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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孔子（前551—前479）和苏格拉底（前468—前399）生活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特征。相同的是由他们所创立的伦理思想分别成为东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对其后二千年间东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我们试图对二人的伦理思想作初步的比较研究。
作为东西方伦理思想史的开山鼻祖，二人的共同点是都力图用道德改良社会。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动荡时代，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失序状态，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创立了儒家伦理思想。与此相似，苏格拉底目睹了雅典由全盛走向衰败的过程，亲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及战后的动荡与耻辱。在失去伯利克里这位忠诚精明的领袖之后，政客们的争权夺利更加快了雅典的没落。苏格拉底自比“牛虻”，肩负起拯救国家的使命。他把雅典衰落的原因归之于道德，认为正是由于雅典人丢掉了正义和道德，才招致大祸临头。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把改良社会的办法归结到人们灵魂的改造和道德的提高上，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的巨大差异，两人走上了大相径庭的拯救国家之路。
从总体而言，孔子伦理思想与苏格拉伦理思想的根本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以道德为目的与以道德为手段
虽然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把道德当作拯救社会的灵丹妙药，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伦理思想却以“成仁成圣”为目的，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为己任，强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造成在义利关系上以义取利、重义轻利的结果。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孔子以道德为目的的思想对其后的儒家伦理思想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孟子也曾说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朱熹则更将这种思想推向极致，要求人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四），将去利去欲、成贤成圣作为道德的主要目的。
在苏格拉底看来，以最智慧和最有力量著称的雅典公民，却只关心钱财、名声和荣誉，而不追求智慧、真理和灵魂的完善，实在太可惜了。因此，他主张应以道德的完善为重，因为道德对人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他明确宣称：“美德，并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都是从美德产生出金钱及人的一切公的方面和私的方面的好东西。”
这样，就把道德作为获取个人幸福的手段，讲道德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一思想对其后的西方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占有、享用中等财富对道德有利。伊壁鸠鲁明确提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把“趋乐避苦”作为道德原则，近代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更是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道德原则。
2.人情主义与理性主义
由于以血缘家族纽带为特色的中国社会结构，历经夏、商、周而变动很小，因此，维系宗法关系便是使人际关系和谐及巩固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手段。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伦理思想正适应这种需要，极为重视调节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血缘机制的核心是“情”，孔子将这种血缘情感引申为伦理情感，形成注重调节人与人之间感情关系的伦理思想。并把“孝悌”作为伦理道德的起点和基础，并进一步将这种血缘情感引申到政治生活中，使得政治伦理化。可以用“人情主义”概括孔子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把“孝悌”作为伦理道德的起点和基础。
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学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如果父母做了错事，做儿子的还要替他们隐瞒，“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并且认为孝悌是“为仁”的根本。从孝悌出发，然后通过推己及人的方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而达到使天下归仁的目的。孟子亦继承孔子这种重家族伦理的特点，认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提出“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天下之通义也”的思想。然后又提出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方法，将家族伦理情感推广到一般的人伦关系之中。
第二，导致政治伦理化。
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导致孔子将人情、亲情的家族伦理灌注到政治行为中，提出了充满脉脉温情的德政论。孔子说：“上好礼，则民不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这就是所谓“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老百姓才能“有耻且格”，得到治理。孟子更将这一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思想，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下》），要求统治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董仲舒则把“三纲”“五常”纳入政治伦理的范围。《白虎通》完成了儒家伦理的政治化，突出了君权的地位，发展到以道德代法的地步。
古希腊是在打破氏族的血缘家庭关系基础上形成国家的，自由民个人和城邦的关系远高于家庭内部成员的关系。所以苏格拉底思考的是公民的个体道德。他批评智者的道德理论使人们没有认清什么是善、正义和美德，结果把美德混同于个人目的。因此，他走向理性主义伦理学。他说：“金子和银子不能使人好一些，而有智慧的人的思想却能使人富有美德。”
只有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善和真理，即有了智慧的人才可能行善。他认为具体的德行如果没有知慧的指导，反而会成为祸害。例如：勇敢而不谨慎就成了鲁莽，一个人没有理智，勇敢反而对他有害。苏格拉底说：“……公正和所有其他的美德即是智慧。公正的行为和一切以美德为基础的行为都是美的和好的。因此，懂得这些行为依据所在的人们，就不愿用其他行为来代替这种行为，而人们不懂得一些行为不能实现，偏要竭力去做，也会做错。所以，公正和所有一切美的和好的行为都以美德为基础，那么，由此可见，公正和所有的美德即是智慧。”
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开创了西方伦理学史上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先河。
在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伦理思想中，统治者并非凌驾于其他公民之上的人，他们也应像其他公民那样有道德，但苏格拉底并未要求他们以德行政。亚里士多德则把伦理与政治明确分开，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更把政治与伦理完全分开。
3.具体德目的诠释与对道德本质的追问
由于孔子将详尽具体的“礼”作为立身处事的标准，“克己复礼”就是“仁”，这样，就不需要对“仁”这一最高德目作形而上学的探究。孔子更多的是与弟子们谈论“孝”“慈”“悌”“智”“勇”“惠”等具体德目。
而苏格拉底认为，只有使人们知道什么是美德，人们才会为善，所以他必须对“什么是美德”做形而上学的探究。
苏格拉底不断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德”。如在《美诺篇》中，他问美诺什么是美德，美诺就回答男人、女人、儿童、青年、老年的美德分别是什么，苏格拉底要求美诺回答包括一切的普遍的美德，美诺说这种美德就是支配别人、命令别人。苏格拉底反驳说，儿童和奴隶能支配、命令别人吗？美诺承认他下的定义与具体事例有矛盾。虽然苏格拉底最终并未给出“什么是美德”这一问题的答案，但他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并提出了一个富有形而上学意义的道德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高度评价道：“苏格拉底专门研究各种伦理方面的品德，他第一次提出了这些品德的一般定义问题。”
4.道德修养说与道德回忆说
在如何实践道德上，孔子认为要行“仁”必须进行道德修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最终成为君子甚至圣人。孔子的道德修养论实际上是将外在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内化的过程。
苏格拉底却提出了道德回忆说。因为他认为美德和知识一样，并不是从外面灌输给人的，而是人的心灵先天就有的。只要懂得什么是美德，就可以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即“无人有意为恶”。由此，苏格拉底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就成为：人的灵魂本有美德和知识→回忆→自然行善。他认为道德是根本不可教的，只能认识原先就存在于人心灵之中的知识。苏格拉底要人们“关心和照料人的真正自我——灵魂”，“使一个人的灵魂尽可能更好些”，“使它更像神”。而灵魂是神安排在人身上的，人只有抛弃感官认识，完全求援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才能得到真理和善。这样，就回到了“美德即知识”的前提。这种知行合一的道德理论受到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批评，但西方伦理思想家们普遍关注道德理性而忽视道德修养这一事实，无疑受了苏格拉底的影响。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各有特色，交相辉映，启迪了众多后来的伦理思想家。在绵延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发端于孔子的儒家伦理思想，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不断弘扬和重新阐释及一代代志士仁人的身体力行，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由苏格拉底开其端绪的西方理性主义伦理学，孕育了以后各种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东西方伦理思想汇聚成人类伦理文化的两大长河，仍然是现代人伦理精神构建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