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女性能自主掌握生育的时机与间隔，产妇、新生儿及儿童的死亡率就会下降，母婴就会更加健康，父母就能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家庭成员也能为孩子的营养与教育投入更多资源。

让女性对性行为感到羞耻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为的是压制女性的声音，剥夺她们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的权利。羞耻感是女性健康面临的最大障碍，有时，消除羞耻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公开与它对抗。

走访维什瓦杰特和阿尔蒂的项目几天后，我又访问了另一个母婴健康项目。维什瓦杰特和阿尔蒂的项目旨在培训当地医护人员，服务在家分娩的女性。而这个名叫确保开端（Sure Start）的项目，鼓励更多女性去具备专业助产士和医疗设备的诊所分娩。

在项目总部，我受邀旁听了一场健康准则抢答赛，二十五名孕妇竞相回答与母乳喂养和新生儿即时护理相关的问题。随后，我见到了一组女性，大多是孕妇及其亲属，譬如婆婆和妯娌。我问孕妇们参加项目是否遇到过家人的阻挠，又问在场的婆婆现在的环境与她们怀孕的时候相比有了哪些变化。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告诉我，她在家中诞下了八个孩子，其中六个不到一周就死了。她的媳妇是初次怀孕，她希望媳妇能得到最好的照顾。

下午，我有幸来到一位母亲家中。她叫米娜（Meena），两周前刚产下一名男婴。米娜的丈夫在附近打零工，她前几次都是在家里生的孩子，只有这次不是。多亏确保开端计划的帮助，新生儿诞生在一家诊所。与我交谈时，米娜怀里就抱着这个婴儿。

我问米娜这个项目对她有没有帮助，她激动地给出肯定的回答。她认为在诊所分娩更有安全保障，对她和宝宝都是如此，她当天就开始哺乳了，很高兴能立即跟宝宝亲近。米娜充满活力，积极乐观。显然，她对这个项目感觉不错，受她的情绪感染，我也对这个项目印象很好。

接着，我提了一个问题：“你还打算再生孩子吗？”

她听了呆望着我，就像被我劈头盖脸骂了一顿，气氛陷入尴尬的沉默。我担心是自己冒犯了她或翻译表述出了问题，因为米娜没有回答，只是呆呆地盯着地板。随后，她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说：“老实说，我不想再生孩子了。我们穷得叮当响。我丈夫工作很卖力，但我们实在太穷了。就连这个孩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养活。我没法送他上学。其实我根本不指望他将来能有出息。”

我听得瞠目结舌。在我面前，人们倾向于报喜不报忧，有时为了一窥事情的全貌，我不得不直截了当地问一些问题。而这个女人竟如此勇敢，能毫无保留地与我分享她的痛苦，根本不必等我追问。而且她还没有说完。

“我对这孩子将来唯一的希望，”她说，“就是你把他领回家去。”然后她把手放在膝下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头上，说，“把他也带上吧。”

我顿时 头晕目眩 。一分钟前我们还在分享顺利分娩的喜悦，转眼间，对话就转向一位苦难的母亲沉重的自白——这苦难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把孩子留在身边的痛苦，竟超过了骨肉分离。

每当另一个女人愿意与我分享内心的伤痛，我都会感到莫大的荣幸。我会专注地倾听，对她们表示同情，试着给她们一些希望。但这一次，面对米娜，我感觉任何鼓舞都显得虚假无礼。她已经如实回答了我的问题，假装积极乐观就是无视她的痛苦。她诉说的痛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她认为只有换一位母亲，孩子们才能过得幸福。

我尽量和蔼地告诉她，我也有三个孩子，况且她的孩子们都很爱她，也很需要她。随后我问：“你知道什么是自主计划生育吗？”她回答：“现在我知道了。但你们这些人怎么没早点告诉我呢，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晚了。”

这位年轻的母亲感觉自己十分失败，我也一样。我们让她失望了。悔恨涌上心头，吞没了我，我甚至记不起自己那天如何告别了这位母亲。

在随后的旅途中，米娜的形象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一切。让她有机会在医疗机构分娩固然很好，但这还不够。我们没有纵观全局。我们只是推出一个母婴健康项目，与孕妇们交流、了解她们在分娩和新生儿健康方面的需求。我们就是如此看待这项计划的。实际上，我们 应该 从米娜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与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女性交流时，我常常发现，我与她们有着相似的期待，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孩子。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安全、健康、快乐地成长，希望他们成绩优异、发展潜能，长大成人、组建家庭、学会自力更生——总之希望他们得到爱，也付出爱。同时，我们也希望自己身康体健，能发挥一技之长，回报我们所在的社群。要想实现这些愿望，任何地区的女性都离不开自主计划生育。多亏有这位勇敢的女性直言不讳，我才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她的痛苦也成了我慈善工作的转折点。每当有人向我道出残酷的事实，我都确信，她是在替那些沉默的人发声，因为其他人没有这个胆量。这些勇敢的人总能引起我的注意，随后，我会意识到其实别人也一直在说同样的话，只是没那么直接。我没听懂他们的话，是因为我听得不够认真。

见过米娜后不久，我来到马拉维，参观了一个保健中心。这个中心设有一间疫苗注射室、一间儿童病房、一间艾滋病患者病房，还有一间自主计划生育室。女人们在自主计划生育室门外排着长队，我跟其中几位聊了聊，问她们从哪里来、有几个孩子、什么时候开始避孕、采用了什么方法。我连珠炮似的问题得到了女人们的热情回应，每个人都争相与我分享自己的生活。一个女人说她是来这里打避孕针的，但不知能不能打上，别的女人听了也使劲儿点头。她们说即使不知道保健诊所的针剂够不够，她们也愿意步行十六公里来到这里，而她们抵达时，针剂往往已经告罄。这时，工作人员就会给她们发放一些别的避孕工具作为替代，譬如她们可能会领到安全套。由于艾滋病盛行，诊所的安全套存货一般都比较充足。但对于这些有避孕需求的女性而言，安全套的作用微乎其微。她们反复告诉我：“要是我让老公用安全套，他会打我的。他会以为我怀疑他出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要么就是以为我出轨了，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所以对很多女人而言，安全套其实没什么作用，但诊所自称避孕药具储备充足时，往往指的只是安全套。

大多数女人都有类似的抱怨，说她们远道而来，却打不上针。跟她们聊完，我走进自主计划生育室，发现诊所其实 并没有 她们想要的那种针剂。这为这些女人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她们可没法开车去下一家药店，况且这里根本就没有药店。而且她们还步行了那么远的距离，也没有别的办法避孕。我不敢想象，那天之后有多少女人因为保健诊所储备不足而怀孕。

对一些女性来说，意外怀孕可谓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她们要么连现有的孩子都无力抚养，要么就是太年轻或年长，不适合生育。见过米娜后，我才知道，一些女性还不知道避孕药具的存在。而马拉维之行告诉我，另一些女性尽管了解避孕方法，也有避孕的意愿，却得不到相应的药品。

女性需要避孕，这对我而言不是什么新闻。自主计划生育既是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也是我们基金会支持的举措之一。但这几次访问之后，我认识到它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女性最迫切的需求。

如果女性能自主掌握生育的时机与间隔，产妇、新生儿及儿童的死亡率就会下降，母婴就会更加健康，父母就能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家庭成员也能为孩子的营养与教育投入更多资源。没有任何一种干预措施比自主计划生育更加有效，也没有任何一种干预措施比自主计划生育更被忽视。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在开罗召开，在全球吸引了一万余人参会。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与发展大会，也较早地在女人与女孩权利问题上做出了历史性的表态。会议倡导女性赋权，并制定了女性健康、女性教育方面的目标，同时将享受生殖健康服务定义为一项基本人权，这其中就包括自主计划生育。与那时相比，今天自主计划生育获得的资金投入却大幅缩减了。

我在2010年至2011年尤其关注避孕问题，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无论走到哪里，我总会遇到这个问题。2011年10月，我们基金会在西雅图举办了一次峰会，主题是消除疟疾。与会的英国国际发展部大臣安德鲁·米切尔（Andrew Mitchell）找到我，问我们明年是否愿意再办一次探讨自主计划生育的峰会（于是就有了我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次会议）。

举办国际自主计划生育峰会的想法令我既兴奋又惶恐，那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明白在那样一个场合，我们必须把制定目标、提高数据、优化策略作为重点。同时我也明白，如果我们目标高远又志在成功，那我们就必须肩负起更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改变自主计划生育的舆论环境。由于自主计划生育有着痛苦扭曲的历史，人们很难恰当、理性而实际地探讨避孕问题。倡导自主计划生育的活动家必须为自己申辩，声明控制人口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峰会要讨论的也不是强制节育或堕胎，而是满足女性的避孕需求，把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的决定权交给 她们 。我们必须改变这场对话，让我在旅途中见到的那些女性参与其中。我们必须倾听她们的声音——那些曾被忽视的声音。

为此，我赶在峰会召开前去了一趟尼日尔。这是一个父权社会，贫困人口比例高居世界前列，避孕药具使用率极低。每位女性平均有超过七名子女，法律允许一夫多妻，而且继承法规定女儿继承的财产只有儿子的一半，膝下无子的寡妇无权继承任何财产。救助儿童会认为，尼日尔是“全球最不适宜母亲生存的国家”。因此，我们决定去那里见见这些母亲，倾听她们的心声。

我来到尼日尔首都西北部的一座小村庄，这里离首都大概有一个半小时车程。在村里，我见到一个名叫萨迪·赛义尼的女人，她是一位母亲，以种植秋葵为生（我在第一章也提到过她）。萨迪十九岁就嫁了人——这在尼日尔女性当中相对较晚，因为在这个国家，将近76%的女孩都在十八岁前结婚。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不到七个月，萨迪再度怀孕。而且她此前对自主计划生育一无所知，直到生下第三个孩子，她才在一家简陋的社区诊所从医生口中第一次得知了避孕方法。自那之后，她就开始拉开生育间隔。我见到萨迪时，她已三十六岁，生育了六个孩子。

我们在萨迪家中交谈。她面向我坐在床上，两个孩子坐在她身边，还有一个依偎在她腿上，一个站在她背后，另有两个大点的孩子坐在一旁。孩子们都穿得花花绿绿，每个人的衣服都带着不同的花纹，母亲和年长的女儿们都裹着头巾，萨迪自己的头巾是纯紫色的。阳光从窗口洒进房间，几乎毫无障碍地穿过他们挂的那层薄薄的窗帘。萨迪回答问题时热情洋溢，仿佛很高兴有人问起。

“不做自主计划生育，家里人人都不好受，”她说，“我孩子那么多，身上背着、肚里怀着，我丈夫得靠借债才能吃饭，可就这样，钱还是不够用。不做自主计划生育日子就过不下去，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我问她是否准备再要孩子，她说：“在最小的孩子满四岁前，我不打算再生了。到了四岁，她就能跟小弟弟或小妹妹玩了，还能把他们背在身上。可现在，我要是再生个孩子，那对她差不多就是一种惩罚。”

我问她女人们是怎么学会避孕的，她说：“我们这里的女人有个优势，就是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在树下见面时聊天，打谷子的时候聊天，在孩子的庆生宴上也聊天。我就是在那儿告诉大家可以打针避孕的，我还告诉她们那比吃药容易多了。我鼓励她们去打针，这样她们和孩子们都能喘口气。”

让自己和孩子们喘口气，哪个女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第二天，我来到首都尼亚美，参观了尼日尔国家生殖健康中心。参观结束后，五位来这里就诊的女性过来与我们攀谈。两名年轻女性首先分享了各自的生活，随后，四十二岁的阿迪萨（Adissa），一位健谈的母亲，开始和我们聊天。阿迪萨十四岁就嫁了人，生了十个孩子，其中四个夭折。第十个孩子出生后，她在自主计划生育中心放置了宫内节育器（IUD） ，从此再没怀孕。她的丈夫和姑子起了疑心，问她为什么这么久没生孩子。“我累了。”她这样回答。

我问阿迪萨为什么选择节育，她坐在那里思索片刻，说：“刚有两个孩子时，我还有口饭吃。现在我连饭都吃不上了。”她丈夫每天会给她一美元多一点的收入，她得靠这点钱养活全家。

我问阿迪萨对在座的年轻女性有什么建议，她说：“如果你没能力抚养孩子，那你就是在教唆他们去偷。”

不久，我们站起来准备离开。阿迪萨走向一盘没人碰过的食物，把大部分装进包里，抹去眼角的泪水，离开了房间。

我咀嚼着刚才的谈话，迫切希望阿迪萨的心声能被所有人听见。我希望让这些被排斥在外的女性主导一场对话——她们想要避孕，也需要避孕，而且避孕措施的缺乏，正让她们的家人备受煎熬。 C6vur6+Qnnme0sGwOcwjXQVM4keNt3C0K/xKFy1p0WveI+jIcdZ+hzDvUYNgzW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