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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他的《伏尔泰传》中曾经这样说过：“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十八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
这句话代表了不少资产阶级文学史家、批评家对伏尔泰的评价，它虽然不无夸张，但的确也反映了伏尔泰在当时影响之大。
在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伏尔泰就其所起的作用和所占有的地位，无疑是一位领袖和导师。他是启蒙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早于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卢梭，他活动的时间很长，经历了十八世纪的四分之三；他以令人惊异的充沛精力在这个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他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作者，他的文学创作，悲剧、喜剧、史诗、哲理诗、哲理小说都丰富多产，十八世纪末，由博马舍编辑出版的第一个伏尔泰全集就有七十卷之多，还不包括他卷帙浩繁的全部书信；他在当时享有巨大的声誉，被视为思想界的泰斗，整个欧洲都倾听他的声音。当然，他的地位与作用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并不是由于其思想最进步、体系最完整，他的思想只反映了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是启蒙时代中较为保守的一位代表。
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阿鲁埃，一六九四年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青年时期正当“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的晚期，法国封建君主专制盛极而衰的时代。这个时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即将全面破落的面貌和征候，在伏尔泰著名的历史著作《路易十四的时代》中曾有忠实的记载。一连串对外战争和凡尔赛宫廷惊人的奢侈使国库空虚；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使农业生产凋敝低落；对新教徒的迫害使信奉新教的熟练工匠大量外流，给工商业带来了无可弥补的损失，这两方面的结果都更加深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以致国债达到了二十五亿的巨额；封建贵族阶级迅速走向没落，大贵族骄奢淫佚，中小贵族纷纷破产、潦倒不堪；社会生活极为黑暗，反动教会的猖獗，专制政体的淫威，造成了低压的政治气候，整个国家已经深感路易十四的统治成了一副沉重的枷锁。伏尔泰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度过的。他在一个贵族学校里受教育，贵族子弟在校内享受的特权使他亲身体验到等级制度的不平，启蒙运动先行者比埃尔·贝尔反对宗教狂热的著作对他思想的形成起了有益的影响。路易十四逝世时，他二十一岁，亲眼看见“巴黎人在热望自由的气氛里舒了一口气”
，路易十四葬礼的那天，他在去圣特尼的路上，看到了沿途乡间小酒店里群众欢庆痛饮的情景，不禁对此产生深长的思索。
正是在旧的时代已经告终，新的时代将要来临的过渡时期，伏尔泰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感时代变化之征兆，一开始就以旧的阶级和旧的意识形态的讽刺者、批判者的姿态出现。中学毕业后，他在担任驻外使馆的秘书和法庭的书记期间，虽混迹于贵族纨绔子弟的圈子，但目无封建等级制，敢于与贵人分庭抗礼，针砭时尚，抨击前朝政制，以锋利的谈吐和俏皮的警句闻名。由于言谈中对摄政王不敬，他被逐出京城，他并未因此有所收敛，又在一首诗里讽刺了宫廷，于一七一七年被投进了巴士底狱。在狱中十一个月，他写出了第一部悲剧《俄狄浦斯王》，这个剧本被认为是一部抨击宗教、影射摄政王荒淫无耻的作品，因而在巴黎上演时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自此，他享受了几年的虚荣，贵族和宫廷也捧他为“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经营商业，为自己积攒了大笔财富，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他的社会地位并没有保障，他和一个贵族发生了冲突，不仅自己受辱，而且被政府投入监狱，后又被放逐国外。从自己痛苦的经验中，伏尔泰对专制政体的面目有了切身的体会。
一七二六年，他来到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像他这样一个来自专制国家的受损害者，自然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怀着向往，特别是对这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依才德而定，大家都可有自由高尚的思想而不用忌讳顾虑”
更是赞赏备至，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他在街上，群众因讨厌他的异国服装而叱逐他，他就高声向他们喊道：“英国的好汉们，我不生为英国人不是已够可怜了吗？”他的话当场赢得了群众的喝彩欢呼。他在英国居住了三年，考察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研究了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和牛顿的物理学新成就，形成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主张和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他把自己的观感和心得写成《哲学通讯》一书，鼓吹政治改良、信仰自由和唯物主义。
一七二九年他回到法国后，创作了悲剧《布鲁特》和《查伊尔》，前者通过古罗马的题材表现了为反对专制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理想精神，后者对宗教偏见提出了强烈的控诉，而在历史著作《查理十二史》中，伏尔泰则描绘出一个封建君主穷兵黩武、侵略好战的反面形象。一七三四年，他的《哲学通讯》出版，立即被扣上“违反宗教、妨害纯良风俗、不敬权威”的罪名遭到查禁，巴黎最高法院下令逮捕伏尔泰。他逃离巴黎，在偏僻的小城西雷，他女友夏德莱夫人家里住了十五年，在此期间，他进行了多方面的创作活动，其中有《恺撒之死》《穆罕默德》、长诗《奥尔良的少女》、历史著作《路易十四的时代》以及科学论著《牛顿哲学原理》等。这时期，他又曾一度得到宫廷的信任，一七四六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后又被派往德国执行外交使命，被任命为法兰西史官，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他又因得罪了路易十五不得不离开巴黎。
伏尔泰不断遭受专制政体的损害，但他总是不能牢记教训。一七五〇年，他又怀着对开明君主的幻想，接受了普王腓得烈二世的邀请来到柏林。他被当作宫廷的点缀品加以利用后，又遭到了这个专制君主的侮辱。一连串的教训终于使他总结出了这样一条经验：“在这个地球上，哲学家要逃避恶狗的追捕，就要有两三个地洞”，他分别在洛桑、日内瓦以及法国瑞士边境的菲尔奈购置住所，庆幸自己“终可幸免于君主及其军队的搜索”。
从此，伏尔泰进入他战斗的晚年，他继续写作了不少重要的作品，他著名的哲理小说就是产生于这个时期，此外，还有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历史著作《彼得大帝治下的俄罗斯》《议会史》以及哲学论著《哲学辞典》等。特别是从一七六〇年后，他定居在菲尔奈这块官方难以追捕的地方，从事写作的同时，又进行了政治社会的斗争。他与欧洲各国各阶层人士保持频繁的通信联系，从通信中以及从来到菲尔奈向他求教的各国人士那里，他了解了欧洲各国政治社会动态，又通过写信或写文章宣传启蒙思想，制造进步的舆论。当时，整个法国和欧洲不时流传着一些化名或匿名的文章和小册子，猛烈地抨击反动教会的宗教迫害、专制政体的草菅人命等黑暗现象，它们都来自菲尔奈，出自伏尔泰的手笔。反动政府不断焚毁这些小册子，但它们仍不断出现。伏尔泰这种抨击时事、制造进步舆论的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七六二年，反动教会制造了十八世纪有名的宗教迫害冤案卡拉事件，伏尔泰对这个惨无人道的案件进行了有力的控诉，为蒙冤死去的卡拉及其受迫害的全家的昭雪而斗争，在整个欧洲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菲尔奈成为欧洲舆论的中心，进步人士尊称伏尔泰为“菲尔奈教长”。一七七八年，伏尔泰像一个“智识界的王者”凯旋式地回到巴黎，并且在他的悲剧《伊兰纳》上演的时候，受到了观众的欢呼和加冠，达到了光荣的顶点。不久，他于同年的五月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如果说伏尔泰登上历史舞台是在路易十四时代告终的时候，那么他逝世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将要来临之际，可以看出，他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活动的几十年，正是法国封建君主专制由没落迅速走向崩溃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从摄政王的新法一直到路易十六时期杜尔果·内克的经济政策，统治阶级所有这些企图避免财政破产、挽救封建贵族阶级统治的改良主义措施都宣告失败，暴露出了封建社会已经病入膏肓。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里，伏尔泰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对没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摧枯拉朽的揭露和批判，他虽然不及卢梭那样激进，没有狄德罗那样深刻，但他确不失为封建社会、封建阶级最辛辣的讽刺者，他的历史功绩在于，通过嬉笑怒骂的手法，彻底撕下了王公贵族、君主专制、宗教、教会这些被视为神圣事物的外衣，暴露出其丑恶反动的面目，而他这个伟大的历史功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通过他的中短篇小说完成的，这些小说以阐释某种哲理寓意为特点，故称为哲理小说。
法国“七星文库”所收集的伏尔泰的全部哲理小说共二十六篇。其中较早的几篇：《如此世界》《梅农》《小大人》《查第格》写成于他去柏林之前，在苏城曼纳公爵夫人家避风的期间，其他的一些篇目，包括《老实人》《天真汉》《耶诺与高兰》《白与黑》，则都是写于他的晚年，主要是在菲尔奈的时候。我们知道，伏尔泰生前是以史诗诗人和悲剧诗人著称的，他把史诗和悲剧的创作视为他最主要的文学工作，而把他这些中短篇的哲理小说当作他的“小玩意儿”“儿戏之作”，当他在曼纳公爵夫人的府上朗读最初几篇短小精悍、哲理洋溢、意味隽永的小说受到欢迎、被听众要求付印时，他曾再三拒绝，认为不值得出版。然而，从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后直到今天，伏尔泰的悲剧和史诗早已没有多少人去读了，但他的哲理小说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特别是他的《查第格》《老实人》《天真汉》，已经成为十八世纪启蒙文学最重要的一部分代表作而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宝库，被广大读者视为人类精神的杰作。
顾名思义，哲理小说的特点在于以阐明某种哲理为目的，而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则是以宣传其启蒙思想为目的。在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中，伏尔泰并未像后来的狄德罗和卢梭那样，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必需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建设做出显著的贡献，提出一系列正面的主张和方案，而是为廓清这一基地对封建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进行了扫荡和破坏，他以此为己任，在自己书信的末尾几乎都加上了缩写的“铲除卑鄙”的口号。他的哲理小说正是他这种战斗精神的最好体现，特别是因为这些小说写于他阅历已深、学识丰富、思想成熟的老年，其阐明哲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艺术已达炉火纯青的程度，这就使得它们成为了伏尔泰得心应手的战斗武器。
作为这样一种思想武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总是用来揭示十八世纪法国封建社会的不合理。他的第一个重要的短篇《如此世界》虽然写的是一个神话故事，却表现了伏尔泰自己对法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分析。小说中的柏塞波里斯城就是影射巴黎，小说所揭露出来的种种黑暗现象就是法国的现实：上流社会一片淫乱，文武官职公开标卖，教派斗争激烈，社会风气恶浊，舆论欺善怕恶，人与人尔诈我虞。他借人物之口这样评论：“噢！竟有这样的风俗！噢！这个倒霉的城！不是黑暗到极点吗？”并且预言“这样的社会是维持不下去的”。同样，中篇小说《查第格》的故事虽然伪托于古代，但也有着现实社会的影子。查第格婚后不久爱人就变心，甚至想把他的鼻子割下来给新情人治病的情节，是对法国上流社会腐败的男女关系的讽刺；查第格几次无辜被捕入狱、险些送命的经历，是暗指当时司法机构的草菅人命；小说中国王宠信淫邪放任的女人，把国事败坏得一团糟，是对国王路易十五耽于声色的影射。伏尔泰通过查第格主观上力求“明哲保身”但灾祸总是不断降临头上的经历，企图表现出一个政治黑暗、人情险恶，人人都不得自由、不得安宁的社会现实，小说中这一社会图景正是伏尔泰所生活的法国君主专制社会的写照。在查第格那种“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连莫须有的东西在内，都要害我”的感慨中，显然有着伏尔泰自己多次受到专制政体迫害侮辱的痛苦经验。《查第格》通过虚构的故事，写出了作者在封建专制政体黑暗统治下的窒息感，这正是它作为哲理小说的主要价值。
《如此世界》和《查第格》中揭示现存社会不合理的主题，到了《老实人》中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老实人》是伏尔泰哲理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篇，它以“一切皆善”的学说为对立面，把原来的主题提升到了新的哲理的高度。“一切皆善”的说教来源于德国十七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他曾提出“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这是一种维护现存秩序、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舆论。伏尔泰的这篇小说就是无情地嘲笑这一为神权和王权辩护的哲学。他在小说里安排了两个主要的人物：鼓吹这种哲学的邦葛罗斯与信奉这种哲学的老实人，通过这两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完善。邦葛罗斯口口声声“天下尽善尽美”，但现实狠狠嘲笑了他：先是染上脏病烂掉半截鼻子，后又被宗教裁判所施加火刑，险被烧死。老实人也从现实中得到惨痛的教训：他与贵族小姐自由恋爱遭到了贵族偏见极深的封建家长的打击和破坏；他在军队里因自由行动而遭到了毒打；在战场上，他看到两军互相屠杀、奸淫掠夺、惨无人道；在流浪中，他几乎没有碰见过好人，不是宗教狂热的信徒，就是干扒手勾当的神甫和敲诈勒索的法官；他的经历也是骇人听闻的，先是被误认为异教徒差一点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后又在巴黎被骗子神甫等一伙人几乎盘剥一空。他的爱人居内贡的遭遇也很悲惨，在战祸中全家被杀，自己被当作奴隶辗转贩卖。老实人和居内贡的其他同伴，他们的经历也无一是幸福的。面对着这样的世界，老实人觉醒了，对那个可悲的哲学家叫道：“得啦，得啦，我不再相信你的乐天主义了”，他最后做了这样的总结：“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灾祸啊”，而这，也正是伏尔泰对自己的时代社会发出的感慨！
较之《如此世界》和《查第格》，《老实人》具有更强的战斗性，它讽刺的笔锋横扫了整个欧洲，它尖锐的批判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者让他的主人公来到巴黎，通过他的见闻对法国的现实进行了直接的揭露。他指责“在这个荒唐的国内，不论是政府，法院，教堂，舞台，凡是你想象得到的矛盾都应有尽有”。他影射一七五七年一个精神不健全的乡下人因伤了路易十五而被凌迟处死的案件，通过人物之口这样控诉道：“啊！这些野兽！一个整天唱歌跳舞的国家，竟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这简直是猴子耍弄老虎的地方！”所有这些，在嬉笑怒骂之中又有愤慨的抗议。
在批判揭露的针对性方面，《天真汉》比其他的哲理小说又更为直接，它既不是通过半神话式的故事、伪托于古代的异国，也不是通过影射和旁敲侧击，而是把故事安排在十七世纪末路易十四的法国，对社会现实进行了直率的指责和批判。在这里，作者巧妙地通过一个在加拿大未开化的部族中长大的法国血统的青年的天真性格与法国社会现实的矛盾，表现了这个高度封建文明化国度的荒诞。这个天真汉“想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纯朴的思想习惯，竟然为周围的社会习俗、宗教偏见所不容，这就足以揭示这个社会的荒诞、不合理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他按照这个社会要求，以《圣经》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天真地按《圣经》行事时，却偏偏引起了骇世惊俗的后果，这就更有力地暴露了在封建专制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道德标准与是非标准，暴露出是非的颠倒、表里的不一、理性的沦丧以及“宗教德行”的虚妄、宗教狂热的荒谬，正如天真汉所说的：“我每天都发觉，那本书（指《圣经》）里不叫人做的事，大家做了不知多多少少，叫人做的事，大家倒一件没做”，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天真汉对《圣经》特别认真，也不在于伏尔泰把《圣经》和宗教教义当作了至高的标准，而完全在于那个社会口头上仁义道德与实际上男盗女娼的惊人的矛盾。
伏尔泰不仅在哲理小说中揭示了封建专制社会种种不合理的黑暗的现象，表现出这个社会的荒诞的图景，而且十分具体地把批判揭露的矛头指向了腐朽的贵族阶级、反动教会和全部的封建国家机器，否定了它们存在的价值。他无情地嘲笑贵族的阶级偏见，用讽刺性的形象表现出这个阶级没有什么值得自傲，只是一堆荒淫可耻的废物。在《老实人》中，关于邦葛罗斯的脏病的“家谱”的那段叙述，就把贵族阶级中一片淫乱丑恶的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原来邦葛罗斯的病是从侍女巴该德那里染上的，巴该德的病“是一个芳济会神甫送的……他的病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仑布的一个同伴”。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还非常尖锐地揭露了封建专制官僚机构和反动教会的黑暗腐朽，在《天真汉》中，他通过主人公与圣·伊佛的不幸故事，使这种揭露达到了悲剧性的效果，天真汉入狱后，他的叔父来到巴黎企图走教会的门路进行营救，然而却在教会官僚机构面前处处碰壁，在这里，人是无能为力的，奇冤无望得到平反，每一个门路的入口都被堵塞着，因为每一个教会当权派都忙于与贵族妇女寻欢作乐，完全沉浸在荒淫的生活里，无暇他顾；至于圣·伊佛对天真汉的搭救，就远非无能为力的遭遇，而是被摧残、被蹂躏的悲剧，她虽然走通了权势极大、“能善能恶”的朝臣的门路，然而是以贞操和生命为代价，最后在悲愤痛苦中死去。通过这个少女的悲剧故事，伏尔泰对专制政体进行了有力的控诉，至此，世俗的和教会的官僚机构狰狞丑恶的面目，在他笔下完全暴露无余。
在这两种反动腐朽的统治机器中，伏尔泰对教会的揭露则更为集中、更为尖锐。他哲理小说里的教会人物个个都是卑鄙无耻、荒淫腐朽之徒，教会本身就是为非作歹的特务组织。天真汉在去巴黎的路上仅仅因为碰见了几个新教徒，和他们一起抱怨了《南特敕令》取消以后宗教迫害所造成的不幸，就被教会特务告密，并无端被诬告为“图谋火烧修道院，绑架姑娘”，一到巴黎就被捕入狱，而和他同牢房的一个修士也仅仅因为属于与耶稣会不同的教派、“认为教皇不过是个主教”，就“不经过任何手续”被剥夺了自由。至于反动教会所进行的宗教迫害，伏尔泰在他主要的几篇哲理小说中都从不忘记加以揭露，并且把这种迫害描写得荒唐可笑、残酷可怕。特别典型的是《老实人》中主人公与邦葛罗斯险些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经历，他们遭此厄运只是因为与两个有异教徒嫌疑的人“说了话”，“听的神气表示赞成”；同一篇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也因为与一个异教徒在一起洗了澡，“算是犯了大罪”，所以被“打了一百板子，罚做苦役”。这些描写虽然伪托于从前的异国，但都是对法国反动教会宗教迫害的直接影射。伏尔泰本人也曾不止一次面临过这种迫害的威胁，路易十五的王后去世时，曾经遗命要惩罚伏尔泰的“不敬神明之罪”；当伏尔泰晚年最后从菲尔奈动身前往巴黎时，也曾顾虑“在那个城里有四万束木柴给我布置火刑场”
。他一生为争取宗教容忍而不断进行了进步的舆论斗争，他在哲理小说中对反动教会施行宗教迫害的那些夸张的讽刺的描写后面，正是他强烈的愤怒和憎恨。
耐人寻味的是，伏尔泰在把封建阶级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庞然大物加以揭露批判的时候，还预言了它必然的没落和潦倒，在一种夸张的想象中狠狠地给予了无情的嘲笑。《老实人》第二十六章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描写：老实人在一家小旅店里遇见了六个丢失了王位的国王，其中有的已经“囊无分文”，靠赊账过日子，时刻都有进监狱的危险。这种漫画式的描写虽然荒诞，但是从本质上反映了十八世纪法国的君主专制政权已经面临破产和崩溃。至于那些封建贵族，伏尔泰在哲理小说中，更没少对他们以门第自傲与他们日趋破落之间的矛盾进行辛辣的讽刺。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伏尔泰对现实生活中阶级状况的深刻观察，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越的预见。
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伏尔泰适应了自己时代的要求，在哲理小说中集中地揭示了现存秩序的不合理，致力于打破封建社会中传统的幻想，引起人们对现存秩序永世长存的怀疑，无疑为向一七八九年发展着的历史进程制造了革命的舆论，他的哲理小说中的揭露和批判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就在这里。特别可贵的是，这种揭露批判并不限于封建阶级，也触及了思想家自己所属于的那个阶级，《老实人》中一个黑人对老板控诉的那一段，就十分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残酷。伏尔泰能做出这样的描写，正反映了他作为上升阶级的思想家的特点。
伏尔泰是一个明显具有两重性的作家，他既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反对派，又是欧洲君主的座上客；既是贵族阶级凌辱的对象，又是他们尊奉的文化智识界的头面人物；既是一个勤奋的智力劳动者，又是一个从投机商业中牟取了巨额钱财的资产者。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的思想的复杂，表现在他的哲理小说里，就是强烈的反封建性往往与明显的保守性是那么尖锐地同时并存。一般说来，伏尔泰在对旧社会旧事物进行揭露批判的时候是强有力的，而一涉及正面的理想、变革的途径时，就暴露出他作为上层资产者的局限。
首先，伏尔泰缺乏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他面对没落腐败的封建社会，并没有提出革命的变革的要求，而表现出了巨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如此世界》中，他虽然影射法国的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揭露，但与此同时又在不合理的现实中去挖掘合理的因素，一方面把用来影射巴黎的柏塞波里斯城描写成一个堕落的、本来应该招致神怒而遭毁灭的城市，另一方面又描写这里有“贤明的君主”，有“连续不断地辛苦了四十年，难得有片刻安慰”的大臣；上流社会虽然腐化，但物质文明“精美动人”、人物“风雅可爱”，总之，“这许多卑鄙的和高尚的性格，这许多罪恶和德行……兼而有之”。因此，他让那个代表神去考察这城市的主人公做出这样的判断：“即使不是一切皆善，一切都还过得去”，在小说的最后，又由神决定“让世界如此这般地下去”。这些描写无疑大大地削弱了小说对封建专制社会的批判，而伏尔泰对是否应该毁灭不合理的旧世界这个问题给予了否定的答复，也正表明了他对现存秩序带有巨大的妥协性。
同样的妥协性的弱点也表现在《天真汉》中。在这篇小说里，伏尔泰以赞赏的笔调描写了天真汉的“纯朴的德行”“自然的人情”，但他不像卢梭那样提出“回到自然”的思想，而认为“纯朴的人”应该“文明化”，因此，他写了天真汉在监狱里学习了各种知识，发展成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而且，伏尔泰还把某些反封建的、启蒙的思想赋予这个人物，让他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的标本。但与此同时，伏尔泰世界观中的缺陷也在天真汉的身上打下了烙印，使这个人物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如对君主的看法、对宗教和教会的看法上，带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他虽然身受专制政体的迫害，他的爱人也是这个罪恶制度的牺牲品，但小说的最后，“由于特·路伏大人的提拔，天真汉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得到正人君子的赞许”，也就是说，他被统治阶级笼络过去，成为贵族上流社会的一员，而这个社会本来是与他纯朴的性格完全对立的。伏尔泰最后让贵族资产阶级的“文明社会”同化了主人公的天真，天真汉和现实社会的妥协，也正反映了伏尔泰思想上的妥协。
伏尔泰哲理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妥协倾向，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作为上层资产阶级一员的保守性的必然表现。伏尔泰本人是一个拥有百万家财的富翁，虽然他在《查第格》中成功地写出了在封建专制政体下的窒息感和受迫害感，但这种感受毕竟只是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不得自由的体验，正像查第格这个“年少多金”的阔绰公子在那个社会里的痛苦，只是不能“快乐度日”的痛苦一样，伏尔泰在封建社会里所感受到的矛盾与十八世纪劳动人民甚至下层市民小资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也不能同日而语，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自己的哲理小说中一再表现出软弱性、妥协性的原因。
那么，伏尔泰在与旧世界妥协的同时是否也有对世界的理想呢？理想是有的，他在《老实人》中就写了一段主人公游黄金国的故事，勾画出他的乌托邦理想国。在这里，地上的泥土石子就是黄金，根本没有人要，人们穿的是“金银铺绣的衣服”，吃的是“珍馐美馔”，住的房屋“仿佛欧洲的宫殿”，没有法院和监狱，“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没有宗教狂热，但人们“从早到晚敬爱上帝”。这个理想国就是伏尔泰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图解，它固然表现了伏尔泰对现存封建社会的不满，但却带有十足的唯心主义的性质和作者本人对富贵生活的趣味。既然伏尔泰看不到变革封建社会的具体途径，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思就不可能有任何科学的基础，而只可能流于一种凭空的幻想了。
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的黄金国里也有“贤明的国王”，看来，他把这一点看作是黄金国之所以成为幸福国度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查第格》里，为什么主人公会有种种不幸的经历？伏尔泰认为原因在于没有贤明的君主，对国家的管理不当，后来查第格当上了宰相，以哲学家的方式治理国家，允许言论、信仰自由，反对教派成见和宗教狂热，最后又当上国王，成为了一位贤君：“从此天下太平，说不尽的繁荣富庶，盛极一时。国内的政治以公平仁爱为本。百姓都感谢查第格。”伏尔泰通过这一番描写显然是企图说明，改变现实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开明君主政治。从《查第格》到《老实人》，我们可以看到伏尔泰始终没有摆脱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即对开明君主的向往，并且一再把它作为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案。这是伏尔泰阶级局限性的又一重要的表现。当然，这种对开明君主的幻想，不仅在伏尔泰身上存在，在十八世纪其他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狄德罗、布封的身上也都存在，因而，也是一种历史局限性的表现，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条件尚未完全成熟所决定的，伏尔泰在自己的小说里一再表现了这种幻想，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了。
不过，伏尔泰毕竟是一个吃了君主专制政体不少苦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虽然怀着开明君主的幻想，但他在现实生活中却找不到这样的君主，相反，他所见识过的欧洲封建国君还一一使他受过损害和屈辱，那么，如何才能消除现实生活的不合理，如何才能建立比较合理的生活呢？也许是由于以上原因，他在自己的哲理小说里，似乎并没有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与黄金国同样远渺微茫不可求的开明君主的身上，而是进行了新的探索。他把自己探索的结论写在《老实人》的结局中。最后，老实人和他的同伴经历了现实生活的种种苦难、见识了满目疮痍的世界后，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团体在一起生活，他们买下了一小块土地分工负责进行耕作，他们不时也探讨生活的意义，结果认为只有工作才能使人“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寒”，因此，得出了“种咱们的园地要紧”这样的结论，并且把它当作了他们生活的信条。这个结尾可以说是伏尔泰哲理小说中最意味深长的片段，“种咱们的园地要紧”这句话也具有着某种箴言式的概括性，既是伏尔泰所提出的医治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方案，也是他所主张的人对生活应该采取的态度。作为医治不合理社会的方案，它显然比对开明君主的幻想来得脚踏实地；作为对待生活应采取的态度，它在当时统治阶级糜烂不堪、社会风气腐败恶浊的历史条件下，也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不妨说，它正是当时整整一代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启蒙思想家那种实干的精神和努力工作的态度的某种富有诗意的概括，在这两个意义上，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作为应该如何对待那样一个不合理的世界的结论，毕竟又带有某种抽象的、笼统的性质，并且不过达到了提倡埋头工作、独善其身的高度，在进步性之中又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
在伏尔泰研究中，人们往往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伏尔泰以毕生精力从事的悲剧创作和史诗创作并没有结出后人所喜爱的硕果，倒是他漫不经心创作出来的，并从未加以重视的几篇哲理小说，居然成为了十八世纪启蒙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实绩而得到了后人的喜爱？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完美的艺术品所必需具备的条件，是一部作品具有持久艺术生命力的根本保证。伏尔泰的悲剧和史诗作品之所以缺少这种生命力，原因在于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而他的哲理小说之所以具有这种生命力，就在于其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作为一个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伏尔泰在自己的作品里总是企图宣传他的启蒙思想，然而，在史诗创作中，他按照十七世纪古典主义的规范，对古代罗马的史诗进行了盲目的模仿；而在悲剧创作上，他也只是高乃依和拉辛的师法者，以追求古典主义的标准为其目的。这样一种对前人亦步亦趋的态度，只能使他等而次之。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十七世纪绝对君主专制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古典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到了十八世纪已经陈旧过时，不再适于表现新的时代内容，因此，当伏尔泰继续拘泥于古典主义美学标准的时候，他那生气勃勃的启蒙思想内容就受到了旧的艺术形式的束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创作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他没有模仿某种过时的僵化的文学传统，而是根据其启蒙思想内容的需要，找到了适合的艺术形式，通过短小精悍的篇幅、灵活自如的叙述、滑稽的笔调，在半神话式的或传奇式的故事里注入哲理寓意，达到影射讽刺现实、宣传启蒙思想的目的，这就使他的哲理小说同时具有了高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文学创作之高低，本来就有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化的区别，而以阐释哲理为目的的作品往往就更容易流于概念化和直接说教。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在艺术上的可贵处首先在于避免了这种通病。他既善于通过形象来表现哲理，也善于从生活形象中发掘哲理，因此，他在小说中极少有直接的说教，总是让形象本身向读者启示某种寓意，而且，还应该承认，小说中的某些哲理本来是很不容易找到适当的形象来加以表现的，而伏尔泰在这方面也做得颇为成功。如他在《如此世界》里要说明现实社会善恶并存的复合状况，就构思出这样的情节：主人公用最名贵的金属和最粗劣的泥土石子混合起来，塑造一个小小的人像，去向神灵汇报，而他表现“让世界如此这般地下去”这一妥协改良的思想，则是通过主人公向神灵的这样一段陈词：“你是否因为这美丽的人像不是纯金打的或钻石雕的，就把它毁掉？”在这一段描写里，我们尽可以指出伏尔泰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的局限性，但不能不承认这里有着巧妙的艺术构思。像这一类丰富的想象、巧妙的构思，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里是不鲜见的，《老实人》中以邦葛罗斯可悲的经历对照出“一切尽善尽美”论的荒谬，《天真汉》中以主人公按《圣经》行事却偏偏与周围现实发生尖锐矛盾的故事揭示出宗教的虚伪和社会风俗的腐败，都是明显的例子。
要选择合适的形象表现哲理，最重要的是要求形象本身具有典型性、概括性。伏尔泰在哲理小说中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他所运用的形象一般都能表现出事物的本质，他所描绘的人物都能体现十八世纪社会阶级关系的真实。他写贵族、写教士都抓住了该类人物的本质特征，用简短的几笔就突出了要害；他写专制政治的黑暗和天主教会的反动、残酷，都是通过典型的事例，足以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印象；而他写世态人情，往往选用最有代表性的细节，略加描述，即烘托出整个的风气。因此，在他的哲理小说中，颇不乏艺术典型化的精彩片段，如《天真汉》中这样写天真汉的叔父在巴黎碰壁的情况：
院长去求见拉·希士神甫（国王的忏悔师，国内第一位贵人），拉·希士神甫正在招待杜·德隆小姐，对院长们一概不见。他到总主教门上，总主教正和美丽的特·来提几埃太太商量教会的公事。他赶到摩城主教的乡村别墅，这主教正和特·莫雷翁小姐审阅琪雄太太的《神秘之爱》。
短短一段不到一百字，就把教会官场的腐朽和教会当权派的丑恶全都揭露了出来。
伏尔泰哲理小说中的形象描绘既具有优秀文学作品都具有的典型化的共性，也具有伏尔泰本身的特点，夸张滑稽，意味隽永。伏尔泰的描述有时近似漫画，他对细节的真实毫不在意，总是采取夸张的手法，把他描写的对象的某种特征加以夸大，虽然并不构成酷似现实的图景，但却突出对象的本质。由于他是以不合理的现实作为描写对象，因而他常常把那些不合理的东西夸张到了荒诞的地步，以荒诞的叙述来表现十八世纪没落的封建专制社会的荒诞本质。这种荒诞图景的色彩不是阴森可怕、压抑低沉的，而是充满着作者的嬉笑、揶揄和嘲讽，呈现出一种滑稽的基调，一种明亮的色彩。似乎可以这样比喻，伏尔泰这位在智力上不知超过他的同时代一般人多少倍的思想家，就像他的一篇哲理小说
中那个其大无比的巨人一样，以开阔的眼光、高超的智慧，看着那个小小地球上蝼蚁般的小人，带着嘲讽的微笑，指斥着他们的不正义、纷争、偏见、腐败和恶习。正因为他是从很高的思想境界，以一眼就看透了的洞察力观察人和世情，得出了真知灼见，所以表现在他的哲理小说里，滑稽夸张之中又带着隽永的意味，因内而符外，这就形成了伏尔泰哲理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显然深受《一千零一夜》的影响，在体裁样式、结构形式和叙事方法上，伏尔泰都从这一部东方的故事集里得到不少借鉴，他的哲理小说叙事流畅自如，简繁得当，传奇色彩很浓，颇能引人入胜。他显然还从拉伯雷那里吸取了营养，继承了十六世纪这位人文主义作家那种开朗乐观的精神和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泼辣风格，只不过他不及拉伯雷那样气魄宏大，风格粗放，而多一层十八世纪那种精致的文明化的色泽。至于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既然二十世纪有位优秀的法语作家曾经这样讲过：“因伏尔泰之功，法语才得以在十八世纪中风靡全欧，才成为语言的光荣”，
那么，我们也就无须再做其他的评价了。
柳鸣九
一九七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