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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这场对话比我想象中艰难，因为这是一场古老的对话，充满种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玛格丽特·桑格（Margeret Sanger）
的回应，她在身后留下了丰富却饱受争议的遗产。
1916年，桑格开办了美国第一家提供避孕措施的诊所。十天后，她遭到逮捕。她交了保释金，回去继续工作，随即再次被捕。推广避孕措施是违法行为，开具、建议，甚至谈论避孕药具均属违法。
桑格生于1879年。她母亲一共生育了十八个孩子，养活了十一个，最终在五十岁那年死于肺结核及宫颈癌。痛失母亲的桑格立志成为一名护士。于是，她深入纽约的贫民区，为缺乏避孕手段的女性移民服务。
在一次演讲中，桑格讲了个故事。一次，她来到一名二十八岁女子的公寓，那女子因为实在不愿再次生育竟自行堕胎，差点撒手人寰。得知自己九死一生，女子问医生怎样才能避免再次怀孕。医生建议她让丈夫去屋顶上睡。
三个月后，女子再次怀孕，并再次尝试堕胎。这一次，桑格刚到不久，女子就去世了。桑格称，她因此辞去了护士的工作，她发誓“一定要让美国所有的蓝领女性都掌握避孕的方法，否则绝不再接任何病人”。
桑格相信，只有女性有权拒绝意外怀孕，社会才会进步。同时，她还认为谈论自主计划生育应该受言论自由保护。她经常公开演讲，游说政客，写专栏，出手册，还办了一份关于节育的报纸——在当时，这些都是违法行为。
1916年那次被捕让她一举成名，此后二十年间，上百万女性在绝望中给她写信，请求她帮助她们获取避孕药具。其中一个女人写道：“只要能让我的两个孩子过上好日子，我什么都愿意。我每天担惊受怕，总担心自己很快又会怀孕。我母亲生过十二个孩子。”
另一个女人告诉她：“我心脏不好，更想好好活着，亲眼看着四个孩子长大，而不是再生几个，死在产床上。”
一位来自美国南方的农村妇女写道：“我得背着两个孩子下地干活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小脸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起泡……我丈夫说要让女儿们犁地，我可不想再生更多的孩子，让他们也沦为奴隶。”
这些女性的来信均被收入《母亲的枷锁》（ Motherhood in Bondage ）一书。桑格在书中写道：“她们愿意向我——一个陌生人——敞开心扉，是因为她们本能地相信我可以帮助她们，而这种帮助，是她们从丈夫、教士、医生或邻居那里得不到的。”
读到这些信，我突然想起一首歌。工作中，它常常浮现在我脑海里——小时候在天主教学校，我们一周得做五次弥撒，我常在教堂里听到它。这首歌忧伤得令人心碎，旋律优美，余音绕梁，副歌是这样唱的：“困苦人呼救，耶和华便垂听。”
修女们告诉我们，响应困苦人的呼救是信者的责任。
信中这些女人的呼声，与我在诊所或女人们家中见过的米娜、萨迪和阿迪萨的诉求别无二致。她们在时空上相距遥远，却同样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同样无人倾听。
在不同的文化中，反对避孕都同样暗含对女性的敌意。给玛格丽特·桑格定罪的法官声称，女性“无权在明知不会怀孕的情况下实施性行为”。
开玩笑吗？凭什么呢？
这名法官判桑格在感化院劳动三十天。他传达的正是当时盛行的一种观念，即对女性而言，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在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的推动下，美国法律规定，女性为 避免 怀孕而采取节育措施属非法行为。
康斯托克生于康涅狄格州，在南北战争中效力于北方军队。1873年，他创立了纽约反堕落协会（New York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并推动立法，禁止通过邮件实施一系列与避孕有关的行为，包括传播与推广避孕措施、提供避孕药具等等，这项法律后来以康斯托克的名字命名。与此同时，康斯托克法还在邮局增设特勤员一职，此人有权携带手铐和枪支逮捕违反这项法律的人——这个职位专为康斯托克量身定制，令他十分受用。他租了个信箱，给怀疑对象寄虚假的求助信。得到回复后，他会找到发件人，实施逮捕。这造成一些落入圈套的女性自杀，因为她们宁死也不愿忍受公开受审的屈辱。
康斯托克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观点得到了当权者的支持。提交这项立法的国会议员在国会辩论中宣称：“国之良民……必坚决维护其安身立命之宝贵价值——家庭之神圣与纯洁。”
法案轻松通过，各州议会也通过了各自的版本，通常更为严苛。在纽约，就连谈论避孕都是违法的，连医生也不例外。当然，女性并没有为这项法令投过票，也没有为通过这项法令的男性议员投过票。她们还要等上数十年才能获得投票权。禁止节育的法令，是男性强加给女性的。
康斯托克对自己的目的毫不讳言。他说这是他个人的征战，为的是讨伐“淫欲——一切罪恶的帮凶”。在一次白宫酒会上，他见到女人们化着妆，头发上扑着粉，而且“衣着暴露”，就说她们“全部令人作呕，让一切热爱女性之纯洁、高贵、谦卑的人无法忍受”。“我们凭什么尊重她们？”他写道，“她们玷污了我们这片土地。”
在康斯托克及其盟友眼中，女性在生活中只能扮演极少几个角色：嫁给一个男人，服侍他，为他生儿育女，照顾他的孩子。在这些职责之外，女性从事任何工作都是不名誉的行为——因为女性不是完整的人，不能为自己做主，没有资格接受教育、发展事业，当然更不能取悦自己。女性的愉悦，尤其是性方面的愉悦，令卫道士们闻之色变。如果女性能自由追求自己的快乐，男性世界那个人人心照不宣的核心信条，即“你只为取悦我而存在！”就会动摇。男性必须掌握自身快乐的源泉。于是康斯托克等人就不遗余力地将廉耻作为武器，用它阻碍女性的发展，只以男性与她们子女的福祉来评判她们的价值。
在美国，男性长期管控着女性的性行为，即使在1936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判定医生可以依法建议病人节育、为病人开具避孕药具之后，管控仍在继续。尽管这次判决标志着某种进步，但限制节育的措施依然存在。到了1965年，最高法院对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宣判，以侵犯婚姻隐私权为由判定禁止避孕法案无效。然而他们
只取消了针对已婚人士的限制
！判决没有提及未婚人士的权益，因此在许多州，需要避孕的未婚女性依然求助无门。这并不是多么久远的过去。如今，在基金会的活动上，一些七十来岁的女性仍会找到我，说：“我不得不耍点花招，让医生以为我已婚，否则就拿不到避孕药具。”未婚女性一直不能合法避孕，直到1972年的艾森施塔特诉贝尔德案
之后。
这场对话之所以搁浅，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认为女性的性生活令人难以启齿，而且直到今天，这场对话依然带有类似的特征。如果某位女性站出来，公开强调避孕在健康与保健计划中的重要价值，一些有厌女症的男性就会羞辱她说：“我们可不想资助某个女人的性生活。”
让女性对性行为感到羞耻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为的是压制女性的声音，剥夺她们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的权利。除此之外，对其他问题的讨论也掩盖了女性的声音。今天，生育控制权牵扯了太多利益，致使专门针对避孕问题的讨论难以进行。
20世纪70年代，为控制人口，中国和印度都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推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印度则制定了绝育方面的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基于对人口过剩的预期，美国在外交上支持各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人口过剩可能造成食物短缺，从而引发大规模的饥荒和人口迁徙。
此前，在20世纪上半叶，倡导节育的美国活动家们同样强烈要求实现他们的诉求，其中不少人都希望帮助穷人避免计划外的生育。一些人的主张甚至带有优生学色彩，希望减少“不适者”的数量，让某些群体减少生育，或者干脆不生。
桑格也支持某些优生学观点。当然，优生学是一种令人作呕的道德观，也被证明是不科学的。然而时至今日，这个观点依然被用来扰乱针对避孕问题的讨论。反对的一方为了削弱现代避孕措施的可信度，不惜挖出节育与优生学的历史关联，辩称因为避孕药具曾被用于不道德的目的，所以它就不应用于 任何 目的，即使只是为了让一位母亲暂缓再次怀孕。
另一个问题也模糊了这场讨论的焦点，那就是堕胎。在美国和全世界，关于堕胎的讨论都带有极强的情绪和浓重的个人色彩，让人容易忽略避孕具有挽救生命的力量。
避孕能拯救母亲和新生儿的生命，并减少堕胎。据最新数据，仅在一年内，避孕药具的使用就让世界最贫困国家的高风险堕胎案例减少了2600万例。
然而，一些反对者非但不承认避孕能减少堕胎，还将二者混为一谈。女性对生育自由的简单要求令反对者极度不安，致使他们强行将它与别的问题混淆。将探讨避孕问题的讨论引向堕胎，会极大地伤害这场对话。关于堕胎的争论是如此激烈，持不同观点的双方常常拒绝与对方探讨女性健康问题。如果拒绝对话，那讨论也就无从谈起。
对自主计划生育的讨论也受到天主教会的影响，他们强烈反对节育。除各国政府外，教会是世界上提供教育及医疗服务最多的机构，因此，它在穷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对他们影响巨大。这带来了诸多好处，却有一个问题：教会不提倡女性获取她们带领全家脱贫致富所需的避孕药具。
这些就是百余年来世界对避孕问题的一些讨论。在每场讨论中，女人、女孩和母亲们的声音与诉求都被淹没。因此，我们2012年召开的首届峰会才有了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那些曾被排斥在外的女性主导一场新的对话——她们都希望自行决定生育行为及生育时机，并摆脱政策制定者、战略规划者和宗教人士的影响。这些人总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女性的生育问题指手画脚，迫使她们违心地多生或少生孩子。
那天在伦敦，我做了开场演讲，并借机询问与会代表：“我们有没有为这些女性提供帮助，让她们在需要时更容易获取避孕药具？”我谈起几年前造访内罗毕科罗戈卓区的经历，那是一个贫民聚居区，名字是“肩并肩”的意思。在那里，我跟一群女人谈到节育，其中一位名叫玛丽安的年轻母亲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得避孕吗？”接着她举起怀里的宝宝说，“因为在生下一个孩子之前，我想给他所有最好的东西。”每位母亲都有同样的愿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自主计划生育带来的好处。我在峰会上提醒各位，这正是我们相聚在此的目的。
随后，为了彰显本次峰会让女性主导对话的主旨，我让出讲台，请一位女性上台帮我完成发言。
她就是珍·奥泰（Jane Otai），我与玛丽安交谈时的翻译。珍在科罗戈卓长大，家中有七个孩子，离家后，她进入大学深造，拿到学位后返回家乡，帮助那些与她当年处境相同的女孩。
珍讲述了自己在贫困中成长的经历。她说：“妈妈告诉我：‘你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只要你努力学习——然后耐心等待。千万别像我一样，年纪轻轻就生儿育女。’”最后，珍总结道，“我很早就对自主计划生育有了概念，所以才能推迟首次怀孕，并自主决定每次生育的间隔。正因如此，我才能站在这里。如果没有自主计划生育，我只会是科罗戈卓一个普通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