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贫困的实质,是你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困境。贫困,意味着无力保护自己的家人;贫困,意味着你不能像那些衣食无忧的女人一样挽救孩子的生命。母亲最强烈的本能莫过于保护自己的孩子,因此,贫困也是世界上最具剥夺性的力量。在深陷贫困中的国家,女性往往被推向边缘,成为社会的局外人。
要想在消除贫困的同时为女性注入力量,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帮助母亲保护子女。
2016年,我前往欧洲,途中专程造访斯德哥尔摩,与一位偶像话别。
2017年,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去世。他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国际卫生学教授,曾致力于向卫生专家传授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知识,因而声名远扬。他做过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TED演讲,视频累计观看次数超过2500万。他与儿子儿媳合著了《事实》( Factfulness )一书,告诉人们这世界往往好于我们的想象。他还与儿子夫妇共同创立了盖普曼德基金会(Gapminder Foundation),率先用数据和图表呈现世界的真相。这些都让他为大众所熟知。对我个人而言,汉斯是一位睿智的导师,他讲述的那些故事,让我能以当局者的视角看待贫困。
在此,我想分享其中一个故事,它让我看到了极端贫困带来的恶果,也让我意识到提升女性的力量,或许能成为终结极端贫困的关键。
在此之前,我必须坦承,我对汉斯·罗斯林的景仰有些一厢情愿,起码一开始是这样。2007年,我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汉斯也在场,当时我们还不认识。事后他告诉我,起初他对我并不信任,总觉得美国的亿万富翁只会施舍钱财,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他的担忧不无道理。之后我会详谈。)
不过他说,我赢得了他的信任,因为我试着讲述自己在非洲、南亚的见闻,分享我从助产士、护士和母亲们那里获得的第一手经验,而不是舒舒服服地待在西雅图,靠分析数据纸上谈兵。我讲述了一些农村女性的故事,她们为了领取避孕药具,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农活儿,步行前往数英里外的保健站,顶着烈日排起长队,最终只等来断货的消息。我提到助产士们的不满,因为他们工资微薄,培训缺位,更没有救护车。与他们交流时,我着意摒除成见,让心中充满好奇,深怀学习的渴望。后来,我发现汉斯与我不谋而合,而且他开始得远比我早,用心远比我深。
汉斯早年与妻子阿格妮塔(Agneta Rosling)——也是一位杰出的专业医疗人员——迁往莫桑比克,在一个远离首都的贫困地区行医,那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医生。该地区拥有30万人口,医生却只有两名,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当地居民都看作自己的病人,即使他与其中大多数人素未谋面。这里每年有15000名婴儿诞生,3000名儿童死亡。也就是说,每天平均有10个孩子夭折。汉斯治疗的疾病从腹泻到疟疾,从霍乱到肺炎,再到难产,可谓包罗万象。两名医生要覆盖30万人,当然就什么都得治。
这段经历造就了他,并让他领悟了一个道理,也就是他后来教给我的东西。自我们认识那天起,汉斯和我只要在活动中遇见,就一定会抽时间叙叙,哪怕只是休息时到走廊上聊几分钟。在这一次次或长或短的会面中,汉斯成了我的恩师。他不但让我了解了极端贫困,更启发我回顾过去,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昔日的见闻。“极端贫困会带来疾病,是邪恶的藏身之处,”他说,“它是埃博拉病毒的源头,也导致博科圣地绑架女孩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领悟到他早已懂得的道理,尽管我已经极其幸运,有他本人点拨。
今天,全球有7.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个数字与1990年的18.5亿相比有所下降。据权威机构定义,极端贫困人口即每日生活费用低于1.9美元
的人。但数据根本无法揭示他们生存的绝境。极端贫困的实质,是你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摆脱困境。你找不到出路,努力毫无意义,你被人们远远甩在身后,而他们本可以拉你一把。这就是汉斯教给我的道理。
在我们多年的友谊中,他常说:“梅琳达,你得多关注社会边缘人。”我们想为这些人效劳,于是共同努力,尽量以他们的视角看待生活。我向汉斯谈起自己第一次代表基金会出访的经历,向他描述途中遇到的人们如何令我肃然起敬,因为我深知,若是置身他们每日的处境,我早就被生活摧毁了。
我去过一座大城市的贫民窟。那里最让我惊讶的并不是幼小的孩子一哄而上,拥到车前乞讨。这都在我意料之中。真正令我震惊的,是看到年幼的孩子照料更小的孩子。当然,我不该诧异,这显然是因为贫困的母亲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外出工作。在城市里,生存是首要问题。但她们幼小的婴儿又留给谁来照顾呢?五六岁的儿童抱着婴儿走来走去,那就是他们日间的工作。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与朋友追逐嬉闹,怀里抱着一个摇头晃脑,还不懂控制身体的婴儿。几个孩子在一个屋顶玩耍,电线触手可及;另一些在街边的下水道旁奔跑,不顾污水顺流而下。我看见孩子们在滚烫的锅边嬉戏,锅里煮着小贩们售卖的食物。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这就是这些孩子生活的现实。即使母亲们拥有更好的选择,这种现状也很难改变——何况她们根本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外出工作。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这已经是她们力所能及最好的照顾了。为了供养孩子,她们日复一日辛勤地工作,令我肃然起敬。我时常与汉斯分享见闻,我想,可能正因如此,他也愿意与我分享见闻。就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汉斯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最能揭示贫困的本质。
20世纪80年代,汉斯在莫桑比克行医。他负责的地区暴发过一次霍乱疫情。当时,他每天都开着他那辆医疗吉普,带着为数不多的几名助手主动搜寻霍乱患者,而不是坐在诊所等他们上门求医。
一天,他们乘着暮色驱车前往一座偏僻的村庄。那里大约有五十间民房,都用泥砖砌成。村里种了一些木薯和腰果,却没有驴子、奶牛和马,因而交通十分不便,产品无法外销。
汉斯一行抵达后,一群人朝车窗里探头探脑,用葡萄牙语喊着“高个子医生,高个子医生”。当地人就是这样称呼汉斯的——不是“罗斯林医生”,也不是“汉斯医生”,而是“高个子医生”。大多数村民都没见过他,不过都对他早有耳闻。现在,高个子医生来到了他们村。下车时,他用葡语问村里的首领:“你们会说葡语吗?”“会一点点。”他们回答,“欢迎您,高个子医生。”
汉斯又问:“你们怎么会认识我呢?”
“噢,村里人都认识您。”
“可我从没来过啊。”
“是啊,您从没来过。所以我们见到您才这么高兴。我们太高兴了。”其他人也都附和说:“欢迎欢迎,高个子医生。”
人们越聚越多,围观人群逐渐扩大。很快,汉斯周围已经聚集了五十多人,每个人都微笑着打量高个子医生。“可你们村的人很少去我们医院啊。”汉斯说。
“没错,我们很少去你们医院。”
“那你们是从哪儿听说我的呢?”
“噢,大家都很尊敬您。特别尊敬您。”
“尊敬我?可我从没来过啊。”
“对,您是没来过。我们也确实很少去你们医院,但有个女人去过,您给她治过病。所以大家都很尊敬您。”
“噢,是你们村的女人?”
“对,我们村的。”
“她为什么去医院呢?”
“因为难产。”
“所以她是来接受治疗的?”
“是的,您治疗过她,所以我们尊敬您。”
汉斯有些飘飘然了,就问:“我能见见她吗?”
“不行。”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您见不到她。”
“为什么?她在哪儿?”
“她死了。”
“噢,我很遗憾。她已经死了?”
“是的,在您给她治疗的时候。”
“你们说她当时是难产?”
“是的。”
“谁送她去的医院呢?”
“她的兄弟们。”
“你们确定她去了医院?”
“去了。”
“我还给她治疗过?”
“治疗过。”
“然后她还是死了?”
“是的,她死在您的手术台上。”
他们不会怪到他头上吧?汉斯替自己捏了把汗。他们会在他身上发泄丧亲之痛吗?他回头瞟了一眼,看司机还在不在车上,准备随时开溜,结果发现自己已经插翅难逃。他只好放缓语气,一字一句地跟村民们交谈。
“所以这女人得的是什么病?我不记得她了。”
“噢,不可能的,您肯定记得她,因为那孩子是胳膊先出来的。接生婆想拉着胳膊把孩子拽出来,但失败了。”
(汉斯解释说,这叫“臂先露”。胎儿头部横位,导致分娩不畅。)
汉斯一下子全想起来了。产妇被送来时,孩子已经死亡。他必须取出死胎,挽救母亲的生命。他不能做剖腹手术,因为缺乏准备,当时没有手术套件。于是他选择了“截胎法”(将胎儿切割后从母体取出),结果产妇子宫破裂,因失血过多死在手术台上。汉斯对此无能为力。
“是的,这事太悲惨了。”汉斯说,“非常悲惨。我本想把胎儿的胳膊切掉,保全她的性命。”
“是的,您切掉了胎儿的胳膊。”
“没错。我试着切割胎儿,一点一点取出来。”
“是的,您想把它一点一点取出来。您就是这么对她兄弟说的。”
“对她的去世,我实在非常遗憾。”
“是啊,我们也很遗憾。她是个好女人。”村民们说。
寒暄之后,汉斯感觉话都说得差不多了,就带着好奇,鼓起勇气问:“可我没把她救活啊,你们为什么还尊敬我呢?”
“噢,我们知道她很难救活。遇上孩子胳膊先出来,大多数女人都会死。我们知道这不容易。”
“那你们为什么尊敬我呢?”
“因为您后来做的事。”
“我做了什么?”
“您走出手术室,去院子里拦住疫苗车,追上去把它叫回来。从车上搬走几个盒子,腾出地方,又让人用白色被单把我们村的那个女人裹起来。被单是您找的,您还给切碎的胎儿也找了一小块被单。然后你让人把她的尸体抬上吉普车,还让您的一位助手下来,给她兄弟腾地方,让他们护送她回家。惨死之后,她当天太阳还没落山就回到家了。傍晚我们给她举行了葬礼,她们全家都来了,一个不落。我们从没想过有人会这么尊重我们这些生活在丛林深处的贫苦农民。您的举动赢得了我们的敬重。太谢谢您了。我们不会忘记您的。”
说到这里,汉斯停下来告诉我:“这不是我的主意,而是罗莎修女(Mama Rosa)的。”
罗莎修女是与他共事的一位天主教修女。她曾叮嘱汉斯:“截胎之前先征求患者家属的同意。不等他们点头别贸然截胎。手术过后,他们只会问你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死去的胎儿。到时候你就说:‘我会把所有部位都给你们,再帮你们把胎儿包起来。’这样做就对了。他们不希望把胎儿的器官留给任何人,一定要确认每个部位都在。”
接着,汉斯解释说:“这女人死后,我泣不成声。罗莎修女搂住我的肩膀说:‘这女人来自一个特别偏远的村庄。我们得送她回家。否则她们村的人十年都不会来医院看病。”
“可我们该怎么送她呢?”
“快去拦疫苗车。”罗莎修女吩咐我,“去把它追回来。”
汉斯照做了。“罗莎修女了解人间疾苦。”他说,“要不是她,我根本想不到这么做。生活中有许多事明明应该归功于年轻人或者女性,但功劳往往被年长的男性占去了。这不公平,但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汉斯对极端贫困最深入的见证。极端贫困不仅意味着每天只能靠一美元勉强度日,更意味着即使生命垂危,也不得不辗转数日前往医院。身处极端贫困中的人们如此敬重一位医生,不是因为他挽救了患者的生命,而是因为他愿意把逝者送回家中。
如果这个女人居住在相对富裕的地区,而不是身处社会边缘,生活在莫桑比克偏远丛林里的农民当中,那她根本就不会失去孩子,更不会失去生命。
这就是贫困真正的含义,也是我在工作中逐渐积累的认识和汉斯的故事揭示的道理:贫困,意味着无力保护自己的家人,贫困,意味着你不能像那些衣食无忧的女人一样挽救孩子的生命。母亲最强烈的本能莫过于保护自己的孩子,因此,贫困也是世界上最具剥夺性的力量。
如此一来,要想在消除贫困的同时为女性注入力量,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 帮助母亲保护子女 。我跟比尔的慈善工作就从这里起步。不过在当时,我们还没想到这个说法,只觉得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公,就是儿童因家庭贫困而死去。
1999年年末,我们发起了基金会的第一个全球项目,与各国政府及民间组织一道努力,设法降低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在全球推广一套基础疫苗。自1990年以来,它使全球的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从每年1200万人降低至600万人。
可惜的是,新生儿存活率——婴儿出生头二十八天的成活率——没有实现同步增长。在不满五岁就夭折的儿童中,近半数死于出生第一个月,其中出生当天就死去的最多。这些孩子都诞生在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其中许多地区都远离医院,根本不具备医疗条件。许多婴儿的家庭分布在偏远地区,妇女分娩时,她们的家人只会采用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方法。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拯救数百万婴儿的生命呢?
我们也不知道。不过要想止于至善,我们就必须到最险恶的地方去。因此,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力图挽救母亲和新生儿的生命。母婴死亡最普遍的诱因是缺乏专业的医护服务。每年,有4000万女性在分娩时无法获得助产服务。我们发现,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至少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最佳手段——就是培训和派遣更多的医护人员,在女性分娩的过程中提供助产服务,并在分娩后数小时至数天的时间里进行陪护。
2003年,我们了解到维什瓦杰特·库玛尔(Vishwajeet Kumar)医生所做的工作。这位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来到一个名叫希沃格尔的村庄,开展了一个能够拯救生命的项目。这个村庄位于北方邦,那是印度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维什瓦杰特与一位名叫阿尔蒂·辛(Aarti Singh)的女士结为连理。阿尔蒂是一位生物信息学专家,婚后,她开始运用自己的专长为产妇及新生儿设计项目,实施评估。这个项目被村民们称为“萨克瑟姆”(Saksham),意即“赋权”,阿尔蒂成为项目组不可或缺的一员。
通过研究印度偏远贫困地区的人口出生情况,维什瓦杰特和“萨克瑟姆”项目组发现,当地许多通行的做法严重威胁着新生儿的健康。他们相信预防新生儿死亡只需借助一些成本极低的手段,当地居民自己就能采取这些措施,譬如及时母乳喂养、注意为婴儿保温、为切断脐带的工具提前消毒,等等。人们只需改变行为习惯,就能减少新生儿的死亡。就这样,在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救助儿童会和我们基金会的资助下,“萨克瑟姆”通过向医护工作者传授安全的助产知识,在18个月内将新生儿死亡率降低了一半。
到2010年,我来到希沃格尔村时,全球每年仍有300万名新生儿死去,其中10%发生在北方邦,因此,这里又被称为全球母婴死亡的“震中”。要想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我们就必须着重在北方邦开展工作。
在北方邦的第一天,我见到了上百位村民,向他们宣传了新生儿护理知识。母亲们坐在前排,男士们坐在后排,虽然听众人数众多,我依然觉得很亲切。人们在一棵大树的阴凉下铺了毯子,我们席地而坐,紧凑地围成一圈,尽量让所有人都不受日光的炙烤。活动结束后,有一家人前来向我们致意,还带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很快,当时在我们基金会负责母婴健康的加里·达姆施塔特(Gary Darmstadt)悄声对我说:“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婴儿!”我回头瞧瞧那个六岁的孩子,问:“哪个婴儿?他不是什么婴儿啊。”“他就是鲁奇救活的那个孩子。”他说。“噢,天哪!”我说,“他就是你跟我讲过的那个孩子吗?!”
这个六岁孩子的故事已经成为传奇。他出生在“萨克瑟姆”项目实施的第一个月,当时,本地的医护人员刚刚完成培训,村民们对项目充满质疑,所有人都密切关注着项目的实施效果。这个婴儿,也就是我刚才见到的那个健康的六岁小男孩降生在一个深夜。那位初次怀孕的母亲由于体力不支,在分娩中晕了过去。
天一亮,一位不久前刚完成培训的社区保健员接到通知,立刻赶来接生。她叫鲁奇(Ruchi),二十岁上下,来自印度一个高种姓家庭。她到达时,发现产妇依然昏迷不醒,新生儿已经通体冰凉。鲁奇向亲属询问情况,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所有人都吓坏了。
鲁奇拨旺炉火,以提高室内温度,然后用毯子裹住婴儿。她给宝宝量了体温——她在培训中学到过,体温过低可能导致婴儿死亡,也可能是感染的症状。婴儿的身体凉凉的,体温仅在94华氏度
左右。鲁奇把常用的办法试了个遍,却都是徒劳。宝宝的身体虚弱无力,肤色渐渐泛青。鲁奇意识到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孩子就会死去。
在培训中,鲁奇学到了救命的“肌肤接触法”:让新生婴儿紧贴母亲的身体,从母亲的体温中获取热量。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婴儿体温过低,又能促进母乳分泌,并防止感染。在救助新生儿的过程中,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有力的干预手段。
鲁奇让孩子的姨妈与婴儿“肌肤接触”,却遭到拒绝。那女人生怕被孩子身上的恶灵附体。
于是鲁奇不得不做出选择:她真的能亲自上阵,与宝宝“肌肤接触”吗?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如此亲密地触碰一个低种姓婴儿,会招来族人的耻笑。况且在当地,这种做法简直闻所未闻。如果她没能救回这个孩子,这家人会把孩子的死怪到她头上。
看到宝宝的身体逐渐变冷,鲁奇当机立断,毅然解开纱丽,让宝宝紧贴她的身体,脑袋靠在她的胸前,再往自己和宝宝头上盖了块布,既能遮羞,也能保暖。鲁奇就这样抱了宝宝好几分钟。渐渐地,他恢复了血色。她拿出温度计给宝宝量了体温,发现体温已经有所回升。她又抱了他一会儿,再次测量他的体温,这次又比刚才高了一些。在场的女人全都伸长脖子紧盯着她,看着宝宝的体温慢慢回升。几分钟后,宝宝动了,随后很快恢复了活力,开始号啕大哭。孩子安全了,他是个健康的宝宝,没有感染,只是需要温暖和拥抱。
那位母亲醒来后,鲁奇向她讲述了事情经过,手把手地教她与孩子肌肤接触,引导她第一次哺乳。随后,鲁奇观察着紧紧依偎的母子俩,又待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
很快,这件事就像闪电一样瞬间传遍全村。一夜之间,女人们的口风彻底变了,从“我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变成了“我也想这样照顾我的孩子”。这是整个项目的转折点。只有做到公开有效、树立口碑,一项新举措才能改变人们的行为,而鲁奇救活新生儿的故事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肌肤接触是如此简单,每个女人都能做到。因此,母亲们成了拯救生命的英雄。这能为女性带来无穷的力量与巨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