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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三年（1490年），竹轩公王天叙去世，王华回老家守丧，顺便给家族子弟讲经解义，应对科举。王守仁白天随大家正常上课，背诵教材，晚上则旁搜经史子集秉烛夜读。王家子弟时常切磋交流，众人见王守仁文字功底一日千里，大惊道：“彼已游心于举业之外，吾辈不及也！”
其实，王守仁对应试教育既不排斥也不沉溺，别人死记硬背，他就探究理学的内在机理。
可惜，他翻烂了理学名著《近思录》
，还是没弄清楚怎么才算格了物、致了知。朱熹倒是给了句话，说“理”这个东西存在于天地万物比如一草一木之中，放心大胆地去格吧，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物换星移，海枯石烂，总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的。
王守仁笃志要当圣人，便不能囫囵吞枣。他邀请一位姓钱的朋友和他一起去格自家后院的竹子。王天叙当年种的这片竹林，就这样青史留名了。
王守仁和小钱对着竹子，神色凝重地坐了下来，从早到晚，四目圆睁，望穿秋水，尽心竭力地去格其中之理。到了第三天，小钱用脑过度，筋疲力尽，摆摆手准备放弃，王守仁很不厚道地笑他不中用。可到了第七天，原本自鸣得意的王守仁也因耗尽心力病倒了。这下该小钱得意了，提了两袋水果来看他。王守仁自知理亏，也确实一无所获，只好找了个“圣贤有分”的借口搪塞过去。
其实，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程朱的格物致知，是对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观察思考得多了，自然会融会贯通，化繁为简，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少年王守仁想通过格竹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彻悟万物之理，想法太浪漫了。但这段传奇却永远留在了哲学史上（守仁格竹）。
格竹的失败将王守仁逼到了人生的丁字路口。多年来，他“遍求朱熹遗书读之”，可以说除了科举考试的准备外，全部精力都用在钻研理学上了。没承想格来格去却得到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成圣的信心动摇了。
这次挫折对王守仁的打击是巨大的，以致多年后回首往事时他仍感慨道：彼时终于发现圣贤不是那么好做的，也没有精力再去格物了！
闷闷不乐的王守仁不得不掉转头来准备自己曾经看不上眼的科考。
然而，博学多才的王守仁在弘治六年（1493年）的会试中落榜了。
科举早就被妖魔化了，一经提起，会使人立刻联想到“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总之，祸国殃民。
其实，教育的目的是将人塑造为德才兼备、有益于社会的人才，然而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古今中外都没能很好地解决。哲学家福柯晚年激烈抨击学校教育，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可谓一语中的。但他晚了几百年，在中国，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早就用各种文学形式反映过教育的问题。
科举的本意，在明代无非是为了求得圣人之道和朝政之势的有机结合。然而，学术与政治从来是一对欢喜冤家，不是合纵连横，就是势同水火。
古代有一拨人不喜欢写书，专爱注疏。若有孔颖达、裴松之的水平，或者再狠点，直接像郦道元一样把一本好端端的地理教科书《水经》搞成文学名著《水经注》也行啊，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于是，歧说纷呈便成了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面对图书市场这种鱼龙混杂的现状，明成祖朱棣大手一挥，拍板道：“独尊程朱！”
自此，明朝公务员考试所用的工具书都以程朱的注释为纲。于是，思想统一了，读书人再也不用到汗牛充栋的书海中瞎撞了，得位不正的朱棣安全了，皆大欢喜。
老百姓最恨统治者钳制思想，统治者也总喜欢愚弄黔首，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对抗中，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路下来，历史跌跌撞撞地走了几千年。
天下无至理，皆为人所用耳。如果不左不右，心平气和地看待科举，功还是大于过的。毕竟作为文治社会，离开士人的支撑不可想象。
欲使士人有效地支撑朝政，关键在于培养士气。就这一点而言，尊程朱是当仁不让的选择，历史也证明了它在明初所发挥的卓有成效的作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制度提出批评，认为它不仅失去了公正，更与当初设立时的初衷背道而驰。
原因很简单，以程朱理学为意识形态的官方教条已经不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