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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纺织女工到大学生

不同的命运是由不同的意识决定的。意识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而结果成就了不同的命运。无论是我自己的人生路,还是对儿子的教育,我都坚信:每个人的今天,都是他以往选择和积累的结果。

妈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的殊荣。

山坳里一个漆黑的夜晚,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一个十七岁的女孩独自一人,背着书包,穿越一片坟地,赶往县城的高考补习班学习。她用手使劲掐着自己的手腕,让身体的疼痛来驱赶心里的悸怕。

那是已经成为纺织女工的我,在工作之余,为一个大学梦苦读着……

从德州一中高中毕业后,我回到户口所在地沂蒙山区,被分配在一个只有几十个工人、几十架缝纫机的被服厂上班。当时我被选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我的师傅对我很好,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杨,虽然你没有被分配到国营大厂,但你应该长出息,干好了,我提拔你接我的班,当裁缝。”听到这话,工友们都暗暗羡慕我。裁缝可是被服厂最高级的活儿,最好的工种。

对师傅的厚爱,我一直心存感激。但在我心里,总有一个梦想在远处召唤:我要继续读书,我想上大学!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可我多么渴望能够坐到大学的教室里读书啊!

从小时候开始阅读起,我就是一个书虫。凡是一切能够拿到手的读物,我总会爱不释手地仔细阅读一番。我的同学至今记得,我到她家去玩,她的哥哥从部队回家探亲,我拿着他带回的报纸如获至宝,边看边记。那时能看到的书很少,只要是带字的纸张,我都会习惯性地看上几眼,从不会不看就丢弃。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甚至到了餐馆、商店,我也会对有字的纸多关注几眼。

那时我读《卡尔·马克思传》《列宁传》等书,心里升腾着一种壮志:一个人要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就要为人类作贡献。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那个狭小的车间,用知识滋养自己,让生命更有价值。

到今天,那种激情已然不是年轻时的豪迈,但在人生几十年的努力之后,我依然坚信: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得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做对社会有更大价值的事。

1977年,当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激动万分。

妈妈作为山东民办高校唯一的奥运火炬手,点燃激情,传递梦想。

但当时我们一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因此我只能在这十二小时之外复习功课。有一次,厂子派我和一些同事到外地学习。我们住在旅馆里,很多人一个房间,我没法看书。于是,晚上我就早睡,请服务员在第二天早上三点钟叫我起床。

那时正值严冬,走廊里很冷,我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好心的服务员破例让我在她们的值班室里学习。学到早上六点钟,我再和工友们一起赶车去上班。

这样的生活整整维持了三个月。

回到厂子后,厂里安排我做质量检验员,这是个大家很羡慕的工种。工友都是些女孩子,下班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在别的工友纳鞋垫、织毛衣、聊天的时候,我埋头看书;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跟着广播学英语。晚上,我到县城的学校去旁听,去学校的路上必须经过一片坟地。每每这时,我小时候听到过的阴森可怖的鬼故事,就会出现在我脑子里。我用手掐着自己的手腕,对自己说:“人生最大的恐惧来自死亡。我不怕死,还有什么可怕的!”

后来,我跟同事们换了班,只上夜班,早上八点下班后,再赶到学校去上课。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书,中午到了闭馆的时候,我就请求老师把我反锁在里面。我啃着带去的冷馒头,累了就躺在椅子上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学。那时,我经常为了去上课,下班后吃不上热饭,睡不了几小时的觉,更不用说娱乐和打扮了。

有人对我那么辛苦地考大学不理解,认为一个女孩子,有个好工种,何必自找苦吃!还有人对我说:“我能理解你,考上大学将来毕了业,就能挣五十多元的工资,比当个工人强。”听了这话,我不知该说什么。

妈妈作为妇女代表在北京出席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天安门国庆观礼。远在英国的我,在网络上与妈妈同享这一盛事。

那时大学毕业的人能领五十多元的月工资,但在我心中,考大学可不是一个钱的概念。我要的是实现我个人的价值,一个人对社会更大的价值。

我终于考上了一所设在孔子故乡的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读英语专业。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个翻译家。进入大学后,我学习非常刻苦,争分夺秒地吸收着知识的营养。那时,我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就叫“肸淼”,取“惜秒”的谐音。

当时,我走着听,坐着学,甚至在食堂里买饭排队时,也在听英语,结果最后连饭盒也找不到了,让同学们忍俊不禁。我用最大的努力,很快过了口语和听力关。我从小没有经过正规的英语学习,跨过这一步,也是一次对自己的挑战。

英语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世界之窗。以后的岁月里,我的生活和事业中的几个转折点,都得益于这门语言带给我的机遇。而我的儿子,也成了这门语言的受益者。

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生活。青春的激情和斑斓的梦想,在一片精神的沃土上放飞着……我积极参与班级和学校的活动,成了校级三好学生标兵;从入学第一天,我就被辅导员指定为年级团支部书记;大学四年,在历次选举中,我都是全票当选。并且,我们年级里入党的只有三名同学,我是唯一的女党员。团干部经历和学生党员身份,一直让追求上进的我引以为荣。

从过去到现在,我曾经拥有很多荣誉。但这一切,不是靠投机取巧,更不是靠阿谀奉承。 一个人只有靠诚信和汗水,才能赢得他人的帮助,得到社会的认可,使自己的生命成为有所收获的沃土,才会在收获中拥有一颗安宁快乐的心。

从那时起,我意识到,一个人的德商、情商、自律、组织协调能力、与人为善的品性,对他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要。我很感谢大学时光给我的锻炼机会。

青春岁月里的这些经历,是奠定我踏上人生更高平台的基石。

我告诉儿子,只要有机会,就应努力去体验和尝试。现在,我的儿子夏杨在剑桥大学也和我当初在大学里一样,活跃在各种社团活动中。他一度是剑桥大学生物社团主席、剑桥大学科学社团人事部长、三一学院科学社团理事、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外联公关部长、剑桥大学联合国联合会副主席、世界著名学生组织AIESEC联合会成员、剑桥中国象棋协会2004年度象棋联赛总裁判、剑桥中国文化社团首部话剧《雷雨》里的男主角周萍的扮演者……他还创立了剑桥大学中医协会,并担任首任主席。2004年,夏杨带着五名剑桥同学来到中国,与《齐鲁晚报》联合举办了“剑桥学子齐鲁行”。他们在山东六地市作巡回演讲,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之后,《叩开剑桥之门》的VCD出版发行。欧美同学会留英分会十六周年纪念庆典,夏杨联络组织了剑桥学联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并捐款……在诸如此类的锻炼中,他的组织协调能力在一步步加强。

2009年,经过全体学生的民主选举,夏杨有幸被选为剑桥大学学术主任委员会(General Board of the Faculties)唯一的研究生代表,这是该机构历史上的第一次公开选举,大概也是中国人任职的第一次。学术主任委员会是剑桥大学最核心的学术管理机构,由剑桥大学校长主持,各院系推举的近十名教授参与,每年召集十余次会议,代表了剑桥教育教学和相关决策的最高权力。夏杨有一次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校长和几个核心官员考虑问题时,真正以学生为中心,如果一件事对多数学生有很大促进,就会被看做“客户需求”,这与英才学院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前不久,夏杨又作为大学官员被英国女王接见。他在那个梦寐以求的平台上,收获着一个个惊喜。

我相信,每一次经历都有它的意义存在。 一个人有益的经历越丰富,沉淀在他精神中的有益素质就越丰厚和坚实。

我经常说,不同的命运是由不同的意识决定的。意识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动,行动决定结果,而结果成就了不同的命运。无论是我自己的人生路,还是对儿子的教育,我都坚信:每个人的今天,都是他以往选择和积累的结果。

我很喜欢中央电视台那个公益广告:一袭红衣打扮的少女,在漫天的白雪中翩翩起舞,旋转,旋转……从乡村的小路,一直舞到大都市的广场。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我相信一个朴素的真理:你所付出的,就是你所得到的,正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从纺织女工到大学生,从出国留学到幼儿英语教师,从辞去国办大学公职到成为一个拥有两万名学子的民办大学的创办者……我承认,我不是个先天特别聪明的人,但我是个更努力的人。 美貌和先天的聪明,并不一定能保证人生目标的实现,而尽力拼搏的意愿、自律、毅力、合作……却是一个人自我实现中,最富有价值的特性。

我尽力把我曾经受益的这些特性,以一种儿子最能接受的方式,一点一点地传授给他。

二十六年后,我曾专程驱车去当年工作过的山沟工厂,寻找昔日的工友伙伴,但那里已物是人非。工厂早已经倒闭,那个要传“衣钵”给我的裁缝恩师和当年的小姐妹已不知去向……

站在那儿,我百感交集:知识改变命运。如果我不主动放弃过去的环境,那社会就会放弃我了。 SHMEo/4QPhY4mvPTJofkH1N5B5aAZqE0+ryMCK6g6jjQ0pQ3K35swiJIYe8SUZ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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