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时前,我的别墅里还人声鼎沸,现在,这里已经人影皆无了。杰拉德和我去尼斯准备一些战时物资,这里的商店东西已经基本被人抢购一空,剩下的也没什么了。幸运的是,我们设法搞到了一些沙丁鱼罐头和足量的罐装汤、腌牛肉、牛舌和切成片的火腿。这些足够我们维持几周的时间。我们还买到了不少通心粉、大米还有一袋土豆。这些我们都存放在了船上,我们在回别墅的途中遇到了厄内斯特(Ernest),我们的管家。他是瑞士人,当时正开着摩托车去尼斯会见他们的领事。领事告诉他,瑞士正在集结军队,他很快就会收到返回瑞士的命令。司机把我们送到自由城之后,第二天早晨也离开了。厨师和剩下的那位名叫妮娜的女佣(她就是我的男仆弗朗西斯卡妻子口中的妖妇)都泪流满面。他们都是意大利人。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国。他们已经跟随我多年,现在无处可去,更愿留下来。但他们心里很害怕,因为我的园丁长扬言,只要他们不在我眼皮底下,他就会割断待在这里的每个意大利人的喉咙。我叹了口气,把园丁长找来,告诉他说,不管我在不在这里,意大利人的正当权利都应该受到保护,要不然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他态度很坚决。等我们离开后,我们的关系就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前了。
我在前文中提到过,我有很多仆人,这是因为我的别墅面积很大,而且法国佣人工作起来不像美国佣人那样努力,但他们工作起来也不像英国佣人那样挑三拣四。我说过我有一个男仆,但这也没有值得夸耀的,因为他不但要干男仆的活儿,还要兼顾一些女仆的工作。法国的大管家也不像英国管家那样只管开门、服侍用餐、以及监督其他佣人的工作,在法国,除了上述工作,管家还要负责保持一楼整洁,打扫卫生,给木地板打蜡。他们的工资很一般。我觉得我付的工资比周围邻居高,我付给管家每月25美元,男仆每月20美元。很久之前我就发现,要想在外国住得舒服,就得比当地人多花点钱。而如果手下人手脚不太干净,你也只能耸耸肩一笑而过。在法国,你的厨师有一种秘而不宣的权利,那就是他在市场上买的任何东西,报价时都会多报5%,只要他没跟你多要一倍的钱,你就要谢天谢地,称赞他的善良和诚实,认定自己很是幸运了。
当时,我确实有很多仆人,有时我会为此感到不安。想象一下,开个一般规模的传统聚会就有不下十三四个人在这儿忙碌。确实,我付他们的钱不低,他们确实也靠这些钱养家糊口,要是没有了这份工作,他们的生计会更艰难。但尽管如此,我的良心依然在折磨着我。我知道,自己可以买所小房子,雇三五个仆人照顾我,那样的生活依然会很快乐。现在,尽管战争的临近让我不得不解雇七位仆人,但是依然有两位女士和四个园丁留了下来,我没有办法解雇他们,不然他们真的会挨饿。
前面我提到过我的私人游艇,听起来一定很豪华的样子,实际上恰恰相反,莎拉号只不过是艘老渔船,重45吨,有两根桅杆。在桅杆上我们安装了柴油机,我们尽量使这艘船乘坐起来比较舒适,船上有一个小沙龙,里面可以睡两个人,有一个船舱,里面只有一个座位,两者之间有一条通道,通道上还有一张床,有洗手间,有浴室,浴室里可以躺下一个人,前提是身高不超过一米二。厨房里可以站两个人,有收音机,还有船员的驾驶舱。品诺是船员之一,他来自意大利的卡普里(Capri),他有一位老乡叫朱赛佩(Giuseppe),还有一位法国船舱管理员,他曾是我的园丁,但由于偷懒被解雇了,他在游艇上也不干什么活,但是他很懂礼貌,举止文雅,人长得也漂亮。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提到的绝大部分人都来自意大利,据说,在马赛(Marseilles)和文迪米利亚(Ventimiglia,位于意大利边境)之间有25万意大利人在工作。法国人不喜欢他们,准确来说是讨厌他们,但是他们干起活儿来就是比法国人强,雇主们会非常欣赏他们的忠诚、平易近人以及卖力地工作。他们之所以大批涌入法国,是因为在意大利很难找到工作,就算找到了,工资也很低。尽管意大利的独裁领袖抛出了那么多豪言壮语,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没有做到,那就是提高工人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