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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共和党政治家亨利·史汀生担任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内阁的战争部长。他的战后回忆录中有一段描述话中带刺，讲到陆军与海军之间势不两立，称双方在太平洋战争的每一个阶段都在为影响力和资源而竞争。史汀生认为，这个麻烦“主要来自海军部特殊的心理，这种心理似乎经常让人从逻辑领域倒退到昏暗的宗教世界，以尼普顿为神，以马汉为先知，认为美国海军是唯一真正的教会”。
海军派并不缺乏反击之词，他们马上可以指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抱有救世主式的幻想，但是不能太轻易地否定史汀生的描述。在以往的和平时期，海军总是固执己见，封闭且狭隘。每位海军将官都经历了相同的职业路线：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海军战争学院、陆上和海上的一系列指挥职务。陆军战时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而不是西点军校，而海军将官无一不是毕业于海军学院。每位高级海军指挥官都是在十七八岁时就加入海军，成年后也一直生活在海军中。他们深受杰出的海军历史学家和战略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论的影响，被教导要尊重海军的传统和惯例，永远忠于海军：“海军：不忘初心，坚持到底，矢志不渝。”
军种间的敌意并不是美国特有的困境。事实上，日本军种间的敌意更加强烈，陆军将领和海军将领几乎视对方为敌人，这种对峙是日本草率地发动灾难性战争的关键原因。但是美国军方领导层在1941年被意外推入战争时，基本上没有准备好在联合指挥的情况下应战。和平时期陆军和海军很少互动，忽视了联合作战行动的计划和执行所带来的挑战。1947年以前，美国没有国防部和国防部长，海军和陆军彼此独立平等，各由一位直接向总统报告的文官内阁部长领导。在1941年12月以前，美国也没有参谋长联席会议，该机构是为与英国召开第一次战时会议而临时召集的委员会。由于没有其他机制来协调跨军种合作，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战争期间继续定期开会，但没有正式获得法定的权力，也没有正式的主席。海军最高将领欧内斯特·J.金级别不低于陆军的马歇尔，反之亦然。军方首脑或者在混乱中达成共识，或者被迫让罗斯福总统来解决争议。
这种敌意在每个等级中都可见到。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街头，海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之间每晚都发生激烈争吵。海军士兵和陆军士兵相互嘲笑对方为“小兵”和“水鬼”，用拳头解决问题。步兵们嫉妒水兵有热餐和干净的床铺，与陆战中的肮脏和物资匮乏的处境相比，海军的条件几乎好到了罪恶般的奢侈地步。自从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成立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以来，海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之间的不和便众所周知。侮辱性语言会悄然进入加密无线电消息开头和结尾的“填凑部分”，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海上门童，呀呀呀”。
在世界各地海军基地的警卫室和大门口，怒气冲冲的海军陆战队员见到所有海军士兵时，习惯性的问话都是：“你他妈以为这是哪儿？”
高级陆军军官将整个海军陆战队视为海军策划的阴谋，意在夺取陆军的正当职能，因此尽最大努力阻挠其发展，至少要将其作战单位限制在团级规模之内。海军飞行员抱怨说，陆军航空队发放奖章就像发餐后薄荷糖一样随意。一方飞行员会故意低空掠过另一方的机场和飞机，或者（在地面上时）在刹车的同时故意发动引擎，把滚滚尘土吹到对方飞机上面，这时飞行员心里会一阵窃喜。
太平洋战争早期的每一次主要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军种间的积怨。在珍珠港遇袭后，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经常强调，瓦胡岛的防空任务主要是由陆军负责的。在顽强地防卫威克岛（最终没有成功）之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公关部门争先寻求公众的称赞。麦克阿瑟宣称，菲律宾的沦陷“根本上是由于在太平洋上缺乏制海权”。
1942年4月，在杜立德率领的空袭行动中，陆军航空队的B-25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袭击日本，这是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成功合作的罕见例子。但是詹姆斯·杜立德中校的飞行员后来指责哈尔西将军太早下达起飞命令，当时特混舰队距离日本还有将近700英里。在珊瑚海战役（1942年5月4日至8日）中，麦克阿瑟手下的澳大利亚基地的美国陆军航空队被指责观察报告不准确，还将盟军舰队误作日军舰船并投下炸弹。（好在炸弹全部掉入大海，没有造成损失。）
在中途岛战役（1942年6月4日至6日）中，从“企业号”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军俯冲轰炸机袭击并摧毁了日本最好、最大的4艘航空母舰。但最初的新闻报道误认为建功的是从中途岛机场起飞的陆军B-17轰炸机。1942年6月12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是“大型轰炸机赢了”。陆军准将威利斯·H.黑尔宣称：“中途岛战役的胜利主要是由于6月4日上午B-17轰炸机在岛外投下炸弹，摧毁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日本海军特混舰队。”
历史最终证明，陆军飞机扔下的炸弹没有一颗击中日本军舰。但是在胜利之后，B-17机组人员首先回到了火奴鲁鲁，并对新闻记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们投下的炸弹纷纷击中敌方军舰的壮观景象。了解战役实际情况的海军飞行员被激怒了。战役结束一周后，两个军种的飞行员在火奴鲁鲁的莫阿纳酒店碰面时，争论升级为斗殴。“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的鱼雷轰炸机飞行员弗雷德·米尔斯少尉指出，海军飞行员“看到他们的朋友冒着危险，甚至失去了生命，俯冲到1 000英尺以下的高度，去轰炸敌舰、投放鱼雷，最终击沉日本军舰，而陆军飞行员停留在2万英尺的安全高度，不仅没投中，有时甚至击中自己人。所以他们才对陆军这么生气”。
海军陆战队将军“疯子”霍兰·M.史密斯在秋后算账式的战后回忆录中指责海军患有“精神动脉硬化症”。
他列举了海军的一系列过失行为。海军在两栖作战中没有提供足够的炮火和空中支援，这迫使海军陆战队员用早该淘汰的过时装备和次等武器去应对敌军。离岸特混舰队的海军司令干扰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对抢滩登陆的指挥。下级军人也像史密斯一样，满是抱怨。陆战队员由海军运输舰运到敌方海滩，他们为了大大小小的不公平事情感到生气。不满在他们的回忆录和口述历史中随处可见：用餐和铺位安排不平等；船上的商店不允许他们购买糖果和香烟；私人用品由海军看管，结果再也见不到踪影；挤在下层甲板上，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也见不到阳光；“为安全起见”而被迫遵守荒谬的规则。佩莱利乌岛是二战中最血腥的两栖作战行动之一的发生地，海军陆战队员给运送他们到那里的海军运输舰员留下了一张充满讽刺意味的纸条：
此时此刻，我们非常高兴地向船上所有成员致以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在航行期间对海军陆战队员友好而周到的照顾。我们非战斗人员意识到，勇敢坚定的船员正在赢得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你们海军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离日方岛屿10英里以内的区域。哦，你们多勇敢啊！
与其他类型的军事行动相比，通过海路进攻陆上敌军这种两栖作战方式更能暴露、加剧军种间的摩擦。太平洋战争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血腥、代价最高、技术最新、后勤最复杂的两栖作战。为了击退日本征服的浪潮，盟军必须攻下一个个岛屿，在赤道两侧数千英里的海域中沿两条并行的战线不断推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不得不在持续而复杂的合作中携手作战。他们会犯下很多错误，也会尽力从错误中学习，总结经验。但即使作战成功时，军种间的长期不和留下的伤疤也难以因胜利而愈合。
6月13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获悉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取胜后，发送电报给罗斯福总统：“这一刻我最衷心地祝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取得巨大胜利，这场胜利非常明显地改变了海战的平衡。祝你们和朋友们好运。”
甚至在这封例行的贺电中，丘吉尔也用词谨慎。这场战役已经“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平衡”，但还未扭转整场战争的走势。日本海军失去了“飞龙号”、“苍龙号”、“加贺号”和“赤城号”航空母舰，3 000多名资深军官、海兵和飞行员在战斗中丧生。即便如此，日军可部署的大多数类型的海军和航空力量在数量上还是占据着优势。日军联合舰队仍然可以召集5艘航空母舰，还有几艘在建，而美军只有4艘航母。除了“三隈号”巡洋舰在4艘航空母舰下沉两天后的扫尾行动中被毁坏外，日本海军的水面力量没有其他损失。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没有失去哪怕一艘强大的战列舰、潜艇、驱逐舰、运输舰，水上飞机以及威猛的陆基中型轰炸机也毫发无损。日军资深航母飞行员除了大约110名外都得以生还，名古屋、横须贺、武藏野和吴港的工厂装配线也在源源不断地生产足够数量的新飞机。中途岛战役几乎没有削弱日军在南太平洋的猛烈进攻，日军部署在新不列颠岛拉包尔港的海军、地面部队和空中力量不断向南和向东推进，而当地的盟军部队只能予以微弱的抵抗。
中途岛战役后两个星期，金将军从华盛顿前往安纳波利斯，向海军学院1942届的611名学员发表演讲。他们是海军学院97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这届学生提前一年毕业，课程从四年减至三年，以满足不断扩大的舰队对新军官的需求。金将军站在达尔格伦厅的讲台后面警告这些年轻人，说他们即将投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中，这项工作需要“不懈的努力，它带来的痛楚和牺牲，会是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金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海军将领，是首位同时担任海军两个最高职务的人：美国舰队总司令和海军作战部长。金个头高大，有着深色头发，脸形瘦长，下巴中间有道缝，他出身于工薪阶层，这在同事中并不寻常。他在俄亥俄州的洛雷恩出生长大，父亲在铁路机械车间担任工头。
同事们尊敬他甚于喜欢他。他鄙视海军学院毕业生抱团掌权的传统，将除掉好逸恶劳、不称职的人视为自己的分内之事。按一名副官的说法，这位将军“几乎可以容忍军官的任何事情，但无能、懒惰和唠叨除外”。
金讲话直接到令人讨厌的地步，他也不掩饰对看他不顺眼的人的蔑视。战争结束后马歇尔将军说：“我和金合不来，因为他总是对每个人都发火。他永远都很刻薄。”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私人战时日记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一点也不客气：“有一件事可能有助于赢得这场战争，就是找人把金给崩了。这个人压根就不懂什么叫合作，故意行为粗鲁，这意味着他喜欢欺凌别人。”
英国军方高层总是怀疑金谋划把军队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战场。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在1943年初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的日记中写道：
金……为人精明，还有点傲慢。他的视野主要局限于太平洋战区，任何估计会分散太平洋战区可用武力的行动都得不到他的支持或批准。他不从全球战争的角度看问题，而是完全偏向于太平洋战区。虽然他对我们首先打败德国，然后再打日本的根本方针口头表示支持，但他在处理与战争有关的任何问题时都未执行此方针。
真相其实与此略有差别。金从来没有质疑过“欧洲优先”的明智战略。盟国计划（1941年初达成一致，珍珠港遇袭后再次确定）把大部分力量用来打击德国。德国国防军在东线的作战行动是史上发动过的最具灾难性的地面战争。如果德军胜利，苏联将被迫投降或瓦解，希特勒可能会将100多个师重新部署到西欧。相反，如果能够制服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就注定会随之失败。
但是“欧洲优先”（或“德国优先”）方针表述得很抽象，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附带问题。如果太平洋战区只能分得较少的盟军力量，这个比例具体应该是多少？百分之十？还是接近百分之三十？敌人可能会袭击广阔海域里的任何地方，怎么“牵制”敌军？海上没有掩体，也没有战壕和防御工事。即使在中途岛战役中失败后，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盟国领土仍然构成威胁，在战区局势稳定下来之前，盟军作战计划文件中假设的牵制行动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危险迫在眉睫，局势亟待扭转。
在1942年春天，金向同事施压，要求巩固北美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上航线。金承认盟军部队力量不足，也缺乏各种航运工具和军事装备，他的计划难免会阻碍对德国的作战行动。他告诉其他参谋长，南太平洋的局势“当然更急迫，必须现在就处理。将来在这个战区如何推进暂且不提，我们先得确保有能力稳住现在的局势”。
他反复将讨论拉回到需要“坚固的据点”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在萨摩亚、斐济、新喀里多尼亚、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汤加。
要想守住这些岛屿，就必须增加驻军部队、飞机和机场施工所需的劳力和设备。5月12日，金请求马歇尔至少将陆军三个轰炸机大队以及地勤人员、备件、燃料和弹药从澳大利亚和夏威夷转移到新喀里多尼亚、埃法特和斐济。
然而，一如往常，金不会对一味固守感到满意。在这个南太平洋的坚固据点网络里集中了足够兵力之后，盟军应该发起更有雄心的行动：从新赫布里底基地开始向西北方向反攻，进军所罗门群岛和俾斯麦群岛，“就像日本在南海采用的步步为营的方式那样”。
经过深思熟虑，他制订了一个进攻计划，并于6月24日发报给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将军，向他预告这一计划。尼米兹应该为“夺取和初步占领图拉吉岛及其邻近岛屿”召集海军和航空力量。
第二天，金补充说，进攻将“在8月1日左右”开始。
5周后就开始自加利波利战役以来规模最大的两栖进攻，还是在条件最艰苦、最不易展开行动的战区之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金一直在游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进攻所罗门群岛，但他从未暗示在8月初就要发动进攻。这种时间安排似乎仓促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指挥的责任将落到新任命的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罗伯特·戈姆利将军身上。但是戈姆利5个星期前才抵达战区，而且这是一个全新的指挥职位。他暂时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扎营，但还没有组建起参谋团队，也未建立常设司令部。后勤事务杂乱无序，而由于“无线电员和转码人员经验不足”，戈姆利甚至无法及时收到消息。
在戈姆利的眼中，头等大事是燃油问题。包租的油轮已装着50万桶石油从北美启程，还有3艘加油船负责在途中加油。他在新西兰北岛的奥克兰和惠灵顿有小型干船坞，但大型舰只如果要大修就必须返回珍珠港或美国本土。他在新西兰以北没有大型燃料储存设施。每种类别和口径的弹药都供应短缺。南太平洋航空队司令“旋风”约翰·S.麦凯恩少将在偏远的热带岛屿上指挥建造机场跑道，岛上能提供的原材料仅有椰树和原木，这项工作似乎永无尽头。真正要在所罗门群岛登陆的海军第1陆战师由亚历山大·阿彻·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率领，这支部队不到一个月前才离开北卡罗来纳州纽河的训练基地。2/3的部队仍然在前往新西兰的航行途中。他们得到的承诺是投入现役作战之前再接受6个月的训练。水陆两栖登陆战所需的大量后勤工作也还未启动。
“瘟疫”（Pestilence）是首次尝试从日军手中夺取领土的作战行动的代号。除非所罗门群岛以东最近的岛群有配备齐全的海空基地提供支持，否则这次行动很快就会失败。5个星期后就是金设定的最后期限，而那些基地还根本不存在。自由法国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的首府努美阿可以提供一个能用的机场和一个配备基本港口设施的宽敞海港。但是它位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东南方向986英里处，距离太远，无法提供直接的空中支援。往北一些，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南部，埃法特岛曾被一个海军陆战营占领，目前正在建设一个战斗机用的简易机场。但是，埃法特岛位于瓜达尔卡纳尔东南方向800英里处，仍然太远。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最北端需要有一个海上基地和简易机场，这里处于瓜达尔卡纳尔岛650英里的飞行半径之内。在从空中侦察该区域的过程中，麦凯恩将军向下盯着岛群中最大的圣埃斯皮里图岛，发现丛林密布的丘陵之间藏着一块树木覆盖的平原，而且离天然良港塞贡海峡（Segond Channel）不远。也就只能用这儿了。
麦凯恩的参谋长M.B.加德纳上校后来在华盛顿对一群军官说：“谁要是想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上建立一块先进的基地，就应该好好读读《鲁滨孙漂流记》。除了丛林之外，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的一个月，需要在“纽扣”（圣埃斯皮里图岛的代号）的丛林中开辟一条6 000英尺长的轰炸机用跑道。时间如此之短，可见南太平洋地区的工程营队员遇到的挑战有多大。所有必需的设备和用品都通过船舶运到塞贡海峡，但由于港口没有码头、仓库和起重机，所有重型设备都必须用驳船拖到海滩上。燃油桶从甲板上被推下，“游”到海滩，然后人工装到卡车上，分散运到20多个隐藏的燃料仓库。用于铺设跑道的穿孔钢板马斯顿垫（Marston mat）在运输时被捆成一团一团的，每团重达两吨半，必须用油驳才能拖上岸。当“戴尔号”驱逐舰于7月28日抵达圣埃斯皮里图岛时，船员原本以为会有一个正规的海军基地，结果连锚地都找了好几个小时：“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绕着岛慢慢巡航。最后，瞭望员发现一些桅顶耸立在棕榈树上方。我们绕过去，才找到一个小海湾的入口。”
这种原始的环境需要人力，而且是大量人力，但这反过来又带来了大量后勤问题。所有物资、服装和医疗用品都必须直接从美国运来。由于疟疾流行，匡西特活动房屋
也很重要，或者至少要有带纱网的篷屋。
35名工程营设备操作员和一支非裔美国人组成的劳工队与丛林搏斗了一个月。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晚上在探照灯下赶工。工程营队员使用拖拉机、推土机和压路机，步兵则使用斧头和铁铲。卡车和土方工程设备常常由于缺少一个小零件而停工，然后必须派水上飞机到埃法特或努美阿去取。凭着拼命三郎的劲头，他们终于在7月28日完成了这项工作，这是麦凯恩规定的最后期限。第一个B-17轰炸机中队在第二天飞来，但是只能手动加油。这些四引擎大型轰炸机每架都灌了50桶油。（将近一年后，该基地才有大型航空汽油储存罐和连到港口的输油管道。）水上飞机可以在塞贡海峡外起降，但直到7月底才有水上飞机供应舰。海港没有水雷或鱼雷网的保护。工兵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很多人“得了疟疾，需要休息”。
“韦克菲尔德号”曾是一艘豪华邮船，现在为军方提供运输服务，变得肮脏而又拥挤不堪。它于6月14日穿过停泊在港口的船只，驶出了新西兰惠灵顿港口。船上载着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和他手下的大部分参谋人员，以及第1陆战师的第一队士兵。这次航行使船上的人筋疲力尽。“韦克菲尔德号”携带的物资不足，实行粮食配给制。许多人在海上瘦了15磅到20磅。
范德格里夫特本来以为能够休息调整一段时间，然后在新西兰加练6个月。但6月26日在奥克兰与戈姆利将军会面时，戈姆利一言不发地递给他金于6月24日发给尼米兹的加急电报，电报内容表明，向所罗门群岛发动两栖进攻的命令即将下达，登陆时间定在8月1日。范德格里夫特目瞪口呆。“我不敢相信，”他回忆说，“我又读了一遍电文，确认没有误解其内容。”
第1陆战师的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员是在珍珠港遇袭后立即入伍的，他们在两栖作战方面接受的训练很少，甚至没有接受过训练。而且这个师的人有2/3仍在萨摩亚或海上。“瞭望塔”行动（“瘟疫”行动的第一阶段：夺取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将在短短5个星期后就派这些新兵去攻取敌军占领的岛屿，把他们投入一场进攻战。就范德格里夫特所知，防守敌方海滩的都是些经过战斗考验的老兵，在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打败英国和荷兰军队的就是这群人。他的设备、武器和物资都成箱装在7艘运输舰的货舱里。所有这些都必须卸载和重新分类，然后根据战斗需要装到小型攻击作战运输舰上，光这一项规模宏大的后勤任务可能就需要一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来完成。
范德格里夫特不相信这个计划真正可行，至少8月1日肯定不行。戈姆利甚至更加悲观：“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做可以登陆，我要和麦克阿瑟讲一下这件事。”
金将军在电文里并没有给出肯定的命令，而是说“考虑了以下安排”，尼米兹应该相应地“准备”。
金正在设法强迫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这个计划，不顾想亲自指挥行动的麦克阿瑟的反对。经过几轮激烈的争论和艰难的谈判后，马歇尔同意实施三个阶段的进攻：攻占所罗门群岛，拿下新几内亚，最后以夺取拉包尔收尾。命令于7月2日发布，任务一是“夺取和占领圣克鲁斯群岛、图拉吉岛及其相邻要地”，该行动将由尼米兹及其附属战区司令官戈姆利将军指挥。
（金后来将“相邻要地”改为瓜达尔卡纳尔岛。）任务二和任务三为攻占新几内亚东北海岸的日军机场，随后夺取和占领拉包尔，这将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为了将“任务一”完全置于戈姆利的指挥下，划分SOPAC（南太平洋）和SOUWESTPAC（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界线将向西挪一度，改为东经159°，避开瓜达尔卡纳尔岛西端。
戈姆利的本能反应是阻挠“瘟疫”行动实施，或至少推迟实施。在这一点上，麦克阿瑟是他的临时盟友。一个月前，这位傲慢专横的将军提出要直接攻占拉包尔，要求将两支航母特混舰队从太平洋舰队转移到他的指挥下。（金否决了这个提案。）现在，一个月后，戈姆利发现麦克阿瑟愿意和他一起反对“瘟疫”行动中的间接进攻路线。
在墨尔本召开了一次仓促的会议之后，麦克阿瑟和戈姆利联合发送了一封长长的加急电报给华盛顿，提出“延期”行动。他们提出的理由包括缺乏训练有素的两栖部队、足够的运输资源以及陆基轰炸机和战斗机力量。日本的侦察机很可能会发现进攻部队，所以“现在发动突袭是不太可能的”。舰队和支援的航母编队将被迫在该地区逗留一天到四天，在这段时间内，它们“有可能遭到敌方持续的空袭、水面袭击和潜艇袭击”，有“被敌方优势兵力围歼的危险”。他们的共同建议是，在该地区积累一定的海陆空力量之前，先不执行“瘟疫”行动。
金对戈姆利感到失望，对麦克阿瑟感到愤怒。“我注意到，”他向马歇尔抱怨说，“大约三个星期前麦克阿瑟说……他可以直接推进到拉包尔。真到面对这项任务的具体问题时，他又觉得不但无法实现这个长远目标，连攻占图拉吉岛的行动也无法完成。”
金拒绝推迟“瘟疫”行动，但为避免尴尬，他承诺提供额外的海军和后勤部队来支持这一行动，派出围绕“企业号”“胡蜂号”“萨拉托加号”组建的特混舰队，以及包括油轮和运输舰在内的后勤船只。“考虑到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希望取消为执行任务一而开展的行动。”
范德格里夫特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搬到了惠灵顿市中心破旧不堪的塞西尔酒店，这里曾经非常雅致讲究，现在归他们专用。他们将要在这里完成制订作战计划这一艰巨任务。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军事组织相比，海军陆战队在研究和规划两栖战争方面都要更有经验。他们非常清楚其中的风险。在敌方海岸登陆是所有重要军事行动中最危险的。为了确保胜利，进攻方必须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要控制周边海域，拿下制空权，登陆前要猛烈轰炸敌方阵地，随后迅速将地面部队和重型武器运上海滩。如果能实现突袭，初期的风险将大大减少。但是，即使最初的攻击成功了，接下来还必须持续从海上补给，给予可靠的空中保护。戈姆利和麦克阿瑟怀疑这些条件得不到保证，并将自己的疑虑记录在案。金在距离作战现场半个地球远的地方就把行动锁定在一种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时间安排上。
海军陆战队面临的严重问题很容易催生绝望的悲观主义。范德格里夫特意识到军中士气非常低落，但不会容忍手下喋喋不休地发出负面言论。他是土生土长的弗吉尼亚人，中等身材，头发渐稀，长着双下巴。他为人友好温和，沉着镇静，即使面临巨大的压力也能保持如此。这个特质使他在海军陆战队中赢得了一个昵称“阳光吉姆”。一名参谋回忆说，一旦明确“瞭望塔”行动不可避免，范德格里夫特就“拒绝参与任何论其是非的闲谈。他会断然制止人们发表质疑行动的言论……范德格里夫特不允许我们对奉命执行的行动有任何怀疑和挑战，还会毫不留情地向这样做的人投以他们应得的蔑视”。
他们对所罗门群岛几乎一无所知。麦克阿瑟在墨尔本的总部发来了该地区的航拍照片，但收件地址有误，结果装着照片的文件夹在戈姆利的总部丢失了。他们把仅有的几张地图和图纸都铺在桌子上，但是这些图太旧，或者比例尺过小，并无大用。其中一张还将瓜达尔卡纳尔写成了“瓜达尔卡纳”。
河流标错了名字或方位。海军发来的海图是几十年前绘成的，关于珊瑚岬的细节极少。
海军陆战队表示，他们想向亲身了解岛屿情况的人咨询。新西兰人设法找到了日军入侵之前在所罗门群岛生活和工作过的一些难民。利华兄弟种植园前主管查尔斯·威迪（Charles Widdy）画了一张粗略的草图，凭记忆画出了沟渠、沼泽、丘陵、铁丝网、草原、椰子树和河流的位置。但是，像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威迪主要在沿岸区域活动，对该岛的内陆了解甚少。即使他对位置的记忆是可靠的，距离和比例也基本只能靠猜测。
这显然需要进行空中侦察，梅里尔·B.特文宁上校受命驾驶陆军航空队B-17轰炸机飞过萨沃湾。从3 000英尺的高度向下看，特文宁注意到图拉吉岛南部的蔚蓝色水域分布着大片珊瑚礁，便拍照记录下来。当飞机往南转向，侦察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北部海岸时，特文宁发现情况要好很多，于是松了口气。深蓝色的海水几乎达到海岸线，海滩上没有可见的日本防御工事。三架零式水上飞机追了上来，但这架坚实的轰炸机躲进云层逃开了，安全返回了新几内亚的莫尔斯比港。
金设立的严格期限要求后勤准备工作24小时持续不断地进行。从诺福克、新奥尔良、旧金山和圣迭戈开来的舰船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第1陆战师的物资、弹药和重型装备。所有这些都必须卸载到惠灵顿的码头上，然后重新分类、打包，装载到小型攻击作战运输舰上。这项工作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惠灵顿这座景色优美的英式城市被绿色丘陵环绕，拥有南太平洋战区最好的港口设施。港口里最大的奥特亚码头可以同时停泊5艘大型舰船。滨水区足够广阔，可以将板条箱堆放起来，隐藏在油布下。新西兰的初冬处于凄风冷雨中，纸板箱在暴风雨的肆虐下分解了，干燥食品不可挽回地泡成了糊状物。第1陆战师的很多新鲜蛋肉和乳制品因为无法冷藏而坏掉了。
惠灵顿的装卸工被组织成一个半武装的团体，由港口负责人统管，他几乎毫不掩饰对美国人的敌意。码头工人总是处于罢工的边缘，经常因为一些似乎不太重要的事拒绝工作。对于要以战时节奏工作的建议，他们置若罔闻，而提及日本人带来的危险，他们更是不屑一顾。他们喝早茶要休息，喝下午茶要休息，抽根烟也要休息，还嘲笑在惯常的下班时间后仍然工作的想法。一旦开始下雨，他们就会走开，有时候解释说没有带雨衣。停工时间一般比较短，通常不到一个小时，但是频繁得让人发狂。有一次，码头工人在24小时之内停工多达14次。大部分装卸工作是由海军陆战队员自己完成的，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夜晚开着探照灯，即使下大暴雨也照常工作。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极其赞同在惠灵顿一面墙上看到的涂鸦所言：“所有码头工人都是浑蛋。”
从一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制订计划的工作就受到了复杂又别扭的指挥系统的妨碍。金指派戈姆利将军担任“瞭望塔”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但戈姆利要留在努美阿还未完全建设好的司令部里。戈姆利将整支远征军的海上行动指挥权交给了弗兰克·杰克·弗莱彻中将。弗莱彻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的司令，已随“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航母南下。（第三艘航母“胡蜂号”在从美国前往目的地的途中，但需要在汤加塔布进行数天的修理。）
弗莱彻的航母编队（第61特混舰队）将以密集的空袭和低空扫射削弱敌方在海滩上的抵抗力量，并派战斗机拦截日军来袭飞机，掩护登陆。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维克托·A.C.克拉奇利少将指挥的第62特混舰队第6特混大队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将在军队登陆前对海滩进行炮击。麦克阿瑟的航空部队将从莫尔斯比港展开行动，袭击拉包尔的日军机场和该地区的其他辅助机场，以压制日军势必将对盟军进攻部队展开的空袭。舰队在开往所罗门群岛之前，将在斐济集结，并在斐济南部的科罗岛进行登陆演习。登陆日定于8月7日，比金最初设定的日子大约晚一周。
金派自己的参谋里奇蒙·特纳将军指挥“瞭望塔”行动的两栖部队（第62特混舰队）。特纳从1940年以来一直领导海军的作战计划处。他像金一样，杰出而又易怒。他身材矮小，头顶渐秃，戴着钢框眼镜，长着黑色浓眉，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提高嗓门。“胡说！”是他最爱用的感叹词。他无情地鞭策自己，也期待同事和下属们赶上他的步调。他思维敏锐，擅长分析——即使他的批评者们也都承认这一点——但即使是善意地向他提出批评，他的态度也并不友好。特纳极少对优异的工作表现给予赞美，指责别人却毫不迟疑，特别是过错可能在他自己时。他经常虚张声势、好为人师，更像法庭上的律师而不是海军将领。这些特点使他得到了“特凶特纳”的绰号。
在准备“瞭望塔”行动时，特纳本来希望从头开始，但直到7月中旬他才抵达新西兰，而一周后舰队就得出航，这样才能赶上金定下的最后期限。因此，他不得不从范德格里夫特的参谋团队准备的计划草案入手。
7月22日，特混舰队从惠灵顿出港，运输舰和货轮排成长长的纵队，由巡洋舰和驱逐舰护航。经过四天平静的海上航行，它们到达了斐济以南367英里处的约定集结点。舰船随着海浪颠簸，减速行驶。随着下午时间慢慢过去，新的桅杆和甲板上层建筑从各个方向的地平线上冒出来。海军老兵按类型或名称指认舰船：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舰、货轮、扫雷艇、加油船，以及（最令海军陆战队激动的）有着大型箱式轮廓的航空母舰。格鲁曼战机在头顶上空巡逻。“企业号”航空母舰附近有一艘比较罕见的战舰——“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第1突击营的贾斯蒂斯·钱伯斯少校回忆说：“当我们开始认出地平线上出现的航空母舰以及支援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组建的特混舰队时，心里涌起的那种感觉以后再也不会有了。”那是离开美国以来，海军陆战队员第一次“意识到无论要做什么，我们都会和很多朋友在一起”。
为了让行动保密，任何没有直接参与规划“瞭望塔”行动的人员都无权得知作战准备情况。有传言称第1陆战师将援救斐济的一支新西兰驻军。
但是，实际出现的是巨大而雄伟的海上力量——舰队里有82艘船，这是太平洋战争到当时为止集结起来的最大舰队。这只能意味着一场大战即将展开。“企业号”上的一名飞行员回忆说：“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舰船铺满了海面。美国似乎要进行开战以来首次大规模进攻，参与其中让舰队的每一个人都无比兴奋。”
舰队围绕科罗这座小岛聚集，特纳安排在这里进行演习。巡洋舰炮击科罗岛的南部海滩；格鲁曼F4F战斗机在头顶上方轰鸣，模拟与敌军作战、击落日军零式战斗机；舰载俯冲轰炸机从高空猛冲下来，向指定为敌方阵地的地方投放百磅重的炸弹。他们很快发现，科罗岛在一个关键的方面与瓜达尔卡纳尔岛不一样。低潮时，浅珊瑚岬阻挡了希金斯登陆艇，使其无法靠近。满载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的第一批船搁浅了，螺旋桨也被卡住。因为没有备用船只，特纳取消了登陆演习。
7月26日下午，舰队司令弗莱彻召集特混舰队指挥官到他的旗舰“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会面。海浪太大，靠小艇或救生裤登船不仅困难重重，而且非常危险。“杜威号”驱逐舰载着特纳，慢慢靠近庞大的航空母舰。范德格里夫特在第1陆战师几名军官的陪同下，乘坐“赫尔号”驱逐舰来到航空母舰上。麦凯恩将军抓着来回晃动的梯子往上爬时，废物槽里倾倒下来的大量变质牛奶和垃圾淋了他一身。将领们在弗莱彻的军官起居室召开会议。值得注意的是，戈姆利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位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派参谋长丹尼尔·J.卡拉汉少将代表他出席。
据多名与会者所述，弗莱彻将军心情很不好，开场的语气明显不对劲。他要求所有将官军衔以下的军官离场。范德格里夫特认为弗莱彻“不安又疲惫”，而且对“瞭望塔”行动的细节了解得并不全面。弗莱彻将军似乎认为整个行动就是一场灾难，“很快告诉我们他认为不会成功”。
所有人都认为行动仓促，感叹时间不足，无法开展仔细周密的准备。弗莱彻和特纳的作战指令和附录甚至没有足够的副本，许多舰队参谋和舰长不得不亲自做笔记。
讨论涉及诸多细节，包括后勤、燃料补给，以及空袭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占领圣克鲁斯群岛和派陆军驻军部队救援海军陆战队的时间安排。当会议主题转到为登陆部队提供空中保护这一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时，讨论氛围立即变糟了。特纳估计需要四五天时间将设备、弹药和物资卸载上岸。弗莱彻直接回答说，他只打算让航空母舰在附近停留两天。经过一阵紧张的辩论后，弗莱彻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航空母舰将停留三天。“D+2日”后，特纳的两栖部队将不得不在没有空中保护的情况下作战。讨论完毕后，弗莱彻宣布散会，指挥官们离开时都郁郁寡欢。海军陆战队军官登上小艇，准备回到自己的船上时，一名参谋发觉范德格里夫特“心烦意乱，没有心情说话”。
去往所罗门群岛的航程中太平无事。
联合特混舰队蜿蜒前行，以避开敌方潜艇。沿新喀里多尼亚北部海域向西进入珊瑚海后，瓜达尔卡纳尔岛位于舰队右侧远方。平静的洋面上微风习习，舰队因一大片低云的遮蔽，躲过了日军侦察机的视线。“刚开始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是在参战，”“蒙森号”驱逐舰舰长罗兰·斯穆特说，“我们巡游在美丽的南太平洋水域，就像要去参加主日学校的野餐一样随意而无忧无虑。”
在运输舰上，海军陆战队员擦拭步枪、机枪和弹药筒并上油保养，装满弹药带，调好步枪瞄准器，磨快刺刀和匕首。他们将装备摊在甲板上，清点并重新包装。他们准备好随身背包，把睡垫仔细捆好放在背包上面，沿着舱壁排列成行。私人物品装入水手袋，委托船员照管。每个人都要携带六罐口粮，够吃两天；一百发弹药装在一条子弹带里，另一百发装在弹囊里；两颗手榴弹；一把丁字镐或铁铲（二选一）；两个水壶、一个防毒面具、一个急救箱、一个睡垫、一件雨披、一顶蚊帐、一套野战炊具。
他们靠唱歌、抽烟、打牌或写家书来打发时间。晚上，他们睡在又热又脏的船舱里，床铺有四五层高。为了逃避高温，一些人蜷缩在甲板上或在救生艇里席地而睡。
8月5日，在三个航母编队的带领下，舰队向北转，进入行程的最后一段。那天下午天气晴朗，太阳照晒了好几个小时。但是舰队的好运持续了下去，没有日军侦察机出现在头顶。下午3点左右，舰队进入了另一个锋面，浓密的云层和断断续续的暴风雨掩盖了舰队的踪迹。第二天，也就是“D-1日”的下午，弗莱彻的三个航母编队调整方向，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迎风侧海岸以南占定位置。特纳的水陆两栖部队继续北上，开往猎豹浅滩（Cheetah Shoals），也就是这座多山岛屿最西端以外的海域。
晚上11时5分，北上舰队分为两列纵队，相距1 000码
。第一列（运输大队XRAY）向东紧靠瓜达尔卡纳尔岛北部海岸航行，第二列（运输大队YOKE）向萨沃岛层状火山锥北部前进，然后向东开往图拉吉岛和恩格拉群岛。黑夜里海面一片平静。甲板上一根烟也不允许点。一弯新月升起在东面的地平线上。
赫伯特·L.梅里拉特上尉回忆说：“气氛十分紧张，四周特别安静，只能听到发动机稳定的颤动声、舰首拨开水面的声音和士兵们在露天甲板上蹑手蹑脚地走动的声音。”
巡洋舰和驱逐舰以27节的航速高速前进，飞溅的海浪拍打着舰船的栏杆。在这样的速度下，军舰将露出“嘴里的骨头”，也就是舰首两侧长长的白浪，即使在黑夜里也能看到。日军瞭望员会发现它们并提高警惕吗？岸上没有开枪，也没有其他动静。“敌方没有任何反应，”斯穆特舰长说，“我们已经彻底做到了突袭。”
海军陆战队员贴着运输舰的栏杆研究起了越来越近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形状。天还没亮，岛屿轮廓看不真切，只呈现出高耸的黑色锯齿状形影。他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可以看到的东西很少，但是已经闻到了潮湿植被发出的浓烈的恶臭味。随着黎明第一道曙光的到来，他们渐渐地看到了崎岖的蓝绿色山脉、森林茂密的山脊、点缀其中的片片浅色的开阔平原，以及沿着蜿蜒入海的河流两岸生长的树木植被。用双筒望远镜扫过紧邻海滩的村庄时，可以看见一簇簇茅草屋顶和菜园。沿岸每隔几英里，就有一个三角洲突出形成一处入海口。其中一处是“红滩”西面的隆加河河口，海军陆战队将在这里上岸。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将近完工的日军机场，位于海岸往内陆几英里的地方。
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收到警告，做好了在“红滩”上进行一场血战的准备。那些在最初的袭击中幸存下来的人必须向内陆挺进，跨过可能充作战壕的排水沟，冒着炮火蹚过河流，穿过遍地都是的刀刃般锋利的茅草。在每个阶段，他们都会遇到成千上万武装精良、作战狂热的日本人。一名海军陆战队中尉告诉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他预计有1/4的人会在第一轮攻击中死亡。
即使如此，士气仍然很高。二等兵威廉·罗加尔感到“心都揪紧了，但没有什么比胆怯更让人不安了”。比死亡或受伤更让罗加尔担心的是丢人或“临阵退缩”。
战后作为回忆录作家和传记作家获得文学声誉的海军陆战队二等兵威廉·曼彻斯特写道：“尽管死亡的想法对你没有吸引力，但你却像服了一剂猛药，浑身充满了活力。”
他最想要的就是马上离开肮脏、拥挤的运输舰。一个多月来，这就是他生活的宇宙。战前在波士顿做食品批发商的一名预备役上尉说，他觉得“并不比平时被派去做某种棘手的工作更紧张——比如在人们反感推销时尝试卖出大订单”。
清晨6时13分，乌云中从东向西透出缕缕灰光，“昆西号”重型巡洋舰的主炮台瞄准了隆加河河口并开火。8英寸大炮发出的强烈气流在舰船旁的海水中留下一个个水坑。隆隆的震荡声回响在萨沃湾，并从周围群岛的山间传来回声。对于特文宁上校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时刻”——这是盟军的第一场反击战，通往空袭东京的漫长血路上的第一步。
4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也开了火，炮口喷出的黄绿色火焰照亮了海面、舰船和周围岛屿上的丘陵和山脊。曳光弹划出的一道道红色弧线抛向海岸，猛烈的爆炸从背面照亮了海滩上的棕榈树。一枚炸弹落到隆加河河口西面库库姆村（Kukum）的一个临时燃料库中，结果引起巨大的爆炸，百尺高的火墙和黑色的油烟直冲云霄。北线火力支援大队的“圣胡安号”轻型巡洋舰上的瞭望员向图拉吉岛、吉沃图岛和塔纳姆博格岛开炮，射程达2 000码。不到两分钟，海滨地区就只剩下一堆堆冒烟的残骸。
第一轮炮击进行了5分钟后，火炮突然安静下来。那是在提示格鲁曼F4F野猫式战斗机开始对未完工的机场跑道进行首轮低空扫射，这些战斗机在黎明前便已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红色曳光弹从0.50英寸机枪中射出，落下后又反弹回空中，形成发光的浅“V”形。
“胡蜂号”第71战斗机中队的16架格鲁曼战斗机从恩格拉南部的海湾上低空飞过，用0.50英寸机枪把停泊在图拉吉岛和塔纳姆博格岛旁的水上飞机打得满是弹孔并燃烧起来。
敌方的几架川西水上飞机和水上战斗机变成了水上地狱。
掉头进行第二轮扫射时，第71战斗机中队摧毁了敌军的登陆艇、燃料驳船和机关炮台。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向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岸线上的指定目标投下了1 000磅重的炸弹。轰炸机俯冲投弹后重新拉升，向西返回航空母舰，此时巡洋舰和驱逐舰再次开火。
范德格里夫特和特纳在“麦考利号”运输舰上拿着双筒望远镜观察现场。巡航水上飞机投下的彩色发烟罐标出了登陆海滩的位置。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隆加河与特纳鲁河（Tenaru River）之间3英里长的海岸线上冒着一缕缕黑烟。舰炮和舰载机已经完成了各自的任务：日军建筑物、兵营、无线电站、码头、营地、仓库和防空炮正在熊熊燃烧。岸上没有炮口在闪光，也看不见任何敌军部队。在空中侦察岛屿的巡航飞机报告敌方没有行动。连当地人似乎都逃到丛林里了。范德格里夫特及其参谋注意到了距离隆加河河口几英里远的高耸的奥斯汀山。他们手中的地图将它标记为海拔不确定的“草丘”。但是，它显然高出周围平原1 000多英尺。他们不得不收缩战线，将其排除在外。
登陆图拉吉岛的“H时”定在早晨8点整，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的“零时”定在其半小时后。6时30分，特纳传令放下登陆艇。伴随着穿过吊艇柱的链条刺耳的当啷声，登陆艇被放入海中。舵手们谨慎地驾船绕过战舰，等待着信号旗召唤他们返回来载人。低速运转的发动机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排放的尾气飘荡在海面上。还差几分钟到7点时，海军陆战队员开始沿吊货网下船。他们小心翼翼地抓住垂直的绳索（而不是水平的绳索，否则手指可能会被另一个人的靴子踩碎）。重型装备用快拆带捆绑，万一落水也不会沉下去。海军陆战队员踏上希金斯登陆艇平平的船底后会找地方坐下来。一旦满员，舵手就会驾船掉头离开。情况接近完美，水平如镜。运输舰两侧的吊货网都被放下，左右舷可以同时下船。没有翻船，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延误。在经过科罗岛犯错的闹剧之后，登陆作战的顺利程度令人惊喜——唐纳德·迪克森少校称之为“我见过的最熟练的行动之一”。
上午7时41分，第一批登陆艇越过了出发线（位于两艘驱逐舰之间），全力前行。海军陆战队员蹲伏着，头低于船体边缘。激起的海水飞过两侧，也打到他们脸上。登陆艇尾部的美国小国旗在风中轻快地舞动着，噼啪作响。“文森斯号”重型巡洋舰上的一名海军士兵表示：“这看起来像是在纽波特举办的一场赛船比赛，我们的旗帜在冲向海滩的小艇尾部飘扬着。这样的场面很激动人心，但敌人还是没有开炮或者用其他武器开火，我们开始有点担心，因为我们知道迟早敌人会反击的。”
驱逐舰继续用5英寸舰炮轰击海岸。随着第一批登陆艇冲上沙滩，炮火停了下来。海军陆战队员从两舷下船，踏着海浪上了岸。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反抗。从库库姆村到特纳鲁河河口，海滩上和相邻的椰林中显然空无一人。一颗白色信号弹发射上天，表示登陆未遇抵抗。
当天早上的第三批和第四批登陆部队到达时，滩头平静得有些怪异。远处偶尔传来一声枪响，但没有那种交战式的密集而持续的枪声。在后来抵达的船上，海军陆战队员悠闲地排成队，一个接一个地跳下船头，跃过拍岸的海浪，避免靴子被泡。士兵们在阴凉处休息、吸烟，或尝试用匕首、刺刀打开椰子。有几个人甚至脱掉外衣，只穿内衣跳入海浪里游泳。当地的小茅屋被海军后勤工作队征用，变成指挥所，钉在棕榈树上的指示牌告知货物处理人员应在何处堆放运来的设备和物资并加以分类。医疗帐篷支了起来，上面插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但到上午10时30分，唯一的伤员是一名年轻人，他在用大砍刀打开椰子时割到了手。
这似乎太容易了，甚至让人觉得有点不祥。日本人想把他们引入埋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