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由兵部尚书王琼推荐，明廷将王阳明从南京鸿胪寺卿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
南：江西南安府。
赣：江西赣州府。
汀：福建汀州府。
漳：福建漳州府。
然后还包括湖广的郴州府和广东的韶州府等地。
查一查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不难发现，将这些地方连接起来，所辖范围着实不小，比单独一个福建或江西都要大不少。
周围的省份都不想要这片区域，于是将其直接踢出了各省的版图，重新成立了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叫南赣巡抚。
正德年间的文官，如果跟谁有仇，就会诅咒他被调去当南赣巡抚。
这块地方基本是山区，油水是没有的，乱民是很多的，治安是极差的。
山民聚众抢劫在当地属于常态，偶尔集合起来攻占个把县衙你也不要大惊小怪——至少巡抚衙门还是比较安全的。
按理说此地经济落后，男盗女娼，整个一现实版恶人谷，民众应当避之唯恐不及才是，怎么动静反倒越闹越大了？
事实的真相很残酷：正因为避之不及，所以留下来的都是“精华”。
经过无数次的大浪淘沙，七位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同志终于闪亮登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谢志珊、蓝天凤、陈曰能，地盘江西。
池仲容、高仲仁，地盘广东。
龚福全，地盘湖广。
詹师富，地盘福建。
这些人里，个别已经称王，即使没称王的也高喊着“不纳粮”“不当差”的反动口号，得到了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广泛支持。
这帮人凭借崇山峻岭、洞穴丛林的掩护，堵死个别山道，官军压根儿攻不进去，再加上各省互相推诿，赶走了事，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渐成燎原之势。
放眼望去，赣南闽西大大小小一脉相连的山麓，千里皆乱。
官有清浊，民有顺刁，老戏新唱，农民造反。
于是一个疑问产生了：从古至今，政权像割韭菜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统治阶级当真麻木不仁到非要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往死里剥削？
问题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通过遍览明朝各地方志、奏折以及《大明会典》，得出两条结论：
第一，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第二，明代的税收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
农业税低到什么程度呢？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更恶劣的是，即便这么低的税负，还是有人一门心思地逃税漏税，而且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将逃税这一“伟大事业”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艺术层面，并总结出多套专业术语，比如飞洒
、诡寄
、虚冒。具体操作方案，敬请参考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
中的记载。
即使抛开这些人为因素，单就税制的设计便足以使明廷抓狂。
经济学里有个“拉弗曲线”，反映了一条规律：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这是因为民众会对税收政策的刺激做出反应，高税率会使其丧失劳动的积极性而情愿享受闲暇，反之亦然。
再比如，纳税理论中有一条“纵向平等”的指导思想，它主张支付能力高的纳税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这听起来似乎天经地义，不过落实到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比如，你认为对昂贵的皮衣应该征收很高的税，因为买皮衣的都是富人啊。但你忽略了一点，富人又不是脑残，越富越抠的人也不少见，一旦他们开始觉得买皮衣变得不那么划算，就会很轻易地用其他奢侈品来替代皮衣。最终，高昂的皮衣税减少了皮衣的销售，负担落在皮衣制造商头上，制造商又将其转嫁到制造工人头上，或克扣工资，或直接裁员，原本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反而导致穷人更穷。
这么看来，明朝的低税政策不是挺好嘛，藏富于民，和谐稳定。
这个问题可以用当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句话来解释：天下财富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
资源是有限的，分配方式是多样的，有人开心自然就有人难过。
最不爽的当然是文官集团。这些人十年寒窗，悬梁刺股，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对月长叹，不就图个一朝为官，享受人生吗？结果朱重八太不地道了，定了个奇低无比的工资标准恶心人。
《明史·食货志》中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只是一个定性的结论，如果要做定量分析，可以八卦一下海瑞的私生活。
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时，实际领到手的工资是十二石大米、二十七两银子和三百六十贯钞。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点俸禄刚够养活六个人。而海瑞一大家子加上仆从以及衙门里需要赏赐的小吏，又何止区区六人？海瑞喜欢自己种菜吃，极少应酬，生活方式比较自虐，非常人可比，都过得捉襟见肘，其他官员，如之奈何？
如果中国式的大家族观念弱化一些，每个官员只需赡养二老及其妻子，而没有那么多攀附其上的混吃阶层，情况可能会好些。
可惜没有“如果”，文官集团的“突围”变成了老百姓的灾难，一套潜伏于国家财政制度之下的“亚财政”大行其道，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和陋规遍地开花，盘根错节到根本取缔不了，不收不行。知县不收无以进知府，知府不收无以进藩司，藩司不收无以进巡抚，巡抚不收无以进京官。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此风一开，便不可止，只能愈演愈烈，成为大明朝无法根除的痼疾，只等爆发之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