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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不错，阳光普照，微微有一点风。我们即刻出发，一到海湾我就穿上游泳裤享受日光浴，几天的烦乱之后我正巴不得享受片刻的安宁。我不知道我的别墅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并不担心意大利人会突破法国的防线，因为在我们看来，法国军队很强大。早晨的时候，我们去往自由城，看到卡车装载着士兵去增援他们的驻地。众所周知，法国陆军天下无敌，我的司机让（Jean）曾说过，只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法国就可以从本土攻到罗马。我预测，只要一下达动员令，大批军队都会赶往这里，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会征用我的别墅。想到这里，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我知道，如果军队占用了一所房子，那他们就不仅仅是破坏，而是毁灭。他们不但会拿走任何引起他们想象的东西，而且还会搞一些恶作剧式的破坏。他们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就是用手枪射击墙上的画。我的一位熟人在距离巴黎六十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大庄园，但在一战中被毁掉了，他重建庄园后在入口处竖起了一块匾，上面刻着：“这座庄园曾经被德军轰炸，被法军洗劫，被英军烧掉。”现在，我努力克制住自己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一到尼斯对面的海边，我就在深水区好好游了个泳。我们并不太着急，因为我们当天只计划走到圣马克西姆（Ste Maxime）
就可以，那里有我的很多朋友，如果他们依然在那里，我们可以共进晚餐。
凉风吹过，我的精神为之一爽。我们又可以下水行船了，我要么读书，要么睡觉，要么抽烟。此时的我心中有一种淡淡的兴奋，因为我们已经逃离了危险区域，游艇也被藏在了没有人可以找到的溪边，船尾飘扬着星条旗。到了傍晚，我们抵达圣马克西姆，然后在我朋友的别墅对面抛锚下船，乘上小舢板来到陆地上。我的船之所以插美国国旗，那是因为她原来属于杰拉德，而他是美国公民。我们马上要去拜访的这位朋友拥有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周报，同时也是周报的编辑之一。我们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关于这场战争的最新的可靠消息。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因为他和妻子正打算乘车去巴黎，只要晚到十分钟，我们就见不上面了。看到我们来了，他们非常高兴，马上决定设宴招待我们，明天早上再出发。
我暂且以布驰（Bouche）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位朋友吧。他是科西嘉人，秃顶，胖胖的圆脸刮得干干净净，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闪烁出智慧的光芒。他的笑声酣畅淋漓，震耳欲聋，充满了对人世的嘲讽。他极少锻炼，唯一喜欢的运动项目就是拿左轮手枪去射击水里的瓶子，可以想象，他的身材是多么的肥胖臃肿，肌肉松弛。他曾是一位众议员，但是当年的竞选费用实在太高，花费了他300万法郎（大约折合十多万美元），以后的进一步选举他就再也无力支撑了。有人企图以受贿和贪污的罪名拉他下马，但他凭借自己的机智和幽默，巧妙应对了这些指控，骗取众议院承认了选举结果。后来他娶了一位富婆，利用他老婆的钱创办了这份周报，短期内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这个人不讲廉耻，但却聪明绝顶，在文学和版面的艺术设计非常出色，他的报纸曾经连载过我的小说，翻译水平相当之高。但这还不是他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会肆无忌惮、野蛮无理地对共济会（Freemason）、犹太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激进派分子进行人身攻击。他的这些野蛮行径的确是科西嘉人的本性。他绝对不会原谅任何一个敌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却是一位忠诚可靠的朋友。我与他相识已有二十多年，过从甚密。在我看来，只要我请他帮忙，不管是我自己的事还是别人的麻烦，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一帮到底。他这人极为慷慨，我敢保证，如果我向他借钱，要多少他就会给多少。他的热情简直到了滥情的地步。他愤世嫉俗，厚颜无耻，而且傲慢无礼，但这一切却又显得非常迷人。
在对意大利进行制裁期间，他竟然狂热地支持意大利，他的对手们都说，他一定是从意大利政府那里拿到了不少钱。现在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在当时，我却觉得这种说法难以置信，因为他的报纸已经赚了大笔的钱，他不会需要这有点儿不干不净的钱。现在我意识到，我当时打错了算盘，他确实应该是接受了意大利政府的贿赂（而且数额巨大）。但是，他支持意大利并不仅仅是因为钱，而是他确实认为意大利不应受到制裁。支持意大利的也大有人在，但大部分都不会从意大利政府那儿拿到钱，他之所以可以办到这一点，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幽默感。在这一过程中，他疯狂地攻击英国。疯狂到什么程度呢？他的言论使得我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就此事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在他攻击我国政府的过程中，他也担心我会对他的言论感到不满，于是及时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为了政治目的，等事态平息下来之后，他可以再写几篇文章，称赞英帝国是最伟大的帝国，英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有一次，由于他尖酸刻薄的抨击，我国政府的一位高官竟然被迫要去自杀，这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普遍对我这位朋友的做法表示厌烦，而他却非常冷静，自说自话地解释着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可有点儿不遵守游戏规则，这等于是在政治斗争中作弊。”他边说边笑，笑声依然震耳欲聋，极富感染力。
“这次事件影响报纸的发行量了吗？”我问道。
“只不过是一两周的事儿。”他耸了耸肩，然后又狡黠地眨了眨他那双迷人的眼睛，“我打算在下周弄一个高水平的后续报道，这样，发行量不就又上去了嘛。”
在我看来，他就是一名暴徒，不仅有着暴徒的行事原则，更有着暴徒的勇气。当年他在众议院的时候，和另一位议员进行了一场持枪决斗。他枪法不错，废了对方一条胳膊，而且他在决斗前就是这么说的。谈起此事他总是非常开心，因为从那儿之后，那位议员对他总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在1934年2月6日发生的动乱中，内政部长下令逮捕他，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给部长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的确切位置，并且说有十二位科西嘉同乡和他在一起，他们全副武装，准备聚众抗拒抓捕，有胆量的就放马过来吧。结果根本没人敢去。
为了让我对这个怪人的描述更为完整，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是充满爱心又教子有方的父亲，也是体贴入微的丈夫。他对他的报纸认同度非常高，对父母也非常孝顺。尽管很多人提起他都感觉很恶心，但他却说，报纸的成功就是他的成功，他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存，为了生存可以没有原则。他痴迷于报纸赋予他的权力，他喜欢那种被人当面奉承的感觉，尽管他知道这些人在他背后不会有一句好话，他从他们的奉承中能得到一种不怀好意的快乐。他喜欢参加各种活动，虽然知道那些人的热情接待只不过是因为对他心怀恐惧，而不是出于真心。而且他还会明目张胆地嘲讽那些对他溜须拍马的人。他机智幽默，擅长讽刺，擅长讲述那些离奇古怪、让人听完不知该哭该笑的故事。我时常想象，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他被带到监狱的墙边，然后一队士兵开枪把他打死。我扪心自问，要是他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会不会想办法去救他呢？我想，也许会吧。但是，我敢保证，要是被枪决的是我，他肯定会不顾一切把我救出来。
事后想想，我隐约意识到，布驰之所以见到我那么高兴，而且明显已经准备好了要走，但见到我之后依然决定改日出发，这似乎表明他在潜意识里不愿意回到巴黎，因为在那儿，他要面对非常尴尬的局面。我们坐在餐桌前喝着鸡尾酒（这是美国人发明的一种新鲜玩意儿，他怀着极大的热情追赶这种时髦儿），他对我说，战争不可避免，他已经在外省的一个小镇买了一块地，一旦巴黎被轰炸，他就马上把报社搬到那里去。一提到战争，他就气不打一处来，特别是英法两国竟然要为了波兰参与到战争中去，这实在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干嘛要关心波兰？”他问我。“波兰人最没用了。二十年前，要不是我们法国人傻乎乎地派魏刚（Weygand）
去援助波兰，他们早就被俄罗斯人干掉了，其实那麻烦完全是波兰人自己惹的。”
我提醒他说，英法和波兰早就有战争协定。
“什么叫协定？只不过就是一个书面协议，双方在签订的时候都保证要维护他们共同的利益，只要现有的情况不变，他们就应该遵守那些条款。但是，一旦情况发生改变，大家的共同利益不一样了，这协议自然就失效了。人与人之间签订协议就是这样的，我看不出国和国之间的协议有什么区别。”
晚宴正式开始，我们喝的是玫瑰露香槟，它和一般香槟的区别，就像桃和杏的区别一样。宴会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就离开了，因为这时的风很宜人，我们想赶紧把游艇停到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我们在圣马克西姆的小型港口中过夜，第二天清晨便再次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