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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个物一样，都是宇宙间无穷的相互关联（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网络中的一个聚集点或交叉点。这个点不是实体，而是空灵的；但又不是虚构的，它有点像几何学上所讲的点那样，无面积、无厚度，但又是真的。人之不同于物的地方在于人这个聚焦点是“灵明”的，而其他万物则无此“灵明”。“灵明”的特点就是前面说的能超越在场，把在场者与背后千丝万缕的不在场的联系结合为一。正是这点“灵明”构成了一个人的“境界”，动物不能超越，故无境界之可言。“境界”就是一个人的“灵明”所照亮了的、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有意义的世界。动物没有自己的世界。借用胡塞尔的哲学术语来说，“境界”也许可以说约略类似于“生活世界”。显然，我所讲的境界不同于，或者说不只是中国古诗中所讲的境界。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境界这个交叉点也就是人所活动于其中的“时间性场地”（“时域”），它是一个由过去与未来构成的现实的现在，也可以说，是一个融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一的整体。我们平常说，任何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或境界，此世界或境界就是这个“整体”或“现在”。它是每个人都必然生活于其中的“时域”，也就是每个人所拥有的自己的世界。一个人的过去，包括他个人的经历、思想、感情、欲望、爱好以至他的环境、出身等，都积淀在他的这种“现在”之中，构成他现在的境界，从而也可以说构成他现在的整个这样一个人；他的未来，或者说得确切一点，他对未来的种种向往、筹划、志向、志趣、盘算等，通俗地说，也就是他对未来想些什么，也都构成他现在的境界的内容，从而也构成他现在的整个这样一个人。从这个方面来看，未来已在现在中“先在”。我们看一个人的境界如何，看一个人是怎样一个人，就得了解他的过去曾经是如何，以及他对未来想些什么，其中也包括他对自己的过去将要采取什么态度。借用海德格尔的比喻，每个人当前的境界就像“枪尖”一样，它是过去与未来的交叉点和集中点，它放射着一个人的过去与未来。一个诗人，他过去的修养和学养，他对远大未来的憧憬，都决定着他现在的诗意境界；一个过去一向只有低级趣味，对未来只知锱铢必较的人，他当前的境界也必然是低级的。这两种人从各自的“枪尖”上发射出来的东西是大不相同的。
境界又可以说是浓缩和结合一个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而成的一种思维导向（思维在这里是广义的），也可以叫作“思路”或“路子”，它之表现于外就是风格。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境界，就有什么样的风格。“清新庾开府，隽逸鲍参军。”庾开府有庾开府的清新风格，它标志着庾开府的境界和思维导向，鲍参军有鲍参军的隽逸风格，它标志着鲍参军的境界和思维导向。“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其实，这句话也是说的人的境界之不同，各如其面，彼此不可代替。从这个意义来讲，各人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戏院里小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一样，生旦净末丑，各有各的位置和脸谱。
生活就是实践，如前所述，我所讲的实践不只限于革命的实践，而是指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政治活动、文化活动、伦理道德活动和日常生活的活动，甚至连审美鉴赏活动也可以称之为实践。人生就是人的生活、人的实践，人生所首先面对的就是人所生活于其中、实践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但人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怎样生活、怎样实践，这就要看他的那点“灵明”怎样来照亮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要看他有什么样的境界。一个只有低级境界的人必然过着低级趣味的生活，一个有着诗意境界的人则过着诗意的生活。
中国传统思想讲境界，除古典诗所讲的境界属于审美艺术领域外，也讲比诗意境界的范围更广的人生境界，人生境界包括诗意境界，人生境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由一个人的“灵明”所照亮了的、他所生活于其中、实践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这里的“境界”就是广义的人生境界。他所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里的“境界”则是指诗意境界。不过诗意境界同时也就是人生境界，或者说，是人生境界中之上乘者。儒家所讲的“孔颜乐趣”也是人生境界中之一种，而在儒家看来，乃是人生境界中之最上乘者。
中国传统思想爱讲境界，与其重人生、重生活实践有密切关系。“境界”这个范畴可以说是对于人所寓于其中、融于其中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最恰切、最深刻的表达。与中国传统思想重人生境界不同的是，在西方，“生活世界”这个概念范畴的提出则是很晚近的事，具体地说，是由狄尔泰、胡塞尔明确提出的。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西方哲学史由古代的本体论的哲学思维转向近代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思维，这两种哲学思维方式都属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范畴，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化不过是主体与客体对立统一的模式由开端到完善的发展过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已经把前苏格拉底时代重认识客体转向认识主体自身，但他们所处的时代毕竟只是人类思想的童年时期，他们所着重讨论的“存在本身”的问题一般地说仍停留在抽象的本体论层面，人的主体化和人的实际生活世界被淹没在超感性的“理念”或“纯形式”之中（尽管他们也关心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哲学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主要都是环绕个别与一般本质或“存在”本身的问题进行讨论，人的生活实践并未取得应有的重要位置，而且更进一步说，人的命运实际上由处于第一性地位的彼岸世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中世纪的神权）所控制，人的主体性问题，虽早已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其先河，但在到文艺复兴以前的一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并未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实现。由笛卡尔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把主体与客体的模式和主体性原则明确起来，实现了由古代本体论的哲学思维到近代认识论—方法论哲学思维的转向，从此，人们才越来越重视认识活动对于人的主体性地位的重要意义，人们的注意力似乎由非人世的彼岸回到了人世的此岸。但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由于突出认识活动在人的生活整体中的优先地位，使认识活动成了整个人的生活世界的主宰，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导致了人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1]
，其结果是，一方面认识活动给人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利益，另一方面，人却成了只有认识而缺乏感情、缺乏欲望的无实际生活气息的、苍白枯燥的人，认识活动于是脱离了人生的目的，人实际上脱离了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总之，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再到黑格尔的上述传统哲学，虽然经过了一个长期的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但都逃不出主客对立统一的模式，人的实际生活未提到首位。胡塞尔首先强调“生活世界”的概念，对这种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在胡塞尔哲学的基础上又对“生活世界”的概念和理论做了新的发挥和发展。“生活世界”成了西方现当代思想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的思想家们所谈论的中心范畴之一。
中国传统思想所讲的“人生境界”与西方现当代一些思想家们所讲的“生活世界”也就有了对话的机缘。
中国人谈“境界”一般总是着重把它理解为一种精神境界，而且是个人主观的东西，西方现当代思想家们谈“生活世界”则不单纯是把它理解为精神性的、个人主观的东西，而且更着重讲生活世界所包含的物质的、社会的、客观的方面。
[1] J．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ren Handeln Bd.Ⅱ，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Bd.Ⅱ.S.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