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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总以为生活不过是在我和物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建筑思维之桥以达到对事物之本质——“常在”的认识。这种主客关系的传统公式，认为思维至上，感觉、知觉次之，至于想象则不过是感觉、知觉的影像，更为低下，于是把生活弄得脱离感性，枯燥乏味，它根本不懂得生活乃是现实。其实，按照我们上面关于想象的看法，只有通过想象才能达到最真实而又最现实、最具体、最生动的生活境界，这种生活境界完全不同于抽象的思维概念的阴影王国，就像主客关系思想之集大成者黑格尔的逻辑概念那样。西方旧传统只重“常在”，而不问在场者背后的“时间境域”（temporal horizon），不能不说与其轻视想象，或者说，不理解想象的深刻含义密切相关。在当今结束旧传统形而上学的国际思潮面前，我以为哲学应该把想象放在思想工作的核心地位。想象为我们拓展一切可能的东西的疆界，它让我们伸展到自身以外，甚至伸展到一切存在的东西以外。
旧形而上学由于把世界分裂为“真正的世界”与“表面的世界”，因此，它把每一事物的意义，从而也把人生的意义寄托于抽象的“真正世界”。一旦废除了旧形而上学，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必再到事物以外、人生以外去寻找，而就在事物自身之内，就在人生的此岸。但这并不是教我们盯住在场的东西，——并不是教我们不要超越在场的东西；也不是要我们从此一具体物转向彼一具体物，从此一存在者转向彼一存在者，而是要我们通过想象，超越到事物所“隐蔽”于其中的不可穷尽性之中，也就是超越到“敞亮”与“隐蔽”的统一性的整体之中，——一种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达到这种境界，在其中做无穷的玩味。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想象，就没有人生。
每一单个的在场者或者说存在物，表面上看来是最真实、最现实的，但细思之，它乃是无穷不在场的东西的集结点。
德国当代海德格尔哲学专家柏格勒（Otto Pöggeler）教授在解释海德格尔的“物”（Ding，thing）这一概念时说：“如果我们要体验物的原初性，例如作为壶的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只像自然科学那样把壶的容纳能力简化为一种为某种流体或者更抽象地简化为一种为特殊的物质堆集而留下某种空洞。我们必须按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追问关于壶是怎样容纳的问题。壶的容纳在于它吸收了并保存了被倾注进去的东西。吸收和储存由泻出的利用、赠予所规定。壶给予水，赐予酒。而在水中则滞留着泉，在泉中保留着石以及地的沉睡和天空的雨露。在酒中，居留着地的滋养元素和太阳。酒可以解人之渴，可以激励友情。酒还可以倾于地上以祭神，可以在对崇高者的节日庆典上助兴。壶集合了地与天、神与人。这就是‘物’：它保存着地和天、神的和人的四重性的实在性，并从而使四者进入自身，就此而言，它使‘世界’成为四者的合一体。”Otto Pöggeler，
Heideggeler's Path of Thinking
，Daniel Magurshak英译本，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p.194。总之，“物”具有集合的本性或本质，而按照古高地德语，“物”这个词就表示集合。
集合靠想象，想象赋予“物”以天、地、神、人四者合一的丰富意义。
用海德格尔的思想和术语来说，任何一个现实存在物，都是天地神人的“集合”。如果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都是“天人合一”的整体。 [1] 任何一物都与世界万物（包括人在内）有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的“集合”作用乃是集无穷的东西于一身。它表现为在场的东西，而它的内涵和意蕴则寓于无穷无尽的不在场的东西之中。由于它所寓于其中的东西是不在场的，因此，它的内涵和意蕴也可以说是隐蔽的（遮蔽的）。每一存在物都隐蔽、躲藏在不可穷尽性之中，而要领悟这隐蔽的不可穷尽性或事物的意蕴，就要靠想象。
我们平常说“打破砂锅问到底”。其实，世界上的事物是没有底的，——是不可穷尽的。如前所述，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哲学一般都以为找到了底，如柏拉图以最高的“理念”（“至善”的理念）为底，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底。他们都是以“单纯在场的僵硬的永恒性”
[2]
或“恒常的在场”
为底。现实的事实是：任何一个存在物之出场或显示，都是以不可穷尽的不在场的东西为根底，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就是以“隐蔽”（“遮蔽”）为根底；由于这个根底是不可穷尽的，所以实际上它是无根之根、无底之底，它是一个无根无底的深渊。我们如果要说明一个存在物，要显示一个存在物的内涵和意蕴，或者说，要让一个存在物得到“敞亮”（“去蔽”）、“澄明”，就必须把它放回到它所“隐蔽”于其中的不可穷尽性之中，正是这不可穷尽的东西之“集合”才使得一个存在物得到说明，得以“敞亮”。“敞亮”（“去蔽”）与“隐蔽”之所以能同时发生，关键在于想象。西方传统的旧形而上学之弊就在于把“去蔽”与“隐蔽”割裂开来，把在场者绝对化和抽象化。海德格尔的一大贡献就是强调“隐蔽”和不在场的东西对于“敞亮”和在场的东西的极端重要性：正是“隐蔽”和不在场的东西才使得一个存在物之“去蔽”和出场成为可能。海德格尔把这种不可穷尽的“隐蔽”又叫作“神秘”，所以也可以说，每一存在物以“神秘”为基础（当然此基础乃是一个无基础的基础）。海德格尔所说的“神秘”决不可以理解为平常所说的贬义的神秘主义之神秘。
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某物是什么，例如说铁是有重量的，则是割裂了某物与许许多多不在场的东西的联系，孤立地或相对孤立地看待某物，这种“是什么”的内容是有条件的、狭隘的。“在敞亮中发生”的事物是万事万物之“集合”，所以“敞亮”总比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是什么”要多：一个是与隐蔽着的不在场者相联系的；一个是撇开了隐蔽着的不在场者的。科学家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往往是很富有想象力的，他实际上深知“敞亮”与“隐蔽”、在场与不在场的不可分离的联系，但他为了寻求某种条件下的某种科学规律，总是要割去许许多多不在场的东西的联系。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作为科学家就不需要想象力。相反，许多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是在丰富的、惊人的想象力中首先获得的，但科学总还是要割去想象中许许多多不在场者的联系，才能形成科学规律。无论如何，人的现实生活是具体的、生动的，科学抽象是第二位的。单纯的科学技术只能使世界黯然失色，使事物成为枯燥的，仅仅为人所开发、利用的对象。所以我们主张哲学应当超越科学。
[1] Otto Pöggeler说：“世界作为天地神人的集合的思想”，“从中国文学中很容易找到”（ Heideggeler's Path of Thinking ，p.201）。
[2] Otto Pöggeler， Heideggeler's Path of Thinking ，p.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