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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种观念：在讲述任何事件之前，有必要告诉读者接下来是什么类型的文字。所以，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下面讲述的不是什么重大事件，而只是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十五个月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小事。现在，战争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欧洲强国都被卷入了这场骇人的争斗中，十几个小国已被侵占，而法国也已完全沦陷：这些事件大家在报纸上都可以看到，而将来的历史书上也会重点介绍。生活还得继续。很多人每天照旧一日三餐，该恋爱的恋爱，该结婚的结婚，有些人平静地死去，和战争没什么丝毫关系；但是，我敢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至少是在欧洲，敢说自己的生活没有因为这场临头大祸而产生任何改变；因为，据我所知，身边没有人觉得自己有必要记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事，原因是这些小事只对一些具体的人有影响，而与正在发生的战争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而我却觉得，记录这些小事不但有用，而且有趣，因为正是它们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轨迹。下面的讲述纯属私事，换句话说，它们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但是，请大家相信一点：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何其渺小，特别是在这场关系世界未来命运的战争面前。
1939年夏天，我当时正待在家里。我家的房子是一座白色的方形建筑
，位于费拉海角（Cap Ferrat）
附近一座小山的旁边。费拉海角把自己的长鼻子勇猛地伸进了位于尼斯（Nice）
和蒙特卡洛（Monte Carlo）
之间的地中海里，从我的住处可以看到一览无余的海景。这房子我已经买了十二年了。当时我厌倦了在世界各地四处漂泊的生活。当初买的时候价格很便宜。这座别墅看上去十分丑陋，所有见过的人都认为应该把它拆了，重新盖一座新的。这里有一个荒废多年的花园，还有一些其他空地，这对于里韦艾拉（theRiviera）
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当地房价很高。这座房子建于本世纪初，是一位退休的天主教主教建造的，他工作时大部分时间待在阿尔及利亚，所以建造这所房子时他也是按照当地的建筑风格来设计的。当地建筑风格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房子中间一定要有天井。他在房顶上建造了一个摩尔式（Moorish）的圆屋顶，墙上都是马蹄形的窗户，客厅里还有一个摩尔式的拱门。最为不幸的是，他竟然在房子的前部增加了一个文艺复兴风格的长廊。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都只不过是木板条和灰色泥浆，它们应该被清理干净，只剩下一个质朴的平屋顶房子。
我把它买了下来，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装修了一遍，从里到外粉刷一新。书柜里排列着我的那些藏书，墙上挂着我所喜欢的绘画作品，房间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装饰品，这些都是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期间搜集来的。我准备在这里度过余生，准备就在自己卧室里那张崭新的床上悄然逝去。有时候，我会双手交叉，然后闭上双眼，想象自己死去时会是怎样一副尊容。
我以前从来也没有想过，那座面积庞大的废弃花园和四周的山坡会给我带来怎样的诱惑。我以前从未去过这座花园，所以并不知晓一条普世真理：你所拥有的花园面积越大，你想要的也就会越多；你越是精心照料你的花园，花园里的一切越是会哭着喊着让你去照料。这座花园里有松树、橘树、含羞草和芦荟，还有一丛丛野生的百里香和迷迭香。在法国，园丁的工资很低，一天给他们一两美元就够了，而且，这里的植物丰茂，你只要好好浇水，它们就会止不住地疯长。我种上了夹竹桃和山茶花，还有各种各样能开花的灌木。我还从加利福尼亚带来了鳄梨树种在这里。这些树前七年并不结果，但当我准备离开这所房子时，每年大约收获三四百个鳄梨。当时欧洲很多人会千里迢迢赶来参观，因为我是把这种树带来欧洲的第一人。
不过，在这个地区，最费时费力的竟然是草坪，因为这里的草受不了酷热的长夏，所以每年春末就要把这些草挖出来储存，然后到秋天时再种上。这事不但麻烦，而且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但是，每年秋天，看着那些嫩绿的新生命如此的柔弱而炫目，就像看着一个年轻女孩儿那清澈的眼睛，于是，所有的花费在这时看来也都是值得的。我在行车道的两侧都铺上了草坪，一直铺到正门附近。在正门的松树下，我也铺设了一条宽阔的林间草径，一直铺到花园的尽头。在山坡上，我很郑重的栽上几棵橘树。在更高的山坡上，我修建了一座十八世纪风格的游泳池。在佛罗伦萨（Florence）
时，我偶然发现了一块贝尼尼（Bernini）
设计的大理石装饰物，现在正好作为进出水口的装饰。在游泳池后面有一个天然的小山洞，太阳光过于毒辣时，人们可以到山洞里乘凉。在山洞的两边，我摆放了两个浅灰色的大瓮，这两个瓮很有可能曾经属于彭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
。从这里，你可以俯瞰地中海，尼斯就在你视线的右边，而更远处就是艾司太雷尔（the Esterels）的壮丽风景。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房子和花园。小山顶部有一些军事设施，山顶上有个臂板信号机，四周有大炮护卫。就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前的那段动荡时间里，我被牵扯进了一件有些诡异的事件中。有一天，我接到消息，说有几位从土伦（Toulon）
来的海军军官希望与我见面。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依然回复说，我很高兴在他们方便的时候会面。第二天早晨，两辆轿车开了进来，六位中年绅士走进客厅。他们都穿着制服，扣眼上挂着荣誉军团勋章（theLegion of Honour）
的花结标志。其中有三个人下巴上留着小胡子。从他们袖口上的金色镶边来判断，他们的级别很高，其中有一位是海军上将。他们很严肃地坐下来。其中有一位清了清喉咙，开始解释他们来访的目的。他们似乎是想在靠近山顶的一块土地上建造一个炮台，而那块土地正好属于我。看来他们事先预料到我一定会极力反对，因为这位海军上将刚刚说完，就有另外一个人解释说，安置大炮不会对我有任何不良影响，反而会增加我这个庄园的宜居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转折显得很可笑），如果战争爆发，看着那尊大炮向意大利战船射击，就像是从自家后院发射出去的一样，我一定会有一种满足感。我猜想那位海军上将对自己同伴的这种说法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很快打断说，众所周知，我是法国人民的朋友，而英法的同盟关系坚不可摧，如果我反对这样一个对国家安全有如此重大意义的计划，那简直让人难以想象。我本不想打断这些绅士们（我一直对穿制服的人有畏惧心理，所以，为了让自己感觉不那么拘谨，我已经在想象中扒掉了他们的制服，给他们换上了连衫裤），可现在我不得不站起来说话了。我说，完全没有必要再进行讨论，因为我很高兴出让任何他们需要的土地，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说完这话，我隐约听到低低的赞许声从六个喉咙里传出来。那位海军上将以及刚才被他打断的那个人（这是一位枪炮专家）都表达了对我爱国热忱的赞许，除此之外，他们还不失时机地称赞了一下我的英国同胞时常表现出来的抗敌热情。这些来客的举止从最开始的彬彬有礼、严肃认真，顷刻之间变成了热情洋溢；他们叽叽喳喳地说了一阵，其中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军官声音特别突出。他跟旁边的人说，我真是通情达理，就算是本地人也不那么好说话。
然后我们再次转入正题。有一位军官从进门开始就没怎么说过话，这时他站起来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的用词极为讲究。不过，这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人来说并非难事。他指出，近些年来，里韦艾拉的地价一直在下降，随着战争的爆发，地价还会再次下降，所以，他们想要的那块土地对我来说价值不大，他们想要的只不过是长这些米宽那些米的那么一点点地方。安装大炮对我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不好的影响。这时，六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最后，发言者直截了当地问我：就这么一块儿用处不大、面积极小、价值有限的土地，我打算要多少钱。
“一分钱也不要。”我说。
我顿时看到六个人脸色刷白，流露出惊恐的表情，就算在殊死搏斗的战场上，这种表情也很少见。
“但是您说过，您不反对我们安装大炮。”
“没错儿，我不反对把这块土地出让给国家，而且，免费。”
“我们本来还琢磨出多少钱合适呢。”
“这不难理解。不过，我在法国已经住了很多年了，已经接受了法国人民的不少恩惠，我很难容忍自己为了一点儿国防用地还要收你们的钱。”
众人沉默。尽管他们都在盯着我看，但我注意到，有一道鬼鬼祟祟的目光在扫视在座的每一个人。本来客厅里的气氛非常和缓，现在却明显让人有点儿胆寒。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人张嘴说话了：
“当然，感谢您的慷慨行为。”
那位海军上将稍微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
“我会马上把您的慷慨行为告诉部长。我们会尽快做出决定，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您。”
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和我握了握手，然后鱼贯而出。我隐约感觉到，尽管他们都是海军，但在此时此刻，他们感觉比在苍茫无际的大海上更加不知所措。两天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土伦的正式来信，信中感谢热情接待了那个海军代表团，并且告诉我，经过慎重考虑，他们一致决定：不再考虑在我的住宅区内修建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