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童年时光

我刚刚6个月大时，父母就从康斯坦茨湖边的凯斯威尔移居到了莱茵河瀑布边上的劳芬城堡，我们住在牧区，那是1875年。

我开始记事大概是两三岁时，如今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房子、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莱茵河瀑布以及沃尔斯小城堡和牧师的农场。这些记忆好似茫茫大海中的孤岛，彼此孤立，互不相联。

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一幅模糊迷离的情景，那或许是我能记起的，生命中最早的记忆：这是一个明媚温暖的夏日，我在树荫下的童车中躺着。此时，天空蔚蓝，金色阳光穿透绿色的树叶，童车的顶蓬敞开着，我正好睡醒，感受到了这美景，一种难以名状的惬意油然而生：我看到太阳在树叶和花丛中光芒闪烁，一切都是那样的奇妙、多彩、美好。

我还记得另一幅情景：我蹲坐在房子西侧餐厅的一个很高的儿童椅上，用小勺舀着热牛奶喝，牛奶中泡着碎面包块，那味道棒极了，还散发着特别的香味。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牛奶的香味，也可以说，从那一刻起，我有了嗅觉意识。然而，这一记忆同样也很遥远、很模糊。

我还记得：一个美丽的夏日黄昏，姨妈对我说，“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说话间便带我出来，我们走在了前往达克森的大路上。晚霞中，远处天边的阿尔卑斯山脉矗立着，沐浴在红色夕阳的光辉之下，那阿尔卑斯山显得很清晰。“瞧那里，”她操着瑞士方言说，“山都被映红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阿尔卑斯山。接着，她告诉我，在村里上学的孩子们明天要去爬苏黎世附近的约特里峰。我也想去，但她说像我这样小的孩子不能去。真是无奈，我很伤心。从此以后，那个白雪皑皑的高山旁边的约特里峰和苏黎世就成了我记忆中不可企及的一方土地。

稍后一段时间，母亲带我去图尔家拜访一些朋友，他们在博登湖湖边有一座城堡。当时，我瞬间就被湖滨迷住了，船只激起的浪花扑向岸边，阳光在水面上闪烁着，水面波光粼粼。水浪将水下的沙子冲刷出了一道道小埂。湖面向远方无限延展开去，湖面对我来说是一种心旷神怡的愉悦、无比的瑰丽。也就在那时，一个念头从我的脑海冒出：我一定要一辈子生活在湖边。我想，如果没有水，人是不能够生存的。

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有许多陌生人忙碌着，看上去很激动，那场面很嘈杂。这时，女仆飞奔着嚷道：“渔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是从瀑布上冲下来的，他们想要把他抬到洗衣房去！”我父亲说：“唉，哦，哦。”当时我真想立刻去看一下那具死尸。但母亲一把将我拉住，严厉地禁止我到花园去。当所有人都离开后，我才飞快穿过花园，来到洗衣房，但是门被锁上了。于是，我绕着洗衣房转了一圈，发现房子后面有一个排水沟，能一直通向斜坡的下面，沟中正流淌着血水。我对这非常感兴趣。那时我还不到4岁。

还有一幅场景浮现：我发烧了，一直哭闹，无法入睡。父亲抱着我，在屋内走来走去，嘴里还哼唱着他那个时代的校园歌。其中有一首我特别喜欢，记忆中那首歌总能让我很快平静下来。它的开头是这样的：“四周静悄悄，人人都睡觉……”时至今日，我仍记得彼时父亲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对我吟唱。

后来母亲曾告诉我，我那时患了湿疹。当时，我在内心深处隐隐感到：父母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我在1878年得的那场病一定与父母的分居有关。当时，母亲在巴塞尔的一家医院待了好几个月，我想她的病可能也起因于婚姻上的失望。那时，有一个大母亲20多岁的姨妈照料我——她终身未嫁。母亲的离开对我造成了重大打击，从那以后，每次听到“爱”这个字眼，我就会产生一种不信任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将“女人”这个词与不可靠、不信任联系起来。而“父亲”对我而言，则意味着“可靠”——但“软弱无能”。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理障碍开始自己的人生旅程的。不久，这些早年的印象发生了改变，我信任男人，但他们却令我伤心；我不信任女人，她们却不曾令我失望过。

母亲离开后，家中的女仆也来照料我。现在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她抱着我时，我将头靠在她肩上的情景。她有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是橄榄色，和母亲完全不同。我还依稀能记得她的发型轮廓、颈部、黑皮肤及耳朵。在我眼中，她的一切是那样的独特，又是那样的熟悉。她仿佛并不属于我们家，而仅仅属于我一个人。貌似从某种形式上讲，她与某些我解释不出的神秘现象有所联系。后来，这样类型的女孩也成为了我人格理论中阿尼玛的雏形。她所传递出的那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即我心中认为的女性完美形象的一种特征。

在父母分居的那段时期的记忆中，我脑海中还有一幅场景：那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有着蓝色的眼睛、棕色的秀发。在蓝色的秋天，她带着我在沃尔斯城堡附近的瀑布下，沿着莱茵河，在金色的枫树和栗树下玩耍。阳光穿过婆娑的树叶，金色的叶子飘落满地。后来，这个姑娘成了我的继母，她非常崇拜我父亲。后来，直到我21岁时，才再次见到她。

以上都是一些印象深刻的记忆。下面，我要讲一些对我影响更深刻的记忆——尽管部分印象已经模糊。例如，一次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撞在了火炉腿的一个角上。我记得那疼痛，记得我流着血，医生在我头部伤口上缝针——甚至到我上高中时，那伤疤仍清晰可见。母亲也曾告诉我，有一次我和女仆去诺伊豪森，路过莱茵瀑布桥的时候，我差点掉下去，多亏她及时抓住了我——那时，我的一只脚都已经滑出桥边的栏杆了。这些投射出了我潜意识中的自杀冲动，或者说是对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极力反抗。

那段时期，每到夜晚，我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常听到某种东西在屋内走动的声音，听到莱茵瀑布发出的沉闷的咆哮声，我感到四周都是危险区：有人会被淹死，尸体会从岩石上冲下来。在附近的墓地里，牧师在挖坑，挖出一堆堆棕色土。还有一群黑压压的、穿着长礼服、一脸严肃的男人们，他们头戴异常的高帽子，脚蹬闪闪发光的黑靴，还抬着一个黑色的木箱子。这时，穿着牧师长袍的父亲在旁边大声讲着话，女人们在哭泣着。有人说，有人正在被埋进那个坑里。一些原本该出现的人们，现在突然不在了，后来便听说是被埋掉了，他们被上帝召唤去他那里了。

母亲曾教我做祈祷，每晚我都会做。我也很乐意，因为这使我在面对让人感到不安的黑夜时，有一种舒适的感觉：

展开您的双翅吧，

我的朋友耶稣，

请吞下您的小鸡吧。

如果撒旦要来吞食，

那将徒劳。

请让天使来阻止！

耶稣能给人安慰、让人平静，他是位和蔼友善的先生，就像城堡里的维根斯坦因先生一样，他富裕、有权威、受人尊重，夜里，对小孩子特别关心。至于他为什么会长着鸟一样的翅膀，我很好奇，却也并没有过多地去考究它。我认为更有趣、更想去弄明白的是——为何小孩被比作小鸡。耶稣还要很不情愿地、像服苦药一样地“吃掉”他们。这是很难理解的。后来我听说，撒旦也喜欢小孩子，为了避免他们被撒旦吃掉，耶稣才那样做。尽管不喜欢那个味道，尽管不情愿，耶稣还是把孩子们吃了，这样撒旦就抓不到他们了。这样的理由让我心里感到平静。但我又听说了，现在，耶稣还会“吃”别的人，并且还要将他们埋在地上的坑里。

这种恶意类比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是，我开始对耶稣产生了怀疑。在我心中，他失去了那令人平静的、慈祥的、大鸟般的形象，却和那些黑着脸、头戴高帽、脚蹬闪光黑靴、抬着黑箱子的黑衣人联系起来了。

这些思考导致我首次产生了能够意识到的心理创伤。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像平日里一样，独自坐在屋前的路上玩沙子。大路从屋前蜿蜒延伸向山坡上，最后消失于山顶上的一片树林中。这样，人们从房前可以望到一段相当长的路。我在路上看到一个身穿黑色长袍、头戴沿帽的人从树林中走了下来，看上去像是个穿着女人服装的男人。那人慢慢地走近了，我看清楚了，这确实是一个穿着黑色的、长得拖到脚面的长袍的男人。他那眼神使我害怕起来，一种极度的恐惧蔓延全身，接着，脑子里迅速闪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这是一个耶稣会的会士。”不久前，我听到父亲和一个来访的朋友在聊天时谈到了耶稣会会士们的阴险行为。从父亲那掺杂着恼怒与恐惧的语调中，我猜想，“耶稣会会士”是极其危险的人物，甚至父亲也感到害怕。事实上，我并不清楚耶稣会会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但我对祈祷词中听到过的那个“耶稣”还是并不陌生的。

我想，从山上下来的男人一定是进行乔装打扮了，要不他为什么要穿女人的衣服呢？或许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由于极度恐惧，我慌慌张张跑进屋子，奔上楼梯，躲在了阁楼中的一个阴暗角落里。我不记得自己在那里藏了多久，不过时间一定不短，因为当我壮着胆子下楼，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四处张望时，那个黑衣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随后的许多天里，恐惧一直伴随着我，我甚至连家门都不敢出。虽然后来也去那条路上玩，但始终对那树木前的山坡保持高度的警觉。很久后我才知道，那黑衣人只不过是一个对他人没有丝毫恶意的天主教神父罢了。

大约就在同时——我不确定也许要比这件事早一些——我第一次有了梦的记忆。我那时大概三四岁。这个梦后来我一直都在研究。

我们的住宅孤零零地坐落于劳芬城堡附近，牧师家农场的后面有一大片草地。梦中，我就站在这片草地上。突然，我发现地上有一个黑黝黝的、长方形的、用石头修砌的洞。此前我从未见到过这样的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走过去，往下看，我看见有一排石阶一直通到地下深处。尽管有些迟疑、有些害怕，我还是走了下去。在洞底，有一道圆拱门，门上挂有绿色帷幕，那幕又大又沉，好像是由织锦缎制成的，它看起来是那样地华丽。我很好奇，很想看看幕后究竟是什么东西。于是，我掀开帷幕，借助暗淡的光线，我看到了一个长方形的屋子，大约有10米长，拱形屋顶，由石头砌成，地板上铺有大石板，屋子中间铺着一条红地毯，从入口一直延伸到一个很低的平台，在那平台上有一个华丽的、金色的宝座。我不太确定，貌似座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垫子，那富丽堂皇的派头就像童话中国王的御座一般。宝座上立着一个庞然大物，约有4~5米高，50~60厘米厚，几乎顶到屋顶了。最初我以为那是个树桩，后来才发现，它有皮有肉，顶端还有一个圆圆的像是脑袋形状的东西。但它没有脸和头发，在顶上只有一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屋顶。

尽管没有窗户，没有外部光源照进来，但屋里仍相当明亮，从头顶处向下洒来一点亮光。尽管宝座上的那东西一动不动，可我总有种感觉：它随时可能像条蠕虫一样爬向我。我害怕得全身不能动弹。就在即将崩溃之际，我听到从外部顶端传来了母亲的声音：“看看吧，这就是食人的怪物！”母亲的喊声使我更加恐惧，我被吓醒，全身冷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晚上都不敢睡觉，害怕又做那样的噩梦。

多年来，这个梦一直纠缠着我。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我见到的那个巨形物体其实是一个男性的生殖器。又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古老的仪式中的生殖器。我一直不能理解母亲那句话的真正含义：那个东西是食人的怪兽，还是食人的怪物呢？如果是前一层意思，那就意味着吃小孩的不是耶稣或耶稣会会士，而是那个生殖器；如果是后者的意思，那生殖器就象征着吃人的怪物，就是说，那阴沉沉的耶稣、耶稣会会士和生殖器就是同一种东西了。

生殖器的抽象意义可以这样进行解释，即它坚挺竖立着，自尊为王。草地上的洞象征着一座墓穴，墓穴是地下的一座神庙，绿色的帷幕象征着草地。换言之，它象征着绿色植被覆盖下的大地之神秘。地毯是血红色的，那圆拱门又意味着什么？或许是我曾到过的姆诺特，我曾看到过的沙夫豪森城堡的圆型主楼？但这似乎不太可能，没有人会带一个才3岁的孩子去那种地方。因此，这些是无法从记忆痕迹中寻到解释的。同样，我也不甚清楚那个解剖结构的生殖器是源何而来。可以将把排尿口解释为一只眼睛，上面还有光源，这也是“生殖器”（Phallus）的词源意思：即“发光”、“明亮”。

总而言之，该梦中的生殖器乃是地下的、“未曾命名”的神，至少我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是这样认为的。当有人特别强调耶稣时，它就会浮现于我的脑海之中。我不认为耶稣是真实的存在，我从未接受他，他从没能让我喜欢，因为我总会反复想到那个地下的、他的表征物。那个“佯装”的耶稣会会士，使我对学过的基督教教义产生了阴影。我认为那就像一场隆重的化装舞会，或者说是一个葬礼：其中的送葬人表情严肃、面带忧伤，不过转眼却又偷偷笑了起来，毫无悲痛之意。从某种程度上讲，我眼中的耶稣就是一尊死神，他可以帮人们在夜晚驱赶恐惧，但他自己却是一具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的令人害怕、全身血淋淋的尸体，人们常常颂扬他的仁慈、善良，可我却在心中暗暗对此表示怀疑，主要是因为，那些非常虔诚地说着“亲爱的耶稣”的人经常身穿黑色的礼服、脚踏锃亮的皮靴——这些会让我联想到葬礼。他们是父亲的同事和我的8个牧师叔叔。多年来，他们在我心中会引发恐惧感，至于偶然见到的天主教神父更是如此，他让我想起可怕的耶稣会会士，他曾让父亲感到恐惧、不快。后来直到行坚信礼时，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强迫自己对基督采取人们所谓的正确态度，但最终也没做到，我怎么也克服不了心中隐隐的不信任感。

每个孩子都会害怕“黑衣人”。但对“黑衣人”的恐惧不是我内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关键是，在我头脑中构建了这样一种不完整的认识：“那就是耶稣会会士。”这样的观念深深渗透在了我童年的脑海中。于是，在我梦中也会出现那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和奇特的东西：“那就是食人的怪物。”它可不是吓唬小孩的幽灵，事实上，此乃盘踞在地下神庙宝座之上的神灵。那时，在我幼稚的想象中，只有国王才能坐在金色的宝座上；其次，只有上帝和耶稣才能戴着金冠、穿着白袍坐在遥远的蓝天中那个更漂亮、更高、更金碧辉煌的宝座上。然而，我梦中的耶稣却是头戴黑色宽沿帽、身穿黑色女装、从满是树木的山坡上走来的“耶稣会会士”形象。后来，我不得不时常朝山坡方向张望，以防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出现。梦中，我进入一个地下洞窟，看到宝座上有个奇异的东西，它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它不属于人类，是阴间的物种，它目不转睛地盯着上方，以人肉为食。整整50年后，我读到了一篇研究弥撒象征的宗教性论文，文章讲述：基督教圣餐有吃人肉的习俗。我才明白，儿时那两次经历中闪现在我意识里的思想非但不幼稚，反而相当复杂、异常复杂。当时我内心深处究竟是谁在讲话？那些场景是由谁的思想构建的？有哪些超级智慧在起作用？我知道，一般头脑简单之人都会喋喋不休地说“黑衣人”和“食人的怪物”，也会瞎扯，“偶然”和“事后的解释”，这样可以驱散不快，也不会损害到心中的圣人。哦，这是多么善良、能干、健康的人呀！他们总会令我想到那些在雨后水坑中晒太阳的蝌蚪：它们会挤在浅浅的水坑中，愉快地游来游去，从未想到第二天早上，坑会干枯，它们再无栖身之地。

那么，究竟是谁在向我讲这些事呢？是谁向我提及这些我完全不知道的话题呢？谁把天上和地下连接了起来，从而奠定了我后半生激情狂热的生活？除了那个来自上天亦或源自地下的陌生客人之外，还能有谁呢？

借着儿时的梦，我开始了探索大地秘密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在地下举行的葬礼，多年后，我才从中解脱出来。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将亮光引入黑暗，那是进入黑暗王国的某种仪礼。当时，我的精神生活就是以那样的潜意识为开端的。

1879年，我们举家搬到巴塞尔附近的克莱因-许宁根。不过这事本身我不记得了，但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却还记忆犹新。一天晚上，父亲把我从床上抱起，来到西边的门廊，他指着让我看，彼时黄昏的天空中闪烁着一片绚丽的绿光。那正是1883年卡拉卡托火山爆发的情景。

还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外面，去看东边地平线方向出现的一颗大彗星。

当地曾发过一次洪水，流经许多村庄的维塞河泛滥成灾，冲破了大坝，上游的一座桥也被冲毁。14个村民被淹死了，他们的尸体被混浊的黄水冲进莱茵河。洪水退后，一些尸体被埋进泥沙滩里。听说这件事之后，我忍不住跑去看了。我看到了一个中年男性的尸体，他穿着黑色的礼服，显然是刚从教堂出来。他身体的一半被埋在沙土里，手臂搭在眼睛上。我兴致勃勃地看着，就像看一头被宰杀掉了的猪一样。但这把母亲吓坏了，她觉得这太可怕了。尽管如此，杀猪和死人对我来说还是很具吸引力的。

我对图画艺术的最早记忆也可追溯到我住在克莱因-许宁根的那些年。当时父母住的那幢房子是18世纪建成的一座牧师住宅，里面有一间很暗的屋子。屋子里放着质地优良的家具，墙上还挂着很多古画。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幅画有大卫和葛利亚的意大利油画。它是从基多·雷尼画室里临摹的，原作保存在卢浮宫。我不知道这幅画怎么会到我家。那间屋子里还有另外一幅老油画，它现在挂在我儿子的屋子里，画的是19世纪早期的巴塞尔风景。我经常溜进那间昏暗的屋子，静静地坐在那些画前面，出神地看着，欣赏那美。我当时觉得那是唯一美的东西。

大约就在那时——我还不到6岁，一个姨妈带我到巴塞尔，我们去博物馆里参观动物标本。因为我想仔细观赏所有的东西，我们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下午4点，关门的铃声响了，博物馆要闭馆。姨妈不断催促我，可我站在橱窗前，不愿离开。就在这时，大厅的门锁了，我们不得不穿过画满古画的走廊，从另一个通道走下楼梯。突然，我看到了很多美丽的图画，我目不睱接，久久地盯着它们，迈不动脚步，我从未见过那么美的东西。姨妈拽着我的手，拖我到出口处，我跌跌撞撞跟在她后面。她一边走，嘴里还嚷着：“讨厌的孩子，闭上眼睛；讨厌的孩子，闭上眼睛！”我才意识到，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裸体画和仅用几片叶子遮盖下的人物画。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画，这是我与美好艺术的首次接触。而姨妈却有些恼羞成怒，那样子仿佛是被人拖到了妓院一般。

6岁时，父母带我到阿里斯海姆旅行。那次母亲穿的衣服我终生难忘，这也是我唯一记住的——衣服是黑色的料子做的，上面印有绿色的月牙。记忆中，母亲最初是个苗条、年轻的年轻女郎，后来，她在我的记忆中，就变得老又胖了。

我们来到一座教堂，母亲说：“这是一座天主教教堂。”我有些害怕，但受好奇心驱使，便悄悄从母亲身边溜走了。我从开着的门往里面张望，正好望见在装饰华丽的祭坛上有一支巨大的蜡烛矗立并燃烧着，（当时正值复活节期间）。突然，我在台阶上绊了一跤，下巴磕在了一块铁上。我记得，父母捂住伤口，抱起我时，血流不止。当时我的感觉很奇怪：一方面，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尖叫声引来了教堂里其他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我脑中冒出了违禁念头：耶稣——绿色帷幕——食人怪兽的秘密……这是座与耶稣会会士相关的天主教堂。是他们让我跌倒了，疼得大喊大叫，这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缘故。

此后多年，我一直不愿进天主教堂，原因是我害怕跌倒、流血，害怕见到那些耶稣会会士。仿佛那些就是天主教堂的气氛，然而，也正是他的这种气氛深深吸引着我。倘若要我靠近一位天主教神父，我会深感不安。直到三十年后我才克服了这样的压迫感。那是当我踏入维也纳圣斯特凡大教堂的时候。

从6岁开始，父亲便教我拉丁文，同时我也开始上学了。我喜欢上学，因为我觉得很容易。在那之前，我已经学会了阅读。在学校，我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有一次，一本小人书因为我看不懂，就缠着母亲读给我听，那本书里有很多插图，里面讲到了很多国外的宗教，特别是印度教的一些内容，还有婆罗门教、毗湿奴、湿婆等的插图，它们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后来母亲告诉我，我后来常翻看这些插图。我在看这些插图时，心中总会生蒙生一种朦胧的感觉，会觉得它们与我那“原始之上帝启示”很像；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它，这是我不愿泄露的秘密。不过，母亲却间接证实了那感觉。我注意到，每当讲起“异教徒”，她的语调中总会流露出淡淡的鄙视。我知道，若我向她坦白了我那“上帝启示”，她一定是惊慌失措，然后对我加以拒绝。因此，我也就不必去自讨无趣了。

这些非儿童的行为，一方面与我异常敏感、极脆弱的内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早年强烈的孤独感有关（妹妹比我小9岁），小时候的我只能自己独自玩耍。可惜，现在我完全不记得当时玩了些什么，只记得在玩时，非常不愿被人打扰。我会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不愿他人看到，也不愿别人来评价。我清晰地记起大约七八岁时自己玩的是什么：那时我热衷玩积木。我会搭一座塔楼，然后再兴致勃勃地以“地震”的方式将其摧毁。那时，我还常画画，画战争、包围、轰炸、海战的画。我会用水笔将整个笔记本画满，然后对这些涂鸦做出离奇的想象。我之所以喜欢上学，原因之一就是长期缺乏玩伴的我，最终在那儿找到了游戏小伙伴。

我还发现了其他令我感到奇怪的事，在谈这些之前，我得先说说夜里的事情。夜间的气氛会变得很浓重，各种事情都发生在夜里，那些事情显得不可理解，令人害怕：父母分居而睡，我睡在父亲的屋里。我能感觉到母亲的屋子传递出的可怕印象。一到夜里，母亲就显得阴森、神秘。一天晚上，我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从她的房子里出来，那影子的头和脖子是分离的，飘浮在身体前方，就像是一个小月亮。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头，接着头也离开了脖子。这种情形反复出现了六七次。夜间，我还经常做些让人忐忑的梦，梦中的物体忽大忽小。例如，在梦里我曾看见远方有一个小小的球，后来，那球慢慢朝我滚来，越变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令人窒息的大球。另一次，我曾梦见在一根电线上，许多鸟停在那里，突然，电线开始变粗，越变越粗。最后，我被吓醒了。

这些梦发生在我青春发育期，这是我生理变化的开端。大约在我7岁的时候，我患了假性哮喘病，并伴有间歇性窒息。每当病情发作，父亲就会抱着我，我会蜷缩在床脚的栏杆旁。我看见头上有一个满月大小的蓝色的光环，里面还有一些金色的人在走动，大概那就是天使吧。后来各种幻象不断出现，它们能平息我对窒息的恐惧，因为我每次做焦虑的梦，就会感到窒息。我认为这里面有一种潜在的精神性因素在发挥作用：这样的心理氛围开始让我变得无法呼吸了。

我讨厌去教堂，但圣诞节例外。我喜欢圣诞颂歌《上帝创造了这一天》，它使我很兴奋。当然，晚上的圣诞树更加令人愉快。只有在这个基督教节日，我才会忘情投入地去庆祝，对于其他的节日我都很冷淡。虽然除夕也有某种类似圣诞节的吸引力，但也不能与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相媲美。基督降临节也有些特色，但仍无法与随后的圣诞节相提并论。与圣诞节相联系的有：夜、风雪、大风、黑暗的屋子，那时总能听到细微喃语声音，总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现在来说些与我那些乡村同学交往时的事情。我发现是他们改变了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变得和在家里时完全不同。我会和他们嬉闹，搞各种恶作剧，这些把戏在家里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的。当然，我心里也明白，我一人在家时也能想出小把戏来。我认为，我的这些变化主要源自同学的影响，无形中，是他们在引导我，他们让我做了一些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事情。是这个不仅有父母也融进了其他人的广阔世界，改变了我。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对他们还是有些怀疑，有些敌对。尽管我逐渐感受到了明亮白日世界的美好，感受到了那种“金色的阳光透过绿色树叶照下来”的美好，但同时也预感到了那个影子世界是无法回避的，那里的事情令人战栗，让我恐惧。当然，做晚祈祷也可以给我带来仪式上的保护，因为这意味着白天的彻底结束，夜和睡眠即将开始。然而，下一个白天也会潜伏着新的危机。我认为自己的人格似乎分裂了，我为此感到害怕。我内在的安全意识受到了威胁。

我记得在7~9岁的时候，我很喜欢玩火。我家院子里有一堵用大石头砌成的老墙，石头间有一些洞，我经常在洞里生上一堆火。为了不让火熄灭，我会让别的孩子四处帮忙，找木头，添柴火。当然，我最关心这些火堆，其他人可以找别的洞去点火但不能玩我的火，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火不圣洁。我的火烧得很旺，还发出圣洁的神的光芒。我在一段时期很迷恋此游戏。

在这堵墙的外面有一道斜坡，上面埋着一块凸出的石头，它是属于我的。当独自一人时，我时常坐在上面，进行意向对话：“现在我坐在石头上，我是上面，它是下面。”或许石头也能说“我”，也能想，他会说：“我躺在这儿，这是斜坡上。他坐在我上面。”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是那个坐在石头上的人呢，还是我是下面的石头？”这个问题使我困惑，我站起来，陷入冥思苦想中。这个问题终究没有弄明白，一种特殊的、有趣的黑暗感伴随着我的疑惑。但有一点是确凿的，即我和这块石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我可以在它上面静坐几个小时，然后被它提出的谜题所吸引着。

30年后，当我再次站在这道斜坡上时，我已结婚生子了，拥有了房子及社会地位，脑袋中也充斥着各种思想与计划。突然，一瞬间，我感觉又变回孩子，点起了具有神秘意义的火堆、坐在石头上苦思冥想着我和石头究竟谁是谁。我想起了自己在苏黎世的生活，那段岁月仿若从遥远的外星球传来的信息，令人感到陌生。这些令我心惊胆战，但也很诱人，因为我先前沉湎于其中的童年时光是永恒的，现在的我却被时光的车轮带回现实世界，渐行渐远。这个世界的力量如此之强大，为了掌控未来，我只能强行把自己拖拽回来。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它让我知道了童年时光具有永恒性。这个时刻的含义在我10岁那年被阐释出来。我自身的分裂和对世界的不安全感导致我做出了连自己也无法理解的事件。我那时还是个小学生，有一个黄色的带有一把小锁子的铅笔盒，铅笔盒里还放有一把尺子。我在尺子的顶端刻上了一个小人，高约6厘米，头上戴着帽子，身着礼服，脚上穿着闪亮的黑皮靴。我用墨水将他涂成了黑色，然后从尺子上锯了下来，放进铅笔盒中。我还为他在里面铺了张小床，用羊毛给他做了件小大衣。在莱茵河边，我捡了一块光滑的黑卵石，并用彩笔涂了颜色，分截成上下两半，我将它在裤兜中放了很长时间，但后来也放回了铅笔盒中，因为那石头是属于那里的。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我偷偷将铅笔盒拿到了屋顶上那个阁楼里，那是禁止入内的（因为楼板已经被虫腐蚀坏掉）并将它藏在了支梁上，这样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了。我对此感到极大的满足与欣慰。我知道，无人知道它，也无人能发现此秘密了。这样，前段时间，因为自我的分裂而出现的苦恼便也烟消云散了。后来，每当我做错事情，或者感情受到伤害；每当父亲对我咆哮，抑或是母亲的虚弱令我深感压抑之时——总之就是当我不顺心之时，就会想起那个放在那个地方，包裹着、珍藏着的小人，就会想起那块光滑的、被我涂染得很光亮的漂亮石头。每隔几周，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我就会溜上阁楼，爬到阁楼上，打开那个盒子，看看我的小人以及石头，我还会在盒子里放一张小纸片，那上面是只有我才明白的、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写下的密码。那写着密码的小纸片，我将它交由小人收藏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不记得我对小人说过什么了。我只知道，这些“信件”对小人来说就成了一座图书馆。现在我猜想，这些信件一定写着令我感动的话。

我不在乎这些行为有何意义，或者说我该怎样解释它们。我只满足于此行为带给我的一种安全感，满足于占有某种别人无法获得的，也无从知晓的东西，这是一个我应当信守、永远不能被背叛的秘密，它掌控着我生命的安全性。事情就是这样。我从未追问过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

心里藏有此种秘密对我的性格形成有影响。我认为这是我早年儿童期的本质特征，对我具有重要意义。同样，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过那个儿童期做过的关于生殖器的梦，耶稣会会士的事也属于只有我不愿向他人提及的事。小木人和石头是我力图赋予秘密以外在形式而进行的首次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是无意识的、幼稚的。我被它深深吸引着，总觉得有必要探寻其意义，但我却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解释——也许在大自然中——以便给我提供一些线索，或者告诉我那秘密是什么，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植物、动物和石头的东西都饶有兴趣了。我常常寻找一些充满神秘感的东西。我自觉是属于基督教的，虽然总是进行否认：“事情根本不那么肯定！”或者，会问“地下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当人们灌输给我宗教教义时，人们会对我说：“这些是美好的，完美的东西。”但我私下会想：“是的，但还应当有另外一些人们不知道、很隐密的东西。”

雕刻木头小人的那件事是我童年期记忆的亮点，也是有意识记忆的终点。这件事情大约在我心中保留了一年时间。后来就被遗忘了，直到35岁，那段记忆才被重新想起，却也仍不减当年的清晰与真实。当时我正着手编撰我的《力比多的变化和象征》，在研究了阿里勒海姆附近的灵魂石和澳大利亚的神石文献后我猛然发现，我心中已有一个真实的石头的清晰图像，我将它表征为一块长方形的黑色石块，并且用颜料涂成了上下两半，这个图象还掺杂着黄色铅笔盒和小人的回忆。小人在远古时代是披着小斗篷的神灵，就像关于医神埃斯库拉普的传说中，忒勒斯福罗斯在给他读一本书。由于这一回忆，我第一次坚信古代的心理成分在没有任何直接传承关系的情况下会进入个体的心灵。后来我查阅过父亲的图书室，没有找到一本书描述这方面知识的材料。因此，父亲对此应当也一无所知。

1920年，在英国伦敦之时，我用树枝刻了两个与儿时雕刻的那个小人一模一样的人像，其实那时并未想到儿时的经验。后来，我又参照其中的一个样子，用石头刻了个更大的人像，现在它就放在我那奎斯纳赫特的花园里。在我雕刻该作品之时，潜意识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名字——它将此人象称作阿特马维图，即“生命之呼吸”的意思。它是对我儿童时期梦境中出现的生殖器官的进一步延伸。现在看来，那生殖器官正是充满着创造力、富有灵动性的“生命之呼吸”。整体考虑，那小人最终也成了神的形象，他身披斗篷，被放置在盒子里，由长方形的黑石头给他提供生命之能量。不过，我也是在很久以后才懂得了这种关系的。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会做一些类似于祭祀仪式的活动，就像后来在非洲看见土著居民所做的那样：一开始他们做事情，却并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直到许多年之后才明白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