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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方面军得到情报，中央红军在江西反“围攻”失利，国民党军腾出手来，两线作战，调兵遣将，葱茏根据地即将面临一场血战。
这时候我的伤完全好了，而且体重也增加了，我通过楚兰医生向赵政委报告，再不让我出院，我会疯掉的。这回，我的报告很快被批准了，并且回到特务营担任营长。我们那个师已经扩编成三个团，四千多人，兵强马壮，是一支主力部队。
我们那个特务营，不是人们后来从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搞情报工作的特务，而是作战部队，由侦察连、警卫连、骑兵通信排和一个工兵排组成，有点混成的性质。其实我更想到步兵部队当营长，但是赵政委跟我说，特务营关系到师部机关的安全，我本人有专科文化，就近可以担负一些参谋和交际任务。首长这样重视我，我当然不能挑三拣四。
何子非跟着我的屁股，也来到特务营，没有明确职务，当然也不是以俘虏的身份，师部给他下了一个头衔，特务营顾问。特务营有一个工兵排，可以随时听他的指挥，造出一座桥。
赵政委当着我的面交代何子非，三个月期满，一座桥造好，何去何从，仍然尊重何子非本人的意见。军需科给何子非送来一套灰布军装，何子非起先不肯穿，说穿上这个衣服，我就是红军了，要是被国军发现了，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说你干吗要洗清啊，你吃了红军多少鸡蛋！我们省吃俭用供着你，你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他，穿上！再穿你那身国民党军官的黄皮，我们的战士不认识你，搞得不好就给你一枪。
何子非就有些发呆，呆了一会儿，就把他原先的黄皮脱了，穿上了红军的军装，成了一名不在册的红军。我派了一个名叫朱小虎的战士给他当勤务兵，实际上是监督他，防止他逃跑。
不久，就得到消息，蒋介石调动几十万人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攻”。
师部所在地叫长洲，是个山城，比省城小很多，比县城大一点。长江向北引出一条东溪河，绕城而过，航运比较发达，晚清以来，经济一直很兴旺。城内有小十万人口，商店、医院、学校都有。红军在这里扎下根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同当地商会合作，开办了兵工厂、服装厂、卷烟厂，跟四周的几个县开展贸易，经济十分活跃。老百姓受益，所以对红军很支持。
上级分析，国民党的这一轮“围攻”，兵锋所向，长洲首当其冲。我们的前期战略是利用这里的崇山峻岭死守。那时候，我当个特务营的营长还是很威风的，出去勘察地形，身后有一个班跟着，每人一匹快马，一支马枪，背上还有一把大刀。出城执行任务，马蹄踏在青石板路上，嗒嗒嗒，嗒嗒嗒，火星直冒，老百姓站在街两边看，对我们充满了信心。老百姓并不希望打仗，希望我们把国民党挡在山外，照样过安逸的日子。
过去只知道何子非是架桥的，没有架桥就看不出他有什么本事。刚开始，何子非只是跟着我们跑，看我们描绘地形图，在本子上做标注，还挖苦我，说你们红军连地图都没有，恐怕有了也不会看。我说我们红军打仗不用地图，我们直接在地形上布兵谋阵，照样打败你们国民党。
何子非说，这样打游击可以，打大仗不行。将来万一你们坐大了，你连个地图都看不明白，要出洋相的。我说你想干什么，难道你想露一手？何子非说，这样，你给我找一个指北针，一个望远镜，每天再给我炒一个辣子鸡丁，我来给你测绘地图。
我有点不相信他，我说你不是架桥的吗，你还会测绘？
何子非说，岂有此理，我学的是土木工程，我当然会测绘，架桥那只是一个方面。
我把情况向赵政委报告了。赵政委说，好，只要他给我们做事，就要支持他。赵政委让人给我送来了指北针和望远镜，每天一顿辣子鸡丁要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只好动员几个连长，把我们的伙食尾子凑了几块洋钱，给何子非买鸡。
我们特务营的伙夫做不好辣子鸡丁，再说我也不想让何子非一个人在部队大吃大喝，那样会影响战士们的情绪。有一天下午，我专门找到离营部半里路的“婆娘饭店”，跟老板张婆娘商量，请她的厨子每天晚上炒一个辣子鸡丁。自从红军来到长洲，“婆娘饭店”的生意比过去红火多了，张婆娘挣了不少钱，对红军很有好感，自然一口答应，并且表示不收工费，佐料免费。
事情说定了，我当天晚上就告诉何子非，让他到“婆娘饭店”去吃辣子鸡丁，他痛痛快快地答应了，独自一人去了“婆娘饭店”。这个反动军官可真做得出来，我想他总该客气一下，礼让一下，可是他一句客气话都没有说。当然，他就是请我，我也不会去。
睡觉前，何子非回来了，一股酒气。我跟他说，我们只答应给他每天晚上炒一个辣子鸡丁，但是没说上酒，酒钱怎么办？
何子非醉醺醺地说，酒钱，什么酒钱？张婆娘给我上了四个菜，两荤两素，她陪着我，讲明了是她请客。
我一听愣住了，这样下去，恐怕要出事啊。我说，张婆娘为什么要让你白吃白喝？
何子非说，为什么？你说为什么，我是红军啊，红军给他们打天下，红军来了她的生意兴旺了，她请我喝顿酒算什么？
我一听就火了，想当初我们在其中坪吃了一顿饭，临走的时候还把三块银元塞给其中坪的公仆。这个何子非，还没有参加红军，就打着红军的旗号大吃大喝，这简直就是让我们红军背黑锅嘛。
我决定同何子非好好谈谈，可是他已经躺在铺板上，转眼就打起了呼噜。我想还是算了，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早晨喝了稀饭，我让何子非跟我一起上山。何子非说，你看你的地形，我去干什么？我得画地图啊。
我说你不跟我们到现地，你画什么地图？
何子非看看我，满脸不屑地说，谁说画地图非要到现地？我老何就有这个本事，秀才不出门，知道外面事，这就叫运筹帷幄你懂不懂？
我当然不相信他的鬼话，可是转念一想，赵政委让我尊重他，那我就再尊重他一次吧。我说，那好，你可不要给我偷奸耍滑，要是我发现你糊弄我们，辣子鸡丁取消了是小事，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
何子非火了，嚷道，你什么意思，难道我何子非就是为了骗吃骗喝？我跟你讲，做事是有章法的，我不能跟你们土包子一样打游击。
我第一次见何子非发火。这一次我相信了他，我带领侦察排接上师参谋长，就看地形去了。
傍晚回到驻地，我惦着何子非的进展，到他屋里一看，见他和尚打坐一般，坐在席子上，闭着眼睛打盹，面前放着几个小本本。
我拿起小本本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原来是长洲中学的地理课本，里面有几张地图，被他撕下来了，画得花里胡哨。
我把课本往何子非面前一摔，我说你整了一天，就整了几张课本里的地图？他说我就整了这几张地图，怎么啦？我说我们好吃好喝供着你，你却拿这个东西糊弄我们？他睁大眼睛说，我怎么糊弄你们了，我在分析这一带的地理特征，这些地图可以提供很多参考。我说早知道中学课本里有地图，我们就不用凑钱给你买辣子鸡丁了。他嘿嘿一笑说，你这个人真小气。这样吧，你给我准备十根竹竿，明天我跟你们去看地形。
次日大早，何子非果然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刚刚走到城外一块平地上，他就喊停下，让一个战士原地不动，他跑出七八十步，十个战士每人拿一根竹竿，一根连着一根，一直连到他的脚下。他用皮尺量了竹竿的长度，在本子上算了一会儿，拿指北针对好方向，然后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向远方的四方山山头瞄准，嘴里念念有词地计算一阵，站起身来告诉我说，从这里到四方山，三千二百米。我把这几个明显的地物距离测好了，这一块的地形图就有了。
我很快就明白了，他这是利用勾股定理，已知一边两角，求另外两边。我心里想，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为什么想不到？用指北针和竹竿代替了测量仪器，确实是一般人想不到的。
那天上午我们如此这般忙乎了很长时间，又换了几个地方。我看他在纸上画了很多三角形，对照地物地貌一看，眼前方圆十里的地物地貌大都有了轮廓。跟着他一连干了六七天，长洲防区的地图就成形了，可能成为战场的地段以及可能的路线都做了特别的标注。他跟我们吹嘘，自己能把长洲方圆五十里的地形堆成沙盘，还说，以后有了专业的测绘地图，你们可以对照一下，我测绘的地图，精确度八九不离十。
后来的事实证明，何子非不是吹牛，他画的地图在反“三路围攻”中确实派上了很大的用场。举一个例子，我们那时候没有大口径火炮，但是国民党军有。有了何子非的地图，我们就能够判断出国民党的炮兵阵地位置，同时也能够确定我们前沿阵地的位置。重要的是，就是以这张地图为出发点，我们红军干部的战术意识增强了，很多人学会了图上作业，最受益的当然还是我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