也常常来岛上了。10月中旬,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她打开那栋房子,我当然照做了。那次她待了三天——那个欧洲人和她一起过来,待在车库正上方的房间里——然后又离开了。她离开之前打电话给我,让我请杜吉耶·塔珀特来检查一下暖气炉,还告诉我要给家具盖上防尘布。“多洛雷丝,既然我丈夫的事情已经料理完了,那么今后你会经常在这儿看到我,”她说,“或许比你期待的更经常呢!我也希望你能经常看到孩子们。”不过,我从她的声音听得出来,她知道那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使早在那个时候。

下一次她再来岛上,是11月底左右的事,大约在感恩节之后一个星期。她抵达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要我将房子打扫干净,再帮她将床全部铺好。当然,孩子们没有和她一起来,那时候学校还在上课。不过她说,他们可能要在最后一分钟才会决定不待在寄宿学校,而是来岛上和她共度周末。薇拉心里应该很清楚他们会不会来,但她本质上仍然是个女童子军,相信先做好准备,绝对不会错,她真的这样。

当时我马上就过去帮忙了。那个时节,我这样的工作在岛上没有什么要忙的,空闲时间很多。我在冰冷的大雨中,低着头步履艰难地走到她家。自从知道了孩子们的钱被乔拿走这件事,我就一直很愤怒,走在路上都还在想它。我去银行差不多是一个月之前的事了,从那天开始,这件事一直吞噬着我,就像你碰到蓄电池里的酸液,衣服或皮肤会被腐蚀一样。

我吃不下饭,睡不了三个小时就会被噩梦吓醒,甚至不太记得要更换自己的内衣裤。我的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乔骚扰塞莱娜的事,还有他从银行“偷”走的钱。我一直想着,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将钱拿回来。我知道我必须暂时不想这些事情才能理出头绪,才能想出解决的办法。如果我能暂时不去想的话,说不定办法就自己出现了,但我就是做不到。即使我的脑子真的能暂时去想别的事情,一点很小的事也会把我送回到那个老问题上。我完全没有头绪,它快把我逼疯了。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才会让我告诉薇拉整件事情的经过。

我真的没打算要告诉她;她丈夫死后的那年5月,她一回来就像爪子被刺扎到的母狮子一样凶。当时她表现得像全世界都在找她麻烦,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兴趣对她倾吐衷肠。不过,就在我走进那栋房子的那一天,她的心情终于好转了。

她在厨房里,正忙着将《波士顿环球报》头版新闻的剪报钉到食品储藏室门边墙上的软木公告板上。她说:“多洛雷丝,你过来看看这篇文章。如果我们运气好,天气又肯赏脸,明年夏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欣赏这个奇景了。”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牢牢记得那篇文章的标题,因为我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觉得心里一阵翻腾。标题是这样写的——《明年夏天,新英格兰北部将因日全食而陷入一片漆黑》。

报纸上还附带一张地图,告诉读者缅因州的哪些地区处于日全食的路径上,薇拉用红笔标记出了小高岛。

“多洛雷丝啊,下一次日全食可要等到下个世纪末了,”她说,“我们的曾孙可能有机会看到,不过那时候我们早就已经不在啦,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那一天很可能会下大雨吧。”我几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薇拉的丈夫过世之后,她的脾气就一直不好,我还以为她会对我生气。然而,她却笑着走上楼了,还一边走一边哼歌哩。我还记得当时我心里想,她的脾气可真是变了。她不只哼歌,而且看起来完全没有生气的样子。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我上楼到她房间帮她换床上用品。后来那些年,她常常无助地躺在那张床上。当时,她正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一边织着阿富汗方形毯,一边继续哼着歌。暖气炉已经点燃了,不过房间里还不暖——那些大房子啊,想要让整个房间暖和起来,简直要等上几百年,有没有取暖设备都一样,她肩上围着粉红色的披肩。那时候已经开始吹起西风,风力强劲,雨水打在窗户上沙沙作响。我从窗户往外看的时候,可以看见车库那边透着的微弱亮光,看来那个欧洲人还没睡,正舒服地窝在毯子里呢!

我正忙着掖最底层床单的四个角(薇拉·多诺万绝对不用尺寸刚好的床单,这一点我可以和你们打赌——尺寸刚好的床单会让用人偷懒),暂时不去想乔或是孩子们的事,可我的下嘴唇开始颤抖。我告诉自己,别再抖了,现在就给我停止。但是我的下嘴唇不听使唤,上嘴唇也开始微微抖着。然后我的眼睛突然就充满了泪水,我双腿发软,坐在床上,开始哭了起来。

不。不。

反正我是来告诉你们实情的,所以我干脆将这件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你们好了。事实就是,我不只是哭了而已,我还用围裙蒙着脸,号啕大哭。我又疲惫又困惑,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那几个星期我根本就睡不安稳,也不知道生活该怎么继续走下去。我脑子里一直响起的是,多洛雷丝,你错了,毕竟你还在想着乔和孩子们的事。我怎么能不去想那些事情?我根本就没办法思考别的事情,这正是我突然放声大哭的原因。

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不过我知道,当我终于不哭的时候,我整个脸上都是鼻涕,鼻子也不通,几乎喘不过气来,就像刚参加了一场赛跑一样。我很怕拿下围裙,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一拿下围裙,薇拉一定会说:“多洛雷丝,你这场表演真是精彩。星期五过来领你的最后一份薪水,克诺彭斯基”——安迪,这就是那个欧洲人的名字,我终于想到了——“到时候会将钱拿给你。”她很可能会这么做。只不过我永远摸不清她的想法。即使在她的脑子变糊涂之前,我也没办法预测薇拉下一步会怎么做。

当我终于把蒙着脸的围裙拿下来时,薇拉坐在窗边,编织物放在腿上,看着我的表情就好像我是一只有趣的新品种虫子。我到现在还记得雨水流过窗户时落在她脸颊和前额上那弯弯曲曲的影子。

“多洛雷丝,”她说,“你可别告诉我,你又不小心让那个和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臭男人把你搞得精疲力竭了吧。”

听完她的话,我一时还反应不过来,当她说“把你搞得精疲力竭”时,我回想起乔用木块打我,而我用奶油罐回敬他的那个晚上。然后咔嗒一声,我突然明白她指的是怀孕这件事,于是我咯咯地笑了起来。过不了几秒钟,我开始放声大笑,就像刚刚大哭时一样用力,而且笑得根本停不下来,就像刚刚哭得停不下来一样。我知道那简直是噩梦——再怀乔的孩子是我觉得最惨的事,虽然当时他和我已经不做会生小孩的那档事,但是一想到怀孕,还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即使知道了自己大笑的原因,也还是没有办法停下来。

薇拉又看了我一两秒,然后拿起放在腿上的编织物,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冷静地织着毯子,甚至又开始哼歌哩!好像管家坐在她那张还没铺好的床上,像头小牛一样在月光下又哭又笑,对她来说是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多诺万家以前在巴尔的摩住处的管家,一定是个很怪异的家伙。

我大笑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始大哭,就像冬天起风暴的时候,如果风向转对了,大雨会转成大雪那样。最后我终于不哭了,就这样坐在她床上,觉得又累又可耻,不过也觉得舒坦多了。

“多诺万夫人,对不起,”我说,“我真的很抱歉。”

“叫我薇拉。”她说。

“您说什么?”我问她。

“叫我薇拉,”她又重复了一次,“我坚持认为:在我床上大哭大笑、歇斯底里的女人,都要直呼我的教名。”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着了什么魔。”我说。

“哦,”她马上回我一句,“我想你一定知道。多洛雷丝,去把脸洗干净,你的脸简直像是在菠菜泥里泡过。你可以用我的浴室!”

我走进浴室洗脸,在里面待了好久,其实是我不太敢出来。在她坚持要我称呼她薇拉而不是多诺万夫人之后,我就知道她不会辞退我,对即将辞退的用人,她不需要多此一举。但是我不知道她接下来会怎么做。她有办法对人很残忍;如果我说到这里,你们还不明白这一点,那么我刚刚简直是白费唇舌了。如果她想整你,不论何时何地,她都有办法整到你,而且不会手下留情。

“多洛雷丝,你是不是淹死在浴室了?”她喊我,我知道我不能再躲了。我关上水龙头,擦干脸,然后走回她的卧室。我立即又开始道歉,但是她挥了挥手,要我别再说了。她仍然像刚才那样盯着我瞧,仿佛我是她从没见过的某种甲虫似的。

“你这个女人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她说,“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确定你会不会哭,我还以为你是石头做的呢!”

我含糊地解释了几句,说自己最近老睡不安稳,才会情绪失控。

“看得出来你睡得不好,”她说,“你的黑眼圈都可以和熊猫媲美了,而且你的手还会微微颤抖。”

“和什么媲美?”我问她。

“没什么,”她说,“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唯一能想到的让你这样突然大哭的原因是,烤箱里的小圆面包烤坏了。我必须承认,现在我也只能想到这个原因。所以还是由你来告诉我吧,多洛雷丝。”

“我做不到。”我说。我觉得又要来一次了,就像我爸那台福特A型车的曲柄一样,如果没抓住诀窍,就得重新发动车子。如果我不小心一点的话,待会儿又要在她床上,蒙着围裙,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了。

“你当然做得到,而且你会这么做的,”薇拉说,“你整天这样号啕大哭可不是办法。这会让我头疼,我一头疼就得吃阿司匹林。我很不喜欢吃阿司匹林,阿司匹林伤胃壁。”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张开嘴巴要说话,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些什么。我说的是:“我的丈夫想玷污自己的亲生女儿,我去银行取供他们上大学的存款,好让自己带着女儿和两个儿子离开时才发现他已经把所有的钱都取走了。不,我不是石头做的,一点也不是。”

我又开始哭了起来,而且哭了好一阵子,不过这次不像刚才那么用力,也不觉得需要用围裙将自己的脸蒙住了。当我哭完,开始呼哧呼哧吸鼻涕的时候,她要我告诉她整件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一个细节都不能省。

于是我将一切都告诉了她。我本来根本不敢相信自己能向别人提这件事,更不会想到要告诉薇拉·多诺万。她有钱,在巴尔的摩又有房子,还有个对她忠心耿耿的欧洲人,她留下他可不只是为了让他给车子上蜡而已。不过,我真的告诉她了,而且我感觉得到,说出来之后,我心头的重担渐渐变轻了。我像她说的那样,将整件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了她。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个混账东西。我想如果我打定主意带着孩子们去大陆,我还是有办法过日子的,我从不怕工作辛苦,不过这不是重点。”

“那重点是什么?”她问我。她正在织的那块阿富汗方形毯快完成了,她的编织速度真是我见过的最快的了。

“他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什么下流事都做过了,只差还没强奸她而已,”我说,“他把她吓坏了,她可能永远都走不出这个阴影。他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之后,竟然还帮自己捞了近3000美元的奖赏。我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的,这就是那该死的重点。”

“是吗?”她温柔地说。她的棒针咔嗒咔嗒咔嗒地织着,外面下着大雨,雨水打在窗户上,影子在她脸颊和额头上晃动,很像黑色的血管。看着她的样子,我想起我祖母以前常常说的一个故事。她说有三个姊妹住在星星上面,她们编织着人类的生命,一个纺织,一个拿着纺锤,一个则随自己高兴,看心情决定什么时候将线剪断。我想最小的那个妹妹的名字应该是阿特洛波斯,即使不是,我一想起那个名字也会全身发抖。

“没错,”我对她说,“但我就是没办法让他遭到应得的报应。”

咔嗒——咔嗒——咔嗒。她旁边摆着一杯茶,她慢条斯理地啜了一口茶。她后来不大喜欢喝茶,因为茶会流进她的右耳,顺便给她洗洗头发,用的还是泰特莱牌“洗发水”,不过在1962年的秋季,她的眼神还锐利得很,就像我爸的剃刀一样锋利。她看着我的时候,那两只眼睛好像可以钻出一个洞,穿透你的内心。

“多洛雷丝,最糟的情形是什么?”她说,同时将杯子放下,拿起那块方形毯继续织,“你认为最糟的情形是什么?不要考虑塞莱娜或是那两个男孩,就你自己而言,什么样的情形最糟糕?”

我连想都不用想就知道答案。“那个混账东西在背后取笑我,”我说,“我觉得那是最糟的情形。有时候我可以在他脸上看出他在取笑我。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去银行的事,不过他知道,他全都知道,他也知道我发现钱不见了。”

“那只是你的想象罢了。”她说。

“我才不管那是不是我的想象,”我马上回她一句,“那就是我感觉到的。”

“说得好,”她说,“你自己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我赞同你。多洛雷丝,继续说下去。”

继续说下去?我本来想问她,要继续说什么?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啊!不过我想了想,其实我并没有说完,因为我马上又想到另一件事,就像兔子突然从箱子里跳出来一样。“要是他知道我有几次差点要了他的狗命,”我说,“看他还笑不笑得出来。”

她就坐在那儿看着我,细长的黑影在她脸上追逐着彼此,盖住她的眼睛,我无法读出她的想法。然后我又想到在星星上纺织的那三姊妹,尤其是拿着大剪刀的那一个。

“我好怕,”我说,“不是怕他,是怕我自己。如果我不快点将孩子们从他身边带走,一定会出事的。我知道一定会的。我的心里有个东西,它变得愈来愈厉害了。”

“是一只眼睛吗?”她冷静地问,当时我真的觉得全身发凉!那种感觉就像她在我的头颅上发现了一扇窗,然后透过那扇窗偷窥我的想法似的。“是一种像眼睛的东西吗?”

“你怎么知道?”我低声说。我坐在那儿,整条胳膊都起了鸡皮疙瘩,我开始颤抖。

“我知道,”她说,然后开始织一排新的,“多洛雷丝,我都知道。”

“反正啊,如果我不控制着点自己,我一定会宰了他。我就是怕这一点。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忘掉钱的事,忘掉所有这一切。”

“胡说,”她说,棒针在她大腿上咔嗒——咔嗒——咔嗒地响着,“多洛雷丝啊,每天都有丈夫死掉。哎呀,或许我们坐在这儿聊天的时候,就有一个丈夫死了呢!他们死了,钱就留给妻子了。”她织完那排之后,抬起头看着我,但是因为雨水在她脸上投下了阴影,我还是看不清她的眼睛。那些影子在她脸上蠕动爬行,像蛇一样。“我应该很清楚,不是吗?”她说,“毕竟,看看我丈夫的遭遇就知道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舌头卡在上腭,就像小虫被粘在捕蝇纸上。

“意外,”她用清晰如学校老师的声音说,“有时真是不幸女人的良伴呢!”

“你的意思是?”我问道,但声音很小。我自己也有点惊讶,这个问题竟然就这样脱口而出了。

“你自己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她说。然后她咧着嘴笑了——不是微笑,而是咧嘴笑。安迪啊,我老实告诉你,她那种笑可真是吓死我了。“你只要记住,你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你的,这样就行了。举个例子,如果他遭遇不测,他银行账户里的钱就是你的。这就是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法律。”

她直视着我的眼睛,有那么一会儿,她脸上的影子消失了,我可以清楚看进她的双眼,但我在里面看到的让我立即将目光移开。从外表看,薇拉就和坐在冰块上的宝宝一样冷冰冰的,但是她内心的温度看起来要高多了,我猜大概就像森林大火的中心那么高。那种温度对我这种人来说太高,所以我不能直视太久,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多洛雷丝,法律这个东西很不错,”她说,“坏男人发生严重的意外,有时也是件不错的事。”

“你是说——”我说,这时候,我的音量大一点了,不过还不是很大声。

“我什么都没说。”她说。那个时候,要是薇拉认为自己话已经说完,她就会立刻结束话题,就像合上书本一样。她将手上的方形毯放进篮子里,然后站起身。“不过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继续坐在这张床上,床永远都铺不好了。我要下楼煮水泡茶,你这边忙完之后,也许愿意到楼下尝尝我从大陆那边带过来的苹果派。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的苹果派上可能还有一勺香草冰激凌呢!”

“好啊。”我说。我的思绪乱成一团,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来一块琼斯波特面包店烘焙的苹果派准没错。那是我四个多星期以来,第一次有饥饿感——不管怎样,将内心的烦恼都说出来让我觉得舒坦多了。

薇拉走到门口时转过头来看着我。“多洛雷丝,我一点也不同情你,”她说,“你并没有告诉我你嫁给他的时候就已经有孕在身了。当然,你也不必告诉我,不过即使像我这种数学蠢材也会做加减运算。当时你怀孕多久了?三个月?”

“六个星期,”我说,我的声音又变小了,“塞莱娜提早来这个世界报到了。”

她点点头。“一个保守的岛上女孩发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时会怎么做呢?答案当然很明显。不过,我想你自己也发现了,匆促结婚通常会让人后悔。你那去了天堂的母亲教会了你每个人都有心跳,以及要用大脑思考,却忘了教你这件事,这真是糟糕。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多洛雷丝。如果那个恶臭的老色鬼真的想夺去你女儿的童贞,或是真的想花光你孩子们的钱,你这样用围裙将头蒙住,哭得死去活来的,也阻止不了他。不过有时候男人哪,尤其是喝酒的男人,的确会发生意外呢!他们可能会摔下楼梯,可能会在浴缸里滑倒,有时候从位于阿灵顿海茨他们那情妇的公寓赶回家时,宝马的刹车也可能会因失灵而撞到橡树上呢。”

说完她走出卧室,关上了房门。我开始铺床,一边铺着,一边想着她刚刚说的话,想着她说坏男人发生严重的意外,有时也是件不错的事。我发现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想法——要是我的脑子没有像一只被困在阁楼的麻雀一样四处乱飞,惊慌失措,我早就发现自己内心的想法了。

我们吃完苹果派,她上楼睡午觉之后,我就已经清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我不想再和乔有任何瓜葛,我要拿回孩子们的钱,最重要的是,我要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塞莱娜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如果那个浑球发生了意外——自然的意外,所有这一切就能成功。他活着的时候我拿不到的那些钱,等他死了,就是我的了。他能够偷偷地将那些钱占为己有,但是他没有偷偷地在遗嘱的受益人名单上排除我的名字。这不是聪明与否的问题——他得到了那笔钱,让我看清他比我想象中还要狡猾,而是他的思考方式。我非常肯定,乔·圣乔治根本没料到他会死。

而我既然是他的太太,他死了之后,所有的财产自然归我名下。

那天下午我离开松林小筑时,雨已经停了,我走回家,走得非常慢。还没走完一半的路程,我就开始想着柴房后面的那口古井。

我到家的时候,家里没人。两个男孩出去玩了,塞莱娜则留了张字条告诉我,她去德弗罗太太家的洗衣店帮忙了。那时,港湾饭店的床单都是她帮忙洗的。我不知道乔去了哪里,也不想知道。重点是他开了卡车出去,从门外用细绳挂着的消声器来看,如果他回来的话,我一定会听见的。

我站了一分钟,看着塞莱娜的字条。真是好笑,一些小事才终于让人下定决心,让人从“能做”到“可能会做”,再到“就决定这么做”。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不确定当天从薇拉·多诺万那儿回到家里时,我是不是真的打算要杀死乔。没错,我打算去看看那口古井,那也可能只是个游戏罢了,就像孩子们玩过家家一样。假如塞莱娜没有留下那张字条,我可能不会做出那件事。不过安迪啊,不管那件事是由什么引起的,塞莱娜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她的字条大概是这样的:“妈妈,我和辛迪·巴布科克去德弗罗太太的洗衣店帮忙洗饭店的床单了。这个周末,饭店里的客人比他们预计的要多得多,你也知道德弗罗太太的关节炎有多严重。可怜的德弗罗太太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我会回来帮忙煮晚餐。爱你的塞莱娜。”

我知道塞莱娜回家的时候,顶多只赚5美元或7美元,但是她会开心得像只百灵鸟。如果德弗罗太太或是辛迪再打电话来,她也会很乐意再回去帮忙;如果第二年夏天,饭店雇用她当兼职服务员,她很可能会说服我让她接下那份工作。因为钱毕竟是钱,而且那个时候,岛上的人彼此交易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事,一般都是当日结算。德弗罗太太也会再打电话来,如果塞莱娜要她帮忙写一封给饭店的推荐信,她一定愿意帮忙,因为塞莱娜工作认真,不怕弯腰或是弄脏手。

也就是说,她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可是现在你们看看,我落了个什么下场,只不过是个会打扫的怪老太婆,走路永远驼着背,药箱里永远有一瓶止背痛的药。塞莱娜并不觉得当清洁工有什么不好,她才刚满15岁而已,15岁的孩子即使眼睛是睁开的,也看不清事实。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张字条,心里想着,去他的,绝对不能让她步我的后尘,35岁的时候就已经老成这个样子,整个身体都毛病百出。我宁可死,也不能让她变成那样。不过,安迪啊,你知道吗?当时我并不认为事情必须走到那个地步。我以为乔会愿意做出任何事情,以求相安无事。

我将她的字条放回桌上,再次扣上雨衣的扣子,穿上雨鞋。我绕到房子后面,站在那块白色大石头旁边。那天晚上,塞莱娜和我就是坐在那块石头上,我告诉她不必再怕乔了,还告诉她乔已经保证不再骚扰她。这时雨已经停了,但是我依然能听见雨水滴落在屋后黑莓灌木丛里的声音,能看见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的雨滴。那些雨滴看起来就像薇拉·多诺万的水滴状钻石耳环,只不过没有那么大。

那一小块地有半英亩多,我穿进灌木丛后,真庆幸自己穿了雨衣和雨靴。湿倒是问题不大,那些刺才是最要命的。在40年代末,那块地长满了花花草草,井水的源头就在车库那个方向。不过,我和乔结婚大概六年之后搬进了那栋房子——那是他叔叔弗雷迪死后留给他的遗产——当时那口井已经干涸了。乔请彼得·杜瓦永过来帮我们探了一口新井,就在房子的西边,从此我们就不用担心水源供应的问题。

原来的那口井废弃不用之后,车库后面的那块半英亩的地就慢慢长出齐胸高的黑莓灌木丛,十分杂乱。我四处走动,想找出原本那口井的木板盖时,灌木丛的刺不断刮扯着我的雨衣。我的手被划伤三四处之后,我才放下袖子盖住手臂。

最后,我是差点掉到那口井里才找到它的。我踏上了一块松软又有点弹性的东西,脚下发出啪的一声,就在我踩着的木板要断开时,我撤回我的脚。假如我倒霉的话,我会向前跌去,而整个木板盖很可能会被我压垮。叮叮咚,女人落井了。我跪下来,一只手遮在脸的前面,免得黑莓刺刮伤我的脸,或是把我的一只眼睛给戳出来,然后仔细看着那口井。

那个盖子大概有5英尺长、4英尺宽,木板全都已经发白、扭曲变形、腐烂不堪了。我用手推了一块木板,就像推一根甘草枝一样。我刚刚踩过的那块木板已经弯曲了,还能看见上面的一些碎片。我刚刚差点就掉进去了,那时候我大概120磅重,乔至少比我重50磅。 Fw9Y90MSwFMQAhdKfKx+nJPv6fx0zrQZLBGN/kqG22DfGOdzQqSiDNOSl06/R+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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