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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家都玩儿得很高兴。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做的事都差不多。我习惯于早起，八点就吃早餐，但是其他人随时有可能穿着睡衣或者晨衣从楼梯上走下来。最终，大家聚齐之后，一起开车去自由城（Villefranche）
，那里停着我们的游船。乘坐游船，我们来到费拉海角另一侧的一个小海湾，在那里我们戏水、晒太阳，直到变成饿狼。我们随身带有食物，但是有一名意大利水手名叫品诺（Pino），他做的通心粉好吃得不得了。我们喝一种低度红葡萄酒，这种酒名叫玫瑰红，是我从山那边搞来的。然后我们四处闲逛，或者小憩一下，随后再次洗澡，喝下午茶，接着开车回家去打网球。我们在山坡上的橘树林中享用晚餐。圆月升起，照着波光粼粼的水面，那白色的月光就像铺开了一条高速公路，景色如此优美，让人情迷心醉。我们肆无忌惮地大声说笑，偶尔也会有片刻的寂静，这时就可以听到远处花园里的睡莲池中有成百只青蛙在大声聒噪。晚餐后，丽莎（Liza）和文森特（Vincent）会开着我的车去蒙特卡洛跳舞。
当然，我们也常常谈论到底会不会打仗，不过，不管怎么说，战争还是显得很遥远。我的一位法国朋友从巴黎来住过几天，他和德国人有贸易往来，并且与奥赛码头（the Quai d’Orsay）
关系密切。他跟我说，德国商人都强烈支持和平，战争会给他们带来致命的打击。1938年9月的那次事件很吓人，法国开始集结军队，幸好战争没有打起来。1939年3月，危机再次爆发，法国再次集结军队，幸好战争再次得以避免。他跟我们保证，这次还会如此。我们巴不得相信他，不过他随后又说，这次有个区别：希特勒不想要战争；如果在慕尼黑我们能够强硬一点儿，他就有可能退缩；而如果当他进军布拉格（Prague）
的时候英法两国政府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就有可能撤军。他已经吓唬我们两次了，现在该我们吓吓他了。如果他看到我们意志如此坚强，他很有可能会让步，就像他曾经做出的让步一样。为了表示自己的信心，这位朋友告诉我们，他刚刚购买了一大笔波兰石油公司的股票。
他走之后，另外一位客人很快取代了他的位置。我们每天还是洗澡、打网球。天气依然晴好。有一天晚上，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灰白的天空中升起镰刀形的灰白光束，我们对它三鞠躬，而它也三次保佑我们赢了钱。新月渐盈，平和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不久，这样的日子就结束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餐厅服务员端着一大摞盘子，突然，他绊了一跤，伴随着一阵巨响，所有的盘子都掉落在地板上；事情变坏都是这样的节奏，因为出人意料，所以让人目瞪口呆。看起来，希特勒要将他的恐吓战术进行到底，对此我们都毫不怀疑，而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收音机里传来的消息让我们心绪不宁。就在昨天，巴黎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指出，事态已经非常严重，而当地的一家亲意大利报纸则表现得异常狂热。圣让村（St Jean）的村长打电话来说，明天就要在全村贴出征兵告示。
第二天早餐时候，厨师急匆匆赶到餐厅告诉我，昨天晚上，那位来自意大利的帮厨女孩收拾行李溜走了。我的女婿文森特正在准备几天后在蒙特卡洛举行的网球比赛，他这会儿正在准备与一位职业选手练习一个小时。又过了一会儿，我正在抽烟斗，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的男仆走了进来。他脸色苍白，告诉我说，他想在下午返回意大利。他的妻子站在门边看着我们。弗朗西斯科坚持要走，生怕我会执意留下他。
他的妻子长相很一般，身体瘦弱，皮肤暗黄，而且脾气特别坏。大约半月前，由于她怀疑另外一位女仆与她的丈夫有染，竟然搞了一出让人心惊肉跳的闹剧。我对她说，那位女仆已经五十了，比她丈夫大二十岁呢。可她说，这事儿跟年龄无关。那位女仆名叫妮娜（Nina），在他妻子看来正是她这个岁数，才使得她和自己丈夫之间的暧昧关系令人作呕。（当时她站在那儿大发雷霆的时候，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她说她丈夫一刻都不能在这儿待了，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充满罪恶的魔窟，当然她指的就是我的这座别墅。后来她十分卖力地帮着洗衣服、打扫房间，好让自己显得特别能干。她的丈夫弗朗西斯科是一位很优秀的男仆，已经跟随我很多年了。当客人聚集的时候，他们两位我倒是谁也离不开。为了让她情绪稳定下来，该说的我都说了，可依然无济于事，于是我只好把几年前的事情拿出来说了说。
几年前，她有孕在身，正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待产。有一天，我正在读书，弗朗西斯科慌慌张张地走进来跟我说，他妻子来看望他的时候正赶上临产期，现在正疼得在床上打滚儿呢。他恳请我能不能用我的车把他妻子带回他们的住所。我当然不在乎借用我的汽车，但我觉得这种做法有点儿不靠谱，于是赶紧去叫医生。一小时后，孩子出生了。此后，他们一直待在我的别墅里，直到这位英雄的母亲能够正常行动。这段时间里，我还去看望过他们。他的妻子躺在那里，本来那张丑陋的脸奇迹般的发生了转变，看上去更像是一位面容憔悴的圣母，而那可怜的小婴儿被紧紧地裹在襁褓里，躺在妈妈身边，四肢完全无法动弹。这一切像是在老式意大利油画中经常看到的情景。
现在，我又重新提起了这件事，并对她说，当年我没有对她不管不顾，现在她也不能这样抬屁股走人。
她哭着转向自己的丈夫。
“你个混蛋，以后能不能别再胡闹了？”她哭着说。
她丈夫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已经完全吓呆了。
“上帝作证。”他低声说，不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
“行了，你就在这儿待着吧。”
她很坚决地挥了挥手，示意她丈夫跟她出来。弗朗西斯科乖乖地走到门边，忽然转向我，悄悄地使了一个眼色。我开始怀疑，我如此热切地证明他的清白，但事情可能不是我想的那样。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那位年老的女仆，面对年轻男士的挑逗是不是也该保持晚节。
但是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跟他们说，如果想走可以走。不久，文森特从蒙特卡洛赶了回来。他跟我说，所有人都在急着撤离，要想在蓝色列车（the Blue Train）
上找个位置都很难。各式各样的汽车满载着行李川流在各条道路上。我曾经对我的客人们说过，只要在路上看不到来自塞内加尔的（Senegalese）
黑人军队，就说明不会有特别紧急的情况。文森特说，他看到这些军人正在费拉海角入口处守卫铁路桥。他们肯定是在晚上乘坐卡车过来的。我告诉他和丽莎最好离开这里，他同意了，于是赶紧去收拾行李。我下楼去车库给他们的车加油，正好遇到我的司机，他说他已经接到了强制参军的命令，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去执行军事任务。当时已是中午，园丁们正走过来准备吃午饭。弗朗索瓦（Francois）是园丁长，中年人，参加过一战。他并没有收到参军的命令，但他的一位下属马上就要离开（其他三位园丁都是意大利人），这位被征召的园丁内心很焦虑，因为他刚结婚，更麻烦的是他的妻子很快就要生孩子，而政府给军人家属的补贴每天只有八法郎，他真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怎么带着孩子活下去。我说我肯定会为他的妻子提供帮助，让她的生活不至于那么辛苦。听到这些，他便高高兴兴地去享用自己的面包和香肠了。
回到房间后，杰拉德（Gerald）
刚刚从自由城回来，他说港口有大事发生，阿尔卑斯山地部队（the Chasseurs Alpins）
士兵虽然个头不高，但身体健壮，作战勇猛，他们的行军速度每天可达40英里，清晨时他们已经开赴前线，一队塞内加尔士兵（Senegalese）取代了他们原来的位置。港口的主管对他说，他们收到了来自土伦的命令，所有的私人游艇都必须在24小时内驶离港口。我们打算把我们的莎拉号游船（the Sara）开到卡西斯（Cassis）
，那里有很多小溪流，游船在那里会很安全。
由于早晨过于忙乱，我竟然忘掉了事先邀请过一对夫妇来吃午餐。男士是一位年轻的英国作家，他们现在正住在圣让村的一家旅馆。两人突然赶到，既兴高采烈又温文尔雅，他们的假期过得很愉快，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很多天没有读过报纸了。他们在路上看到了塞内加尔军队，觉得他们的装扮很漂亮，我告诉他们，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可他们根本不信我说的话。他们认为，这和前两次的战争危机一样，要是他们就此急火火地赶回伦敦，错失了在这里泡温泉的机会，而结果战争并没有爆发，别人肯定拿他们当傻瓜。听到这话，为了让他们能够认清现实，我故意把话说得尖刻了一些，我说，要是他们的车被军方征用，而火车又要用来运载士兵，他们会在未来几周之内都无法离开这里，那时他们才会发现自己是真正的大傻瓜。我的话显然对他们有所触动，于是他们决定当天下午就赶往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