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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你持有的股票数量越多，研究这些股票所花的时间也就越多。如果只是跟踪研究一只股票，每年只需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这包括阅读年报和季报以及定期给公司打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一个投资者持有5只股票，利用业余时间就足以完成这5只股票的跟踪研究工作，完全可以把研究这几只股票当作业余爱好。一个中小型基金的基金经理，要跟踪研究基金持有的所有股票，就得每天从早上9点工作到下午5点。而在一个大型基金里，要跟踪研究基金持有的所有股票，基金经理每周得工作60～80小时才行。
1983年中期，麦哲伦基金投资组合中有450只股票，到了秋季，持有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900只之多。这意味着，我要想向我的同事全部解释投资这900只股票的理由，每只股票只能用90秒甚至更短的时间。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要了解每个公司的基本面情况。幸亏我有能干的助理来帮助我调查了解这么多家公司的情况。
约翰·聂夫（John Neff）管理的先锋温莎基金一直是全美第一大基金。但是到了1983年年底，麦哲伦基金资产规模达到了16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基金，与第一名非常接近。麦哲伦基金规模增长如此迅速，让一帮批评家大加批评，他们认为就像古罗马帝国规模扩张太大而最终崩溃一样，麦哲伦基金规模过于庞大了，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成功。他们这样预测的理论基础是，一个持有900只股票的基金，根本不可能战胜市场，因为持有这么多股票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市场。我被他们指责为是这个星球上规模最大的指数基金经理人。
大型基金只能是一个业绩平庸的基金，这个观点在今天依然十分流行，和10年前一样继续误导大家。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基金经理能够精心挑选出1000只，甚至是2000只与众不同的股票，而其中大多数股票不会在华尔街常见的基金投资组合中出现。这种现象被称为“飞离雷达监测范围”。他可能持有300只储蓄贷款协会股票和250只商业零售股票，但却完全没有一只石油公司和制造业的股票，这样，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他的投资组合却反而会上涨。相反，一个没有想象力的基金经理，尽管把他的投资组合限制在50只股票以内，但是这些股票其他大机构也普遍持有，只不过相当于一个微缩了的标准普尔500指数。
这使我们得到第9条林奇投资法则：
并非所有的普通股都一样普通。
仅仅根据基金的规模大小以及基金投资的股票数目多少，并无法判断这只基金能否战胜市场。众所周知，我以持有很多种股票而闻名，1983年我曾经一度持有900只股票，后来更是持有多达1400只股票，因此可能导致一些投资者担心我无法取得较好业绩，而不敢投资麦哲伦基金。这实在太令人感到遗憾了。在1983年我的投资组合持有的900只股票中，有700只股票加在一起还不到基金总资产的10%。
为什么要很少量地持有这700只股票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①很多公司本身股本规模非常小，即使我持股比例达到规定的10%上限，占用的资金也相当小；②我还无法确定这些公司是否真的值得大规模投资。麦哲伦投资组合中的大多数股票都属于这类“以后看看再说”（tune in later）的股票。只要你持有一些股票，这家上市公司就会把你列入邮寄有关年报等的股东名单之中，这样你再跟踪了解公司的情况就容易多了。
有时一项无足轻重的小规模股票投资可能会引导你发现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简·贝尔营销（Jan Bell Marketing）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简·贝尔营销公司是一家珠宝供应商，市值只有区区2亿美元，这样的小公司远远无法与那些入选《财富》500强的大公司相比。一次，这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来到富达基金公司，与我们的基金经理进行交流。我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因此，我走进会议室，听那些高层管理人员对公司的介绍。除了我之外，并没有其他基金经理露面。
尽管简·贝尔营销公司的股本规模太小了，这么小的投资根本无法为麦哲伦基金增加多少，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介绍公司业务情况时，公司高管提到，他们最大的客户是折扣商店，如佩斯（Pace）、Warehouse、Wholesale、好市多（Costco）等，这些折扣商店订购珠宝的数量非常大，以至于简·贝尔营销公司不得不加班加点以满足需求。
正是在会议上听到这个消息，让我产生了投资这些折扣商店股票的想法。当时我脑子里突然一闪，如果这些折扣商店真的像简·贝尔营销公司所说的那样，能够卖掉那么多珠宝的话，那么这些折扣商店其他商品的销售也会相当不错，总体销售情况一定相当好。我请威尔·丹诺夫对折扣商店进行调查研究。威尔·丹诺夫是我们基金的商业零售分析师，后来成为富达反向基金的基金经理。
折扣商店股票刚上市时很受市场追捧，可是好景不长。投资者预期过高，以至于公司业绩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预期，于是股价大跌，投资者纷纷抛售。看到公司财务报表上的真实盈利情况，华尔街再也不感兴趣了。丹诺夫询问了几家大型券商，发现根本没有一家券商安排分析师跟踪研究这些折扣商店。
我们俩直接和这些折扣商店公司联系。他们证实了简·贝尔营销公司的说法，公司业务确实好得惊人。他们也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偿还了债务，资产负债表变得十分稳健。盈利持续向上增长，可是股价仍然持续向下徘徊——这可是一个绝对完美的投资机会。我大量买入了好市多公司、Wholesale俱乐部公司和佩斯公司的股份。这3只股票都赚了很多钱，其中好市多公司股票上涨了3倍。
这些折扣商店的雇员和购物者都亲眼看到了这些商店的生意多么红火，都能了解到丹诺夫和我所了解到的所有详细信息。那些机敏的购物者能够有机会比华尔街更早了解到这些折扣商店的基本面情况，然后买入这些折扣商店被严重低估的股票，就能把他在这些商店购买商品所花费的钱全部赚回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几乎挖掘了每一只公开上市的储蓄贷款协会的股票。它们大多数盘子都很小，对于麦哲伦基金十几亿美元的投资组合来说，要贡献一定程度的盈利，我只能成批成批地大量买入这些储蓄贷款协会的股票。此外，有几家金融机构告诉我，由于利率降低，它们的利润将会大幅改善，由此我可以推断，很多其他金融机构也会从降息中受益很大。1983年4月我新买入了83只股票，其中有39只是银行股和储蓄贷款协会股票。到了年底，我已经买了100只储蓄贷款协会股票，所有这些股票加起来已经占到基金投资组合的3%。
财经传媒注意到我“青睐”储蓄贷款协会股票，于是大肆宣传报道，以至于读者会误以为，储蓄贷款协会股票的涨跌直接决定麦哲伦基金业绩表现的好坏。幸亏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后来那些实力很差的储蓄贷款协会纷纷倒闭，那些实力强大的储蓄贷款协会受连累也股价大跌。如果我真的把麦哲伦基金资产的20%都投资到储蓄贷款协会上的话，我这个基金经理可能早就被迫下台了。
尽管我投资了很多只银行股和储蓄贷款协会股票，但在这一时期，真正让麦哲伦基金大获成功的并不是它们，而是汽车股。买了福特汽车股票后，导致我接着买入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股票，投资克莱斯勒后又引发我买入沃尔沃汽车公司股票。汽车行业形势一片大好，不只让一家汽车公司股价大涨，也让整个汽车行业股价集体大涨。
克莱斯勒的股价急速上涨，以至于在很短时间内，我持有的克莱斯勒公司股票市值就已经超过了基金资产总值5%的上限。一旦达到5%的投资上限，按规定我就不得继续买入这只股票，但如果是由于股价上涨后一只股票投资比例超过5%，按规定可以超限额继续持有。于是，我转而在福特汽车和沃尔沃汽车公司股票上建仓，直到后来，这3只股票市值就占了麦哲伦基金总资产的8%，加上其他汽车公司股票，麦哲伦基金在汽车股上的投资比例高达10.3%。
个人投资者可以押个股以使盈利最大化，选择一家最有希望赚大钱的汽车公司股票，把所有的钱投资于这一只汽车股上，从汽车行业股票的反弹中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但一个大型基金的基金经理受限于各种规定，根本不能赌个股，因此只能“赌行业”，把大量资金押在一个行业上。不过，同样是赌行业，却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重视行业投资配置，你预感到汽车行业将会表现不错，于是你决定，今年要把8%的资金投资到汽车行业股票。你把汽车行业所有股票列到一张表上，然后闭上眼睛投飞镖，投中哪只就选哪只汽车股，就这样随便买上几家。另一种办法是重视精选个股，一家一家汽车公司逐一进行详细分析后再做选择。
第一种做法是自上而下，重视行业投资配置而不重个股选择 ，在汽车行业股票上投资比例为8%，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但对于个股选择就随意了。 第二种做法是自下而上，重视个股选择而不重视行业配置 ，投资哪一只股票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但至于行业投资比例有多高就随意了。你一猜就知道，我倾向于精选个股。做功课仔细研究精选个股，与掷飞镖一样随便选股相比，花费的精力要多得多，但是在1983年，像掷飞镖一样随便选股的人，尽管赌对了行业，却很可能因为投资了通用汽车股票，而错失其他汽车大牛股。
我从来不会持有太多的通用汽车股票，即使是在当时汽车行业一片大好的年代里。因为我认为可以把通用汽车公司称为一个“糟糕”的公司，这种称呼已经算是最客气的了。尽管通用汽车的股价在1982～1987年上涨了3倍，但是一个基金经理如果因为通用汽车是美国第一汽车公司，就把通用汽车作为第一大重仓股的话，就会错失上涨17倍的福特汽车和上涨将近50倍的克莱斯勒汽车这两只最牛的汽车股。
我必须承认，在我的自下而上的分析中，我对汽车行业反弹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对整个汽车行业的大局形势我却判断错误。我确信日本厂商将会继续集中力量主攻小型车市场，但从没有想过他们会以同样的战略进攻中型车和豪华车市场。尽管出现了这个预测错误，但我还是从福特、克莱斯勒和沃尔沃这3家汽车公司的股票中赚到了很多的盈利。
在1982～1988年这整整6年里，在麦哲伦基金前五大重仓股中，这3家汽车公司中至少有2家，有时3家公司股票都是前五大重仓股。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股票大幅上涨，每只股票都让我赚了超过1亿美元，再加上我从沃尔沃汽车公司股票上赚的7900万美元。正是这少数几家汽车公司股票上获得的巨额盈利，才让麦哲伦基金业绩出类拔萃。
尽管麦哲伦基金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一只成长型基金，但其实并非如此，麦哲伦基金是一家资本增值型资金，可以买卖任何一种股票。正是这种投资的灵活性使我可以去充分把握任何有利的投资机会，比如这次汽车股反弹的机会。克莱斯勒和福特汽车根本不属于成长股，因此根本不会出现在任何成长型基金的投资组合中。然而，由于这些汽车公司股票股价已经被市场打压得如此之低，以至于当汽车行业复苏时，这些汽车股大幅反弹，几乎比任何成长股的涨幅都要大。
另外一个让许多基金经理束手束脚的原因是担心“流动性”。他们因为小盘股交易量很小而回避投资于所有基本面极好的小公司，其实投资一批这些非常好的小公司股票，即使对于一个大型基金来说也会贡献相当大的盈利。他们在选择股票时过分执着于能否短期内快进快出的问题——能否在5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顺利买入或卖出，以至于他们忽略了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些股票到底值不值得持有。
选择股票就像是选择人生伴侣，离婚是否容易，可不是结婚前应该考虑的因素。如果你一开始就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你就不会打算离婚了。而如果一开始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无论如何结果都会一团糟。拥有世界上再好的流动性也没有用，都不能将你从痛苦和磨难中拯救出来，而且很可能你还要损失一大笔钱。
以宝丽来公司为例，仅仅在1973年一年之内就损失了90%的市值。许多基金经理都捶胸顿足，后悔不该买这只股票。宝丽来是一家大公司，而且股票交易十分活跃，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完全有把握很快顺利抛出大量股票。这只股票缓慢下跌了3年，在此期间，任何人想卖出股票都有很多机会。但是据我所知，有几个基金经理并没有这样做。只有在你想离场时你才会抛出股票离场，他们不抛是因为还不想离场，其实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家公司马上就要完蛋了。
他们也有机会及时抛出施乐公司（Xerox）的股票，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他们也没有这样做。因此，那些投资专家仅仅因为某些股票交易量小，“日交易量只有10000股”，就拒绝投资这些流动性差的股票，实在是非常荒唐可笑。首先，99%公开上市的股票的日交易量都低于1万股，因此那些担心流动性的基金经理就把自己的投资范围局限在1%的股票之中。其次，如果一家公司经营失败，那么无论这家公司股票日交易量有多么大，基金经理还是会在这家公司股票上赔钱；相反，如果这家公司经营成功，基金经理就可以很轻松地慢慢高位减持这家公司的股票，卖出时快慢都无所谓，反正是赚钱的。
当麦哲伦基金成长为一个中型基金时，我想要一天之内买入一大笔股票，能够对于基金规模庞大的投资组合有相当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难。偶尔，我才有机会在一天之内从一家投资机构那里买入一大笔股票——一次是我一天吃进200万欧文斯-康宁，另外一次是我一天之内吃进200万股美洲银行（Bank America）股票。但是这些都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一般情况下我只能分期分批持续小量买入。
每次基金规模增大，我就不得不对每只股票都进行增持，以保持每只股票在整个投资组合中的投资比例不变，尤其是小盘股，增持股票特别麻烦，有时需要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买到相当大的数量。如果我买进的速度太快，很可能会仅仅是由于我自己的买入行为，就会拉升股价，以至于超过了我的卖出价位。
整个1984年，我持有的前十大重仓股一直没有多少变化，我一直坚持买入-持有的投资策略，这与我早期频繁买进卖出的做法完全相反。某一个月，福特汽车排在第一大重仓股，后面接着是克莱斯勒汽车和沃尔沃汽车。而到了另一个月，沃尔沃汽车成了第一大重仓股，接着是克莱斯勒汽车和福特汽车。1984年我继续持有我在1983年买入的大量国库券，随着利率降低，这些国库券的价值不断上涨。
在我重仓投资汽车股的顶峰时期，我的投资组合前十大重仓股中，有5只股票是汽车股，除前面提到的克莱斯勒汽车、福特汽车、沃尔沃汽车，还有斯巴鲁（Subaru）汽车和本田汽车，有一个很短暂的时期，甚至也包括通用汽车在内。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涌进汽车陈列室蜂拥抢购汽车时，即使业务相当一般的汽车公司也能赚到很多钱。
谈到钱，1984年麦哲伦基金申购火爆，又新增加10亿美元。我过了一段时间才习惯于在发出交易指令的股票交易数量上要多加一个零。同样我早晨发出交易指令时，股票数目也越来越多，也要花越来越长的时间才能交代清楚。
我去哪里度假，基本上是根据度假地区所在的时区以及电话亭是否便于和公司联络来决定。奥地利很不错，因为在美国股市开市前，那里已经是傍晚，这样我就可以到傍晚再打电话下达交易指令，在此之前我有一整天的时间去滑雪。在美国我喜欢去滑雪的地方是位于新罕布什尔州迪克斯维尔诺奇的巴尔萨姆滑雪场，因为那里缆车索道的最下面有电话。我从上面滑雪下来，然后拨打电话给交易员，等我讲完一页左右的买入卖出股票清单，缆车正好就又过来了，我就可以坐上去，边坐边考虑下一步投资如何行动。
在我干这一行的前5年里，我很少出差旅行。在后5年里，我却经常旅行。大多数的旅行都是去参加全国各地区召开的投资研讨会。这种投资研讨会，就像集中密集上课一样，有时我会在两三天里听取数10家上市公司的推介报告。
1984年9月，蒙哥马利证券公司在旧金山举办投资研讨会。5月汉姆布鲁特-奎斯特公司（Hambrecht&Quist）举办了一个关于小型高科技公司的投资研讨会。每年4月，罗宾逊-汉弗瑞来公司在亚特兰大举办一个关于东南部地区上市公司的投资研讨会。鲍斯沃斯（Bosworth）公司和戴恩（Dain）公司在明尼阿波利斯召开一个类似的关于中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投资研讨会；秋季普雷斯科特公司、鲍尔公司和特本公司在克里夫兰举办一个投资研讨会；阿里克斯·布朗（Alex Brown）公司在巴尔的摩举办一个投资研讨会；8月亚当公司、哈克尼斯公司和希尔公司在波士顿举办一个投资研讨会。霍华德·维尔（Howard Weil）公司在路易斯安娜有两个专门的投资研讨会，一个是关于能源生产企业的，另一个是关于能源销售服务公司的。此外关于生物技术公司、餐饮公司、有线电视公司和银行，都各有专门的投资研讨会。
投资研讨会是基金经理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能够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不过，当一个会议上同时有两三家上市公司分别进行推介时，基金经理分身乏术，往往难以决定参加其中哪一个更好。有时，富达基金公司会派出一个代表团，以保证我们可以出席每一家上市公司的推介。有时，我在会议上了解到一些企业前景非常好，以至于我等不到会议结束，就离开会议室到休息大厅打电话发出买入指令。
在外地参加投资研讨会的空闲时间，我会租一辆车，或者找一辆出租车，去拜访那些公司总部就在附近却并没有派人参加会议的公司。我熟悉不少城市，但往往并不是这些城市有什么标志性的建筑，而是这些城市里有哪些《财富》500强公司的总部。最吸引我去旅行的城市是：MCI公司和房利美公司所在的华盛顿，雪佛龙公司和美洲银行所在的旧金山，立顿公司和联碳公司所在的洛杉矶，可口可乐和特纳广播公司所在的亚特兰大以及TRW公司、国民城市银行和伊顿公司所在的克利夫兰。
除了约翰·邓普顿之外，我是第一个大规模投资美国之外股市的美国基金经理。邓普顿的基金是麦哲伦基金的一个全球版。我一般只将10%～20%的资金投资于美国之外股市的股票，邓普顿则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美国之外股市的股票。
我是从1984年开始正式投资于海外股市上市公司股票的。当时还根本没有一套信息系统能够及时得到国外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可靠的最新行情报价，因此，每天晚上，我的交易员不得不纷纷打电话到斯德哥尔摩、伦敦、东京和巴黎，尽量收集我第二天所需要的信息。这样做导致了电话通信费迅速高涨，不过还是很值得的。1986年我们专设了负责海外股市上市公司股票投资的部门。
由于麦哲伦基金账上有大量的现金，必须进行投资，我几乎是被迫转向投资美国以外的其他股市，尤其是欧洲股市。麦哲伦基金是一家资产规模庞大的基金，作为基金经理我需要相应找到一些能够大规模投资的大型上市公司，而欧洲股市中大型公司的比例比美国更高，而且这些公司中多数没有被投资者紧密关注。但不利之处是，外国股市上市公司的公开信息披露标准和会计准则都与美国公司不同，因此透明度低，分析起来困难得多。不过如果你认真下工夫研究，你就会偶尔抓到一只像沃尔沃这样的大牛股。
我最成功的一次调研之旅从1985年的9月中旬开始，持续了3周时间，一共调研了23家上市公司。这次调研之旅，与1973年秋天我作为一名年轻富达基金公司分析师对陶氏化学集团的调研之旅相比，辛苦多了，不过收获也大多了。1973年那次，我拜访了陶氏化学公司在各地的分厂，每到一家分厂，都被热情款待，就这样一路横穿整个美洲大陆。后来我才明白，只需要调研一家陶氏化学公司的分厂，你就知道所有的陶氏化学公司分厂是什么样的了，何必一家一家拜访呢？
这次调研之旅，我出发那天是在一个周五，我先是拜访了波士顿地区的3家上市公司，然后当天下午登上了飞机，周六到达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机场。但这次投资调研之旅一开始就很不顺利，航空公司丢失了我的行李。Sabena航空公司，我很庆幸没有买这样一家航空公司的股票。
瑞典是一个礼仪之邦，十分讲究礼仪。根据日程安排，在两天内我要拜访瑞典的几个工业领袖人物。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我像坐飞机时穿的那样，灯芯绒裤子，皱巴巴的运动外套，还有一双运动鞋，不知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他们会如何反应。在机场我沮丧地发现：①Sabena航空公司不知道把我的行李箱丢到哪里去了；②这时斯德哥尔摩所有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了，因此我不得不开始为拜访那些工业领袖人物时的尴尬场面做最坏的准备。
就在我灰心丧气的时候，比吉塔·卓吉尔（Birgitta Drogell）到机场来接我，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她安排我住到她在斯德哥尔摩郊区西格图纳的家里。不可思议的是，她的瑞典丈夫，英格马（Ingemar），竟然和我身材一模一样，甚至连鞋子的尺码也一模一样，不一会儿，我就换上了一身瑞典套装。
我的一头白发，浅色的皮肤，再加上一身本地打扮，以至于每一个人都认为我就是一个瑞典本地人。无论什么时候我走在街上，总有人向我问路——我猜他们是在向我问路，因为我听不懂他们讲的瑞典话，我也无法确定他们到底在跟我说什么。
行李一直没有找到，不过我相信现在这身打扮更好。周一早上，我穿上我的一套瑞典服装，去拜访易达（Esselt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易达公司主要销售办公设备，包括办公桌抽屉里常见的那种文具盘。我还拜访了瑞典通用电气公司（ASEA，它是ABB公司前身），它是瑞典一家经营业绩优异的集团公司，地位相当于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我还拜访了阿法拉法（Alfa Laval）公司，这是一家奇特的多元化经营企业，既生产挤奶机器，又搞基因工程。当天晚上，我研究了第二天要去的伊莱克斯（Electrolux）公司和阿格（Aga）公司，伊莱克斯公司是一家制造真空吸尘器和家电的巨型企业，其总裁是瑞典版的美国英雄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李·艾柯卡。阿格公司则是依靠制造气体来赚钱。
从理论上讲，投资一家从空气中分离制造某些气体的公司是十分愚蠢的，因为空气并不是什么稀缺的商品。但是我从阿格公司了解到，钢铁企业需要大量的氧气，快餐业需要大量的氮气，然而只有很少的公司拥有这种从空气中分离制造某些气体的机器。由于原材料成本为零，因此，仅有的几家气体制造公司（其中包括阿格在内）业绩都非常好。
我一拜访完阿格公司，就立刻驱车赶往爱立信（Ericsson）公司，爱立信是一家电话设备公司，类似于美国的西部电气公司。下午，我访问了斯坎迪亚（Skandia）公司，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家具制造公司，但是实际上却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我们海外基金的乔治·诺贝尔先生安排我拜访斯坎迪亚，看起来斯坎迪亚似乎还没有其他基金在关注。
对美国保险业而言，保险费率调高几个月后公司盈利才会出现增长。因此保险业股票跟周期型股票有些类似，如果保险费率提高马上买入股票就会赚很多钱。保险公司股票常常由于保险费率调高先会上涨一倍，等保险费率提高导致盈利出现增长后，股价会再上涨一倍。
我本以为瑞典股市中保险公司股票的情况同样如此，所以当我了解到监管部门已批准提高保险费率时，我以为这个重大利好消息肯定会推动斯堪的亚股价大涨。可是事实上股价却没有上涨。瑞典投资人根本没有注意这个利好消息，只关心眼前盈利不佳的利空消息。这真是选股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投资良机。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揉揉眼睛，再仔细看看这家公司的基本面，以免自己遗漏了什么重大利空因素。公司是不是负债过高？有没有把一半的资产投资在风险很高的垃圾债券或房地产上？公司是否开展了心脏移植手术保险、隆胸手术保险或是其他可能导致亏损几百万元的高风险承保？所有这些我担心的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这是一家十分保守稳健经营的保险公司，只承保财产保险和意外保险，保险费率上调后盈利肯定会翻倍。在随后的18个月内这家公司的股价上涨了4倍。
两天密集拜访了7家上市公司后，我还要再赶到位于瑞典这个国家另一边的沃尔沃汽车公司，自然没空去洗洗桑拿，也不能去到海湾上扬帆了。为了做好拜访沃尔沃汽车公司的准备，我找到瑞典唯一的一位金融分析师，他任职于某位卡内基家族成员创立的证券公司。同样是卡内基家族的传人，瑞典的卡内基后裔只能待在瑞典的天寒地冻中默默无闻地孤独生存，但在美国的卡内基后裔却有幸成为致富的宠儿。
沃尔沃汽车公司是瑞典的企业龙头，对瑞典而言，沃尔沃汽车公司的地位，相当于美国整个汽车行业的地位，而且除了汽车之外，这家公司还经营其他一些业务。然而这位瑞典唯一的一位金融分析师，却从来没有拜访过沃尔沃汽车公司！看来我只好亲自出马去看个仔细，以弥补这位分析师的疏忽了。我自己开车跟卡罗琳（现在我妻子卡罗琳已经赶来和我会合）到了瑞典第三大城市哥德堡。
在哥德堡，沃尔沃汽车公司对有投资者来访非常高兴，安排我和公司总裁、执行副总裁、卡车部门主管和总会计师见面，然后他们安排我在公司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参观。
当时沃尔沃汽车公司正由于工会问题而受到困扰，但这还不足以影响这只股票的投资价值。最近一段时间，沃尔沃股价维持在34美元左右，而资产中的现金余额平均每股也高达34美元，所以花34美元买入这只股票，相当于免费得到了这家公司的汽车业务、装配厂、食品厂、医药公司和能源公司等其他下属公司。在美国，也许在那些被市场忽略的小公司，你才会找到这种便宜货，但是对于通用电气或者菲利普·莫里斯这种大公司而言，股价这么低的投资机会，恐怕一辈子也碰不到。这就是我不远千里跑到欧洲淘金的原因。
有人认为，国外股市和美国股市相比，可能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会导致股价永远过于高估或过于低估。但是，从前我们一再听到日本投资者对于股价过高有着自身特有的高容忍度，可最近日本股市不是也大跌下来了吗？所以文化背景差异并不是关键，股价不可能永远脱离基本面。目前瑞典投资者确实低估了沃尔沃、斯堪的亚及许多优秀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但我相信市场最终将会反映股票的真实价值，即使是对于瑞典投资人一定也会如此。
离开哥德堡后，我和卡罗琳驱车赶往挪威的奥斯陆，在那里我们拜访了挪威数据公司（Norsk Data）和挪威水力公司（Norsk Hydro）。挪威数据公司相当于挪威的惠普电脑公司，是在一个令人兴奋且仍然没有增速减缓迹象的行业中的一家令人兴奋的公司。挪威水力公司则是在一个一点也不令人兴奋的行业中的一家令人兴奋的公司，公司业务包括水力发电、制镁、炼铝和化学肥料工厂。我认为挪威水力公司既是一只周期型股票，同时也是一只拥有隐蔽资产的能源类股票。挪威水力公司的石油和天然气田的储藏可供开采年限，是德士古、埃克森或其他大型石油公司的3倍以上，最近股价大跌了一半，又一次成了绝对便宜的好股票。
在我忙着研究欧洲股票的时候，卡罗琳则忙着在购物中利用美元汇率变化来省钱。西方七国集团决定重新调整汇率水平，美元汇率一夜之间下跌了10%。第二天早上，奥斯陆皮货店的老板一定没看到报纸上的这条新闻，卡罗琳买狐皮大衣时，他竟然同意用美国运通银行的旅行支票付款，由于美元贬值10%，这等于打了九折。
我们再从奥斯陆搭火车前往伯尔根，一路上火车经过美丽的田野，蜿蜒于群山之中，最后到达这个迷人的海滨小城。但我们没时间欣赏这个小城的美丽风光，因为第二天我们就得起个大早，飞往德国法兰克福，去拜访德意志商业银行、赫斯特（Hoechst）公司和德累斯顿（Dresdner）银行的高管。后天我们又再转赴杜塞尔多夫去拜访一家德国制造企业Kl.ckner-Humboldt-Deutz公司，我还拜访了拜耳（Bayer）公司，就是这家公司发明了阿司匹林，现在它已成为一家化学和制药集团公司。
有一次在德国某个火车站，一位好心的德国人自愿帮我搬行李，我以为他是搬运工，所以给他2马克的小费，结果他只是个普通的生意人。我觉得很尴尬，人家如此高尚地助人为乐，我竟然庸俗地要付小费。因为过于专注于分析欧洲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我错过了了解欧美文化差异的机会，大部分的欧洲美丽风景也没有欣赏到，不过我注意到德国男人似乎都互相称呼为博士（Doctor），而很少直呼其名。
我们沿莱茵河从南向北顺流而下，到了科隆，在那里拜访了更多德国公司，然后再转往巴登-巴登（Baden-Baden），又租了一辆车，开上德国的高速公路。我的两大人生目标，一是到爱尔兰去亲吻巧言石，另一个就是能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飞驶一把。结果证明这两种体验都非常胆战心惊。
要亲吻到巧言石，你得战战兢兢地通过下面就是百尺深渊的一条小道。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驾车，就好像在印第安纳波里500大赛的赛道上比赛一样。我一踩油门，时速就超过了100英里，有卡罗琳拍下的计速器上的数字的照片为证。接着我鼓起勇气，准备超越前面的车。我把车变到左边的超车道，加速到120英里，比我成年后驾车的最高时速还要高出50%。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一直到我看了后视镜，才感到害怕。由此我总结出了第10条林奇投资法则：
当你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驾车时，千万不要从后视镜向后看。
我往后一看，有一辆奔驰车的前保险杠，离我们车的后保险杠只有3英寸
的距离，而且这辆车也在以120英里的速度高速行驶。我们的车距非常近，以至于我连对方的指甲都看得一清二楚。他的指甲修得确实很漂亮，看来他有一个很不错的修甲师。我猜，如果我敢松开油门，哪怕只有1秒，我想那家伙就会撞过来，一下子坐到我们车的前排中间。因此我不得不咬紧牙关，加速超过右边的汽车，赶紧躲到右边的慢车道。在慢车道，我一直把车速控制在比较安全的100英里左右。
一直到第二天，我还没有从高速公路极速飙车的恐惧中缓过劲来。我们开车到了巴塞尔，瑞士著名的制药及化工业企业桑德斯（Sandoz）公司总部就在这里。来之前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打过电话给桑德斯公司，想预约到公司拜访参观一下。一般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负责人马上就会明白我来访的目的何在，但桑德斯公司则并非如此。我在电话上联络到了桑德斯公司的一位副总裁，我说自己想拜访一下他们公司，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想更多了解你们公司的业务情况，以决定是否增持更多股票。”他又问：“为什么？”我回答说：“我希望充分了解贵公司的最新情况。”他又问：“为什么？”我说：“如果我买入股票，股价上涨，就能为投资人赚钱。”他还是问：“为什么？”我只好说再见了。后来听说桑德斯已放宽了访问规定，但我还是从来没去拜访过这家公司。
我们继续驾车前行，穿越了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到了米兰，参观了蒙特迪森（Montedison）公司，这也是一家水力发电企业。在蒙特迪森公司拥有300年历史的会议厅中，有一个奇妙的滴水装置，一滴滴水有节奏地滴下，你想不到这些水滴实际上就来自水电站大坝上流过推动发电机组的澎湃巨涛。除了蒙特迪森公司外，我们还参观了附近的IFI公司，还抽空观赏了著名的壁画《最后的晚餐》。另外，我还拜访了奥里维蒂（Olivetti）公司。像我这种把蒙特迪森公司、IFI公司以及奥里维蒂公司和《最后的晚餐》一样，看作意大利北部最吸引人的名胜的观光者，大概很少很少吧！
当时意大利正饱受高通货膨胀率之苦，政治上也是动荡不安。不过通货膨胀率正在下降，政治上也逐渐走上正轨，消费者又开始在超市大量购物。我突然觉得，1985年的意大利跟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很相像，家电企业、电力公司和超市企业将会是未来增长速度很快的成长型公司。
卡罗琳只身前往威尼斯，因为我发现在威尼斯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拜访的上市公司（总督府和叹息桥是著名的观光胜地，却都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就去了罗马，拜访斯德特（Stet）公司和SIP公司。10月9日卡罗琳过来和我在罗马汇合，然后我们一起搭乘飞机返回美国。10月10日我们回到了波士顿。一回来后我马不停蹄，又拜访了4家公司：科姆迪斯科（Comdisco）公司、威廉姆斯（A.L.Williams）公司、花旗银行和蒙特迪森公司（这和我一周前在米兰拜访的是同一家公司）。
因为这趟欧洲旋风之旅，我无法参加内德·约翰逊的25周年结婚纪念日。他是我们富达基金公司的老板，不过我缺席确实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作为欧洲之旅的结果，我开始买进富豪、斯堪的亚和易达公司的股票，它们表现非常好，当然我的老板也就会原谅我的缺席了。
那时麦哲伦投资于国外股票的仓位有10%，大部分国外股票投资回报相当高，对麦哲伦基金保持业绩排名第一帮助很大。麦哲伦表现最好的11只国外股票分别为：标致汽车、沃尔沃汽车、斯堪的亚公司、易达公司、伊莱克斯、阿格公司、挪威水力公司、蒙特迪森、IFI公司、东武铁路（Tobu Railway）公司以及近铁日本铁路公司（Kinki Nippon Railway），一共赚了2亿多美元。
那两家日本铁路公司的股票，是富达海外基金的乔治·诺贝尔推荐给我的。后来我专门到日本去了一趟，更深入研究了这两家公司。那趟日本之行，跟欧洲之行一样令人兴奋，我会在后面告诉各位读者有关情况。东武铁路表现最牛，5年上涨了386%。只可惜在这只股票上我的投资比例太小，只占麦哲伦的0.13%。
1984年，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下跌了6.27%，但麦哲伦基金仍然取得了2%的投资收益率。1985年，由于大量投资汽车股和外国股票，麦哲伦基金取得43.1%的优异业绩。当时我重仓投资的依然是国库券和汽车股，由于某些原因IBM也成为重仓股，不过IBM本不应该成为重仓股的。我还买了吉列、伊顿、瑞纳尔茨（Reynolds）、CBS、以前的国际收割机（Interantional Harvester现在改名为Navistar）、斯波瑞（Sperry）、凯普尔（Kemper）、迪士尼、莎莉梅（Sallie Mae）、《纽约时报》和澳大利亚国债。我买了很多史密斯科林·贝克曼（SmithKline Beckman）公司、新英格兰银行、地铁传媒（Metromedia）和洛斯（Loews）公司的股票，这些公司股票都进入了前十大重仓股之列。不过也有很多股票我真后悔不该买入，其中包括One Potato Two、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机构网络（Institutional Networks）公司、金融广角（Broadview Financial）公司、法国航空公司（Viede France）、Ask电脑公司、威尔顿工业公司和联合运输公司（United Tote）。
1985年由于申购增加，麦哲伦基金又新增17亿美元资金，加上1984年和1983年各新增10亿美元资金，麦哲伦基金资产净值规模已经相当于哥斯达黎加整个国家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了给这笔规模庞大的资金找到好的投资对象，我在投资上一直进攻再进攻，不断重新评估和调整投资组合，建立新的股票仓位，或者增持老的股票仓位，忙得不亦乐乎。这让我总结出第11条林奇投资法则：
最值得买入的好股票，也许就是你已经持有的那一只股票。
房利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85年上半年时，房利美股票只不过是我少量持有的众多股票之一，但当下半年我再次检视这家公司的基本面后，我发现房利美几乎是脱胎换骨发生了重大变化（详见第18章）。我马上把对它的投资增加到2.1%。那时，尽管福特汽车及克莱斯勒汽车股价已经上涨了两三倍，但由于盈利持续增长，且基本面相当好，所以我仍然偏重于投资汽车股。不过房利美很快就取代了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的地位，成为麦哲伦基金取得优秀业绩的关键。
1986年2月麦哲伦基金资产规模突破50亿美元大关。我也不得不买更多的福特汽车、克莱斯勒汽车和沃尔沃汽车的股票，以维持这些股票在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投资比例不变。
我的资产组合还包括中南公用事业（Middle South Utilities）公司、省钱便利店公司（Dime Saving）、默克制药公司、美国医院（Hospit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公司、林氏广播（Lin Broadcasting）公司、麦当劳公司、斯特林（Sterling）医药公司、施格兰（Seagram）公司、阿普约翰（Upjohn）公司、陶氏化学公司、乌尔沃斯（Woolworth）公司、辉瑞制药公司、火石公司（Firestone）、施贵宝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尤纳姆（Unum）公司、DeBeers公司、玛瑞（Marui）公司和Lonrho公司等。
外国股票现在已经占到资产组合20%的比例，其中以沃尔沃的仓位最大，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沃尔沃总是排名第一的重仓股。除了汽车股外，前十大重仓股还包括：新英格兰银行、凯普尔、施贵宝和数据设备（Digital Equipment）公司。
现在，一只股票的仓位超过2000万美元很平常，但是在1976年，它却和麦哲伦基金的总资产相等。要运作几十亿美元的庞大资金，我需要在某些股票上重仓投资上亿美元。
每天，我都要把所持有的股票按字母顺序列表浏览一遍，然后决定卖什么、买什么。列表越来越长，持股量也越来越大。尽管我头脑清楚地意识到麦哲伦基金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但是我真正感受到麦哲伦基金规模有多么庞大，是在一个市场特别活跃的一周，当时我碰巧正好在Yosemite国家公园观光。
那天我站在一个电话亭前，正好可以俯视整个山脉，我却无视美丽的风光，忙着打电话给交易部门下达交易指令，结果电话打了两个小时，才把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股票买卖名单从A说到L。
我所拜访的上市公司数量也屡创新高，包括在我们基金办公室，或是到上市公司总部，或者是在投资研讨会上见面。1980年我总共拜访了214家上市公司，1982年增加到330家，1983年再增加到489家，1984年略减到411家，1985年又增加到463家，到1986年更是增加到570家。我想，照这种速度增长下去的话，我平均每天都要与两家上市公司进行见面交流，周末和假日也包括在内。
麦哲伦基金负责卖单的交易员是卡莱尼·德鲁卡（Carlene Deluca）小姐，连续5年来她的工作一直是卖出、卖出、卖出。最近她准备离职，要嫁给富达基金公司的前总裁杰克·奥布赖恩（Jack O’Brien）了。在她最后一天的上班时间，我们决定让她执行一些买单，好让她知道一下买入股票是如何操作的。她显然很不适应这种对她来说非常陌生的买入操作，电话的另一端卖方喊价，比方说以每股24美元卖出，多年来习惯于加价卖出的她马上报出买价是每股24.5美元。
1986年麦哲伦基金取得了23.8%的投资收益率。1987年上半年就取得了39%的投资收益率，道琼斯指数也上涨到2722.42点，创出历史新高，美国各大主要媒体一致鼓吹大牛市来了。但我却不愿盲从，5年来第一次进行策略性转移，从进攻转为防守。我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进入复苏很长时间了，那些想买新车的人也早都已经买好了，那些汽车行业分析师对汽车公司盈利预期还是非常乐观，但我自己研究后发现这些盈利预期并不可靠。于是我开始减持汽车行业股票，大量增持金融行业股票，特别是房利美公司和储蓄与信贷机构的股票。
1987年5月，麦哲伦基金资产规模突破100亿美元。这时候那些喜欢唱反调的人又开始放出冷言冷语了，他们说麦哲伦基金规模实在太大了，根本不可能战胜市场。我无法确定，这些怀疑主义者的冷言冷语对我的投资业绩的贡献有多大，但是我敢说贡献肯定不小。麦哲伦基金规模到10亿美元时，他们就开始警告说规模太大了，后来基金规模达到20亿、40亿、60亿、80亿，一直到100亿美元，他们一直警告说基金规模太大了，反倒每一次都刺激我下定决心，更加努力，把投资业绩做得更好，证明他们说基金太大不能战胜市场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其他大型基金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停止申购，不再向投资者开放，但麦哲伦基金一直保持开放，即使是一直保持开放这一点，也招致不少批评之声，他们指责这是富达公司过度利用我的名声，吸引更多投资资金，以赚取更多管理费。
到了1987年，麦哲伦基金规模已经相当于瑞典整个国家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但仍然能够战胜市场，这让我感到十分满意。可是为此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让我感到身心俱疲，我渴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和老婆孩子在一起，而不是天天在办公室里跟那些股票在一起。其实我本来在1987年那时候就想要功成身退，准备辞去基金经理职位了，但我却又拖了3年才真正离开麦哲伦基金，原因是1987年10月的股市大崩盘，硬是把我留了下来。
我不敢吹牛说自己当时已经未卜先知预料到股市要崩盘了。其实那时候股市疯狂上涨，股价普遍高估，暴跌1000点势在必行，但事后诸葛亮只能在事后看得一清二楚，在事前谁也不知道未来股市会如何。我平时总是能够用大局观来洞察未来，我对股市长期大趋势总是持乐观态度，因此我尽量让自己忽视股市可能出现的大调整。我当时几乎是满仓，基本上把资金完全投资在股票上，手头上几乎没有什么现金，就这样进入了这次危险莫测的股市大调整。你看，我选择市场时机的本事也不过如此。
好消息是，在1987年股市崩盘前的8月，我抛出了几十家储贷机构的股票，原来这些股票在投资组合中占的比例高达5.6%。我发现有些储贷机构的贷款实在愚蠢之极（我们基金内部的储蓄与信贷机构分析师艾利森也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因此我赶紧获利了结。但坏消息是，我把从储贷机构股票上赚来的钱又去买入了其他股票。
1987年股市大崩盘之前，麦哲伦基金投资业绩为39%，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同期上涨了41%，我竟然落后于市场两个百分点，这让过去一直战胜市场的我气得简直要发疯。我记得那时我妻子劝我说：“你已经为投资者赚了39%了，只不过仅仅落后于市场两个百分点，何必为此耿耿于怀呢？”没错，事实证明卡罗琳说的是对的，我的确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到了12月时，麦哲伦基金净值大跌了11%。这让我总结了第12条林奇投资法则：
要治疗那些觉得自己的股票肯定会大涨的幻想，最好的药方是股价大跌。
我应对股市大跌的经验，最早来自自己愚蠢幻想的破灭。1977年我刚接管麦哲伦的前几个月，大盘下跌了20%，但我管理的麦哲伦基金净值反而上涨了7%。这个暂时的胜利，让我有些昏了头，自以为很了不起，股市回调让别的投资者栽了大跟头，却难奈我何。可是等到下一次股市大幅回调，1978年9月11日至10月31日的股市大跌，我觉得自己的幻想就彻底破灭了。
那次股市大跌相当猛烈，主要是因为美元汇率疲软，通货膨胀压力大增，国会关于减税议案争吵激烈，美联储又紧缩银根。此外，短期国债的利息率竟然高于长期债券，这种债券反向收益率曲线
十分罕见。结果股市跌幅很大，麦哲伦基金跌幅更大。从此往后，在我的基金经理投资生涯中，一直持续保持这样的规律：一旦股市跌得很惨，麦哲伦肯定跌得更惨。
我担任麦哲伦基金经理的13年间，一共遇到过9次股市大跌，其中包括1987年的股市大崩盘，麦哲伦基金每次都比股市跌得更惨。在大盘下跌时，麦哲伦基金持有的股票往往比大盘指数跌幅更大，但大盘反弹时，麦哲伦基金持有的股票也往往比大盘涨幅更大。这种基金持股大幅波动的现象，我总得在年报向投资人解释才行。我找到了一个比较有诗意的说法：长期而言，让你赚钱最多的股票，往往也是一路上让你磕磕绊绊受伤最多的股票。
1987年总算熬过去了，我总算是松了一口气。1987年，我能够把麦哲伦基金的亏损弥补回来，一年到头还取得了1%的盈利，让我能连续10年保持盈利，多少也算是一个胜利。而且我的投资业绩，连续10年保持超过股票基金平均水平。此外，规律再次应验，麦哲伦基金反弹幅度也再次超越大盘。
股市大崩盘暂时性地解决了麦哲伦基金的规模问题。1987年8月股市崩盘前，麦哲伦基金资产规模为110亿美元，股市崩盘之后，到了10月，麦哲伦基金资产规模就缩水到72亿美元，仅仅一周，基金资产缩水规模就相当于哥斯达黎加的国民生产总值。
我在我的上一本书《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中曾经说过，1987年股市大崩盘时，我正在爱尔兰度假打高尔夫球。那时许多投资人吓坏了，我不得不大量卖出很多股票，以筹措现金，应付基金赎回。10月麦哲伦基金仍然有6.89亿美元申购，但赎回金额高达13亿美元，赎回以2∶1的比例远远超过申购，第一次一反过去5年来申购总是超过赎回的趋势。不过麦哲伦基金的大多数持有人还是留下来与基金共渡难关，他们平静地看待股市崩盘，不过是一次大跌而已，绝不是什么世界末日，不必惊慌失措。
但是对于那些以保证金账户进行交易的投资者来说，真的是世界末日来临了。他们是向证券公司借钱透支买股票的。股价暴跌，他们的账户被打爆，只好眼睁睁看着证券公司强行平仓，把他们的股票卖掉，以补足保证金，而卖出价格往往是底板价，真是割肉割得心痛。这时我才第一次真正了解到透支炒股有多么危险。
因为预料到肯定会是黑色星期一，所以我下面的几个交易员，星期天还特别加班，以做好应付大量卖出股票的准备。富达公司整个周末都在加班，计划如何应对股市暴跌引起的巨额赎回。在去爱尔兰度假之前，我特意把现金头寸提高到一个相对而言很高的水平，相当于基金以前单日最大赎回金额的20倍。没想到这还是远远不够。股市崩盘后基金赎回如波涛汹涌。我被迫在周一卖出相当大一部分股票，周二又再次卖出相当大一部分股票。在我最想应该趁低大量买入股票的时候，我却只能为了获得现金应付赎回而卖出股票。
这表明，一只投资基金成功还是失败，基金持有人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如果在危急时刻，基金持有人能够信心坚定地持有基金，决不惊慌失措地赎回，基金经理就无须为应付赎回压力，而被迫以不合理的低价抛出股票。
股市企稳之后，福特汽车仍然是我的第一大重仓股，接着是房利美、默克制药、克莱斯勒汽车和数据设备公司。当时反弹中表现最好的是周期型公司股票，例如，克莱斯勒汽车由每股20美元反弹到每股29美元，福特从每股38.25美元反弹到每股56.625美元。但那些一直紧抱着这些周期股的投资者，后来却会非常失望。3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克莱斯勒股价跌到了每股10美元，福特汽车股价跌到只有每股20美元，还不到1987年股价的一半。
投资周期型股票，重要的是要抓住正确时机及时抛出，获利了结，不然的话，好股票就会变成烂股票 。克莱斯勒汽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88年克莱斯勒每股收益高达4.66美元，市场普遍认为1989年最起码还能达到每股收益4美元，结果1989年每股收益只有1美元多一点。1990年每股收益又下降到0.3美元，1991年公司业绩更是大幅下滑，不但没有收益，反而出现了亏损。当时我看到的克莱斯勒公司的一切情况都让我十分失望，于是我就全部抛出了。
克莱斯勒业绩一路逐步下滑期间，一些华尔街分析师还在大力推荐买入这只股票。我觉得，自己对克莱斯勒盈利最乐观的预期，可以说是我认为自己已经乐观到无法再乐观的程度，却还比不上华尔街分析师最悲观的预期盈利水平。当时我最乐观的盈利预期是每股收益3美元，而一些分析师的盈利预期却高达每股收益6美元。一旦你发现你对一家公司最乐观的预期，竟然还比不上市场上对这家公司最为悲观的预期，就得当心股价已经被高估到天上了。
1987年股市崩盘后，最赚钱的股票是成长股，而非周期股。幸运的是，我已经把汽车股抛出，把资金投资到业务一流且财务报表稳健的好公司股票上，如菲利普·莫里斯公司、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伊士曼·柯达公司、默克制药公司和大西洋里斯菲尔德（Richf ield）公司等。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成了我的第一大重仓股。此外，我还大量买入了通用电气公司股票，占到基金投资组合的2%（事实上2%的投资比例仍然是不够的）。通用电气公司股票市值占整个股市总市值的4%，麦哲伦基金只持有2%，这实际上是我在赌这只我十分看好并大力推荐买入的股票会下跌。继我之后管理麦哲伦基金的莫里斯·史密斯指出了我这种做法的荒谬之处。
通用电气公司的例子还表明，把公司简单分类，归入某种类型股票，然后就一直用老眼光看待这些公司，不知道根据公司发展情况而重新审视这些公司股票，是多么愚蠢的做法。市场普遍都认为通用电气公司是一只毫无生气平庸乏味的蓝筹股，有些周期股的特点，但绝对不算是成长股。但是请看看图6-1，也许你会误以为这是某个稳定成长股，如强生公司的股票走势图，可是你绝对想不到这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走势图。
图6-1 通用电气公司
股市大跌后，超跌而严重低估的便宜股满地都是，我从中挖掘了一些不受市场青睐的金融服务行业股票，其中包括好几家共同基金公司，这些基金公司股价大跌，因为华尔街担心投资者会大量赎回基金。
1988年麦哲伦取得了22.8%的投资业绩，1989年又取得了34.6%的投资业绩。1990年我辞职那一年，麦哲伦基金照样战胜了市场。我担任基金经理的13年，麦哲伦基金年年超过股票基金平均业绩水平。
我担任基金经理的最后一天，麦哲伦基金资产规模达到了140亿美元，其中现金头寸高达14亿美元。1987年的股市大崩盘让我吸取了很大教训，任何时候都必须持有一定比例的现金。我当时还在一些具有稳定盈利能力的大型保险公司股票上大规模建仓，如美国家族人寿保险公司（AFLAC）、通用再保险公司（General Re）、普里美利加（Primerica）公司等。我还增持了制药公司股票和国防行业公司股票，包括雷神公司、马丁·马瑞塔（Martin Marietta）公司和联合科技公司等。由于华尔街以为当时苏联大力推行“公开”（glasnost）政策会结束东西方冷战，给世界带来和平，战争不再有了，国防企业的股票价格当然会暴跌。和往常一样，华尔街对国防工业实在太悲观了。
我仍然继续不看好周期型公司股票，如造纸、化工和钢铁等行业，虽然其中有些股票价格非常便宜，但是我从各个渠道得到的消息表明这些周期型行业非常不景气。我在国外股票上的投资比例高达14%。另外我还增持了医疗服务提供行业、烟草行业和商业零售行业的股票。当然还增持了房利美股票。
房利美已经取代了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的地位，成为麦哲伦基金的最重要持股。一只基金重仓投资一只股票，持仓达到5%的比例上限，而且这只股票两年上涨了4倍，对基金业绩的贡献当然非常大。过去5年来，房利美这一只股票就为麦哲伦基金赚了5亿美元，而房利美这一只股票为富达基金公司旗下所有基金赚的钱高达10多亿美元。这也许创下了一家基金公司从一只股票上赚钱的最高纪录。
排名第二的让麦哲伦基金最赚钱的股票是福特汽车（1985～1989年共盈利1.99亿美元），其他最赚钱的股票依次是：菲利普·莫里斯（1.11亿美元）、MCI公司（9200万美元）、沃尔沃汽车（7900万美元）、通用电气公司（7600万美元）、通用公用事业公司（6900万美元）、学生贷款销售公司（6500万美元）、凯普尔公司（6300万美元）、洛斯公司（5400万美元）。
在麦哲伦基金这9只最赚钱的股票中，有2家汽车制造公司，1家生产烟草和食品的公司，1家经营香烟和保险业务的集团公司，1家发生过事故的电力公司，1家电话公司，1家多元化经营的金融服务公司，1家娱乐行业公司，1家专门购买学生贷款的公司。它们并非清一色的成长股或周期股或隐蔽资产型股票，但就是这些股票一共为麦哲伦基金赚了8.08亿美元。
尽管由于麦哲伦基金规模很大，我买入一只小盘股数量再多，对基金业绩的影响也非常有限，但我买入的90只或100只小盘股对基金的业绩贡献汇总起来，就相当可观了。我买入的这些小盘股中，有很多上涨了5倍，还有一些更是上涨了10倍。我管理麦哲伦基金的最后5年间，表现最优秀的小盘股是：罗杰斯通信公司，上涨了16倍；电话和数据系统公司，上涨了11倍；Envirodyne工业公司、切诺基集团公司和国王世界节目制作公司等，都是上涨了10倍的大牛股。麦哲伦基金50只最重要的股票和50只最重要的银行股如表6-1和表6-2所示。
表6-1 麦哲伦基金50只最重要的股票（1977～1990年）
表6-2 麦哲伦基金50只最重要的银行股（1977～1990年）
国王世界节目制作公司出口的节目有多么成功，数百万看电视的美国人都有目共睹。这家公司制作的脱口秀节目“幸运轮盘”（Wheel of Fortune）
和益智问答节目“危险！”（Jeopardy！）非常受欢迎。最早是在1987年，一位华尔街上的分析师告诉我国王世界节目制作公司的有关情况。不久之后我就和家人一起看了“幸运轮盘”节目的录像带，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女主持范娜·怀特（Vanna White）。我看过很多无声电影时代的那些不说话的电影明星，不过我能记住的不说话的电视明星只有范娜·怀特一个。国王世界公司还制作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脱口秀电视节目，我记得节目主持人的名字大概是叫欧普瑞（Winfrah Oprey）吧？
我下功夫做了些研究，了解到电视游戏类节目大约有长达7～10年的生命周期，这应该算是一种非常稳定的业务了——与电脑芯片业务相比要稳定多了。益智问答搞笑节目“危险！”已经制作播出长达25年之久了，但打进黄金时段才刚第4年。“幸运轮盘”才制作播出到第5年，就成为全美同类节目收视冠军。奥普拉脱口秀收视率更是一路高涨，国王世界节目制作公司的股价也是一路高涨。
麦哲伦基金投资组合中持有的股票，当然不只前面我所说的那些赚钱的大牛股，还有几百只赔钱的股票。我买了之后赔钱的股票有一大串，列出来名单有好几页那么长！幸亏这些赔钱的股票都不是我的重仓股。这正是成功管理投资组合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一定要控制亏损。
选错了股票赔了钱，这没什么好羞耻的。谁都有看错的时候。 但如果发现公司基本面恶化，还死死抱住这家公司的股票不放，甚至还错上加错进一步追加买入更多股票，那就应该感到很羞耻了。这正是我一再努力避免犯下的投资错误 。虽然在我的投资生涯中，持有过的赔钱股票数目要比持有过的赚钱股票数目还要多，但我绝对不会增持一家面临破产风险的亏损公司股票。因此我总结出了第13条林奇投资法则：
当一家公司即将灭亡时，千万不要押宝公司会奇迹般起死回生。
让我赔钱最多的股票是得克萨斯航空公司，亏损高达3300万美元，幸亏我在股价下跌过程中忍痛割肉斩仓，不然在这只股票上会亏得更惨。麦哲伦基金50只重仓百货零售业股票如表6-3所示。
表6-3 麦哲伦基金50只重仓百货零售业股票（1977～1990年）
另一个让我赔得很惨的是新英格兰银行。事后来看，很明显，当时我过于低估了新英格兰地区经济衰退对银行业务的影响，而过于高估了新英格兰银行的发展前景。后来股价大跌了一半，从每股40美元大跌到20美元，我才开始认赔割肉卖出，跌到每股15美元时我才全部抛光。
那时候波士顿这个基金云集的地方所有的投资者，其中不少还是精明老练的投资人，都建议我趁低买入新英格兰银行。新英格兰银行股价跌到每股15美元时他们这么说，再跌到10美元他们还是这么说。后来跌到只有每股4美元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超低价买入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我提醒自己，无论你买入一只股票的股价多么低，一旦跌到零的时候，你将亏损100%的资金。
新英格兰银行有大麻烦，一个重要线索就是它发行的债券表现。一家公司发行的债券市场下跌程度有多深，往往警示出公司的困境严重程度有多大。当时新英格兰银行以前发行的公司债券价格，已经从原来的100美元（面值）大跌至不到20美元，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信息了。
如果某公司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那么这家公司发行的1美元债券，就值1美元。如果该公司1美元的债券，债券市场价格只有20美分，显然债券市场非常清楚地告诉投资人，这家公司偿付债务能力有问题。债券市场上的债券投资人通常都是非常保守的投资者，所以他们非常关注公司的偿债能力。要知道，在公司破产资产清偿顺序上，债券还在股票之前，因此你完全可以推断，如果一家公司的债券都跌到不值几个钱时，股票就更不值钱了。从这个经验得到的投资启示是，一家公司摇摇欲坠，股价极低，如果想投资，为了避免赔得精光，先看看这家公司债券的表现如何吧！
在我投资失败的股票中，损失额排名靠前的还有：第一经理公司（First Executive），亏损2400万美元；伊士曼·柯达，亏损1300万美元；IBM，亏损1000万美元；Mesa石油，亏损1000万美元；内曼·马库斯公司（Neiman Marcus），亏损900万美元。在1987年股市崩盘中，我甚至在房利美这只大牛股上也亏了钱，那一年所有的股票都下跌。1988～1989年在克莱斯勒上也遭受亏损，不过当时我已经把克莱斯勒的仓位减少到不足基金资产的1%。
投资周期性股票就像玩21点扑克牌游戏：如果赌的时间太久，最终会把赢来的钱再输光。
最后，我注意到，在我的投资生涯中，我持有的高科技公司股票自始至终一直都是赔钱的，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这些一直让我赔钱的高科技股票包括：1988年在数据处理公司上亏损2500万美元；损失量略低于数据公司的高科技股票包括：Tandem、摩托罗拉、德州仪器、EMC（一家计算机外围设备供应商）、国家半导体、微技术（Micro Technology）、尤尼塞斯（Unisys）等，当然，还有所有著名的基金都会持有但也都亏了钱的IBM。我并不懂什么高科技，但是偶尔还是会禁不住诱惑买点高科技公司的股票，结果往往会亏上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