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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前，我的别墅里还人声鼎沸，现在，这里已经人影皆无了。杰拉德和我去尼斯准备一些战时物资，这里的商店东西已经基本被人抢购一空，剩下的也没什么了。幸运的是，我们设法搞到了一些沙丁鱼罐头和足量的罐装汤、腌牛肉、牛舌和切成片的火腿。这些足够我们维持几周的时间。我们还买到了不少通心粉、大米还有一袋土豆。这些我们都存放在了船上，我们在回别墅的途中遇到了厄内斯特（Ernest），我们的管家。他是瑞士人，当时正开着摩托车去尼斯会见他们的领事。领事告诉他，瑞士正在集结军队，他很快就会收到返回瑞士的命令。司机把我们送到自由城之后，第二天早晨也离开了。厨师和剩下的那位名叫妮娜的女佣（她就是我的男仆弗朗西斯卡妻子口中的妖妇）都泪流满面。他们都是意大利人。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国。他们已经跟随我多年，现在无处可去，更愿留下来。但他们心里很害怕，因为我的园丁长扬言，只要他们不在我眼皮底下，他就会割断待在这里的每个意大利人的喉咙。我叹了口气，把园丁长找来，告诉他说，不管我在不在这里，意大利人的正当权利都应该受到保护，要不然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他态度很坚决。等我们离开后，我们的关系就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了。
我在前文中提到过，我有很多仆人，这是因为我的别墅面积很大，而且法国佣人工作起来不像美国佣人那样努力，但他们工作起来也不像英国佣人那样挑三拣四。我说过我有一个男仆，但这也没有值得夸耀的，因为他不但要干男仆的活儿，还要兼顾一些女仆的工作。法国的大管家也不像英国管家那样只管开门、服侍用餐、以及监督其他佣人的工作，在法国，除了上述工作，管家还要负责保持一楼整洁，打扫卫生，给木地板打蜡。他们的工资很一般。我觉得我付的工资比周围邻居高，我付给管家每月25美元，男仆每月20美元。很久之前我就发现，要想在外国住得舒服，就得比当地人多花点钱。而如果手下人手脚不太干净，你也只能耸耸肩一笑而过。在法国，你的厨师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权利，那就是他在市场上买的任何东西，报价时都会多报5%，只要他没跟你多要一倍的钱，你就要谢天谢地，称赞他的善良和诚实，认定自己很是幸运了。
当时，我确实有很多仆人，有时我会为此感到不安。想象一下，开个一般规模的传统聚会就有不下十三四个人在这儿忙碌。确实，我付他们的钱不低，他们确实也靠这些钱养家糊口，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他们的生计会更艰难。但尽管如此，我的良心依然在折磨着我。我知道，自己可以买所小房子，雇三五个仆人照顾我，那样的生活依然会很快乐。现在，尽管战争的临近让我不得不解雇七位仆人，但是依然有两位女士和四个园丁留了下来，我没有办法解雇他们，不然他们真的会挨饿。
前面我提到过我的私人游艇，听起来一定很豪华的样子，实际上恰恰相反，莎拉号只不过是艘老渔船，重45吨，有两根桅杆。在桅杆上我们安装了柴油机，我们尽量使这艘船乘坐起来比较舒适，船上有一个小沙龙，里面可以睡两个人，有一个船舱，里面只有一个座位，两者之间有一条通道，通道上还有一张床，有洗手间，有浴室，浴室里可以躺下一个人，前提是身高不超过一米二。厨房里可以站两个人，有收音机，还有船员的驾驶舱。品诺是船员之一，他来自意大利的卡普里（Capri），他有一位老乡叫朱赛佩（Giuseppe），还有一位法国船舱管理员，他曾是我的园丁，但由于偷懒被解雇了，他在游艇上也不干什么活，但是他很懂礼貌，举止文雅，人长得也漂亮。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提到的绝大部分人都来自意大利，据说，在马赛（Marseilles）和文迪米利亚（Ventimiglia，位于意大利边境）之间有25万意大利人在工作。法国人不喜欢他们，准确来说是讨厌他们，但是他们干起活儿来就是比法国人强，雇主们会非常欣赏他们的忠诚、平易近人以及卖力地工作。他们之所以大批涌入法国，是因为在意大利很难找到工作，就算找到了，工资也很低。尽管意大利的独裁领袖抛出了那么多豪言壮语，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没有做到，那就是提高工人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