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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位年轻的英国人从萨那里（Sanary）过来找我。萨那里距离邦多乐很近，那里曾住过很多作家和画家，比如列昂·福万格（Leon Feuchtwanger）。奥尔多·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曾在这里住过一阵。年轻人作了一个自我介绍，然后说他来找我是因为感觉自己前途渺茫，想征求我的意见，他已经在萨那里住了很多年了。
“现在要想回英国实在是太难了，”他对我说，“火车上挤得一塌糊涂。”
每天只有一趟列车开往巴黎，不管开到哪里都人满为患。火车一到站，马上人潮汹涌，挤得水泄不通。挤上车后人们才发现，你根本就动弹不得，他们要么站着，要么坐在过道里。我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有人在火车站整整等了三天才挤上一列火车，整个行程在平常只需要14小时，现在却需要将近30个小时，很多乘客一路上都要站着。而且，餐车被取消了，想吃东西就得自己带。人们都像疯了似的要从这里离开，其实原因也不是很明确，很难想象意大利人真会打进来，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宣战，但是每个人都被一种恐惧的气氛所攫取，都想回到自己的家。
“我不知道自己回到英国能干些什么。”年轻人说。
我大致猜到了他为什么来找我，他想让我告诉他，现在就应该安安静静地待在原来的地方。他正是应该参军入伍的年龄，不过我总觉得，如果你自己已经过了服兵役的年龄，而你却要告诉别人应该上前线打仗，这种感觉总让人不舒服。
“我不敢保证你待在这儿会感觉很舒服，你看，在这里，每一个四肢健全的人都已经应征入伍了，我觉得要是你坚持留在这儿，他们对你的态度不会很友好。”
“有些人已经对我很不满了。在我常去的那个咖啡馆，很多人都对我风言风语，指桑骂槐，但是我不是太在意，我想你能明白，唯一让我担心的是我怎么可以挣点儿钱花。”
看起来，他来找我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借钱。我一向对年轻人很慷慨，但这次我不想帮他。
“你要想清楚，战争很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你不会想着在那儿待上四五年吧？”
“我不介意，我早在那儿待习惯了，怎么着也比参军打仗强。我要是回英国的话，他们会让我参军吗？”
“我也不知道，也许不会。你多大年纪？”
“要是我能在情报部门或者类似的地方找点活儿干，我倒是不介意，我就是不想去打仗，没有什么可以引诱我走上战场，我就是个胆小鬼。”
我以前从没听人这样说自己，他这话将了我一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我也不想当胆小鬼，可我就是。你说这可怎么办？”
他的眼睛很漂亮，眼神中的表情很奇怪，我猜不透那是一种什么心理，但我觉得我该说点儿什么了。
“要是那样的话，你当兵也没多大用。”
“屁用都没有。”
话说到这份儿上，已经无法继续了。
“要不要喝一杯？来杯干马提尼？”我问道。
“好啊。”他微笑着。
笑容很迷人。
过了几天，他又来找我，似乎听说住在里韦艾拉（the Riviera）的德国流亡者都已经被监禁起来了，附近社区的德国人也被带到了土伦（Toulon）。他们被安置在一个闲置的车库里，里面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上，食水供应也都不足。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接受外面带来的食品，但后来这个渠道也被中断了。官方禁止他们收发信件，会见朋友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而且看守监视得很严。他们就像牛一样被赶来赶去，还要忍受看守的各种粗鲁对待。来看我的这位年轻人对此义愤填膺，他觉得，对于那些逃出德国以躲避纳粹集中营的人来说，这样的对待实在太不公平。对他的这种义愤填膺我并不完全同意。众所周知，流亡者中有很多纳粹间谍，要是听到他们说自己反对希特勒专制，就任由他们自由活动，那也太过草率了。他们所遭受的各种痛苦确实让人感到不幸，但是这种管制措施还是有必要执行。在这样的敏感时期，法国当局只能把他们安置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地点，但我敢确信，他们并没有受到多少不公正待遇。这些人在法国很安全，他们享受到了法国人的热情好客。现在看来，他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些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不幸，这正是他们表达自己感激之情的机会。局势很严峻，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法国人心怀不满。为了国家的安全，如果他们被看做危险人物，那也很正常。我们都知道，下雨的时候，雨点儿会落在每个人身上，不管你是天使还是恶棍。
但是，我这些想法过于理性，我这位朋友根本听不进去。这件事严重伤害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所以他痛骂法国人的愚蠢、专制和残忍。这些囚犯中包括福万格，即《犹太人苏斯》（Jew Suss）的作者。我的朋友带给我一封这位作家的妻子写来的信，恳求我做点儿什么把他营救出来。福万格五十多岁，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因此，他的德国国籍已被剥夺。这样看来，把他关押起来真是有点儿荒唐。恰好我与让·吉洛杜（Jean Giraudoux）有过一面之缘，他是法国著名作家，同时也是奥赛码头（the Quai d’Orsay）的一名官员，而且还在位于巴黎的情报局（the Bureau of Information）总部工作过。我给他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还附带有一封信。在信中，我详细讲述了福万格的情况，并指出，如果德国难民心里产生了敌对情绪，一旦他们战后返回德国，就会对公众舆论产生不利影响。我不知道我的介入是否发挥了作用，但不久我从福万格那里得知，他已经被释放了。
日子一周周地过去，天气变冷了，泡澡已经不再是一项娱乐活动，而变成了一种精神磨炼。我不再划船去港口的入口处，而是从游艇的甲板上跳入水中，快速游泳，这样做真是乐趣无穷。邦多乐现在的样子就像是一个早已过气的女演员，内心极其痛苦，脸上一片茫然。这里有一家酒吧，我常去那儿喝一杯，有一天晚上，酒吧服务员上船来道别，因为第二天早晨他就要离开了。
“你愿意离开这里吗？”我问他。
“也没什么不愿意的。酒吧生意也不好，而且我不必去打仗，我已经三十六岁了，我敢保证，在一个无事可做的地方我能够轻松地找个活儿干。”
日子一天天的重复，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我们打算回家。但政府又出台了新规定，看起来，我们得等好几周才能获得离开邦多乐的必要手续，然后穿过戒备森严的土伦，从一个地区赶往另一个地区。邦多乐的警察会检查你的证件，然后才让你上火车。土伦和尼斯的警察也会上火车检查证件，如果你的证件不全，他们会直接带你去警局。对于这一切我们只能忍受。但是决定了要走，我们就再也不想留了，所以我们下定决心去冒一冒险。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囚犯，花了很多年挖地道，想从监狱逃出去，结果都失败了。有一天他突发奇想，撞大运似的摸了摸牢房的门把手，结果门把手转动了，他轻而易举地走出牢门，来到街上。我们这次的经历跟他差不多。我们把游艇交给当地的一名水手照看，然后坐进了一辆马上要散架的老出租，告诉司机我们要去费拉海角（CapFerrat）。到了邦多乐的边界，我们看到一群中年的预备役军人，他们看上去特别懒散，军装也不合身。他们盯着我们看了一阵，但是没有阻拦。我们又穿过了土伦，不管是在入口还是出口，守卫都没有注意我们。我们从一个地区来到另一个地区， 这些都是严格的禁区，但是既没有障碍物也没有阻拦，入夜时分我们就回到了家里面。看来，所谓严格的规章制度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