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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大获成功，我们筹措到的捐款数额之大，与全球各大组织及政府达成的合作项目之多，堪称前所未有。但我很快意识到，改变这场讨论依然任重道远。
峰会刚刚结束，我就被梵蒂冈官方媒体《罗马观察报》（
L'Osservatore Romano
）点名批评。该报认为我“误入歧途”，“被错误的信息所蒙蔽”。它承认基金会有权选择自己资助的领域，但认为我们不应该“持续地误导他人、歪曲事实”。文章认为，我涉嫌藐视和歪曲自然自主计划生育
的价值，暗示我受到大公司操纵，因为他们靠出售避孕药具牟利。文章宣称，我们在峰会上为扩大避孕药具覆盖面而发起的行动“毫无根据，是认识不足的结果”。同时，我也注意到这篇文章通篇不是在批驳我和大企业，就是在传播教义，唯独丝毫没提女性的需求。
随后，《福布斯》（ Forbes ）杂志认为这足以证明我“经得起打击”。这种抨击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同时我也料到网上有人会把我称为“前天主教徒梅琳达·盖茨”或“所谓的天主教徒梅琳达·盖茨”——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刺痛了。看到这篇文章，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简直不敢 相信 他们竟会说出这种话！”（这想必是刚开始公开露面的人常有的反应！）几天后，我冷静下来，理解了教会这套说法背后的成因。我并不赞同，但我能够理解。
峰会召开后，我曾与高级别的教会成员会晤，谈论的却不是教义或彼此的分歧。相反，我们谈论的是如何共同救助穷人。他们十分清楚，对于教会反对避孕的立场，我尽管并不赞同却能够理解，同时，他们也知道我们有着共同的出发点。我们都反对强行限制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也都反对富裕国家将自身文化中的少子化偏好强加于相对传统的社会。如果一个女人因自身的信仰或观念而不愿节育，我绝对尊重她的选择。我不想居高临下地告诉女人们该生几个孩子，也无意诋毁子女众多的大家庭。基金会在自主计划生育方面的工作会把选择权交给女性。正因如此，我才始终对自主计划生育满怀信心，并支持多种多样的自主计划生育模式。也就是说，如果一些女性愿意采用自然自主计划生育手段，我也完全支持。
显然，我必须阐明我与教会之间的分歧。避孕拯救了数百万妇女儿童的生命，这一点已为医学所证实。也正因如此，我才会相信所有女性都有权利学习如何健康地规划生育时间与生育间隔，并且在需要时获得避孕工具，无论她们来自何处、信仰什么。
对我而言，相信自主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站出来倡导这项有违自己教会教义的事业完全是两个概念。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犹豫中，我跟父母谈过，也请教了我自幼就熟知的几位教士和修女，听取了几位天主教学者的意见，还跟比尔和孩子们聊了聊。我想问的是：“人能在信奉宗教的同时，倡导一项违背教义的事业吗？”我得到的答案是视情况而定，这取决于我们的良知，而这良知恰恰源于信仰。
具体到自己，我的良知正是来自天主教会的教诲，我走上这条道路，也离不开教会的指引。在我心中，践行信仰意味着去帮助身处社会边缘的人，重新接纳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正是为了践行信仰，我才会深入一线实地考察，才会被女人们问到避孕问题。
所以，我不否认天主教的教义的确禁止避孕，另外，教义也告诉我们要爱自己的邻人。当一位母亲向我索取避孕药具，只因为盼望孩子茁壮成长，这两种教义就会令人左右为难，而良知告诉我，我应该支持她的请求和她抚养子女的心愿。我认为这属于爱我的邻人，并不违背基督的教诲。
过去十年间，我曾试着去理解教会中反对避孕的顽固派，也希望他们理解我的想法。我相信，如果一位生过六个孩子，再也无法承受孕育和抚养之苦的三十六岁母亲出现在他们面前，提出避孕的请求，他们也会默默设法为她破例。这就是倾听的力量，它能打开心灵，释放你心中的爱——而爱永远排在教义之前。
因此，我认为自己不是在跟教会作对，而是遵从了更高的教义。我得到了教士、修女和信徒们不遗余力的支持，他们认为我为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发声，帮助她们获取足以拯救她们孩子生命的避孕药具，这些做法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脚的。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指引，并欣慰地发现，其实女性天主教徒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会使用避孕药具，并相信这合乎道德。同时我也知道，一切道德问题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当事人自己。良知并不总是站在多数人那边。无论别人怎么想，只有我才能为我的行为负责。这就是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