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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代西方报刊上撰文报告中国国情的，除了商人——东印度公司即是其中代表，还有报刊记者、传教士、外交官、学者，以及在海外谋生的华商和苦力。
谈及古代中国最有名的欧洲商人，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不可不提。尽管这个人物是否真实存在、他又是否真的在元代中国生活和工作过一段时间等问题，学界仍有争议，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以及他带给欧洲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欧洲人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
传教士是不容忽视的力量。早在5—6世纪，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就通过叙利亚和波斯传到现在中国的新疆地区。635年，景教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深得唐太宗赏识。3年后，唐太宗命人在长安城义宁坊盖了一间教堂，支持他传教。
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越来越多。
1540年，法国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作为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信使前往亚洲。1542年，他抵达印度果阿，7年后抵达日本。但是，他进入中国大陆的尝试止步于广州。1552年，他在广东台山附近的上川岛去世。
明季中国最有名的欧洲人莫过于利玛窦。
1578年，26岁的利玛窦（Matteo Ricci）从里斯本出发，赴远东传教。在印度和交趾传教4年后，他来到了澳门。在澳门学会汉语之后，他一路北上，经肇庆、韶州、南昌、南京，最终抵达北京。1601年，明神宗恩准他长居北京。
除了传教，利玛窦最重要的工作是将西方经典（例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将中文经典（例如“四书”）翻译成西文。他还制作了《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第一幅世界地图。利玛窦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士大夫尊称他为“泰西儒士”。“泰西”意指遥远的西方。
清初最有名的欧洲人莫过于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与利玛窦一样，他也是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1715年，27岁的郎世宁来中国传教。因为擅长绘画，他很快就被召进宫，成为一名宫廷画家。他在康、雍、乾三朝皆被重用，并受乾隆之命主持圆明园的设计工作。《清史稿》有其小传如下：“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赏异。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色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大卫·蒙格罗（David E. Mungello）的研究，自1552年至1800年，共有920名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这些努力践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的传教士，带给中国的不仅是一种全新的信仰，还有欧洲的文化。而带回欧洲的则不仅有丰富的中国典籍，还有不少中国人，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沈福宗和黄嘉略。
沈福宗是南京人。1681年，24岁的他追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从澳门出发前去欧洲，先后游历了荷兰、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他在欧洲皈依了天主教。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阿普尔顿（William W. Appleton）发表在《远东季刊》（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的一篇文章，在英国停留的两年时间里，沈福宗与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受到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召见。通过带去欧洲的诸如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以及他本人的言传身教，他促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
沈福宗在欧洲游历了9年之久。1691年，在回国的旅程中，他不幸在非洲的莫桑比克附近病逝，年仅34岁。
黄嘉略去欧洲时间比沈福宗略迟。他是福建人，生于天主教家庭，幼习天主教神学及拉丁文。1702年，23岁的他跟随法国传教士梁弘仁前往罗马，向教皇汇报礼仪之争的情况。4年后，梁弘仁带着他回到法国。黄嘉略的成长极为迅速，以至于到了1713年，已经可以与孟德斯鸠坐而论道，谈论中国的宗教、法律、文学及习俗等；后者甚至撰有专文，题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的对话”。黄嘉略最大的成就是编纂了第一部《汉法字典》。
进入19世纪之后，来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日益增多，其中不少人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来自苏格兰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自英国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来自美国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与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以及来自德国的郭实腊（Karl Gutzlaff）等。当然，来自其他教派的传教士的影响也不容低估，例如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传教士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香港、澳门及广州一带；之后，随着中国门户渐开，他们的足迹先是沿着海岸线由南至北推进，而后又由东至西，向内陆突破。但也有传教士（例如郭实腊）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无视政府禁令，冒险去了广州之外的内地其他地方。
1831年至1833年，郭实腊多次沿海岸线旅行，造访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并在后来将其旅行经历结集成册。《南京条约》确定五口通商后，这本册子对西方人发掘并掌握中国沿海的商机起了不小的作用。作为对清朝政府封锁内陆政策的回应，1844年，郭实腊还建立了一所培训本土传教士的学校，4年内培养了50名中国传教士。在中国很多历史著作中，他除了被视为传教士和汉学家，还被视为鸦片贩子和间谍。
郭实腊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让西方人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府是“坚决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而且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了食品价格的高企以及大量的走私”。
除了效法先辈，通过将西方经典著作译成中文的同时将中国经典著作译成西文，以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传教士还使用了两种新工具，即学校与报刊。例如，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了英华学院。1879年，施约瑟在上海创办圣约翰书院。1832年，马礼逊和裨治文共同创办了前文提到过的《中国丛报》。1868年，林乐知创办了《教会新报》，后来改名为《万国公报》。李提摩太则做过广学会的总干事，当过天津《中国时报》的主笔。
传教士们对晚清社会的记录，是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的重要素材。当然，他们的记录通常也不乏谬误。例如，1852年9月23日的《伦敦早报》引述郭实腊提供的信息：“道光——乾隆侧室之子——以损害帝国合法继承人的方式登上天朝宝座。”
事实上，仅前半句话已有两处明显错误：其一，道光皇帝的母亲（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不仅是嫡皇后，而且是清朝唯一生下皇帝的嫡皇后；其二，道光皇帝的父亲并非乾隆，而是嘉庆。
《伦敦早报》的这篇文章评论道，道光皇帝登上皇位的方式，与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相似。
曼弗雷德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亲生儿子，但他的母亲兰西亚并非腓特烈二世的合法妻子。神圣罗马帝国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帝国，一度与罗马教会合作无间，极盛时期的疆域包括近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及瑞士。11世纪至13世纪，因在争夺主教任命权一事上与罗马教皇发生激烈斗争，帝国陷入内忧外患。在帮助神圣罗马帝国对抗罗马教皇的过程中，曼弗雷德于1254年当上了西西里的摄政王。4年之后，利用年仅6岁的西西里国王康拉德去世的谣言，曼弗雷德直接加冕为西西里国王。
事实上，道光皇帝登上宝座的过程与曼弗雷德完全不同。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嘉庆四年四月初十（1799年5月14日），嘉庆帝“遵建储家法”，将次子旻宁（即道光帝）立为太子，并将建储诏书“缄藏鐍匣”。再者，道光皇帝并非嘉庆的长子，而是次子，不过，因为侧室所生的兄长早夭，道光实际上不仅是长子，而且是嫡长子。既然他原本就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以损害帝国合法继承人的方式登上天朝宝座”的说法根本无从谈起。
至于在中国的西方外交官，则主要通过出版日记、书信和著作，或者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甚至直接为媒体撰稿，将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告诉西方人。他们对自己外交经历的记录以及他们对时局的判断，无论正确与否，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以及那时的中国。
前面提到的马嘎尔尼无疑是西方外交官中最重量级的人物之一。在他之后，另一位英国外交官阿默斯特勋爵（Lord Amherst）于1816年访问中国，并再次经历宫廷礼仪之争。
1818年4月25日，《悉尼公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阿默斯特勋爵中国行记》的文章。根据文章的记录，1816年2月9日，阿默斯特勋爵及其扈从乘坐“阿尔切斯特”号轮船离开朴次茅斯港，前往中国。作为特命大使，他的使命与马嘎尔尼相同，即帮助英国与中国建立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商贸关系。
他们一路经过马德拉岛、里约热内卢、好望角、雅加达等地，7月初终于触及中国的海岸线。而后，他们沿海北上，8月9日抵达渤海湾。在清朝官员的引导下，阿默斯特一行前往北京。文章写道：
清朝官员一路上用尽了一切办法，想让勋爵遵守满人的叩头礼仪，但遭到勋爵的抵制。他的理由与马嘎尔尼勋爵相同。勋爵表现出的尊重，在各个方面都与其君主的尊严以及国家的荣誉相符……1795年，荷兰人遵从了叩头礼仪。出于明显的理由，中国人十分渴望英国大使也遵从这个礼仪。为了让阿默斯特勋爵就范，威胁、谄媚、谎话连篇，清朝官员把各种招数都用了，但都是徒劳。
阿默斯特的这次出使再次以失败告终。
除了出使中国或者常驻中国的西方外交官，中国的政府官员，中国派驻欧美国家的外交官，以及与中国有交往的其他国家（例如朝鲜和日本）的官员，都是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后文将会提到美国记者在甲午战争之后对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1894—1896年在任）的采访。
晚清官员中，与西方媒体打交道比较多的是恭亲王奕䜣和李鸿章。这与他们二人的职务有关：奕䜣曾主管总理衙门——相当于清朝的外交部；李鸿章则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还当过北洋通商大臣。我们可以从西方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中看到晚清时期的改革努力、政治现实，以及王朝末日的无奈。
中国的学者或革命家，以及研究中国的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是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渠道。前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等，后者如美国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以及东京大学教授克拉克（Edward Warren Clark）等。
在美国唐人街谋生的中国商人和苦力，也是西方媒体观察中国的渠道。从他们的反应中，我们能深切体会到政治与民生之间的关系。
关于西方的情报体系，后文将有进一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