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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我从山里的第一个急救站回来，把车停在转运站门口，伤病员就在这里被进一步输送，每人都有病历，分门别类，上面写着他们将被送往哪一家医院。这天我开车，所以我坐在车里等着，另一位驾驶员拿着病历进了转运站。天气炎热，天空非常明亮，呈湛蓝色，道路苍白，尘土飞扬。我坐在菲亚特
汽车驾驶员的高座位上，什么都不想。路上走来一队士兵，我就看着他们从我的身边走过。士兵们热得汗流浃背。有些还戴着钢盔，但是大部分士兵都把钢盔斜挎在背包上。许多钢盔都太大，戴着这种过大的钢盔，耳朵都差不多被罩住。军官们都戴着钢盔；他们戴的都是尺寸更合适些的钢盔。这是巴西利卡塔
旅半个旅的兵力。我是根据他们领章上的红白条纹辨认出来的。这一队士兵走过很久以后，便走来一行落伍散兵——他们无法跟上大部队的步伐，满身臭汗和尘土，疲惫不堪。有的散兵看上去很惨。最后一拨散兵走过以后，又来了一个士兵，一瘸一拐地走着。他停下来，坐在路边上。我下车，走近他。
“怎么啦？”
他看见我，便站了起来。
“我这就上路。”
“遇到什么麻烦了？”
“操他妈的战争！”
“你的腿怎么啦？”
“不是腿的问题。是疝气发作了。”
“你为什么不搭乘运输车？”我问，“你为什么不去医院？”
“他们不收我。中尉说我故意丢掉疝气带。”
“让我摸一下。”
“滑出很多。”
“在哪一边？”
“这儿。”
我摸到了。
“咳嗽一声。”我说。
“我担心把窟窿弄大喽。现在就已经比早上大了一倍。”
“坐下，”我说，“等我把这些伤病员的病历卡弄完以后，我马上就带你上路，把你交给你们的医务官。”
“他会说我是故意这么干的。”
“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的，”我说，“这不是伤。你以前就有过这个毛病，不是吗？”
“但是我把疝气带弄丢了。”
“他们会送你去医院的。”
“我能留在这里吗，中尉？”
“不行，我没有你的病历。”
办病历的驾驶员走出门，手里拿着救护车上伤病员的病历。
“四个到105。两个到132。”他说。这两家医院都在河的另一边。
“你开车吧。”我说。我帮助那个得疝气的士兵上了车，和我们驾驶员坐在一起。
“你讲英语？”他问。
“当然。”
“你怎么看待这场该死的战争？”
“烂。”
“我说真烂。耶稣基督，我说真烂。”
“你到过美国吗？”
“当然。在匹兹堡待过。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难道我的意大利语还不够好？”
“我就是知道你是美国人嘛。”
“又一个美国人。”驾驶员用意大利语说，看着那个得疝气的男人。
“听着，中尉。你非得把我送回我那个团吗？”
“是。”
“因为那个上尉医生知道我有疝气。我故意把那个该死的疝气带扔了，让疝气恶化，我就不用再上前线了。”
“我明白了。”
“你就不能送我去别的地方？”
“假如靠前线再近一些的话，我就可以送你去第一个急救站。但是想待在这里，你必须得有病历才行。”
“假如我回去的话，他们会逼着我做手术，然后一直把我留在前线。”
我考虑了一下。
“你自己也不想一直待在前线，对吧？”他问。
“对。”
“耶稣基督，难道这不是场该死的战争？”
“听着，”我说，“你下车，摔倒在路边，把你的头撞出一个大疙瘩，我们回来的路上，再把你捎上，送你去医院。我们现在就停车，阿尔多。”我们把车停在路边。我扶他下了车。
“我就在这里等着，中尉。”他说。
“回头见。”我说。我们接着上路，开了约一英里后，就追上了刚才路过的那队士兵，然后过了河，河水夹杂着雪水，非常浑浊，湍急地从桥桩子间流过。救护车沿着平原上的大路行驶，将伤病员送到那两家医院。回来时，我开车，空车开得快，我们还得找到那个从匹兹堡来的士兵。首先，我们再次碰到刚才的那队士兵，天气更热了，他们也走得更慢了；之后就碰到了那些落伍的散兵。再往后，我们看见一辆救护马车停在路边。有两个人正抬起那个患疝气的士兵，把他抬上马车。他所属的部队来找他了。他对我摇了摇头。他的钢盔掉了，前额发际下面正在流血。他的鼻子擦破了皮，流血的伤口和头发里都是土。
“你看这个大疙瘩，中尉！”他大喊，“什么都没有用。他们来找我啦。”
当我回到别墅的时候，已经五点了，我到洗车的地方，冲了个淋浴。然后，回到我的房间里写报告，只穿着长裤和汗衫，冲着敞开的窗户坐着。再过两天，进攻就要开始了，我将带着一批救护车去普拉伐。我已经有很久没有给美国的亲友写信了，我知道我应该写，但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写了，现在几乎无法再提起笔来。实在是没有任何好写的东西。我寄了几张战区明信片
，划掉一切废话，只剩下一句：我身体很好。足够敷衍亲友的啦。这些明信片在美国应该很受欢迎；奇怪而神秘。这的确是一个奇怪而神秘的战区，不过我想，跟过去与奥军的几场战役相比，这个战区已经算是运转得十分有力有效了。奥军生来就是拱手把胜利交给拿破仑的主儿；无论谁是拿破仑。我希望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拿破仑，无奈我们只有卡多那大将军
，肥胖而富有，还有国王维多利奥·埃马努埃莱，一个长着细长脖子、留着山羊胡子的小矮子。坐在他们右边的是奥斯塔公爵
。也许他长得太帅气了，因此当不好伟大的将军，但是至少他看上去还像个男人。许多意大利人都希望他能够成为国王。他长了一副国王相。他是国王的叔叔，统帅着第三军。我们属于第二军。第三军中有一些英国炮队。在米兰，我曾经碰到过两个英国炮兵。他们人很好，那天晚上我们玩得很痛快。他们两人个子高大，性情害羞、扭捏，非常感激我跟他们混在一起，为大家找乐子壮胆。我倒是希望能够跟英国军队在一起。那样岂不是简单多了。但是，我也有可能早就阵亡了。干救护这一行没有死的危险。不，那也难说。有时，英国的救护车驾驶员也有牺牲的。嗯，我知道我是不会死的。不会死于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与我毫不相干。好像它对我的危险，一点都不比电影里的战争更大。即使这样，我还是祈求上帝，赶紧结束这场战争。也许今年夏天，一切都会结束了。也许奥军会崩溃的。他们在以前的战役中，不是都以失败告终嘛。这场战争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每个人都说法军无济于事了。雷纳迪说法军已经哗变，掉头挺进巴黎。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噢，被拦住了呗。”没有战争的时候，我想去奥地利旅游。我想去黑森林
。我想登哈尔兹山
。
哈尔兹山究竟在哪里呢？现在，喀尔巴阡山
中正战火纷飞。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去喀尔巴阡山。虽然那可能是个好地方。假如没有战争，我会去西班牙。太阳正在落山，天气凉爽起来。晚餐后，我会去看望凯瑟琳·巴克利。我希望她此刻就在我身边。我希望我和她一起在米兰。在客娃咖啡厅吃饭，在炎热的晚上，顺着曼佐尼大街
散步，过桥，沿着运河走，跟凯瑟琳·巴克利一同走进一家酒店。也许她愿意。也许她会把我当成她那个已经阵亡的未婚夫，我们从酒店前门进入，酒店门丁赶紧摘帽迎接，我在礼宾台前停下，拿好房间钥匙，她则站在电梯旁等候我，然后我们一同进入电梯，电梯慢慢上升，每过一层楼都会咯噔响一下，到了我们的楼层，小侍应生打开门，礼貌地站在一边，凯瑟琳走出电梯，我走出电梯，我们走在走廊里，我把钥匙插进门上的钥匙眼里，打开门，进屋，拿起电话，吩咐酒店送一瓶卡普里白葡萄酒，放在盛满碎冰的银桶里，你能听见冰块碰撞桶的声音从走廊里传来，侍应生会敲门，我会告诉他，请把酒放在门口。因为我们一丝不挂，天气太热，窗户敞开，能看见燕子在房顶上飞掠，后来天黑了，走到窗前，小小的蝙蝠在房子上找食吃，在树梢间低飞，我们会喝卡普里白葡萄酒，锁上门，天热，只盖一条单子，整整一夜，在米兰炎热的夜里，我们整整一夜亲亲爱爱。一切本应如此。我要快点吃饭，赶紧走，去看凯瑟琳·巴克利。
食堂里，人们说话的声音太嘈杂，我喝了葡萄酒，因为今天晚上如果我不喝一点儿酒，我们就算不上兄弟情谊，我和神父聊到大主教爱尔兰
，他似乎是个高尚的人，还聊到那些不公平的事情，他受到的不公平遭遇，我作为一个美国人自然是非正义中的一分子，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只是假装熟悉。我听了神父不厌其烦地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让我听起来，觉得那一切似乎仅仅是误解罢了，不过，我要是完全左耳朵听，右耳朵冒，一点儿都没有听进去的话，也未免太不礼貌了。我心想，大主教的名字挺好，他来自明尼苏达州，正好配出一对儿可爱的名字：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威斯康星州的爱尔兰，密歇根州的爱尔兰。尤其精彩的是，这样听上去就像是岛屿
的名字。不，不是那么回事儿。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是，神父。真的，神父。也许，神父。不，神父。唉，也许是，神父。你知道的比我多，神父。神父人很好，但枯燥乏味。军官们人不怎么样，都枯燥乏味。国王不错，也枯燥乏味。葡萄酒是坏东西，但不会枯燥乏味。葡萄酒腐蚀掉你牙齿上的珐琅质，把它留在你的上腭上。
“有个神父被关押了，”罗卡说，“因为有人在他的身上搜出百分之三的公债券。这是在法国，当然啦。要是在这里，永远不会有人逮捕他的。哪怕再多贪一点儿，百分之五的公债券，他都会一口否认。这件事发生在贝济耶
。我当时就在那里，在报纸上读到这条消息，就跑到监狱去，要求见一见这位神父。十分显然，他的确偷了那些公债券。”
“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的。”雷纳迪说。
“随便你，”罗卡说，“反正我是讲给咱们这位神父听的。非常丰富的信息，有教育意义。他作为神父，一定会欣赏的。”
神父微笑。“接着说，”他说，“我听着呢。”
“当然，有些公债券早就不知去向了，但是在神父身上搜出百分之三的公债券，还有一些地方债券，我忘记具体是哪一种债券了。就这样，我来到监狱，哎，这一段是故事最精彩的地方，我站在神父的牢房外面，好像我要向他忏悔一样，我说：‘祝福我吧，神父，因为你犯罪了。’”
每个人都放声大笑。
“那他说了什么？”神父问。罗卡不理会他的问题，接着跟我解释他的笑话：“你明白故事的关键，是吧？”假如你能够完全听懂的话，这个故事似乎很好笑。他们又给我倒了很多葡萄酒，于是我也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英国二等大兵被逼着冲淋浴的事情。然后，少校讲了十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大兵和一个匈牙利下士的故事。又喝了一些酒后，我讲了一个马术大师找到一分钱硬币的故事。少校说有一个类似的意大利故事，只不过主角是夜里睡不着觉的公爵夫人。这时候，神父走了，我又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旅行推销员早上五点到达法国的马赛，当时正是法国南部海岸凛冽北风吹起来的时候。少校说他听别人讲我特别能喝酒。我否认了。他说我一定有好酒量，向巴克斯
的死尸发誓，咱们比试一下，不就水落石出了嘛。不要巴克斯，我说。不要巴克斯。要，巴克斯，他说。我的比赛对手是菲利普·文森察·巴希，一杯对一杯，一樽拼一樽。巴希说不，这样比不公平，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喝的酒已经比我多一倍。我说他撒谎太臭，巴克斯也好，不巴克斯也罢，无论他的名字是菲利普·文森察·巴希也好，巴希·菲利普·文森察也罢，他整个一晚上还没有沾过一滴酒呢，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来着？他说那我的名字究竟是弗德里科·恩里科，还是恩里科·弗德里科
？我说谁强谁赢，不要什么巴克斯，少校便拿来啤酒大杯，倒满了红葡萄酒。比赛进行了一半，我突然不干了。我想起来我要去的地方。
“巴希赢了，”我说，“他比我强。我得走了。”
“他真的有事，”雷纳迪说，“他有个约会。连我都知道。”
“我得走了。”
“改天再比，”巴希说，“改天晚上，你的状态好点儿的时候再比。”他在我肩膀上重重地一拍。餐桌上点着蜡烛。所有的军官们都很高兴。“晚安，先生们。”我说。
雷纳迪跟我一起出来。我们站在门外一块小草坪上，他说：“你醉了，就最好别去了。”
“我没醉，雷宁
。真的。”
“你最好嚼一点咖啡。”
“胡说。”
“我去弄点，宝贝。你先来回走走。”他拿着一把烤好的咖啡豆回来，“嚼着它，宝贝，愿天主与你同在。”
“巴克斯。”我说。
“我陪你走一趟。”
“我完全没问题。”
我们一起穿过镇子，我嚼着咖啡豆。在通向英国人别墅的车道大门口，雷纳迪跟我道晚安。
“晚安。”我说，“为什么你不一起进去？”
他摇了摇头。“不，”他说，“我喜欢更简单些的乐趣。”
“谢谢你的咖啡豆。”
“不值一提，宝贝。不值一提。”
我走在车道上。车道两旁的柏树，轮廓分明而清晰。我回头，看见雷纳迪站在原地望着我，我朝他挥了挥手。
我坐在别墅的会客大厅里，等着凯瑟琳·巴克利下来。有人从走廊里走来。我站起来，但来人不是凯瑟琳。她是弗格逊小姐。
“你好，”她说，“凯瑟琳让我告诉你，她很抱歉，今天晚上不能见你。”
“太遗憾了。我希望她不是生病了。”
“她身体不是很舒服。”
“你能转告她我深深的歉意吗？”
“好，我会的。”
“你觉得我应该再试一试，明天来看她，合适吗？”
“行，我看行。”
“非常感谢，”我说，“晚安。”
我出了门，突然感到孤独和空虚。我把看望凯瑟琳这件事处理得非常轻率，甚至于喝得半醉，差点全盘忘记了要来看她，但是只有当我见不到她时，才知道孤独和空虚是什么滋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