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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图拉吉岛上的日军部队在舰炮的轰鸣声中惊醒,完全猝不及防。水上飞机基地的指挥官宫崎重敏大佐向拉包尔发出了第一封告急电报。第一批美军登陆艇在代号为“蓝滩”的地方登陆时,他已率领自己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撤入岛中央的深山密林里。在此之前,他发送了最后一条表露决心的消息:“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人。天皇陛下保佑。”

位于西北方向650英里处的拉包尔,是日军第八舰队的总部,由新上任的海军中将三川军一指挥。第二十五航空战队也驻扎在此。这个陆基航空指挥部拥有约90架作战飞机,包括轰炸机、侦察机和零式战斗机。拉包尔有两个现役机场以及两个备用机场,它是日本在该地区的航空力量中心,是卡维恩、莱城、萨拉马瓦、布因、布卡等地的小型辅助机场的屏障。这里有一个绝佳的天然海港,以及一个活跃的火山口,直径超过1英里。然而,日本守军并不喜欢这里。这个小城天气酷热,空中到处布满灰尘,发展水平落后,频受地震困扰,空中弥漫着从塔乌鲁火山口喷出的浮石和浅黑色灰烬。灰烬堆积形成壮观的黑色锥体,成为该地南部的特色景观。三川中将的指挥部设在一个狭小破旧的殖民建筑中。参加此次作战的军人驻扎在简陋的营房里,每天几乎只能吃大米,喝味噌汤,在露天采矿场解决大小便。据一名驻地军官所说,拉包尔最好的地方是日本人在塔乌鲁火山底部的温泉上建起的澡堂。没有什么比洗个热水澡更能让日本军人精神抖擞了。

一收到美军进攻所罗门群岛的消息,山田定义少将就下令袭击美国舰队。27架双引擎G4M轰炸机和9架零式战斗机本来已加满燃油,挂好武器,准备袭击盟军在新几内亚岛的拉比机场,山田少将却改派这些战机前往图拉吉岛到瓜达尔卡纳尔岛附近空域,而且要马上起飞,不得延误。由于战机有可能在陆地上遇袭被毁,他甚至不允许轰炸机重新挂载空投鱼雷,尽管这种鱼雷对付军舰比地面炸弹更有效。

零式战斗机的飞行员看到作战指令时,心里没底,犯起了嘀咕。他们的单座战斗机还从来没有执行过距离如此长的作战任务,飞行650英里之后返程。飞行队的队长告诉队员们,必须把节省燃料当作头等大事来对待。他们会携带机腹副油箱,而这样会削弱零式战斗机在空战中的战斗力,所以遇到敌人后绝不可恋战。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战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

上午10点(瓜达尔卡纳尔岛时间)前不久,G4M大型轰炸机轰鸣着从甲板跑道上起飞,几分钟后零式战斗机也全部升空。45架战机排成“箭头”队形,轰炸机叠成3个“品”字形编队,两侧紧贴着零式机群。经过长途飞行之后,它们来到布干维尔岛上空。这里有两个勇敢的海岸警卫队员,他们早已安全撤入丛林深处。杰克·里德隐蔽在北部丛林山丘事先准备好的观测点中。保罗·梅森则按命令驻扎在布干维尔岛最南端附近一个名叫马拉比塔山(Malabita Hill)的偏远隐蔽处。为“瞭望塔”行动做准备时,为避免使用暗码造成延误,他们两个人得到指示,一看到敌机的影子就马上用明文语音告知对方。

上午11点前不久,梅森听到头顶上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透过树丛缝隙往上看,他发现了一队日军轰炸机。他数了一下,一共24架。于是他立即报告:“来自STO,有24架轰炸机朝你们的方向去了。” 这个报告在莫尔斯比港被记录下来,传送给了汤斯维尔,然后迅速传往珍珠港,最后转发给了执行“瞭望塔”行动的特混舰队。

尽管消息传播路线迂回复杂,梅森的消息还是只花了30分钟就传到了“萨拉托加号”和“麦考利号”上。从布干维尔岛飞到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航程达到两个小时以上,所以弗莱彻和特纳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安排和部署。特纳指挥舰队四下散开,规避敌机,同时命令舰载机冲出甲板,起飞迎敌。

即使得到了充分的预警,弗莱彻也面临着艰巨的后勤方面的问题。他的战斗机必须保护两个相隔60英里到75英里的特混舰队,这段距离需要花费它们3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空战会消耗大量燃料,迫使它们尽早返回母舰。但是一旦飞机返航,清理飞行甲板就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必须保证飞机能够安全降落和补充燃料。当日高强度的飞行任务给三个飞行甲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日军败于中途岛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下午1时15分,当日本机群靠近萨沃湾时,进入战斗位置来保护两栖舰队的只有8架野猫式战斗机。它们在不透明的云层之下,距离地面1.2万英尺。日方的G4M轰炸机已从1.6万英尺的高度接近美军,处于云层上方,因此没法看见野猫式战斗机。而美军的野猫式战斗机却收到了雷达发来的警告。

突然,轰炸机进行小角度俯冲,穿过云层。“萨拉托加号”的一支F4F战斗机分队的指挥官詹姆斯·J.萨瑟兰上尉在发现敌军后,用无线电广播下令出击:“有3队水平轰炸机,每队9架,前往运输舰方向,正在经过萨沃湾。……小伙子们,干掉它们。” 萨瑟兰降低左侧机翼,在距敌500码时向最近的日军战机射出几梭子子弹。他加大攻击力度,让一架G4M轰炸机起火并坠落。但几秒之后,零式战斗机穿过云层,透过瞄准镜看到三架野猫式战斗机。两架野猫式战斗机旋转着掉入海中,其他战斗机被迫俯冲逃命。

在云层下方看到美军舰队的阵容后,日本飞行员大吃一惊。轰炸机继续向东行进,下降到1万英尺的高空,在高速驶离隆加角的XRAY运输大队上方投放了炸弹。高射炮弹喷出的黑烟让天空乌黑一片,日机队形却丝毫未乱。炸弹倾泻而下,形成一道斜向的轨迹。美舰舵手冷静地让战舰避开了它们。每颗炸弹都沉入了隆加角附近的海域,没有伤到任何舰船。G4M编队向西折返,长途飞行回到了拉包尔。

激烈的空战继续在萨沃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西部的上空进行。在这些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中,有两人是日本海军里最强悍的王牌飞行员:一个是西泽广义,他最终被认定击落敌机87架,这样的成就让他位居日本王牌飞行员之首;另一个是坂井三郎,他在恶战中幸存,并声称击落敌机60架左右。(坂井写过一本引人入胜且可信的战后回忆录《天空的武士》,并在20世纪50年代被译成英文。)萨瑟兰将其中一架G4M轰炸机击落后,开始螺旋式俯冲,来避开两架零式战斗机的追击。约瑟夫·戴利上尉驾驶的飞机被7.7毫米口径的机枪扫成了筛子,失去控制,开始翻转并向海面坠落。他的油箱起火了,火苗蹿进驾驶舱里。“我的衣服烧着了,裤子和上衣都起火了。除了熊熊大火,我什么都看不见。” 戴利打开座舱盖,跳了下去。他在穿过7 000英尺高的云层后打开了降落伞。

直到这时坂井三郎才第一次见到F4F战斗机。他朝下方搜索僚机行踪,发现在1 500英尺下三架零式战斗机正在对一架野猫式战斗机穷追不舍。萨瑟兰上尉做了一系列向左的翻滚动作,躲过了身后战机的一通射击。他不断迫使零式战斗机飞到他前面,然后用0.50英寸机枪扫射它们的机翼。坂井三郎俯冲下来加入战斗,当即发觉对手技术可畏:“我从来没见过哪架敌机行动如此迅速而优雅。” 两个人都通过迅速的滚转和突然的减速来获得有利的攻击位置,两架飞机开始垂直旋转,一侧机翼指向大海,另一侧指向天空。强烈的重力作用把两个人牢牢钉在座位上,他们必须使劲伸着脖子,才能把头抬起来。在第五次垂直旋转后,萨瑟兰的飞机转了个弯,坂井抓住机会瞄准了他的翼尾。他写道:“我击中了他。进行这种机动时,零式战斗机的性能优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战斗机。”

坂井用7.7毫米机枪向萨瑟兰的座舱打了一长串子弹,但坚固的格鲁曼飞机仍然保持水平飞行,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坂井加大油门,跟野猫式战斗机并肩飞行。两人四目相对。坂井看到萨瑟兰伤势严重,肩膀和胸部血迹斑斑。萨瑟兰挥了挥手,坂井攥了攥拳头,示意对方继续战斗,“别像个活靶子似的”。 但是萨瑟兰的机枪卡住了。他的战斗机有几百处中弹,机身和机翼上的铝皮已严重受损,坂井都能看到这架飞机的框架。萨瑟兰的仪表盘已完全损坏,座舱盖已裂开,无线电系统故障,襟翼失灵,燃油倒灌入驾驶舱内。他受了11处伤,别无选择,只能弃机跳伞。坂井向他的机翼根部射了几发20毫米的子弹,飞机中弹起火。萨瑟兰解开安全带,打开座舱盖并跳了出来。他此时的高度刚好够他在撞到树梢之前打开降落伞。虽然受了重伤,脚面被7.7毫米的子弹打穿,他还是一瘸一拐地走回了美军的防线之内。

随后坂井开始追击美军8架俯冲轰炸机组成的编队,这些飞机来自“企业号”的第6轰炸机中队和第5侦察机中队。俯冲轰炸机保持队形,后座的机枪手集中火力,向从后方来袭的零式战斗机的发动机和座舱射击。一串0.30英寸的子弹擦过坂井的头部,打瞎了他的右眼。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在受伤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忍痛飞行了650英里,返回了拉包尔的机场并且安全着陆。坂井失去了右眼,但是在1944年返回了部队,继续作战。

9架爱知D3A2(盟军代号“瓦尔”)俯冲轰炸机组成的机队携带着60千克的炸弹,朝隆加角外的XRAY运输大队进行俯冲轰炸。一枚炸弹击中了“马格福德号”驱逐舰的上层建筑,造成舰上21人死亡,但对驱逐舰的损伤极小。野猫式战斗机追击撤退的俯冲轰炸机,用0.50英寸机枪扫射它们。在经过激烈的空战和海上迫降后,“瓦尔”均受重创。18名机组成员中有12人战死。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迎风侧海岸的外面,第61特混舰队的士气无疑很高。一个驱逐舰上的军官看到第一批战机返回了“胡蜂号”:“兴奋的飞行员绕着我们盘旋,上下摆动机翼,从我们头顶上方驶过时挥手致意。” 飞机回收之后,消息迅速传开——最初的轰炸和扫射已经让日军飞机在升空之前就丧失了作战能力。但是航空母舰的空中行动才刚刚开始。在黎明与黄昏之间,3艘航母共出动了704架次的飞机,回收了686架次,这相当了不起。天亮之前很久战士们就起床了,睡眼惺忪地吃过早饭后,5点整便进入紧急备战状态。此时所有人都快累瘫了。每个飞行细节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具体到了每一分钟。托马斯·C.金凯德将军是第16特混舰队的指挥官,他把那天的任务比作“铁路调度”。 飞机以破纪录的速度降落、添加燃料、补充弹药、填充氧气、重新排队和重新起飞。“胡蜂号”曾在16分钟内回收并重新出动一支由8架飞机组成的中队。 意外也是难免的。有的战机坠入大海,有的战机冲出防撞路障,只能被推到海里。有的战机返回后找不到航母,只能迫降到海上。

航空大队成功守护了特纳的舰队,但这一天战斗机损失惨重,令人不免焦虑。有15架格鲁曼战斗机被击毁或坠海,此外还有5架严重受损。在最初与零式战斗机交锋的过程中(有些零式战斗机由日本海军王牌飞行员驾驶),野猫式战斗机的战损率达到了50%。卓越的速度和良好的机动性让零式战斗机锐不可当,这让美军忧心忡忡。格鲁曼战斗机需要在航母上方提供空中保护,还需要保卫特纳在萨沃湾的舰队;如果日本航母现身,它们还要为执行攻击任务的轰炸机护航。金凯德将军判断,每艘航母仅有18架战斗机是“远远不够的”,到1942年底,航母舰载战斗机的数量将增加一倍。然而当时弗莱彻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量做到最好,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在登陆后的第二天是否有足够的战斗机来保护舰队。


当天下午快到3点时,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来到岸上。希金斯登陆艇在翻滚的海浪里行进,满载着第1陆战师的高级军官,在下锚的运输舰、货船和穿梭其间的几十艘小船当中向“红滩”驶去。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登上瓜达尔卡纳尔岛后,注意到物资开始堆放在沙滩上。这里缺乏人手,无法妥当地安置这些物资。不过这个问题此时还不能解决,因为他最担心的是防御带的情况。部队正在沿海岸以及朝岛内推进,但敌人不知去向。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表示:“我甚至开始怀疑,在这个可恶的岛上,到底有没有日军。”

在西面,第5陆战团的先头部队第1营的士兵已经推进到伊鲁河畔,在河边停了下来。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乘坐吉普车从后面赶来,发现他们“就像马上要遭遇整个日本国的军队一样谨慎前行”。 他下令让士兵立即渡河。工兵临时搭起一座桥。他们利用一辆两栖装甲车把备用的木材堆放在河床上。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它完全可以承载吉普车和火炮的重量。

渡过伊鲁河之后,地形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士兵们手持弯刀,开出一条4英尺宽的路,足够让弹药车跟在后面,但他们很快又陷入一片巨大的红树林沼泽中。在东面,先遣部队沿着落满椰子的海滩行进,穿过废弃的当地村庄,向特纳鲁河进发。到了河边,他们也踟蹰不前。一直没有敌人抵抗,这十分蹊跷,甚至不是好兆头。迪克森少校觉得,士兵们“以为随时都有可能碰上日本兵,而至今没有遇到,这让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说:‘那些该死的日本鬼子在给我们设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钻进去。’那种感觉很不舒服”。

敌人抛下了大量一流资产——两个发电站,装备有新的发电机以及充足的燃料;存有配件和零件的无线电站;五六万加仑 汽油和柴油;一队军用卡车;两个能用的水泵;九台压路机;还有几吨水泥。 各式各样不同口径的武器落入美军手中,包括两架能用的防空火炮。海军医疗兵缴获了一顶医疗帐篷,里面有优质的医疗用品包和净水药片。

在伊鲁河对岸的一个工人营地里,詹姆斯·赫尔伯特中士看到一个热熨斗落在一条军官的裤子上。衣服已经被熨斗烧透,粘在熨衣板上。吃了一半的饭菜被搁在餐桌上,“筷子或是撂在盘子旁边,或是在匆忙中掉在地毯上”。 营地周围散落的东西是那天早上可怕炮击的明证——椰子树被炸成碎片,帐篷被高爆弹的碎片扯成碎布。

迪克森少校的部队率先到达机场附近的日军司令部。 在军官们的所有物中,他们发现了一堆东西,简直是纪念品搜集者的宝藏——有军官的佩剑、奖章、斗篷和叠放整齐的白色制服。在附近的军需补给仓库里,有大量大米、鱼干、蟹肉罐头、啤酒、清酒、糖果和香烟。那里部署了一名警卫,以防止抢劫。

位于库库姆的日本主港口由海岸警卫队的一个支队看管,后方梯队——工兵、汽车运输兵、无线电发报员——开始占领日军留下的棚屋和帐篷。到了8月7日黄昏,这个小村庄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寻常的岸边仓库。

在萨沃湾对面的图拉吉岛,海军陆战队也没遇到抵抗,顺利登陆。海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登陆前,“圣胡安号”巡洋舰向“蓝滩”的高地发射了大约800发5英寸的炮弹,在第一批登陆艇到达海滩的3分钟前才停止炮击。“蓝滩”完全没有日军守卫,日军似乎认为近岸的珊瑚礁足以让人放弃在此登陆的尝试。进攻者没费什么力气就越过了小岛狭长的中部地带,占领了小村落萨萨皮——但当他们转而向东前进时,抵抗变得猛烈起来。日军狙击手藏匿在树林和灌木丛中。海边能清晰地听到机枪的嗒嗒声,甚至在20英里外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也能听到。特文宁上校回忆说:“我们感觉被晾在一边了。”

剩余的日军被困在该岛的东南角上,躲在隐蔽的防空洞和山洞里。爆破队奉命来摧毁这些阵地,但很多洞都由地下通道连接起来。图拉吉岛上的战斗残酷而血腥。钱伯斯少校回忆道:“你找到一个洞,想把日本人从里面炸出来,结果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人,里面的人已经爬到了另一个地方。”当晚,日本士兵“不断放冷枪,对着我们大喊大叫,向我们扔手榴弹,吹口哨,用的都是我们在小册子中读到过的手段,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没人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倒”。

图拉吉岛以东是吉沃图岛和塔纳姆博格岛,这两个小岛由一条木堤道相连。大约有500名日本海军步兵(有时被称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这些岛上,他们挖掘壕沟,布置炮兵阵地,展开了一场比其图拉吉岛上的战友遇到的更加惨烈的战斗。登陆前,海军舰炮夷平了大部分植被和建筑,但当海军陆战队在吉沃图岛东北海岸登陆时,守军突然现身,把入侵者困在红树林沼泽里。

海军陆战队在塔纳姆博格岛的海岸上部署了两辆坦克,其中一辆立刻就被摧毁了。乔治·基特里奇是“芝加哥号”上的一名炮长,他通过炮塔上的瞄准镜,看到一队日军爬上坦克,浇满汽油,然后点了火。舱门打开,一名海军陆战队员钻了出来。他立即被击倒了,死在敌人的枪托下。一名日本士兵向坦克里掷了一枚手榴弹,炸死了其余的士兵。基特里奇8英寸口径的舰炮开火了,顷刻之间,整个画面都不见了——坦克和敌军士兵都消失了,“只剩一层白烟和地上一个很大的洞”。 有7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争夺这些岛屿的战斗中牺牲,直到8月8日中午美军才把这些岛屿完全拿下。

第一个晚上,瓜达尔卡纳尔岛相对平静。四周零星的枪声使海军陆战队处于警备状态,但敌人未发动反攻。8日黎明时分,他们越来越确信日军根本没打算抵抗,于是大举向隆加平原挺进,占领了尚未完工的飞机跑道。部队一路没遇到什么人,除了几名手无寸铁的朝鲜工人,他们一看到海军陆战队就立马逃跑了。投降的人也交代了同样的事实:日军已经逃到西部。机场已将近完工,只剩中间几百英尺的地方还需要填平压实,再有一个星期就可以修好了。

日出时分,第61特混舰队以8节的速度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南巡航。这一天又是刮着微弱的东风,这就要求特混舰队必须高速行进,以便在甲板上制造足够的风力,保证飞行作业进行。“胡蜂号”上的航空大队以搜索队形向北和向西飞行,而“萨拉托加号”的战机在甲板上待命,以防敌方航母战斗群在打击范围内出现。在遭受前一天的损失之后,弗莱彻将在战斗机数量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作战。燃料限制迫使飞机频繁返回航母。防空计划开始出现问题,而无论如何,来自拉包尔的新一轮空袭都会出现。


海岸警卫队员杰克·里德藏在布干维尔岛北部的丛林山丘中,此刻正密切监视着布卡通道,这是布干维尔岛和布卡岛之间一条狭窄的航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里德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一名上尉,皮肤黝黑,肌肉发达,胡须浓密,曾在南太平洋担任十多年的巡察官。他的观察哨就设在拉包尔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飞行路线上,仅此一点就使他成为海岸警卫网络的关键节点。日本兵正在大举追捕他。为了防止被抓,他不停地更换位置。8月8日,里德准备转移到一个叫波拉波拉(Porapora)的偏远村庄。在定期与VIG无线电站(位于莫尔斯比港)进行无线电登记后,他调到7兆周频率,希望能接收到零散的航空通信讯息。他立即就听到了美国航母飞行员喋喋不休的声音。没过多久,里德就推测出了大致的情况:美军已大举进攻所罗门群岛东南部的岛屿。

他还在思考这一行动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位当地侦察员听到头顶传来飞机引擎的嗡嗡声。通过丛林树冠的缝隙,他们看到一群挂载了鱼雷的G4M飞机就在上方几百英尺高的地方。里德数了一下,一共24架。他立即返回远程无线电台,用英语明文向VIG发报:“轰炸机正朝东南方向飞去。”

这是海岸警卫队员连续第二天对即将到来的空袭发出极为重要的预警。这种模式在所罗门群岛的战役中会不断出现。几乎每一天,日军都会从拉包尔向南发动空袭;而杰克·里德和保罗·梅森也几乎每一天都会发现空中南下的编队,并发出警报。里德所在的地点尤其适合这项工作,因为他在波拉波拉的有利位置可以将北边的布卡岛的全貌尽收眼底,东侧伸入“槽海”(所罗门群岛两排岛屿之间的水域)的航道和日军飞机必经的空域也一览无余。他在1943年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整个场景都展现在你面前,如同一幅巨大的镶嵌画,充满细节和壮丽的热带图景。” 此外,里德驻扎在波拉波拉的瞭望哨很难从陆地上接近,他还赢得了当地部落成员的信任,他们会提前提醒他有关日军搜索队的消息。他从未被日本人抓到过。


珍珠港收到里德的信息后转发给了美军指挥官,此时距离里德发出报告过了25分钟。这为特纳的运输舰和警戒舰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来采取规避行动,也让航母舰载机有时间爬升至合适的高度,以便在敌机到达时处于最佳攻击位置。

绿色机身上画着红太阳的日军双引擎轰炸机巧妙地接近了目标。这支轰炸机编队低空飞行,从北方逼近,穿过“必经水道”上空,隐藏在恩格拉群岛的雷达盲区中,然后在锡拉克海峡掉头,从东面发起攻击。美军的战斗机都在萨沃岛上空2.7万英尺处,距离太远,无法赶来反击。正午时分,“澳大利亚号”巡洋舰上的炮手发现了敌机。它们轰鸣着飞过来,只稍稍高出礁石一点,距离海面也就二三十英尺。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看到“扁平而不祥的形状潜行在水面上,从运输舰之间飞掠而过”。 舰队转向调整,等待敌机到来。当敌机足够接近时,大型防空炮发出低沉的轰鸣声,中间夹杂着近距离武器的嗒嗒声。

除了五架飞机外,所有的日军飞机都爆炸、解体、侧翻或坠入海中。只有三架成功发射出鱼雷,其中只有一枚击中了目标——“贾维斯号”驱逐舰舰首附近被击中。(它勉强开走了,后来在第二次空袭中被击沉,全体船员遇难。)美军的格鲁曼飞机从高空中俯冲下来,追击向西撤退的残余日机。一架受伤的G4M轰炸机撞上了运输舰“埃利奥特号”的上层甲板。这艘运输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已经下船,因此伤亡人数有限,但它整个舰身猛烈地燃烧起来,一股浓烟直冲云霄。

两小时后,日军残余的战机飞过布干维尔岛北部。杰克·里德数了一下,只剩下8架。

大量的军火、设备和物资还没运到岸上。航空汽油要运给吉沃图岛1 000桶,运给瓜达尔卡纳尔岛1 500桶,还有小型武器、机枪弹药、航空润滑油、发动机零件、无线电设备、淡水过滤装置、蓄水罐、信号旗、手提信号灯、烟雾信号装置、双筒望远镜、打字机、铅笔和通信用纸。总共是所有部队60天的给养。 板条箱和木桶随意堆在“红滩”上,海岸线上堆满了还未分类的补给品。无奈之下,范德格里夫特将军要求特纳暂停卸货行动。没有先进的港口设施可用,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先转移到小船上,由人徒手搬到海滩上,再分类转储。两天的空袭几乎没对舰队造成任何损失,但不断出现的威胁迫使特纳的船队连续闪避几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任何物资都无法卸载。

指挥官们已经预料到海滩上会出现物品堆积的状况,但是在匆忙规划和执行“瞭望塔”行动的过程中,他们从未正视过这个问题。用登陆艇代替货运驳船效果很差。海军的海滩勤务队队长既没有接受过相关训练,也没有经验——就算有经验,这里的劳动力也不够。特纳的作战计划明确规定“海滩勤务队队长要让附近的部队指挥官帮忙将补给从登陆地运到卸货地点,也要让战俘和掉队士兵来协助这项任务”。 但是,没有人提前指定哪支海军陆战队的部队来执行这项任务,海军的船员人数也不够,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海滩上需要更多人手。

混乱引发了内部的争吵。根据原则和先例,海军陆战队坚持认为,如果滩头阵地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补给,应授权岸上部队指挥官立即停止卸货。特纳指责海军陆战队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阻碍”,而且没能为卸货提供劳动力。“海军陆战队必须执行这项工作,”他在写给指挥第7陆战团的上校的信中说,“船员不能既要驾驶小艇,操作绞盘,负责开船和管理枪炮,派人在海滩上指挥船舶交通,处理维修和疏散的任务,同时还要干卸货这样的琐事。” 登陆艇上的海军船员对一些在“红滩”上既没参加战斗也没参与卸货工作的海军陆战队员冷嘲热讽。

范德格里夫特不愿将作战部队撤出防线,但特纳(计划让部队在圣克鲁斯群岛的恩代尼岛登陆)拒绝了他提出的由一个预备营来担任海滩苦力的请求。直到8月9日上午,这个问题才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把补给物资卸到更远的海滩上。弹药、板条箱、炮弹和其他物资都堆放在棕榈树中间,等待海军陆战队方便时再整理。


三川将军是新任命的第八舰队司令,他在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一个多星期之前就已抵达拉包尔。日军在该战区的指挥安排不成体系,缺乏条理。海军第八基地部队负责新不列颠岛及其邻近地区的守备工作,第二十五航空战队则负责所有的空中作业,但双方之间出现了分歧,基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有力的合作。同样设在拉包尔的第十七军参谋部也深度参与了新几内亚莫尔斯比港的作战行动。

似乎没人欢迎三川的第八舰队,因为拉包尔所有能用的行政大楼和兵营都已被占用。三川决定将大多数巡洋舰部署在新爱尔兰岛卡维恩的后方基地,因为那里不太容易受到盟军的空袭。三川头脑清晰,说话温和,在开战后的半年里,他一直是南云忠一的副手。他指挥过第一航空舰队的战列舰和巡洋舰,还见证了中途岛的悲剧,这让他在以后的行动中心里始终有个包袱。7月30日,他在拉包尔一所破败不堪的房屋上空升起军旗。这里连厕所都没有,距离他的驻地也很远,但是除此之外,他还遇到了更大的难题。

8月7日,一听说美国进攻了所罗门群岛南部的岛屿,三川立即召集海军水面部队进行反击。第十七军不愿为瓜达尔卡纳尔岛提供增援,因为陆军参谋认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打败美军,所以三川召集了一支由315名步枪手和“日本海军陆战队”组成的规模极小的部队,准备用运输舰将他们拉过去。(该船后来在新爱尔兰岛圣乔治角附近被美国S-38号潜艇击沉。)“鸟海号”驶入拉包尔,三川及其参谋上了船。下午2时30分,“鸟海号”与“天龙号”、“夕张号”以及驱逐舰“夕止号”一同出发。夜幕降临前不久,它们在圣乔治角与第六巡洋舰战队的“青叶号”、“衣笠号”、“加古号”和“古鹰号”会合了。

三川打算在夜间突袭萨沃湾,摧毁美军抵抗力较弱的运输舰和货船。虽然三川手下的8艘船此前从未协同作战过,但每艘都装备精良,受过夜战训练。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日本海军作战计划的制订者就相信与美国交战需要采用“渐减作战”的方式。 他们认为,海战的胜负将取决于在日本南部海域发生的一场马汉式战列舰决战,所以在他们计划的“渐减作战”——包括潜艇攻击、空中攻击和夜间鱼雷攻击——行动中,日军要在美军战列舰向西跨越太平洋的途中击沉它们。高速的巡洋舰——驱逐舰部队(先遣部队)发动的夜间鱼雷攻击是“渐减作战”行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了实施夜间鱼雷作战,日军花费了大量心血,研发武器装备,制定作战原则,并训练先遣部队。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日军拥有了一流的夜用光学测距仪和瞄准器,可以熟练地运用夜间照明战术(包括使用照明弹、探照灯和巡航水上飞机投下的信号弹),还招募了非常杰出的瞭望员,他们个个视力出众。此外,24英尺长、超过1吨重的93型“长矛”氧气鱼雷带有1 100磅重的高爆弹头,能以50节的速度行进2.4万码,以较慢的速度则可行进4.8万码。这些鱼雷会在即将到来的夜间作战行动中对盟军舰队造成可怕的威胁,并在随后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给盟军舰队带来更多的损失。

三川认为简单的队形可以降低碰撞和混乱等风险,于是将7艘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排成两列。他把重型巡洋舰(包括旗舰“鸟海号”)置于队前,让驱逐舰处于队尾。

两个月前,三川目睹了四艘航空母舰在中途岛遭到空袭而被全歼的场景,他知道自己突入萨沃岛至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域的计划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日军已知附近有两艘甚至更多的美军航空母舰,如果它们的机群在白天发现日军,就可能会轻松地摧毁日军战舰。三川要在夜幕的掩护下行驶最后200英里,然后在拂晓前向西逃跑,这样才能保证计划成功。但他无法保证不在“槽海”以北的地方被人发现。8月8日上午,盟军侦察机从其上空掠过,包括一架B-17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两架“哈得孙”轰炸机。美国S-38号潜艇已经侦察到了三川的舰队,不过他对此一无所知。

下午4点经过舒瓦瑟尔岛后,三川向舰队发出信号,在最后一段距离内提速至24节。他计划经过萨沃岛南部,用舰炮和鱼雷攻击隆加角附近的运输舰,然后往北转向,攻击图拉吉岛附近的船只,最后撤往萨沃岛北部。 他希望在日出以前至少撤退到“槽海”以北120英里的地方。

黄昏时分,克拉奇利将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进入萨沃岛北部和南部的夜间部署阵地。根据特纳的行动计划,它们分成了两队,每队以3艘重型巡洋舰为主要力量,来守卫萨沃湾西侧的两个入口。“布卢号”和“拉尔夫·塔尔博特号”驱逐舰作为雷达哨舰,被部署在西部更远处。美军认为萨沃湾东侧的主要入口,即锡拉克海峡,不太可能是日军的袭击路线。那里由“霍巴特号”和“圣胡安号”轻型巡洋舰守卫。

当晚8点,特纳将海上和岸上的所有高级指挥官召集到旗舰“麦考利号”上,召开深夜会议。克拉奇利将军本可以乘坐小船前往“麦考利号”,但他选择乘“澳大利亚号”旗舰驶出南部防线。离开时,他让“芝加哥号”的霍华德·D.博德舰长指挥南部分队。没有人通知北部分队的指挥官克拉奇利将军已经离开。

在“麦考利号”运输舰上,特纳宣布了一些坏消息。他抄下了弗莱彻发给戈姆利的无线电报的内容,电文请求准许把航母撤回东部战区。戈姆利同意了。弗莱彻之前承诺在此停留两天(不到特纳认为的所需卸货时间的一半),现在又要提前8小时撤离。特纳心中不快,平日温文尔雅的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也是如此。没有空中保护,特纳的运输舰和货船在8月9日极易受到日军战机的袭击。他深知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在第二天日出时把剩下的舰船撤走。范德格里夫特坚称需要更多补给,特纳同意把货船留下来,再卸一天的货。但运输舰和军舰必须在黎明时分离开。

在会议上,特纳一直没有提及一支日本舰队正在逼近。他虽然收到了一些零零散散、前后矛盾的观察报告,但显然没把这些信息拼凑起来。当天早上,从新几内亚东南部的米尔恩湾起飞的两架“哈得孙”轰炸机发现了三川的部队,却报告了不同的航向。其中一人在航向100度的一支舰队里认出了两艘水上飞机供应舰。但他认错了,这误导了特纳。特纳以为敌舰会在西北方向约200英里远的圣伊莎贝尔岛外的瑞卡塔湾(Rekata Bay)抛锚,并在第二天发起水上飞机鱼雷攻击。他还错误地以为,圣埃斯皮里图岛基地的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已经在当天下午彻底侦察了整个“槽海”。其实,由于天气恶劣,侦察飞行任务推迟了,而麦凯恩将军没有通知特纳侦察工作尚未完成。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特纳并未下令派克拉奇利的巡航水上飞机到该地区侦察。

由于缺少充分的沟通,侦察报告相互矛盾而且有错,特纳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应该出现的感觉,以为美军的防备工作已经安排妥当了,至少在敌军于次日黎明时分发动空袭之前是这样。

当晚漆黑无月,空气温暖潮湿,海上薄雾弥漫。萨沃岛的北部下着阵雨,所以北部和南部的警戒舰基本看不到对方。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海军陆战队中流传的消息称,一场大规模的海军反攻即将到来。凌晨1时40分左右,人们对此愈加深信不疑了。他们听到隆加角上空的片片云朵里传来小型飞机的嗡嗡声。第1陆战师指挥所的一名航空队军官正确地推断出这是一架巡航水上飞机,“而且不是自己人”。 站在“昆西号”甲板上的查尔斯·P.克拉克上尉警告副舰长,这些身份不明的飞机一定是敌方派来的,因为盟军所有的巡航水上飞机都在傍晚时就回收了。但副舰长不同意他的看法,拒绝叫醒舰长塞缪尔·N.穆尔。克拉克后来表示,这种粗鲁的驳回行为“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紧张兮兮的小学生”。 (根据后来海军瞭望员传来的报告,有人看到一架巡航机亮着航行灯,因此认定它并无敌意。)只有一艘船发出了警报,但显然没有传到特纳那里。

侦察机在隆加锚地上空发射了几枚带伞照明弹。它们慢慢地从云层中穿过,发出刺眼的黄绿色光,照亮了整支运输舰队。海军的无线电线路中立即涌现出大量有误的敌情报告。有些人相信敌人正在登陆,不时还用轻型武器向美军巡逻艇开火。随后,飞机向西飞去,引擎声越来越微弱,照明弹缓缓落入海中。

警戒舰上的船员已经在一级警戒状态中待命48小时,全体都疲惫不已,这渐渐对作战行动产生了影响。各种谣言和捕风捉影的敌情报告不断传播,相互矛盾且无中生有的目视消息逐渐消磨了士兵们的警惕性。巡洋舰一直排成固定的椭圆形,在萨沃岛南北的航道上往返。8月8日夜,警戒级别降至二级,上级允许撤掉一半人手,轮流值勤,让极度疲惫的士兵回去休息。盟军一艘巡洋舰的舰长写道:“在午夜班时段,敌人随时都会到达这里。”然后就去睡了。 整支舰队身心俱疲,对三川准备发动的奇袭毫无防备。

9日0时44分至0时54分之间,日军瞭望员首次报告说,目视观察到大约5英里外的“布卢号”驱逐舰。三川下令稍微向北改变航向,并降低纵队航速,以减少船头激起的波浪。几分钟后,瞭望员发现了“拉尔夫·塔尔博特号”。这两艘军舰(它们本来应起到盟军舰队的“眼睛”的作用)正好到达各自巡逻线路的南北两端,与正在接近的敌人几乎处于最远的距离。它们的瞭望员没有发现三川的舰队,而船上的雷达装置显然被萨沃岛火山锥的雷达盲区干扰了。至少有十几门日军舰炮对准了“布卢号”驱逐舰,如果这艘小驱逐舰表露出任何发现敌人的迹象,它就会被炸飞。但头脑冷静的三川为了实现奇袭的效果,没有管它,任由它继续前行。

当日军的纵队进入萨沃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海峡时,三川下令将速度恢复为30节。“埃利奥特号”运输舰仍在燃烧,照亮了南方的地平线——火光虽然微弱,但足以暴露出南部分队的“堪培拉号”和“芝加哥号”这两艘巡洋舰的轮廓。“鸟海号”的瞭望员很快就能同时分辨出北部分队和南部分队的舰船。日本军舰仍未被发现。三川大胆的战术得到了显著的回报。1时31分,他发出信号:“所有军舰开火。”

“帕特森号”驱逐舰第一个发出警报。它通过TBS(舰船间无线电通话,一种用于沟通战术的短程语音无线电通话)发出信号:“警告,警告,不明船只进入港口。” 但是“长矛”鱼雷已经发射,在美军上空盘旋的日本巡航水上飞机直接向两艘巡洋舰投下照明弹,为炮手照明。1时44分,三川的军舰舷炮齐射,发出一轮8英寸和6英寸的毁灭性穿甲弹。“堪培拉号”和“芝加哥号”当时航向310度、航速13节,完全被打蒙了。“堪培拉号”至少被20发炮弹和2枚鱼雷击中,整个船体都猛烈燃烧起来。船上的大部分高级军官,包括弗兰克·格廷舰长,都被直接落在舰桥和上层建筑上的炮弹击中身亡。“堪培拉号”失去了所有动力和电力,向右舷倾斜了10度,摇晃着停了下来。

“芝加哥号”紧挨着“堪培拉号”的船尾,赶紧转舵躲避。博德舰长下令向敌人的攻击方向发射照明弹,但炮弹不是发射失败就是哑弹。两枚鱼雷与“芝加哥号”擦身而过,但第三枚鱼雷击中了它,将它的右舷舰首炸裂了。一名枪炮长回忆道:“下层的甲板鼓到我脚下,通往军官舱室的炮塔门被炸飞了。……透过敞开的炮塔门,我看见水面上有两条与船身平行的铅笔线条状的磷光条纹。那是两枚未命中目标的鱼雷留下的尾迹。” “芝加哥号”丧失了战斗力。船体失去动力,巡航机上燃烧着的航空燃料溅满了干舷,前部舱室则在迅速淹没。博德舰长似乎没有尝试用无线电向特混舰队的其他舰船发出警报,这一过错使他后来备受谴责。

萨沃岛以南的战斗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三川的纵队以30节的速度向东疾驰,往北转向。在执行转弯的指令时,巡洋舰“天龙号”、“夕张号”和“古鹰号”驶离纵队,往偏西方向行进。虽然三川原本没有这么计划,但这个机动将日军舰队大致分成了两个平行的纵队,包围了美军北部分队的三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当时它们正在“文森斯号”的率领下以315度的航向和10节的速度航行。这些舰艇上已经听到了南边传来的炮声,但船上的军官显然以为是友军的火力。“昆西号”、“阿斯托里亚号”和“文森斯号”的无线电室都抄录了“帕特森号”传出的警报,但“文森斯号”收到的消息没有传达到舰长那里,因为当时舰长正在驾驶室附近的应急舱里熟睡。士兵们跑向战斗岗位,但加速赶来的偷袭者的动作远远快于他们。

日本巡航机投下的照明弹穿过云层,让三艘美国巡洋舰在黄绿色的光芒中暴露无遗。几秒钟后,“鸟海号”的探照灯打在了这几艘巡洋舰的舰尾上。日军再一次发射了鱼雷,然后在第一枚鱼雷到达目标之前发射出一轮精准的毁灭性炮弹。三川手下的军官大前敏一注意到,“鸟海号”的探照灯具有指引纵队和发现目标的双重功能。他写道,旗舰就像是在用海员无声的语言“向随行的舰船高呼:‘我是“鸟海号”!打击那个目标!……再打击那个目标!……我是“鸟海号”!打击那个目标!’”

“阿斯托里亚号”的舰长威廉·G.格林曼被叫醒了,可是他到达舰桥后的第一个命令是停火。他睡眼惺忪,以为是南部分队不知怎么撞上了北部分队,慌乱间开火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阿斯托里亚号”的后部被两边发射的5英寸和8英寸的炮弹击中,从头到尾都受到了敌方25毫米机关炮的猛烈扫射。一枚重型炮弹击中了一号炮塔的炮座,炸毁了舰炮,还炸死了周围所有的士兵。另一枚炮弹击中了一号锅炉舱,还有一枚打中了舰船中部右舷的一个煤油箱,把燃烧的燃料溅到了井甲板上。根据损失报告,这艘船很快便“从前桅到机库后舱壁都陷入了熊熊火海。由于高温和浓烟,士兵们最终不得不放弃锅炉舱和轮机舱”。 舰桥上的转向控制失灵了,而且就算能转向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这艘船很快就失去了动力。前部所有总水管都已破裂,无法向软管注水。

“昆西号”的水手正赶往自己的岗位,该舰后部两侧都遭到了严重的炮击。舰尾主甲板上的1.1英寸高射炮的炮座被击中数次。“昆西号”勇敢地还击,把一枚8英寸的炮弹打进了“鸟海号”舰桥后面的作战指挥室。“鸟海号”的一号炮塔被击中失效,固定在弹射器上的水上飞机燃起大火。“昆西号”的舰长穆尔下令往右转向,避免与“文森斯号”相撞。但是,另一串毁灭性的炮击打断了传动索具,导致船舵卡住,因此这艘船只能原地打转,直到左舷锅炉舱附近被两枚鱼雷击中,完全失去推力。2时10分,“昆西号”的舰桥被两枚炮弹击中,穆尔和大多数高级军官丧生。一名副枪炮长赶过来,“发现现场横尸遍地,只有三四个人还站着”。

“昆西号”严重向左倾斜。海水透过弹孔灌入船内,船身倾侧,上层甲板很快就被海水淹没。幸存者将小艇和其他可漂浮物扔进海里,随后跳了下去。海军少校拜昂·比勒是一名后勤供应军官,他跳入海中,游到百米开外,然后踩着水,转身去看最后一眼:“舰首几乎垂直着沉了下去,舰尾的螺旋桨和舵在火光照耀的天空中映出清晰的轮廓。”

“文森斯号”的弗雷德里克·洛伊斯·里夫科尔舰长也被一名水手叫醒了,他同样犹豫是否要开火,生怕对方是友舰。在这艘船的信号员发出识别信号之前,已有无数炮弹击中舰体,可能多达74枚,由四五艘日本巡洋舰发出。最初的炮弹击中了舰桥、木工站、机库和天线箱。“文森斯号”的所有炮塔都被直接击中,或是被落在附近的炮弹炸毁,失去作用。这些地方都燃起大火,机库里的飞机像火药桶一样着了起来。敌人的火力一刻也没有停歇。从舰首到舰尾,炮弹接连命中舰体。雪上加霜的是,“文森斯号”的左舷靠近前方弹药库的地方被两枚鱼雷击中。火势失去控制,沿着舰体蔓延,连环爆炸使大团大团的火焰冲向天空。美国海军船务局在后来发表的分析报告中得出结论:“任何轻甲舰船[战列舰之外的舰船]都不可能经受得住这等打击。” 里夫科尔在2时14分命令水手弃船,“文森斯号”在30分钟后沉没。

2时16分,日军舰队仍然以30节的速度航行,离开萨沃湾,沿“槽海”向西北方驶去。“拉尔夫·塔尔博特号”试图前来支援,却径直撞上了三川的舰队。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它遭到了五轮炮击,雷达、无线电设备和消防设备都被击毁了。 舰体在吃水线附近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向右倾斜了20度。一场及时雨从天而降,把它遮挡在敌人的视线之外,否则它很可能已经被完全炸飞。

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及萨沃湾里的XRAY和YOKE运输大队的船员听到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枪炮声,也透过薄雾看到了远方不断发出的闪光。探照灯光偶尔刺破夜空,到处都是曳光弹红色的痕迹,但他们无法根据所见所闻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我们能清楚地听到炮声,看到爆炸后天空中出现的亮光,”图拉吉岛上的一名目击者说,“但我们只从登陆艇上的水手那里听说海上正在激战。” 在“麦考利号”上,特纳和范德格里夫特走到甲板上观战。旗舰上的水手们疯狂地欢呼,以为美国军舰正在给敌人好看。一切很快重归平静。只见远方有几个地方着火了,明显是几艘船正在燃烧。目前还不清楚受损的是盟友还是敌军。

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在隆加角看到了这一幕。他知道敌军很可能会从海上反攻,但规模惊人的炮击还是让他想到一个可怕的事实: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海军陆战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即使在陆地行动中,我们也必须在极大程度上依赖舰队……那些人造的电闪雷鸣般的动静,其恐怖性、威力和气势都让这一点变得无比清晰而真实。这让人感到自己正听凭一种比任何人都要强大的力量摆布。我们只是众神之战中的走卒,而且我们清楚这一点。”

海中到处都是残骸和尸体。数百名弃船跳水的船员紧紧抓住小艇或漂浮物,挣扎求生。在里夫科尔下令弃船大约15分钟后,“文森斯号”的哈里·文森特上尉跳入海中,发现自己落在16名正在踩水的水手之间。身体好一些的水手解下救生带,把它们递给最需要的士兵。文森特回忆说:“我们可以先在不系救生带的情况下踩水30分钟,再用30分钟救生带,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循环。” 炮击和沉船搅起海里的磷光物质,士兵们可以向下看到15英尺甚至20英尺深的地方。鲨鱼偶尔在他们脚下打转,但没人受到攻击。同样来自“文森斯号”的弗雷德·穆迪也为同船的伙伴感到自豪。“那些孩子即使受伤了,我也没有听到任何人为自己呼救。每个人似乎都想帮助别人。在我印象里就是这样。那晚剩下的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 他们以这种方式浮在水面上,直到天亮以后“钱伯斯号”驱逐舰来到附近,放下吊货网救起他们。


三川选择高速向西北撤退,而不是返回萨沃湾与XRAY和YOKE运输大队交战。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对美国舰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决定。还好这个将军没有如一些军官敦促的那样采取更激进的作战方案,否则特纳的舰队可能会被全歼。万一发生了那种情况,整个“瞭望塔”行动就会彻底失败,范德格里夫特的海军陆战队也只能面临极其悲惨的后果。

三川的谨慎行事遭到了批评,尤其是遭到了西方历史学家的批评。但他后来为自己的决定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之前的错误报告使他相信,日军在8月7日和8日的空袭中摧毁了美军的大部分运输舰队,所以他没想到能再遇到大量的作战目标。他的纵队一直高速行进,编队早已混乱。把它们重新编队然后冲入萨沃湾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最重要的是,他不可能知道弗莱彻的航母已经向东撤退,从而不会构成威胁。

到当时为止,他的赌博已经赢了。他认为,如果再次发动攻击,他的舰队将面临航空母舰发起的空袭,而除了高射炮之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防御措施,这会给他招致不久之前在中途岛目睹的同样灾难。二战结束后,这名将军承认,如果他选择不同的做法,可能会取得惊人的胜利,但他坚称,他只能根据当时所知的信息采取行动:

现在大家已经知道运输舰对于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立足至关重要,知道我们的陆军无法将美军赶出所罗门群岛,知道美军的航母特混舰队并未处于能够攻击我方舰队的位置上,自然可以轻巧地说,有些选择是更明智的。但我今天仍然跟当时一样认为,根据当时所知道的信息,我的决定并无错误。

“堪培拉号”燃烧着,严重倾斜,随浪颠簸。幸存的船员仍在英勇地抢救那艘船,但他们能做的十分有限。“帕特森号”来到近旁,船员们拿着水管冲过去协助灭火,但“堪培拉号”甲板上成箱的弹药不时发生爆炸,这艘驱逐舰不得不避开。“堪培拉号”的燃料倾倒在甲板上,舰上剩余的鱼雷都被丢入海中,弹药库也进水了。船体向右倾斜得越来越严重,火势越来越大。早上5点半,特纳发出消息说,舰队正准备从锡拉克海峡出发,如果“堪培拉号”无法安全航行,就必须炸毁它。船员们有序地弃船而去,他们或是直接跳到旁边驱逐舰的甲板上,或是跳进海里,随后通过吊货网爬上去。熊熊燃烧的“堪培拉号”并没有轻易地沉没。在“帕特森号”和“埃利奥特号”发射了263发5英寸的炮弹和4枚鱼雷后,它才在海浪中缓缓沉入海底。

“阿斯托里亚号”还有一线获救的希望。凌晨2点刚过,船中部的上层甲板火势失控,格林曼舰长命令幸存者离开舰桥和艏楼,来到前甲板上。但舰长还不知道,副舰长已经把另一组幸存者安置在了船尾。两组船员都手拿水桶,设法阻止火势蔓延,但他们之间的甲板、机库和上层建筑都在燃烧。水上飞机、救生艇、油漆间、军官起居室的床垫和家具,以及安装间的弹药和5英寸及1.1英寸炮弹起重机上的弹药,等等,都成了助燃物。凌晨3点半,一场受人欢迎的暴雨不期而至,但它只是暂时缓解了危机;雨停后,火焰更猛烈地燃烧起来。拂晓前不久,“巴格利号”驱逐舰驶来,开始把人从舰首接过去。大火烧个不停,直到上午11点半一场爆炸在左舷吃水线的位置上撕开口子。海水涌进了“阿斯托里亚号”,它迅速朝左倒去。官兵们纵身跃入水中逃命。“阿斯托里亚号”翻了个底朝天,舰尾先沉了下去。正午刚过一刻钟,它就完全沉没了。

在运输舰队这边,人们还不知道自己幸免于难,仍在欢呼雀跃。在日军舰队离开后,敌机继续在上空盘旋了大约一个小时,在图拉吉岛和邻近岛屿上投放了照明弹。显而易见,这些照明弹预示着将会有新一轮的攻击,至少看起来是如此。阵雨和薄雾导致能见度很低,难以认出识别信号。登陆艇和巡逻艇来来往往,情况显然不妙。很多船都险些发生碰撞。谣言和似是而非的敌情报告数量激增。瞭望员相信他们看到了潜望镜以及鱼雷的尾迹,发出警报,驱逐舰在萨沃湾(此时已被称为“铁底湾”)的中心处投放了成片的深水炸弹。尽管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友军交火事件,但零星的开火一直持续到黎明。上一年12月7日经历过珍珠港一役的人,对此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糟糕感受。

在海军陆战队中,人们纷纷传言说海军遭遇了一场惨败。随着黎明到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敌军已经脱离了战场,而美国舰队正仓促地通过锡拉克海峡。在西边,“堪培拉号”和“阿斯托里亚号”燃烧的船体仍在漂浮。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站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海滩上,看着混乱的场面,大声问道:“海军那边出什么事了?”一名参谋回答说:“将军,我相信海军的主力应该还没有上阵。”

海军陆战队急需运输舰向海滩运送至关重要的物资和给养,但特纳决定让舰船从该地区撤离。他同意把几艘货船留到下午,但由于缺乏空中保护,其他舰船必须撤离。“红滩”仍堆满了没有分类的板条箱。舰队的混乱状态——错误的敌情报告、得到空袭警报后的高速闪避、四处寻找母船的小艇——多次中断卸货任务。破晓后一个小时,隆加锚地上没有驳船闲着。必须把受伤的水手从受损的巡洋舰中抢救出来。在塔纳姆博格岛上,日军仍在顽强抵抗,必须把增援部队送到那里。“参宿四号”货船的航海日志中有如下记录:“成功抢滩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登陆的命令,因接到海滩上的命令而停止卸货,起航落锚,出海以避开敌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分散和召回船只,派小艇协助其他舰船卸货。”

与此同时,范德格里夫特不得不加强海岸线的防御力量,以抵御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反攻。一份情报警告说,日军侵略部队正在拉包尔集结,预计将在4天内到达。修建防御工事需要人力,于是又抽走了一些卸货人员。特纳拒绝了范德格里夫特让第2陆战团增援1 400名官兵的请求,他坚持让这支部队继续作为预备队,认为有可能要将其部署到恩代尼岛。

舰队花了一整个上午的时间,排成纵队驶出了锡拉克海峡。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垂头丧气地看着遭受重创的“芝加哥号”,它还在冒烟,舰首大部也被炸掉,最后驶过泰武角(Taivu Point)并消失了。到日落时,海面上已空无一物。一名后勤供应军官估计,在新西兰装载到运输舰上的所有板条箱中,只有不到一半被卸上岸。现在,岛上只剩下了这支海军陆战队,他们严重缺乏食品、弹药、重炮、高射炮、通信设备、铁丝网、燃料和备件等必需品。而他们仍然不知道日军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何时何地会现身。 VJBRGnWHOb9s/Y1L5oyxz6d+uUe+wViT61shqMZTdDBJNgI26px/1fGaPxobl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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