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与《石鼓记》

康熙十年（1671），十八岁的成德学术生涯与人生经历都迎来一个极大的转机。

在这一年，成德“补诸生，贡入太学”。

所谓诸生，指经考试录取，进入中央、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名目。所谓太学，在清代指国子监。

国子监位于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是国家管理教育最高行政机关，也是国家最高学府。关于清代国子监，《清史稿·选举志》记载道：

世祖定鼎燕京，修葺明北监为太学。顺治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习之所，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

国子监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可谓藏龙卧虎，成德可以学习、交往的对象，自然比在八旗官学强了不止一点半点。

成德入国子监，其时，国子监的祭酒（校长）为昆山人徐元文。

徐元文（1634—1691），字公肃，号立斋，江苏昆山人，系清初著名大儒顾炎武外甥，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第一名。其兄徐乾学为康熙九年探花、其弟徐秉义为康熙十二年探花，顺治帝称徐元文为“佳状元”，赐冠带、蟒服、乘御马等，授翰林院修撰。康熙九年（1671），升任国子监祭酒。

徐元文对国子监的教学抓得很严。康熙皇帝称赞他说，徐元文为国子监祭酒，规条严肃，满洲子弟不率教者，辄加挞责，人人敬畏，其后祭酒不能及。

徐元文对成德印象颇好，按照徐元文兄长徐乾学的说法：“余弟立斋为祭酒，深器重之，谓余曰：‘司马公贤子非常人也。’”

之所以称成德的父亲明珠为“司马公”，是因为至康熙十一年（1672），明珠已经改任兵部尚书。徐元文对长兄称此，当在十一年。

“贤子”“非常人”五个字道尽徐元文对成德、国子监诸生的印象，成德之能卓尔不群，固然早露迹象。

国子监戟门内陈列石鼓十个，大小径尺，系先秦时代遗物，石鼓上刻上古文字，内容多写狩猎事情，故亦名《猎碣》。

成德在国子监学习，每每见之，心多感慨，遂考其历史、争议，并加以辨析——宋以后，学人重金石，以佐证历史研究，久而成风，作《石鼓记》一篇，云：

予每过成钧，徘徊石鼓间，辄竦然起敬曰：“此三代法物之仅存者。”

远方儒生或未多见，身在辇毂，时时摩挲其下，岂非至幸？

惜其至唐始显，而遂致疑议之纷纷也。

《元和志》云：“石鼓，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其数盈十。盖纪周宣王田于岐阳之事，而字用大篆，则史籀之所为作也。”

自贞观中苏勉始志其事，而虞永兴、褚河南、欧阳率更、李嗣真、张怀瓘、韦苏州、韩昌黎诸公并称其古妙，无异议者；迨欧阳文忠，则疑自周宣至宋垂二千年，理难独存。

夫岣嵝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远，尚在人间，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则以为成王之物，因《左传》成有岐阳之搜，而宣王未必远狩丰西。今搜岐遗鼓，既无经传明文，而帝王辙迹可西可东，此不足疑二也。至温彦威、马定国、刘仁本，皆疑为后周文帝所作，盖因史“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之语故尔。按，古来能书如斯、冰、邕、瑗无不著名，岂有能书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词尤非后周人口语。苏、李、虞、褚、欧阳近在唐初，亦不遽尔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郑夹漈、王顺伯，皆疑五季之后鼓亡其一，虽经补入，未知真伪；然向传师早有跋云：“数内第十一鼓不类，访之民间，得一鼓，字半缺者，校验甚真，乃易置，以足其数。”此不足疑四也。郑复疑靖康之变，未知何在；王复疑世传北去，弃之济河。尝考虞伯生《尝有记》云：“金人徙鼓而北，藏于王宣抚宅，迨集言于时宰，乃得移至国学。”此不足疑五也。予是以断然从《元和志》之说，而并以幸俱存无伪焉。

尝叹三代文字，经秦火后至数千百年，虽尊彝鼎敦之器出于山岩屋壁、陇田墟墓之间，苟有款识文字，学者尚当宝惜而稽考之，况石鼓为帝王之文，列胶庠之内，岂仅如一器一物，供耳奇目异之玩者哉？！

谨记其由来，以告夫世人嗜古者。

文中涉及人物颇多，稍加注释。

史籀，周宣王时为史官，善书。苏勉，唐贞观时人，曾任吏部侍郎。虞永兴，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因功封永兴县子、永兴县公。褚河南，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因功封河南郡公。欧阳率更，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曾任率更令。李嗣真，唐代著名书画家。张怀瓘，唐代著名书法家，生活于开元年间。韦苏州，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韩昌黎，唐代著名散文家韩愈，署“昌黎”郡望。欧阳文忠，北宋著名散文家、金石家欧阳修，谥“文忠”。

岣嵝，南岳衡山72峰之一，为衡山主峰，故衡山一名岣嵝山。古代传说，禹曾在此得金简玉书。岳麓，南岳衡山72峰最后一峰。

程大昌，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累官至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温彦威，宋代诗人。马定国，金国诗人。刘仁本，元末诗人。皆曾著文论石鼓真伪。

斯、冰、邕、瑗，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李斯（秦）、李阳冰（唐）、蔡邕、崔瑗（东汉）。郑夹漈，南宋著名学者郑樵，居夹漈山。王顺伯，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字顺伯。向传师，北宋金石学家。

由此，可见成德之读书丰富并头脑之清晰。

实际上，清代康雍乾时代的学术风气即是如此，即博学、考据、辨析。知识二字，固然先知后识，不可或缺。

之所以有这样的学术风气，既是清初知识界反思明末士人束书不读、空谈误国带来的弊病，又是宋明理学以思辨代替考据学术发展的必然返归，因而，清代学术界力图回到原典、回到圣人原意，成就自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 w+OxjeiqNDxqii/dAx6kpa7qWBriCHbLIc/e3yiqqb2rRzI6YR/+/VblrZE38S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