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会来找我,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很多年了。那本刚刚出版的《穿插》,不仅让你们这些年轻人感到震惊,就连我们这些死去多年的人也很不平静。遥远的往事,就像天上的白云,从历史的深处飘来,点燃了我的记忆之光……那些隐藏在岁月沟壑里的真相,还有谁比我更清楚呢?
好了,书归正传。我们还是先回到五十年前的那个“西训团”,因为故事的主要人物都是从那里出发的。
“西训团”位于葱茏山的北麓,原先是军阀的一座兵营,面积有三百多亩,依山傍水,房屋多掩映在绿树丛中。从外面看,看不出什么,里面却是别有洞天,有一座占地七十多亩的堰塞湖,湖畔点缀假山、小桥和亭台,风景非常秀丽。后来这个军阀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帜,蒋委员长派来一个指导团,在这里办起了“西峰军官训练团”,简称“西训团”,是一个半军校性质的教学机构,也可以看成是中央军和地方军杂交的产物。它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培养在职军官,特别是在历次征战中的有功军官,晋升之前进入“西训团”镀金;二是招收有高小以上学历的青年学生,培养初级军官。那座不大的堰塞湖稍加修整,岸边建了几个小亭子,取名“三民湖”。总团部和一分团在西峰山南麓,二、三分团在西峰山西侧。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秋天,我从长洲第一国立中学初中毕业,是继续求学还是谋取一份差事养家糊口,家里争议很大,我的二妈,也是我的生母主张我接管家里的那爿小店,而我的另外两个母亲——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母亲不是我父亲的姨太太,而是我父亲生前好友的妻子——大妈主张我留在长洲城当一个警察,三妈则主张我到省城继续读书,我本人也很想继续求学。三个母亲商量的结果,还是尊重了我本人的意愿。
我的舅舅在送我前往省城的路上,看到了葱茏山国军“西训团”招生的消息,灵机一动,跟我商量,反正是求学,干脆报考“西训团”,既可以接着读书,还可以节省费用,毕业了就是军官。那年我才十七岁,对于未来还没有明确的方向,觉得当个军官也不错,后来就转道到了西峰。因为是初中生,身体素质也很好,很顺利地就考取了,被分配在一分团当学员,学的是步兵战术专业,主攻山地作战。
“西训团”根据不同专业分成三个分团,学员成分非常复杂,里面有国军的下层军官,有被红军分了土地的富家子弟,还有一些是从城里来的青年学生。
我就读的那一年,一分团共有三个学兵队,总共有九十多人,除了我所在的初级生队,和在职军官组成的高级生队,还有一个是女兵队。
讲到女兵队,就不能不讲到楚兰。她是个资格很老的女教官,同我们一分团郭涵主任是武汉军校同学,据说郭涵还追求过她,为什么未成眷属,我们不得而知。为什么要讲到楚兰教官呢,因为这个人太有个性了。
我们这一期,报到后全体新生第一次集合,看到有一队女学员英姿飒爽地进入会场,大家都很诧异,本来是立正的,动作要领是目不斜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管住自己的眼睛,都用眼角的余光跟踪女兵队,从上到下,从外到里,想看看这些穿着军装的女子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正在全神贯注地偷看,只听到一声口令,立正,向右看齐——
大家吓了一跳,赶紧立正,向右看齐,然后向前看。这才发现队列前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人,穿着长筒马靴,腰里扎着皮带,还佩着一把小手枪。看不出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听口音是个女人,她的头发很短,长相不算难看,也不算好看。她把我们整队之后,往队列前方中央一站,胳膊往上一举说,这回看清楚了吧,你们这一届,还有一个女兵队,但是我要跟你们讲清楚,穿上军装,站在队列,就不是女生了。我们“西训团”,只有学员,没有性别。以后,你们之间,可以大大方方地交往,看人要用正眼看,防止斜眼病。
她这么一说,我们都有点尴尬,好像偷东西被人抓住了。同时心里又窃喜,因为我们可以同女兵队大大方方地交往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同女兵大大方方地交往,这个我以后再讲。
楚兰是训导处的中校副主任,同时也是女兵队的队长。那时候,郭涵主任在我们分团推行“新生活运动”,她是积极的支持者。她搞的新生活运动,主要是抓女兵队的内务和卫生。我们曾经听她做过“新生活运动”报告,她说,连屁股都擦不干净,指甲里都是泥巴,身上臭烘烘的,怎么打仗啊,打仗打赢了都不光彩。
我们那时候不太明白,擦不干净屁股跟能不能打仗有什么关系?但是没有人敢质疑,楚兰教官说有关系,那就有关系吧。
一分团搞内务卫生评比,老是女兵队拿优胜红旗,我们男学员不以为然,认为我们是打仗的,没有必要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楚兰教官听说了我们的议论,就撺掇陈达教官组织我们参观女兵宿舍的内务。头次走进女兵宿舍,那真是让人耳目一新,窗明几净,铺上的军被叠得整整齐齐,就像砖头码起来的。毛巾都挂在床头的铁丝上,四个角对得严丝合缝。女兵宿舍的味道也很好闻,好像有什么花的香味,以后才知道那叫花露水。
走出女兵宿舍,看到门口的绳子上挂着几排蓝色的布条,有个同学神秘地说,知道那是什么吗,叫武装甲,女人穿上那东西,就能和男人一样有力气。
我们这些人,没有见过大世面,懂得的东西很少,不知道那个名叫武装甲的东西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女人穿上武装甲之后就和男人一样有力气了,只是觉得神奇,夜里有很多想象。同时又羡慕女兵队,摊上楚兰这么个教官,什么好事都先尽着她们,生活费也比我们男学员每月多一块银元。
女兵队有个班长名叫蔺紫雨,据说是湖北云华山下一个大户的千金。红军进驻云华山之后,把她的家抄了,在那里设了一个红军医院。蔺紫雨和她的哥哥潜伏在谷堆里,半夜放火,被红军发现,她的哥哥为了掩护她脱逃,被红军击毙了。像蔺紫雨这样的人,在国军的部队里最吃得开,因为她同红军有深仇大恨,所以很快就当了班长。
当然,蔺紫雨之所以能够很快当上班长,还不仅仅因为她的出身和天生丽质,更在于这个人胆大心细,作风泼辣,而且专业能力很强。她本来是学医疗救护的,但是基础课目,比如射击、刺杀、格斗等等,别人不敢做或者做不好的,她一旦上手,很快就驾轻就熟。
虽然楚兰教官说可以“大大方方地交往”,但是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跟女兵队交往。当时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除了共同课目上大课和综合演练以外,野外作业通常都是分开训练,吃饭也是男女分桌,所以我们平常很少接触,夜里想入非非,白天远远地看上一眼。
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训导处的勤务兵易晓岚,可以经常跟蔺紫雨在一起。偶尔有个半天休整日,易晓岚还可以跟蔺紫雨一起到西峰山的庙里转转。这让我们既羡慕又无奈,因为易晓岚是蔺紫雨的表弟,谁也说不出个是非。
关于女兵队的传闻很多,很多都是想象,只能在夜里过过嘴瘾。那个时期,我们的许多夜晚,讲得最多的不是战术作业,而是一墙之隔的女兵队,这一点,我要请你谅解。
后来才知道,那个武装甲是干什么的。原来女人上身比男人多出两块肉,训练的时候,那两块没有骨头的肉老是跳来跳去,有点碍事。楚兰教官从外国人那里学了一招,说服郭涵主任,拿出“新生活运动”经费,花高价买来一批柞绸,给女生每人做了两套武装甲,就是城里人说的“文胸”。
我们初级生队的人都比较老实,但是高级生队就不一样了,因为那里面的学员大都是营连级军官,都有实战经验,有些人还上过正经的中央军校,读书人居多,见多识广,有很多办法对付教官和政训处,喝酒打架的事情,多数都是他们干的,或者是他们指使我们干的。当然,半路拦截女兵没话找话甚至动手动脚的事情,也只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前面我说过,国民政府那时候推行“新生活运动”,而在我们“西训团”,一分团又是最积极的,因为一分团有楚兰教官。这个女人不像女人,脾气暴躁,谁都敢骂,她特别护着女兵,动不动就讲男女平等,不许欺负女人。据一个同学讲,楚兰教官在武汉读书的时候,一个女同学是童养媳,婆家到武汉军校要人,把那个同学抓走了,楚兰纠集了十几个同学,跑了二十多里路,追上那伙人,把那位同学的公婆和未婚男人痛打一顿,并且挥着铁棒教训那个未婚男人,以后再来军校闹事,就要打断他的腿,吓得那家人此后再也不敢去了。楚兰教官的那位女同学后来也到“西训团”,在医务室当校医。
当然,楚兰教官的作为,也不仅是女兵队受益,我们也跟着沾光,譬如沐浴。过去的时光,我们哪里知道什么叫沐浴啊,乡下的孩子,夏天在水塘里面玩水,上岸后擦干屁股就叫洗澡了,冬天四五个月都不洗澡。但是到军校不一样了,楚兰教官亲自考察地形,在技术室旁边建了一个澡堂子——不,不能叫澡堂子,楚兰教官说,什么澡堂子,太土了,叫沐浴室。几个勤务兵在那里挂上一个牌子,很讲究的楠木匾额,上面写着郭涵主任亲手书写的几个大字——革命军人沐浴室。据说本来是打算建两个浴室的,男女分开,楚兰教官说,花那个钱干什么,一个浴室,分时间入浴,这样还能增进男女同学的了解。
楚兰教官讲的增进了解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明白,可是,那个“革命军人沐浴室”,却让我们体会到了不曾体会的东西。特别是第一个冬天,每个星期都要安排沐浴一次。但我们从来没有同女兵队一起沐浴,特别倒霉的是,甚至没有被安排在同一天沐浴,即便是隔了一天,进入沐浴室之后,一边脱着衣服,一边就仿佛看到了昨天,那些年轻貌美的女子,在同样的地方,做同样的动作,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
学员生活是很苦的,最初是基础训练,主要是射击、投弹、刺杀,每次训练一个小时,汗流浃背,浑身酸臭。吃了晚饭,还要开班务会,总结一天的学习心得。一天下来,倒在铺上就不想睁眼了。可是不行,还得洗脸洗脚,还要站岗。第二天天不亮,就吹哨子,集合站队出操,出操完毕才能上茅房,要刷牙洗脸,还要整理内务,打扫卫生。
有一个周日,上午陈达教官和楚兰教官一起来到男生宿舍,看看乱七八糟的,楚兰教官皱着眉头走了。
陈达教官说,赶快,这娘儿们要找事。
我们马上动手叠被子,扫地的扫地,洒水的洒水。果然,不多一会儿楚兰教官就回来了,还带了几个女生,其中就有蔺紫雨。
楚兰教官带着她们,挨个看我们的宿舍。轮到我那个屋,楚兰教官指着我的被子说,这上面什么东西,为什么不洗干净?
我一看,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那上面是什么东西呢,那时候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壮后生,正是朝气蓬勃的年龄,白天累得要死,夜里就做美梦,梦见和女兵队的哪位花前月下,动手动脚,还有一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动作,七梦八梦,下体就胀得老高,啥时候喷出来的东西,自己也说不清楚。我第一次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在前几年,吓得发抖,以为自己尿床了,第二天装病请假,不敢起床。后来才知道,大家都是一样,还把这个行为戏称为“走火”。当时我们用的军被是浅灰色的,夜里走火之后,来不及洗,干了之后再洗,那一块的颜色就深了许多,十几天下来,被子里里外外都是深浅不一的斑块,就像秃斑一样,非常扎眼。
我说,报告教官,那是,那是……
见我语无伦次,楚兰教官又指着二班的同学贺之发问道,你的为什么也是这样?
贺之发挠挠头皮说,报告教官,那是擦枪走火……打的炸点。
楚兰教官认真了,问贺之发,擦枪走火,你们睡在被子里还擦枪?
贺之发嘿嘿地干笑,不说话。
楚兰教官说,谁让你们夜里擦枪的,走火伤人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楚兰教官是个二百五,不懂男女之事。正好有个高级生队的师兄也跟着来参观内务,师兄笑笑说,教官,这个擦枪嘛,不是擦枪,也不是走火,这是……讲到这里,师兄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讲了。
倒是楚兰教官,眼睛眨巴几下,好像突然明白了,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吼了一句,明白了,他妈的想入非非,哪里像个革命军人的样子……我跟你们陈达教官说说,以后不许擦枪了,更不许走火了,听明白没有?
我们全傻眼了,只好七上八下地说,是,不许擦枪了,不许走火了,我们……再也不想入非非了。
楚兰教官讲完,手一挥,夺门而出。几个女生跟在后面,有一个还回过头来,看看我,挤眉弄眼地说,开了不少枪啊,走了那么多火。
我无地自容,接不上她的茬,也不敢看她。贺之发嘿嘿一笑说,要不,你检查一下他的枪?
那个女生回首向贺之发一笑,吐出两个字,手枪。
等她们走远了,贺之发跟我讲,知道那个女生叫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贺之发说,名字叫蓝旗,进校之前是个戏子,很风骚哦。
我说……我什么也没有说,远远看那几个人的背影,特别是蓝旗的背影,觉得这个女子的身上有一种奇怪的东西。
楚兰教官果然把这件事情跟陈达教官说了,陈达教官为此专门到我们宿舍检查了一遍。不过,陈达教官是过来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没有命令禁止我们擦枪,只是笑笑就走了。
过了几天,训导处的勤务兵易晓岚给我们抱来一个麻袋,跟我们讲,陈达教官让他来给我们发枪口帽,每人两条,换着穿。打开一看,稍微研究一下就明白了,是特制的黑色短裤,前面一块地方,双层。
易晓岚跟我们差不多年纪,不过长得白白净净,有点腼腆。我们那时候把易晓岚看成不是女人的女人,故意问他,为什么给我们发这个东西?
易晓岚红着脸说,陈达教官说,这东西可以防止擦枪走火。
我们又问他,你擦过枪没有,你走过火没有?
易晓岚不理我们,把麻袋一扔,就急忙走了。
这以后,楚兰教官再也没有到我们男生宿舍来过。再同她打照面,我们隔着大老远地敬礼,她也隔着大老远地还礼,然后擦肩而过的时候,她总是昂首挺胸目不斜视。我们呢,像做贼似的,低着脑袋快步通过。
我们入学半年之后,楚兰教官就消失了。有人说她因为一件什么事情,打了郭涵主任一个耳光,被郭涵主任挤对走了。也有人说她是潜伏的共产党,被秘密处决了。
楚兰教官一消失,“新生活运动”虽然还在坚持,却不像过去那样严格了,“革命军人沐浴室”里再也没有热水了,只能自己从“三民湖”里挑水,洗冷水澡。后来陈达教官干脆不许我们男生去洗澡了,成了女兵队的专用,我们的遐想也随之少了许多。
楚兰教官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高级生队有个少校学员叫谢谷,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手上经常戴着白手套,外表风度翩翩。这个人早年读过黄埔军校,还参加过北伐,就专业而言,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际作业,都让我们初级生队学员佩服到了崇拜的地步。特别是标图作业,那些司空见惯的山川河流道路桥梁,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用后来人们的话说,那就是艺术品。我们还没有毕业,就把谢谷作为楷模,有几个同学甚至表示,毕业之后要想办法到谢谷的部队任职。
大约是春节前后,传来谢谷同蔺紫雨恋爱的消息。贺之发有一次跟大伙讲,为什么蔺紫雨每个休整日都要到西峰山寺庙去,就是在那里同谢谷见面,因为高级生队的学员外出请假比我们初级生队的学员容易得多。贺之发甚至绘声绘色地说,他亲眼看见谢谷和蔺紫雨在“三民湖”的假山里面幽会,给他们望风的就是蔺紫雨的表弟易晓岚。
不管真假,哪怕明明知道贺之发胡扯,但这胡扯还是让我们心里酸溜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焦躁。焦躁可以理解,心酸却无法言说,用读书人的话说,蔺紫雨爱上谢谷,是珠联璧合天经地义的,她不爱上谢谷,难道要她爱上我们这些二百五?
陈达教官是一分团训导处的主任,喝过洋墨水,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战术水平究竟怎样,因为没有见过实战,咱们不清楚,但是他的教学确实别出心裁。每次学长指挥我们演练一次,他就组织讨论,让我们评头品足,分析成败得失。这种讨论起先让我们很为难,怕讲实话得罪学长,怕讲假话得罪教官。后来,渐渐习惯了,我们觉得教官的方法很好,让我们提高了分析能力和战术意识,至少纸上谈兵有章法了。
有一次在分团礼堂上大课,课间休息的时候,陈达教官出了一个趣味题:跟猪摔跤,有什么结果?大家正在苦思冥想,蔺紫雨就冲到陈达教官的面前说,给它一个扫堂腿,把它打翻在地,然后骑在它的背上,扼住它的咽喉,最后的结果就是,它成了盘中餐。
陈达教官笑笑,说,跟猪摔跤,至少有三种结果,一种是把猪摔倒了,比猪厉害。第二种是被猪摔倒了,连猪都打不过。第三种是,跟猪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双方休战,结果是,跟猪差不多。
陈达教官讲完,大家哈哈大笑。
蔺紫雨不服气,面红耳赤地说,跟猪摔跤,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把猪摔倒,然后干掉,不可能出现打平手和摔不过猪的情况。你这个结果是夸大猪的力量,贬低人的力量。
陈达教官很不高兴,训斥蔺紫雨,我说的是趣味题,不是战术题,要的是趣味而不是事实。你胡搅蛮缠什么,回到你的座位上。
直到大家都坐下来,陈达教官在黑板上写下“防御战斗中的穿插”之后,转过身来,还盯着蔺紫雨板着脸说了一句,不管是防御,穿插,还是同猪摔跤,都要动脑子,做事要动脑子,明白吗?
蔺紫雨站了起来,好像要争辩。陈达教官一声断喝,坐下,上课了。
就在这时候,后排传来一个声音——我不同意陈达教官对蔺同学的批评。第一,陈达教官出的这个题目,缺乏必要的条件,是一个人同一头猪摔跤,还是几个人同几头猪摔跤,是一个人同八头猪摔跤,还是八个人同一头猪摔跤,是一个老年病人同一头年轻力壮的猪摔跤,还是一个屠夫同一头小猪崽摔跤,这些必要的条件没有,因此无法得出精确的结果答案。第二,即便是一个正常的人同一头正常的猪摔跤,出现的只是三种可能,而不是三种结果。发言完毕。
这一番话说得不紧不慢,抑扬顿挫,说得整个分团礼堂鸦雀无声。陈达教官站在台上,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半天才冷笑一声说,谢谷同学,谢谷少校,请坐下。我说明一下,我刚才出的是趣味题,我要的答案要有趣味性。这个,你应该是明白的。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后排发言的是谢谷。陈达教官对待谢谷的态度,显然要客气得多,但是,客气中并不缺少威严的气势。
我们没有回头,但是能够感觉到,谢谷少校并没有坐下,仍然立正。身后传来的声音是,陈达教官,如果是趣味题,那么,就更不能只有一个答案了,无论是陈达教官说的三种情况,请注意,我说的是三种情况,还是蔺同学说的一种情况,都是可能,而不是结果。蔺同学说的可能,同样有趣味。陈达教官您说呢?
这一下,不仅礼堂里面一片寂静,我们这些初级生队的学员连大气也不敢出,可是我们在心里却暗暗地为谢谷少校捏一把汗。谢谷少校简直是吃了豹子胆,居然当场让陈达教官下不来台。我们同时也为陈达教官捏一把汗,我们本能地意识到,谢谷少校并没有错,当然我们更不希望陈达教官丢丑。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对错,这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就在于陈达教官太自以为是了,太小看我们这些学员了,他没有想到高级生队里都是带兵打过仗的军官,有几个还是少校。错也错在谢谷少校,为什么这么较劲呢,一点面子也不给陈达教官留,将来会有好果子吃吗?虽然你也是少校,可是陈达毕竟是教官,还是训导处主任,对于学员的前途,还是握有一定权力的。
就在我们攥拳捏汗、出气困难的时候,又一个人站了起来,说了一句,报告教官,教官做事也要动脑子,我们是国民革命军的训练团,不能对学员随便。
发言的是蔺紫雨,这个二百五,真是一点脑子也不动,同谢谷一唱一和,直把陈达教官往死角上逼。我们的心都悬在嗓子眼上,眼看陈达教官的脸涨得通红,眼珠子好像都红了,拳头都握了起来,一场雷霆风暴随时就会掀起。可是,没有出现我们担心的局面,只见陈达教官的嘴巴张了几张,已经举在头顶的拳头突然松开了,脸上马上浮出微笑,尽管那笑显得很不自然,僵硬而且顽强。
大约过了十几秒钟,陈达教官的脸上恢复了平静,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脊背挺了挺说,好,很好,同学们敢于同教官论争,这不是坏事,说明我们的同学不仅做事动了脑子,也有追求真理的勇气。作为教官,我不仅不生气,还很高兴。弟子不必不如师,青出于蓝胜于蓝,说的都是师德。我们当教官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保持追求真理的风骨。同时,我也要向同学们真诚地道一声歉,确实,教官做事也要动脑子,今天这堂课,为师受益终身,受益终身啊……
陈达教官终于找到了一把梯子,自己下了台阶。我们分明看见,陈达教官讲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眼睛闪烁着泪花,显得真诚而又动情。
这以后,关于谢谷和蔺紫雨的关系,就成了我们暗中关注并且急于发现的课题。然而,一个多月过去,并没有发现他们有密切的来往。当然,即便他们秘密接头,也不可能让我们知道,况且还有陈达教官那双鹰隼一般的眼睛在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