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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紬石室金匮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暇，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其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朕知道，君子多熟悉前人之行、往昔之事，以此来蓄养品德，所以能够刚健坚实，光辉日新。《尚书》也说：“作为君王，应该广采众学，时刻有所建树。”《诗经》《尚书》《春秋》，都是说明得失的规律，存守王道的正统，给后代以借鉴和训诫的著作。
汉代司马迁缀集皇家石室和金柜里的典籍，根据左氏《国语》，推及《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博采经籍，摭取传纪，网罗天下轶事旧闻，纵横驰骋于上下数千年间，开篇记载黄帝轩辕氏，至于西汉发现麒麟而止，创作纪、表、世家、书、传形式，使后世述史者都不能改变这种体例。由于他判断是非不与圣人相悖，褒贬十分得当，才被称为优秀史家的人才。
父皇英宗，留神典籍，日理万机之时，也未尝辍止读书。曾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列历代君王大臣的事迹，让他在皇家秘阁翻阅文献档册，供给史官、笔纸，修撰起自周威烈王、讫于五代的历史。司马光的意见认为：周朝积弱，王室衰微，礼乐仪制和军事征讨都由诸侯恣意自为；周平王被迫东迁国都，齐国、楚国、秦国、晋国于是强大；但到齐桓公、晋文公交替称霸，还要假托尊崇周王为辞以收服天下心；直至周威烈王任命臣子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时，周朝虽尚未灭亡，但王室制度已丧失殆尽！这也是古人著书时开篇立意的宗旨。书中记载圣明君主、贤良大臣，切磋治国之道，议论中的精辟语句，道德、刑法双管齐下的良善制度，上天与人世相处的关系，吉凶、善恶现象的根源，作威作福兴盛衰弱的原因，规划利害的效果，优秀将领的战略，廉谨官员的治策，以邪正为标准进行判断，从郅治与怠忽中抓住要旨，直至词语渊博厚实的文体，哲理深刻的含义，实可称完备无缺。全书共记载十六个朝代，辑成二百九十四卷，放置于室中而尽知古今之道统，内容广博而得其要点，简明而又周详于事件，也可称为历代典制法规的总汇，档册文牍的全书。
荀况曾说过：“若想观察圣人的形迹，便要寻其出类拔萃者，后代贤王即为其例。”像汉朝的文帝、宣帝，唐朝的太宗，正属孔子所说“我无可非议”者。其余太平治世享有盛名的君王，或有忧国忧民仁爱之心，或有忠贞利民的教诲，或知人善任，勤俭谨慎，也各得到圣贤的一方面，如孟轲所说“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二三事而已”。至于荒淫覆亡者，可使我们见到前车之鉴；乱臣贼子，则引起我们严寒将至的警惕。《诗经》说：“商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的灭亡。”所以赐此书名为《资治通鉴》，以表明朕之心志。
治平四年十月初次开设御前讲经，奉圣旨讲读《资治通鉴》。是月九日，臣司马光开始进读，皇帝面赐御制序，命臣待书成之日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