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爱弥尔·左拉是十九世纪后期法国最重要的作家，也是这一时期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自然主义一时风靡全球，许多作家竞相效颦，趋之若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至今，左拉仍然是拥有最多读者的法国作家之一。

《萌芽》是左拉当之无愧的代表作。长期以来，读者已经给他的作品作出公允的评价。据奥古斯特·德扎莱一九六九年统计，在读者最多的二十五部法国小说中，左拉的小说占了四部，而《萌芽》在这四部小说中又名列首位。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萌芽》在文学上第一次生动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劳资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艺术上，《萌芽》充分表现了左拉的风格和特色，属于左拉最出色的作品。

《萌芽》的产生似乎出于偶然。一八八四年二月十九日，法国北部的采煤区昂赞发生大罢工，报纸迅速作了报道。左拉闻讯赶往现场，二月二十三日到达，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和访问，三月三日返回巴黎。四月二日他动笔创作《萌芽》，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完稿。一八八四年十一月起，小说在《吉尔·布拉斯》报上连载，至一八八五年二月载完。三月出单行本。

实际上，左拉写出他这部达到高峰的作品，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萌芽》属于《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第十三部作品。《卢贡-马卡尔家族》是“第二帝国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 。第二帝国的统治从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开始，至一八七○年法军在色当全军覆没、拿破仑第三被俘为止。这正是左拉的青少年时期。一八六八至一八六九年，左拉看过勒图尔诺的《激情生理学》和吕卡医生的《自然遗传论》，又从泰纳的实证主义评论中得到启发，他决心仿效巴尔扎克，而又不同于巴尔扎克，在《巴尔扎克和我的不同》一文中，他说明自己想写一套更注重“科学”方面而不是社会方面的小说。这就是后来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一方面，他要“研究一个家族中血缘和环境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研究第二帝国……描绘一整个社会时期”。但在他列出的十部小说中，还没有《萌芽》。从一八七一年发表《卢贡的命运》至一八八四年二月发表《生的欢乐》，左拉写出了几部轰动一时的作品：一八七七年的《小酒店》使左拉成为全国注目的作家，报刊对这部小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八八○年《娜娜》出版的第一天就售出五万多册；同年左拉把他的文艺论文搜集成册，出版了《实验小说》。一句话，至一八八四年，左拉已经写出了《卢贡-马卡尔家族》这套自《人间喜剧》以来最大型的多卷体长篇小说中的几部重要作品，艺术上已进入成熟阶段。而且，他的艺术思想和自然主义的纲领都已明确提出。

左拉在创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过程中，曾提到要“描绘我们时代的一个工人家庭”。写完《小酒店》之后，他有了写第二部关于工人的小说的计划，他想到的是“巴黎的劳动者”，这是“作为起义的革命工具的工人，巴黎公社的工人”。左拉并没有写出这个长篇，只在一八八三年发表了一篇两万多字的小说《雅克·达木尔》。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巴黎公社社员的悲惨命运：公社失败后他被判流放美洲，但在流放期间逃走，被当局误认为淹死，妻子因而改嫁，他回法国后和妻子不能团圆，过着隐居的生活。小说表达了左拉对公社社员的深切同情。一八八三年七月，左拉有了描写工人罢工的打算，秋天开始搜集材料，并阅读了大量有关工人的著作，例如路易-罗朗·西莫南的《地下生活》（1867），这部作品叙述女工生活、矿工的迷信、运煤事故等；多尔穆瓦的《瓦朗西埃纳的煤矿盆地》，这本书介绍地层、矿脉和工资情况；基约的《社会地狱》（1881），这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述；还有博安-布瓦索的《煤矿工人的疾病、事故和畸形》。他还翻阅了《法国矿工的陈情书》（1883）和《法院通报》。他曾访问矿工，下到矿井，亲身体验工人的艰苦工作环境。不仅如此，他还阅读了拉弗莱的《现代社会主义》（1881）和勒罗瓦-博利厄的《十九世纪工人问题》，力图了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工人运动情况。一八八四年三月他去听取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领袖盖德和龙格（马克思的女婿）在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国际工人联合会，左拉曾在笔记中记下了这个组织“建立于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圣马丁大厅，在马克思组织的会议之后……由卡尔·马克思起草宣言和纲领”，并记录了纲领中的话：“劳动者的解放，应是劳动者自己的事业……”左拉的评语是：“这是新的《社会契约论》！可是天啊，还没有一本历史教科书谈到这个！” 尽管左拉并不真正了解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却非常自信地说：“我有着写一部社会主义小说的一切必要资料。” 由此看来，一八八四年昂赞煤矿工人大罢工只不过是一个触发左拉创作《萌芽》的客观因素，因为他在各个方面都已作了充分准备，写作条件早已成熟。

《萌芽》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第一部正面描写产业工人罢工的小说。它成功地再现了罢工的过程，从而展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社会现象，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社会问题。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罢工越来越频繁。法国资本主义在七月王朝（1830—1848）和第二帝国时期有长足的进展，工业革命是在第二帝国时期完成的。马克思指出：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它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 第二帝国时期的工业产值比七月王朝时增加了约两倍。其中，石炭和褐煤的开采量由于采矿业实现了许多改进，增加了两倍多。结果生产过剩，煤炭价格下跌。在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同时，工人却日趋贫困。第二帝国时期，工人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而食品和房租却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因而罢工彼伏此起，在拉里卡马里、奥班和勒克雷佐等矿区都曾爆发过罢工。仅昂赞一地，一八六六、一八七二、一八七七和一八八○年就相继发生过四次罢工。工人生活的贫困化和罢工的浪潮引起了左拉的注意。他较深入地接触到工人的生活状况后，对工人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小酒店》中，他在很大程度上把工人生活的贫困归咎于酗酒等等生理上的原因，而没有看到工人和老板之间的尖锐矛盾。左拉初步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以后，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他给《萌芽》这部小说定下的基调远远高出于他以往的作品。

《萌芽》的主题不仅是崭新的，而且左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他在小说草稿本中提纲挈领地写道：“我的小说描写工资劳动者的起义，这是对社会的冲击，使它为之震动；一句话，描写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小说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希望它预告未来，它提出的问题将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特有的斗争手段即罢工，是发动群众的主要方法，是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波浪式的增长中的最突出的现象。”又说：“任何一次罢工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危机又是什么呢？普鲁士内务大臣封·普特卡默先生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在每一次罢工中都潜伏着革命的九头怪蛇。’他说得难道不对吗？” 罢工集中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斗争，有时还体现了尖锐的政治斗争，它往往是经济危机所促成的，又加深了这个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是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

《萌芽》确实把“资本和劳动的斗争”气势磅礴地描写出来了。

小说首先写出了罢工的根本原因。《萌芽》描绘了矿工极其触目惊心的工作条件，小说不啻是煤矿工人的一份控诉书。资本家只顾追求利润，不顾工人死活，矿井里的设备年久失修，极不完备，遇到松软的地层，会有塌陷危险。有时瓦斯骤然增多，会将矿工熏死。有的煤层较薄，矿工必须趴在那里挖掘，他们活像夹在两页书中的一只虫子，受到被活活压扁的威胁。矿工一身漆黑，只有眼睛和牙齿闪出亮光。他们像畜生一样，身上一丝不挂，浑身给煤和汗水弄得污秽不堪，四肢累得要散架，“简直是一幅地狱的景象”。这样艰苦的劳动一天只得到三个法郎，连普通的手工业工人的收入还不如。因此井下多的是女工和童工，他们推着沉重的斗车，累得汗如雨下。即使因工伤残废，也得用大锤子打碎煤块，继续干活。老矿工马赫一家十口，有五个人劳动，却仍然入不敷出。老祖父在煤矿生活了五十年，有四十五年在矿井里度过，而养老金不到十个苏。等待着矿工的是贫血症、矽肺、关节瘫痪。住屋拥挤不堪，一天劳累下来，需要洗澡，也只能当着客人的面去洗。一边是矿工非人的生活，另一边是公司经理格雷古瓦家豪华的住宅，他一个人所得抵得上五十个矿工家庭的血汗收入，连最不值钱的陈设也够工人们吃一个月，千万饥寒交迫的人们拿血肉养肥了资本家。经理的女儿赛西儿容光焕发，而马赫的七个孩子不是病弱就是残废。赛西儿即使日上三竿，依然慵倦不起，而卡特琳半夜就得上工。工人们高喊要面包，资产者却在欢宴。矿工们饥肠辘辘和赛西儿订婚的晚宴适成对照。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生活鸿沟隐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他们的冲突总有一天要爆发。《萌芽》并非第一部描写工人悲惨生活的小说，发表在《萌芽》之前的有：埃克托·马洛的《无家可归》（1878），莫里斯·塔尔梅的《瓦斯爆炸》（1880），伊夫·基约的《社会地狱》（1882），它们对矿工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但并没有写到贫富的强烈对比，更没有指出资产阶级的财富是建立在榨取无产阶级的血汗劳动基础之上的事实。《萌芽》则不同，左拉认识到这是工人罢工的症结所在，他不是单纯地描写工人的地狱般的生活，而是透过事实看到本质的社会现象，这就大大胜过了别的作家。

矿工生活只不过是小说中的背景描写，小说的中心情节是罢工。这场轰轰烈烈的罢工，是有了阶级觉悟的工人的集体行动。罢工有较正确的思想指导，是在国际工人联合会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在罢工中，工人们同无政府主义者和工贼作了一系列的斗争。虽然这次罢工仍带有工人运动初期捣毁机器等泄愤的性质，但它不仅仅提出了经济要求，还接触到政治权利：要求废止镇压和束缚工人行动的里卡多法案。《萌芽》对这场罢工的描绘是符合现实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还处于初期阶段，第一国际法国支部成立于一八六四年九月，但工人运动受到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潮十分流行。主人公艾蒂安的思想中混杂着空想社会主义甚至达尔文主义是毫不奇怪的。但他是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工人们正是在艾蒂安的启发下觉悟起来。以前，矿工们像牲口一样生活在矿井里，像采煤的机器一样在地下转动，对外界事物不闻不问，因此有权有势的富人才能为所欲为。艾蒂安向他们指出了资本是剥削的结果，劳动者有权利和义务收回这笔掠去的财富。他说，资产者每逢经济危机就不惜饿死工人，以保证他们自己的利润，“难道这不伤天害理吗？”他还向工人们描述了未来世界按劳付酬的图景。于是工人们闭塞的小天地打开了，“一束强光照亮了这些穷苦人的黑暗生活”。在初步觉悟的工人身上，一代代累积的愤怒和仇恨爆发了。两千五百个矿工像大海的波涛，席卷而来，封闭了所有的矿井。罢工浪潮蔓延开去，上万个工人参加了行动。他们大公无私、团结一致、英勇斗争。矿工的生活本来就很艰难，罢工后断绝了经济来源，大家却毫无怨言，甘愿变卖家中的一切实物。尤其是矿工们面对军队的刺刀，毫无畏葸，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曲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英勇搏斗的赞歌。左拉写出了工人罢工的巨大力量，显示了产业工人的组织性和坚定性。小说描写的不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从事个体劳动或作坊里的工人，而是自一八四八年以来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工人群众，是从手工业过渡到大工业的无产阶级。他们在反对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反对寡头政治、反对剥削压迫中站到了历史的前台。这是无产阶级作为整体力量第一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这就是《萌芽》的重要意义所在。

《萌芽》并没有用低沉的调子去表现罢工斗争以失败告终，它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和乐观的情调，应该说，这是一部悲壮的史诗。左拉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曾经反复推敲过作品的基调。他想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三年芽月十二日（1795年4月1日），饥饿的民众拥入国民公会，高呼“要面包和九三年的宪法”。“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名字，表达新人的成长和劳动者为了摆脱至今仍在挣扎的艰苦劳动环境，甚至是不自觉地作出的努力。有一天，我偶然说出了‘萌芽’这个字。起先我不想要这个名字，觉得它太神秘，太有象征性，但它包含了我所要寻找的东西：革命的四月，老朽的社会在春天里焕然一新……倘使它对某些读者有点隐晦，对我来说却像一注阳光，照亮了整个作品。” “萌芽”这个孕育希望和前途的象征在情节中时隐时现，贯穿始终。在小说第三部分，随着春天到来，这个象征出现了，主人公望着麦浪，“当人们在地下为受苦受累而悲叹的时候，一片生机正在地面上萌芽和迸发。”在深夜聊天时，他又想起来，“如今矿工们彻底觉悟了，他们像埋在地下的一颗良种，开始萌芽了。”在罢工中，小说写到“在矿井深处，一支大军正在成长，这代新人就像是正在萌芽的种子，不久将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直到最后，主人公怀着希望离开矿区，踏上新的征途，小说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人们一天一天壮大，黑色的复仇大军正在田野里慢慢地生长，要使未来的世纪获得丰收。这支队伍的萌芽就要冲破大地活跃于世界之上了。”左拉的作品往往以悲剧结局，情调较低沉；《萌芽》虽以悲剧结尾，但情调却是轻快乐观的。左拉以洋溢着激情的兴奋笔调写道：“矿工们已经检阅了自己的队伍和力量，以他们的正义呼声唤醒了全法国的工人……资产阶级已经听到脚下的震动，一下接着一下，直到把这个摇摇欲坠的腐朽社会彻底摧毁。”这种带有预示性的乐观情调给这场罢工斗争赋予了高昂的战斗气息，使小说具有史诗的悲壮气势，画面雄浑而又富有抒情意味。这是左拉对工人阶级本身孕育的力量、对未来社会的远景抱有充分信心的表现，也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分析，从而对日常的生活现象进行概括提炼的结果。毫无疑问，这已经摆脱了在现实之上爬行的自然主义描写方法，不能不说是左拉遵循现实主义方法的一个胜利。

在这场绘声绘色的罢工斗争中出现的工人形象是塑造得较为成功的。

在法国文学史上，艾蒂安是第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形象。他本是个正直善良的机械工人，来到蒙苏煤矿后，做了一个采煤工。他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作为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在蒙苏矿区大力发展新会员，组成了一个支部。他刻苦钻研社会主义的理论著作，虽然他对马克思的学说了解得不深刻，受到蒲鲁东的理论的迷惑，但他毕竟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主张在经济问题上据理同公司进行斗争，不主张采用破坏机器以致危及工人生命的行动。他同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和非暴力主义者展开了面对面斗争。通过罢工，他经受了一次革命的洗礼，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他认识到工人是最伟大的，“唯有他们才是最高尚的阶级和能够使人类自强不息的力量”，确信“新的社会将从新的血液中诞生”。左拉曾计划让他在一部描写巴黎公社的小说中再出现。这是一个在基层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的形象。他的成长过程写得十分自然。

《萌芽》花了不少笔墨描写老矿工马赫的一家，这是一个典型的煤矿工人家庭。马赫的老祖宗发现了煤矿并参加了煤矿的初建工程，他一家世世代代在煤矿干活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他们为矿主卖命，先后有六口人在矿井里丧生。马赫的父亲为煤矿卖了一辈子的苦力，如今病魔缠身，等于废人，连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马赫是个受人尊敬的正直矿工，他在艾蒂安的启发下参加了国际工人联合会，罢工中带领工人去请愿，面对军警脸无惧色，终于饮弹而亡。马赫的妻子是个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人物。左拉在草稿中认为应“让全部光亮集中在母亲身上”。她原是推煤车的女工，如今为了维持十口之家，日夜操劳。罢工时家里一无所有，她仍然鼓动矿工坚持下去。她对艾蒂安说：“我们挨了两个月的饿，把家当都卖光了，孩子们也病了，难道就这样白白地算了？还要叫我们过那不合理的日子吗？”她鼓励丈夫去斗争，解救被关进监狱的伙伴。丈夫死后，她不得不顶替丈夫的工作，下到矿井，干十小时的累活。通过眼前发生的事，她逐渐明白，复仇的一天总会到来，吞噬他们血肉的偶像将会倒塌。这个善良的妇女在生活的逼迫下终于爆发出愤怒的呼喊，她体现了矿工们逐步觉悟的形象。这是个真实的劳动妇女，平凡而又伟大。她具有工人勤劳朴实、坚韧不屈和勇于牺牲的优秀品质。

在艺术上，《萌芽》也代表了左拉的风格。左拉的创作受到自然主义的重大影响，但不少作品基本上还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萌芽》从主要方面来看，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毋庸置疑，巴尔扎克给予了左拉良好的影响。巴尔扎克细密地观察事物，善于鸟瞰全局，注重事件的社会意义，关心矛盾冲突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等等，左拉都有所师承。在《萌芽》中，煤矿工人的生活、矿井的构造和非人的劳动条件，还有资产者的奢华，都得到真实的再现，左拉运用的是现实主义的笔触。这是《萌芽》的主体部分，完全值得肯定。左拉的描绘具有粗犷、扎实、浑厚、巨细无遗的特色，这些地方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风格较为接近。但是，左拉的小说还是明显地有别于巴尔扎克小说的风格。

巴尔扎克的小说往往开首是对环境的长篇描述，然后才引入正文，人物出场。左拉的写法则不一样，他的小说总是一开始主人公就登场露面，马上进入情节，以求一下子吸引住读者的兴趣。《萌芽》的开篇是一个有名的画面：在原野上有一个人踽踽独行，这就是失了业的艾蒂安，他来到了煤矿区。随着主人公的足迹，作家把读者带到一个他们不熟悉的新天地里。这种开场避免了拖沓的描写，笔墨简练而生动。

在结构上，左拉比巴尔扎克更注重有机的联系，安排得当。《萌芽》的结构尤为严密。小说共分七部分。开头四个部分是引子、开场、发展、深入，一步步描写矿工反抗的情绪的产生、扩大和高涨，第五部分是全书的高潮——罢工，后两部分描写罢工的失败经过和尾声，全书形成一个整体。情节的进展井然有序，节奏沉稳有力，气势雄健遒劲，具有史诗的特点。与左拉同时代的大批评家儒勒·勒梅特尔说得很对：“《萌芽》的风格由于强有力的缓缓进展、广阔的潮流、细节的累积和作者手法的直率而具有古代史诗的风格。”左拉也认为《萌芽》是“一幅巨大的壁画”。这种从容、稳当的节奏同均衡、比例得当的结构密不可分，既是左拉小说的优点，也是其特点。

在写景状物方面，左拉一向不以辞藻华丽取胜，他的文字同巴尔扎克相比也显得呆板一些。最明显的手法是，他喜欢重复运用有特征意义的形容词去描写环境。《萌芽》最常用的形容词是“黑的”。煤矿地区的特点就是一片黑色。矿区外面是黑色的煤炭和煤灰，矿井里面是黑洞洞的，矿工浑身是黑乎乎的，他们吐出的痰是黑的，死时流出的血也是黑的。小说共四十章，只有十章是在阳光下进行。这个天地仿佛是“一种物质构成的黑夜”。只有在下雪时，村庄才变成白色，但“像包裹在尸布里一样”。如果说白色是死寂、虚无的标志的话，黑色就是忧郁、恐惧、压迫的象征。这黑沉沉的天地就是矿工们生活着的现实世界。这富有象征意义的环境描写具有版画一般的严峻苍凉的力量，增添了小说悲壮的色彩。

然而，《萌芽》仍然明显地存在着自然主义的痕迹。在描写男女矿工的私生活时，左拉往往运用自然主义的笔法。现实主义要求一个作家有选择地提取生活现象，描写具有本质意义的社会生活，而自然主义则主张实录生活现象，甚至实录污秽的不堪入目的场景。这种描写往往既不反映人物的思想特征，又不能表现多少社会内容，甚至引起相反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作家对描写对象的错误看法。《萌芽》中的自然主义描写就是如此。在左拉看来，矿工的无知、粗鲁和不文明使他们作出一些纵欲行动或下流动作。左拉这种看法使他笔下的工人形象减色不少。

另外，左拉对资产阶级也是存有幻想的，他不认为资产阶级摧残人性，他在草稿中一再表明资产者“甚至有善良感情”，要在小说中“写出老板们追求利润也有人性”。左拉认为并不需要使用暴力，“合法斗争将来有一天也许更为有力”。他幻想通过工人平静地参加工会，把政权夺取过来，就会变成主人。所以他以责备的态度描写罢工中出现的混乱行动：赛西儿被扼死，暗杀哨兵，等等。而埃纳博不怨恨矿工，原谅了他们；德内兰也认为工人们不明底细，才贸然行动。左拉多次表白过：“我所愿意的，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幸运者即当主人的人高呼：你们小心……看看这些劳动和受苦的生活悲惨的人们吧。或许还来得及避免最后的灾难。但要赶快变得正义一些，否则就会毁灭。”又说：“我唯有一个愿望：引起怜悯和正义的呼声，让法国最终不会被一小撮政客葬送……是的，发出怜悯的呼吁，正义的呼吁，我没有更多的愿望。”左拉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削弱了小说的批判力量。左拉毕竟是个资产阶级作家，他还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所属的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他的揭露和批判必然是有限度的。

尽管如此，《萌芽》仍不失为一部正确表现工人运动的小说。它出版后受到了普遍的赞赏。莫泊桑指出：“毫无疑问，没有一部书包含了那么多的生活和运动。”巴比塞在自己的专著《左拉》中也认为《萌芽》等小说“就像流星一样降落在描写现代工人的苍白或矫揉造作的小说中间”。有的作家正确地指出，今天的社会条件虽然改变了，但《萌芽》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劳资的对抗并未完结。一句话，《萌芽》的价值就在于它形象地记录了早期工人运动的一曲战歌，表明工业无产阶级已登上了历史舞台。《萌芽》是在高尔基的《母亲》问世之前写得最成功的反映工运的长篇小说，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可争议的。

郑克鲁
一九八一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