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蔚蓝色的南太平洋浩瀚无边，航行中常常难以确定哪里可以登陆。这时，航海员会特别留意洋面上漂浮的树叶或椰子；会驾船跟随海鸟航行；会观察远处大团大团的雷暴云，那里的地平线下方可能有岛屿；甚至会仰起头来，闻闻海风的味道，因为在看到陆地之前，经常能先闻到陆地特有的气息，特别是夜间和阴天时。没有哪个地方比所罗门群岛更适合这样的描述。所罗门群岛位于赤道以南几个纬度，沿珊瑚海和布干维尔岛之间500英里 的轴线斜向分布，岛上丛林密布，臭气熏天。其中较大的岛屿会发出混合了潮湿土壤和腐烂植被的气味，离岛十几二十英里远都可以闻到。

船只驶近这种特殊气味的源头时，水手可以观察到山肩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而山巅依然隐藏在密密的云盖中。平原和山谷上，深浅不一的绿地向山脚下延伸。棕榈树林和红树林沼泽沿海岸分布。最后，他们会发现海滩。海滩像一条横卧的白色边界线，一侧是岛上郁郁葱葱的植被，另一侧是温暖的蔚蓝色海洋。

所罗门群岛主要由十几个多山的大岛组成，它们呈双链条状分布。其间星罗棋布地分布着数以百计的小岛和环礁，大多无人居住，有些海拔不到10英尺 。该地区跨越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南弧，历史上这里地壳运动活跃且剧烈。板块移动形成的俯冲带，以及深达2万英尺以上的海沟，沿群岛南北两侧并行分布。这种地壳构造和火山力量从海底拱起了这些岛屿，使岛上的山峰高达5 000英尺到7 000英尺。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波波马纳休山海拔7 661英尺，距离该岛南部海岸的直线距离只有7英里。从海岸再向前10英里，就是深达17 500英尺的南所罗门海沟。只有在火山带，才会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同时存在海洋深渊和陆地高峰这样的极端地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所罗门群岛上居住着大约10万名肤色黝黑的美拉尼西亚人。他们的祖先是古老的游牧民族，通过更新世的大陆桥从亚洲迁徙到此，或是划着手工打造的独木舟跨海来到此地。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里基本未变，以小村庄、孤立的部族和家庭为单位，穿着很少的衣服或不穿衣服，通过狩猎、捕鱼、觅食、养猪以及在小块农田上种植芋头和山药等勉强维持生计，生活水平停留在新石器时代。他们讲大约100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相邻部落之间也无法互相理解。他们的通用语是一种从英语演化出的现成的“皮钦语”，这是一种简化的混杂语，大约只有600个词。他们没有共同的民族感，只忠诚于自己的部族、祖先和圣地。

他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述说曾经发生过的野蛮战争。经过几代人之后，历史就会成为传奇；再经过几代人，传奇就成了神话。年轻人在达到一定年龄后，会拿起武器去解决传奇和神话中流传下来的世仇。他们突袭敌对的部落和村庄，杀人、斩首，吃掉敌人。在19世纪，当地土著人最初与欧洲船员频繁接触的时期，猎取人头和同类相食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有些白人不择手段，开展非法贩卖奴隶的贸易。这种贸易被称作“捉乌鸦”——将当地人骗上或赶上船，运到澳大利亚，逼迫他们在那里的甘蔗种植园耕作。于是受害者部落的成员会对任何看起来像从事贩奴贸易的人进行报复。因此，白人上岸就有被斩首和变成烤肉的风险。之后，杀手可能会风干他的头颅，留作纪念。所罗门群岛在1893年被英国人掌管之前（英国人发誓要结束奴隶贸易，并要禁止猎取人头和同类相食），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暂且不提自决权、经济剥削和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话，历史将显示，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使所罗门群岛进入了“不列颠治世”。英国政府将这些岛屿划为“受保护领地”，而不是直辖殖民地，对当地土著人的事务行使相对有限的权力。岛上居民基本像过去一样生活，认可村庄里部落酋长（“头领”或“大人物”）的权威，并按照传承下来的习俗和规则生活。岛民之间如果出现争端，酋长们不是诉诸武力，而是请求殖民地官员进行调解，他们一般愿意接受判决。缺乏食物的部落可以请求救济，会得到食物或被重新安置到可以耕地或捕鱼的地方。由于年代久远，现在已无法得知当时有多少土著人真正欢迎英国的治理，但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很少有人因憎恨而彻底反对英国的统治。即使在接受殖民统治的早年，抗议英国当权者的有组织的行动也是零星而短暂的。到1941年，已没有任何抗议，大多数岛屿已不再需要常备军来维持秩序。所罗门群岛的土著人直接被白人的武器、船只和技术吓倒了，飞机可能是最让他们震惊的东西。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超出了当地人的理解能力。反抗是荒谬的，最好默认并充分利用这种力量。许多岛民狂热地忠于英国人，他们有机会在即将到来的太平洋战争中证明这一点。

殖民政府的所在地位于恩格拉群岛（又称佛罗里达群岛）中迷人的小岛图拉吉上，大得多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往北20英里就是该群岛。图拉吉岛长3英里，形状像沙漏，英国人在这里集中修建了殖民地生活所必需的设施，包括军官俱乐部、兵营、酒店、富丽堂皇的官邸、小型高尔夫球场、板球场、无线电站，以及配备基本海港设施的码头。边远的大岛划分成一个个区域，每个区域由一名区长（district officer，缩写为DO）管理，这名官员一般是年轻的未婚男子，属于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初等阶层。区长不得不忍受原始的生活条件、令人窒息的炎热以及反复出现的疟疾。他会独自住在海边的一座普通房子里，靠近当地最好的天然港口。他的住所往往也用作当地政府的总部。他的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但是除了自己招募、培训和雇用的本地人以外，手下没有任何其他工作人员。区长兼任总督、法官、警察局长、法医、收税官、土木工程师、记录员、港务长、出纳和邮政局长。所有的公共资金都经他的手，他的官方记账簿要记录每一分钱的走向。他要在泥泞的丛林小径上从一个村庄跋涉到另一个村庄，或驾驶小型木制帆船沿大多数人聚居的海岸航行。

区长像其他典型的白人岛民一样，完全相信自己天生有权管理土著人，他们（毕竟）“刚刚从树上下来”。（这种令人生厌的说法经常可以在大英帝国较为原始的边疆领地上听到，一句话概括了他们殖民统治的逻辑依据。）但是英国人对殖民压迫驾轻就熟，精明地 通过 既有的社会秩序维持其统治，而非凌驾于其上。老练的区长与村里的大人物商讨事务时，特意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在当地的规则习俗与英国当局不冲突时，总是遵从当地做法。

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政府，但也足够了。在大英帝国的宏伟蓝图中，所罗门群岛以前一直无足轻重。这片群岛地处偏远，难以到达，哪怕与太平洋的其他岛屿相比亦是如此。它们对贸易几乎没有贡献，也没什么自然资源。欧洲人很少造访此地，愿意留下来的就更少了。1941年，整个群岛上共有五六百名白人，他们是种植园管理人员、船务代理人、贸易商、探矿者、店主、医生、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大多数人期待着自己事业发达或是发财致富，早日离开这里。所罗门群岛是个艰苦的所在，这里气候闷热，季风盛行。被雨水浸透的丛林和红树林沼泽催生出种种奇怪的热病和皮肤病——疟疾、登革热、黑尿热、痢疾、丝虫病、细菌性痢疾、麻风病、象皮肿、痱子和壕沟足。鳄鱼和水蛭在河流和沼泽里潜伏着；凶猛的鲨鱼时常出没于岛屿周围的礁石附近；蝎子、蜘蛛、蜈蚣和蛇会咬人；锋利的茅草像刀片，会割伤从旁边走过的人；猫一样大小的老鼠在灌木丛中窜来窜去。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说，离开这里时从船尾望去，岛上的风景才显得最美。

这就是1941年的所罗门群岛：大英帝国的边缘领地，经济和政治一潭死水，是个战略上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地方。然而，这一切都将于1942年以一种突然、猛烈的方式发生改变。

珍珠港战役后六个星期，1942年1月22日早上，战争降临此地。日本第一次在图拉吉岛扔下了炸弹。空袭就像个晴天霹雳。英国人并没有想到日本人会往南和往东打这么远，一直打到所罗门群岛南部的中心地带，当时盟军舰队和陆军还在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等比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近数千英里的地方鏖战，所以日军的进攻尤为令人惊讶。第二天，日军一支水陆两栖部队登陆拉包尔，这座海港城市由澳大利亚控制，有先进的航空基地，坐落于新不列颠岛，该岛位于图拉吉岛西北650英里处。日军迅速控制了那里1 500人的驻军。英国人在所罗门群岛几乎没有任何军事部署，很明显日本人随时可以吞并整个群岛。

日本正在以这种征服方式席卷整个太平洋地区。1941年12月7日，日军在广阔的阵线上发起了海陆空闪电战，盟军无力抵抗，日军一路向前推进。在夏威夷、菲律宾、威克岛、关岛、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缅甸、新不列颠以及中国香港地区，日军每次进攻都以空袭开始。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和陆地上起飞，发动突然袭击，飞行距离之远出人意料。它们摧毁盟军的机场和海军基地，为登陆扫除滩头上空的障碍。运兵舰队随后跟进，步兵队伍冲上岸，经常一弹未发就迅速拿下防守不力、完好无损的盟军机场。日本战机飞到占领的机场，准备下一轮进攻，进一步往南往东进军。少量盟军筑起防御线抵抗，尤其是菲律宾的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的美菲联合部队，但日军切断了盟军的退路，从侧翼围攻。靠着这种快速、连续、蛙跳式的作战模式，日军在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筑起了一个巨大的太平洋帝国，而且只遭受了轻微的损失。

在1941年12月之前，傲慢的美英航空专家坚持认为日本飞机是西方技术的低劣仿制品，而日本飞行员简直就等同于测试碰撞用的假人，笨拙又可笑。但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星期里，这种错觉被打破了，日军有效地摧毁了大部分战区的盟军空中力量。直到征服的浪潮漫过它们，盟国才开始明白自己被愚弄了。日本人巧妙地利用了西方对手的傲慢与种族沙文主义，掩饰了其航空队和飞行员的强大力量。

日本海军配备了两种非常精良的双引擎中型轰炸机，G3M（盟军代号“内尔”）和G4M（“贝蒂”）。每架可携带有效载荷超过1 700磅 的鱼雷或炸弹，飞行范围超过2 000海里。轰炸机经常由三菱A6M零式战斗机护航。零式单座战斗机性能卓越，在爬升速度、转弯灵活性和机动性方面超出同时期的任何其他战斗机。在最初与零式战斗机交手的过程中幸存下来的盟军飞行员对其卓越的转向能力和爬升速度感到惊愕不已。虽然到轰炸珍珠港时，零式战斗机已经投入使用一年多的时间，并且在中国战场的空战中一次又一次地轻松获胜，但这种飞机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事先没有人提醒盟军飞行员注意零式战斗机的性能，也没人给出与之作战的建议，因此他们被迫在无情的空战中去了解这种奇特的“杂技式”战斗机。

英国人将其亚太帝国的命运寄托在了新加坡（“东方直布罗陀”）这个重要的海军基地和航空基地上面。然而，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局面就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一支日本侵略部队在马来半岛东北海岸登陆，日本轰炸机在整个地区轮番轰炸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场。无论在空中、陆上还是海上，日军都节节获胜。轰炸珍珠港三天后，日本战机在马来亚附近海域炸沉了“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这是海军历史上大型军舰第一次在海上被空袭击沉。英国指挥官将幸存的飞机撤回新加坡，把马来亚北部领空让给敌人。日军以惊人的速度向南开进，突破英联邦军队的阵地并迫使他们溃退。入侵者开展猛烈的正面进攻，辅以侧翼攻击，并结合渗透战术，派轻装小分队深入丛林和红树林沼泽地，从背后袭击英国军队。日军沿海岸线不断向南推进，小艇往来穿梭，运送部队。面对诡计多端、灵活机动的敌人，加上连续遭受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但又无力报复，防线上的英军迅速放弃了阵地，四处逃散。

南下与其他部队会合，或进入新加坡这个岛屿城市后，他们四处散布有关敌人恐怖行为的消息：日本人是超级战士，战斗力不可思议，能够忍受海上的艰苦生活；无法在丛林中击败他们，显然在空中和海上也无法击败他们；日本人肯定是战无不胜的，他们要来了。在英国和英联邦的许多部队中，沮丧消极的态度扎下了根。士兵们悲愤不已，鄙视自己的军官——他们前不久还表现出轻敌和傲慢，现在面对敌人却束手无措。于是，士气从内部瓦解了。在新加坡的码头上，惊慌失措的百姓开始大逃难，争先恐后地挤上离港船只。有军官用不当手段获得转移到爪哇岛或其他地方的调令。日本军队穿越柔佛海峡进入新加坡一个星期后，阿瑟·珀西瓦尔将军带领约8万人的军队向人数不及他们一半的日军投降。随着新加坡的沦陷，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命运也已注定。2月底，在海战中处于弱势的盟军多国舰队很快被击败，爪哇岛上剩余的航空部队和地面部队撤到了澳大利亚。

此时，所罗门群岛上恐慌的白人难民纷纷涌向南部和东部，希望能找到前往澳大利亚的船。殖民地官员也面临着同样无法控制的局面：与马来亚不同，所罗门群岛上仅有少量的英国军队，抵抗入侵的能力极其微弱。领地官员并未假装有任何希望可以阻止日本人的下一步进攻。敌人会占领所罗门群岛，赶走英国人，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盟军才可能有机会打回来。图拉吉和邻近岛屿的百姓收拾物品逃离了。当地的常驻行政长官是所罗门群岛的英国高级官员，他搬到了东部较大的马莱塔岛上。一般靠风帆航行的单桅纵帆船和多桅纵帆船从西北部顺着盛行风带走了撤离人员。破旧的燃煤蒸汽船“莫林达号”在1月份最后一次离开了所罗门群岛。在图拉吉岛附近的吉沃图岛（Gavutu）的码头上，一群难民要求上船，造成一名医生受伤，险些引起一场骚乱。船长收留了惊恐的逃难人员，把他们带到了澳大利亚。

到1942年3月，大多数白人已从所罗门群岛撤离，社会秩序也在崩溃。但是，殖民服务局的年轻区长被告知要留下来继续工作。英国政府甚至婉拒了他们的服役申请。

马丁·克莱门斯就是其中一员。他26岁，苏格兰人，是阿伯丁市一名唱诗班指挥的儿子，拿奖学金读完名校，毕业于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克莱门斯于1937年进入殖民服务局，1938年被派往所罗门地区，在所罗门群岛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和马莱塔这两个丛林密布的大岛上服务过。他是一名健壮的男子，留八字胡，方下巴，他也是自己的时代、所受的教育和所在的社会阶层的产物。他忠诚的伴侣是一条品种不详的小黑狗，名叫岁闹。克莱门斯对服饰仪表十分讲究，严于律己，面临危险时坚韧不拔。他的私人日记记录详细，也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他会在日记中引用莎士比亚，并不时加入流行的感叹词，比如“太赞了！”和“绝了！”。在日军占领的那些艰苦岁月中，他将会证明自己足智多谋、英勇无畏、百折不挠。

当殖民政府从图拉吉岛撤出时，克莱门斯奉命接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区长职务。岛上的行政部门坐落于北岸的奥拉，位于图拉吉岛东南方向约20英里处，两岛之间的水域后来被称作“铁底湾”（艾恩博特姆海峡），此时还叫萨沃湾（Savo Sound）。在这里，克莱门斯搬进了一座建在木桩上的普通白色房子里，屋顶覆盖着棕榈叶。他在一棵大榕树的顶部建了瞭望台，四周围绕着鸡蛋花、木槿，还有一个小院子，里面种着山药和芋头。一个土著人整个白天都在这儿站岗，以防敌机来袭。

图拉吉岛和附近的吉沃图岛、塔纳姆博格岛（Tanambogo）上的皇家空军设施每天早上被轰炸，时间甚至规律到可以预测，就像东京的火车时刻一样准。川西四引擎大型水上飞机几乎每天都从高空中飞过，返回时往往会降到树梢的高度，与克莱门斯的房子擦身而过。

克莱门斯的职责之一是通过被称为“海岸警卫服务”的无线电网络发送观察报告，这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预警体系。海岸警卫队起初是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非正式组织，提供敌方海上行动和空中行动的预警。警卫队员会将观察报告传送到澳大利亚北岸汤斯维尔市的接收站。每个人都配备了一台3B型“远程无线电台”，这种装置可将语音信息发送到大约400英里远的地方，用莫尔斯电码则可发送到大约600英里远的地方。这种设备里有一块经过特别切割的晶体，能够以很少有人用的6兆赫频率进行传输。使用它是为了躲过日本人的监听，但实际上未能成功。这种设备最大的缺点是体积庞大，里面包含了十几个单独的元件，有接收器、发射器、扬声器、一组天线和大量备件。它由一对笨重的6伏汽车电池供电，必须经常充电，需要用到汽油发电机和燃油。

克莱门斯每天都发送信息。他也会收听所罗门群岛北部各岛上其他海岸警卫队员的广播，他们的报告表明日军正节节进逼，从西北方向不断向南扫荡。日军攻陷据点、击溃守军，海岸警卫队员潜入丛林内部。日本人进入布干维尔岛北部的布卡通道（Buka Passage），驻扎在那里的皇家空军分队四散逃入灌木丛。4月5日，日军在布干维尔南部的康古海滩突然登陆，迫使布因的海岸警卫站停止广播。 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日本人占领了布因周围的地区，并拿下了附近的肖特兰岛。

克莱门斯竭力维持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治安，但他分身乏术，无法阻止土著人和白人难民抢劫、破坏被遗弃的种植园。他逮捕抢劫者，让证人出庭做证，并把被遗弃的物资挪到安全的政府仓库。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为难民安排食物、住所和船只，或者遣返由于种植园被遗弃而无事可做的来自其他岛屿的土著人。

岛上的白人在恐慌地逃离，这对土著人可无法隐瞒。他们议论纷纷：“大批日本人来了。” 全岛各个村落的酋长纷纷前往奥拉质问克莱门斯。为什么大部分白人都在慌乱地逃离？日本占领下的村庄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回忆录中，克莱门斯记录了1942年3月他向一个酋长代表团所讲的话（用的是皮钦语）：“No matter altogether Japan’e come, me stop long youfella.Business belong youfella boil’m, all’e way, bymbye altogether b’long mefella come save’m youme.Me no savvy who, me no savvy when, but bymbye everyt’ing’e alright.” （“即使大批日本人来了，我也会留下来和你们在一起。跟着我，最终盟军将会打回来，从敌人手中拯救我们。我不知道谁会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最终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克莱门斯回忆说，他做出这个承诺时“心情沉重”，但酋长们似乎接受了他的承诺。

4月初，克莱门斯乘帆船到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西北角，拜访种植园经理“大雪”F.阿什顿·罗兹（F.Ashton “Snowy” Rhoades）。罗兹是一个强壮、倔强、很有主见的澳大利亚人，看到岛上大多数白人居民纷纷逃离，他嗤之以鼻并拒绝加入他们。他还十分蔑视英国殖民政府，（根据他的日记）认为政府简直“崩溃了”。 他的房子建在拉沃罗（Lavoro）一个高高的悬崖上，向西望去，海天一览无余，来袭的日军舰只和飞机必然躲不过他的观察。克莱门斯说服罗兹加入海岸警卫网络，并为他安装了一台远程无线电台。

4月29日，盟军巡逻机发现一支日本舰队从所罗门群岛北部南下。两天后，克莱门斯看到了到当时为止日军对图拉吉岛最猛烈的一次轰炸。5月2日，圣伊莎贝尔岛上的海岸警卫队员报告，在岛屿西北部海湾观察到一艘日本航母，距离图拉吉岛仅150英里。这是敌军即将入侵的明确证据。塔纳姆博格岛上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只有4架水上飞机和一支小型驻军，在敌军登陆之前便宣布撤离了。他们乘一艘老旧的汽船穿过萨沃湾，抵达奥拉，还拖来一架损坏的“卡特琳娜”水上飞机让克莱门斯看管。克莱门斯招募了几百名土著人将这架飞机拖上岸，藏起来后盖上棕榈叶作为掩护。

5月3日凌晨，一支小型日本舰队驶入图拉吉港。部队上岸后发现英国政府的人已经撤走，该岛基本已被遗弃。克莱门斯立即派人将损坏的“卡特琳娜”飞机拖入海湾，沉到海底。

5月4日早上，情况突变。8点时，一大群陌生飞机组成的编队出现在上空。它们不是来自拉包尔和布卡岛上的敌方航空基地所在的西北方，而是来自南部。这些陌生飞机是美国“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次对停泊在图拉吉岛附近的日本舰只的突袭是珊瑚海战役（1942年5月4日至8日）的开场。罗兹表示，听到“头顶上巨大的轰鸣声”，他吓了一跳，“看到二三十架单引擎飞机直接飞往图拉吉岛，我惊讶不已。这些飞机只有几百英尺高，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机翼上的星形图案”。 看到“12架俯冲轰炸机从图拉吉岛上空云端冲下来的壮观景象”让克莱门斯很激动，“真是天降甘霖”。 扔完炸弹和鱼雷后，飞机越过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山脊，消失在南方。

克莱门斯的位置很危险。美国飞机来了又走，还没有把日军赶出图拉吉岛。他的房子离海滩很近，日本人随时可能来袭击他。5月5日，克莱门斯在奥拉的海滩上，三架川西飞机突然从他的头顶上低空飞过。几天后，布干维尔岛上的一名澳大利亚海岸警卫队员报告说，一支大型日本舰队正在布卡岛的卡罗拉港口集结。“对我来说，现在的问题很清楚，”克莱门斯评论道，“我们在奥拉，日本军队在图拉吉岛，相距不到20英里。” 敌人很有可能会来到奥拉，而不是沿岸的其他地方，因为他们从审问的土著人口中获知，这是整个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英国行政总部。如果被俘，克莱门斯会备受折磨，被迫供出他所知道的一切。

罗兹在岛上最西北端的拉沃罗也处于同样令人担忧的境地。日本的巡逻机几乎每天都低空掠过他的房子。他感觉自己“像生活在鱼缸中的金鱼一样透明”，每当听到飞机的轰鸣声时，他都会藏在覆盖着棕榈叶的一个洞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意识到，现在这场战争终于来到了我们身边。我就是一个平民间谍，一旦被抓住就会被当作间谍对待。”

与所罗门群岛的所有大陆岛一样，瓜达尔卡纳尔岛也很大，几乎完全未开发。种植园之外的其他地方没有道路，内陆旅行靠徒步走泥泞的丛林小路或河床。沿海平原的另一边，是地势起伏的丛林山区，当时的地图尚未绘制出这片广阔的土地。深深的山谷两侧是刀刃般的山脊，通往山脊的林中小径在其间依稀可见。阴暗的丛林中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藏身，一队敌军士兵经过都不会发现有人存在。

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时间很少。物资、食品、武器、弹药和燃料罐必须包起来，搬到丛林中的隐秘地点。任何对敌人可能有价值的东西都不该留下来，必须带走或者销毁。克莱门斯说：“要做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思考。事情发生得非常快，形势十分严峻。远程无线电台把我拴在了海滩上，但我必须在短时间内将所有东西都藏在丛林中，因为敌军如果发动快速进攻，从图拉吉岛来到这里只需要两个小时。”

克莱门斯手里有一支由土著人组成的警察部队，成员均非常可靠。但他还需要雇用数百名工人和搬运工，而他雇用的每个土著人的行踪和作为都可能有另外十个人知道。他能相信他们吗？即使没有被直接出卖给日本人，他能信任土著搬运工不会抢劫秘密储存的物资吗？克莱门斯和罗兹在5月下旬获悉，曾在萨沃岛工作过的土著医生乔治·柏格兹正在与日本人合作。由于柏格兹认识他们，可以给敌方大量信息，这个消息吓得他们脊背发凉。

5月19日，克莱门斯感到自己逗留的时间太长了，便带领一大队搬运工背负沉重的物资离开了奥拉。远程无线电台及其众多部件总重量近300磅，需要16名男子搬运。其他人搬运重要的政府记录、武器、食物、燃料甚至他的办公保险柜，里面放有约800英镑银币。他们穿过绿草如茵的平原，到达地势陡峭的红土丘陵地区。

黄昏时分，他们在一个名叫帕拉坡（Palapao）的小村庄里停了下来。大家都已疲惫不堪。克莱门斯搬进了一个小茅屋，把这里当作办公室和住所，并立即开始重新组装远程无线电台。他把天线拴在两棵树中间，并且用葡萄藤加以伪装，这样从空中就看不见天线了。工人们在村里最高的树上建起了瞭望台。一名土著哨兵会在整个白天站岗放哨，如果日本人在山下几英里外的海滩上登陆，他就按事先的约定吹响海螺，发出通知。

克莱门斯撤退得很及时。一个星期后，日本第一批小型侦察队抵达瓜达尔卡纳尔岛。被问及白人的下落时，土著人表示一无所知，回答“我不知道”，或“都走了”。 6月8日，规模更大的一支日本军队上岸，在隆加河附近的平原上搭建了一个帐篷营地。十天后，一艘日本驱逐舰停泊在隆加河河口几百英尺外，并开始往海滩上卸载物资。克莱门斯在6月20日的日记里写道：“看起来日本佬要在这里待着不走了。”克莱门斯让他信任的警员去隆加收集信息。日本人似乎在建造一个码头，并且在焚烧隆加种植园的农田。 这表明他们可能在为建飞机跑道做准备，于是克莱门斯迅速将情报传送给了汤斯维尔。这条情报在那里被转交到墨尔本的海军办公室，然后又传给华盛顿和伦敦的盟军高层指挥。

7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支12艘船组成的舰队驶进萨沃湾，停泊在新码头。上岸的除重型建筑设备和卡车外，还有数百名军人和工人。这就确定无疑了，日本人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建造一条飞机跑道，如果任由他们完工，日军的空中搜索范围将能涵盖珊瑚海中心地带。克莱门斯还从侦察员处了解到，日本人点名询问了他的动向。显然他们侦听了他发送的一些信息。他们的无线电测向装置有可能确定他的位置吗？土著人也报告说，日本人正计划用猎犬追查他的行踪。“这消息可真让人高兴。”克莱门斯苦涩地说。

尽管帕拉坡位置偏远，但这里已经不再安全了。7月4日，克莱门斯再次起身，去往更高更远的山区，搬到温加纳（Vungana）这个贫穷的小村庄。小路沿泥泞的山脊蜿蜒上行，两侧是陡峭的山崖。在凶险的路段，克莱门斯不得不用一只胳膊夹着他的小狗岁闹爬过去。搬运工背着沉重的设备赤脚爬山的景象让他胆战心惊：“电池搬运工不得不放弃爬山杆和吊带，一只手抓住肩上沉重的电池，另一只手拼命稳住身子，不让自己摔下去。看到他们这样，我害怕得要死。”

温加纳村只有几间茅屋，建在山麓高处一段狭窄的山坡上。或许日本人不会到达这里，至少目前此地是安全的。这里海拔超过1 500英尺，山下的隆加机场和整片水域一览无余，克莱门斯可以仔细观察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之间的航运。他再次装上远程无线电台，在两根粗大的竹子之间拴上了天线。但是这个设备越来越难用。它不适合搬来搬去，并且湿气似乎已经损坏了它的内部电路。克莱门斯发现，每天下午都必须打开电台外壳，让它在太阳下晒一个下午，这样傍晚时才能用它传送信息。

7月对克莱门斯来说是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那个海拔高度上，夜晚很冷，他几乎睡不着觉。食物、金钱、燃料和备件都快用完了，甚至淡水都得从村子下方几百英尺的溪流里打上来。土著侦察员报告说，日军正沿着海岸和河流扩大搜索范围，盘问留下来的传教士。7月8日，克莱门斯向汤斯维尔报告，有700名日军在下面的平原上搭帐篷露营。这个苏格兰人补充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无线电的充电设备越来越难启动，永久罢工看来只是早晚的问题。土著工人在饿肚子，如果他不能提供食物，就不能指望他们留下来。

7月26日上午，克莱门斯惊讶地发现，一架川西飞机突然出现在温加纳村上空几百英尺处。当飞机急速倾斜，准备掉头看个究竟时，他急忙卧倒，躲藏起来。他认为自己肯定被发现了。克莱门斯认真考虑是否要冒险从难走的陆路前往瓜达尔卡纳尔岛南部（向风一侧）海岸，他期望在那里能找到一条藏起来的船，渡海到澳大利亚。

来自汤斯维尔的密电提出了明确的问题：日本人的无线电台的确切位置在哪里？部队的种类和人数如何？大炮的位置和口径如何？岛上有飞机吗？这些问题燃起了克莱门斯的希望，因为这似乎预示着某种行动，可能是一场空袭。无线电另一头的人自然不能告诉他什么，但暗示救援即将到来：“不会太久了。”于是，他在痛苦中等待着，日渐消瘦。“我看到的东西越多，情况似乎就越不妙。我的充电设备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把信息传送出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咨询他人应该做什么就更难办到了。”

8月6日，一名侦察兵从海岸返回，报告说隆加的机场已经铺上砾石和泥土，看起来已经做好接收飞机的准备了；跑道附近正在建造一个飞机库；岛上的日本军队现在接近4 000人。克莱门斯发送了新情报，询问盟军是否打算摧毁机场。他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写道：“我所尝到的尽是失败的苦涩。” 他饿着肚子早早上床，沉沉地睡去。

轰隆隆的大炮声把克莱门斯震醒时，他看了下时间：早上6时13分，天还未亮。海军重炮在萨沃湾开火了。什么船？谁的船？一名情绪激动的侦察员报告说，整支日本海军都在隆加下锚了。克莱门斯回忆说，有那么一会儿“我的心脏静止不动了”。又过了几分钟，头顶上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他竖起耳朵听着。他打开无线电，尝试了几种不同的频率，最终听见有人用美式口音描述着沿海岸线造成的大规模破坏。他听到有人提起了“橙色基地”“黑色基地”“红色基地”。三艘航空母舰！“太赞了！！！”他在日记里写道，“绝了，多么伟大的一天！！！”

天亮后，克莱门斯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山下的水域。他数了数，有50艘以上的舰船，其中包括几艘正在开火的重型巡洋舰，8英寸 的炮弹密如急雨，落在隆加角附近的日本军事设施上。建筑物和临时燃料库燃起了熊熊烈火，升起滚滚的黑色油烟。身着绿色军服的部队下了运输舰，乘着登陆艇，迅速向隆加以西的海滩开进。这是克莱门斯和其他所有人见过的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他的远程无线电台在迅速地失灵，这是粗暴搬运和潮湿的必然结果。但是，马丁·克莱门斯已不需要无线电来告诉自己美国人到来了。

走向大海，尸随浪花浮海面；

踏过高山，身自凋零没野草。

吾为君亡，

死而无憾！

——《海行兮》
日本海军军歌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圣经·诗篇》第23章 e+yy8C2ULgOfwHOWNBz9s8rKSZ5H3NVm+xWoXXDeVSijxjQjEO1Rei05S0FC9F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