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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哲学是世界上三大哲学传统之一（其他两个是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中国伦理思想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是和自然哲学与认识理论相互密切联系的，但也可以提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对于正确认识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无哲学之称。在先秦时代，一切思想学术统称为“学”。到宋代，有“义理之学”的名称。义理之学包括关于“道体”（“天道”）、人道（人伦道德）以及“为学之方”（治学方法）的学说。其中关于人道的学说可专称为伦理学。伦理学即研究“人伦”之理的学问，亦即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的学说。“人伦”一词，见于《孟子》。孟子叙述帝尧的事迹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帝尧的时代，是否已提出人伦观念，今天已难以考定。“伦理”一词，见于《礼记·乐记》。《乐记》云：“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类也。理，分也。”这里所谓伦理泛指伦类条理，尚非今日所谓伦理。
伦理学又称人生哲学，即关于人生意义、人生理想、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学说。“道”与“德”本系两个概念。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是行为应当遵循的原则，德是实行原则而有所得，亦即道的实际体现。后来道与德经常并举，于是渐渐联合为一词。《孟子》《庄子·内篇》中尚无道德相连并提之例。在儒学著作中，道德二字相连并举始见于《周易·说卦传》及《荀子》。《周易·说卦传》云：“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荀子》的《劝学篇》云：“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又《强国篇》云：“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说卦》和《荀子》所谓道德都是把两个名词联结为一个名词，亦即把两个概念结合为一个概念。
道家所谓道德，含义与儒家所讲的不同。《老子》以“道”为天地的本原，为万物存在的最高根据，以“德”为天地万物所具有的本性。《庄子·内篇》亦基本如此。《庄子·外篇》则将道德联为一词。如《骈拇》篇云：“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马蹄》篇云：“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所谓道德的含义虽与儒家不同，但也是把两个概念结合的一个概念。
在中国伦理史上，道德可以说既是一个概念，又是两个概念。分析地看，道与德是两个概念，道指行为应该遵循的原则，德指行为原则的实际体现。作为一个完整的名词来看，道德是行为原则及其具体运用的总称。
道德不仅仅是思想观念，而且必须见之于实际行动。如果只有言论，徒事空谈，言行不相符合，就不是真道德。古往今来，不但有伦理思想，而且有伦理实际。伦理实际即个人的品德风范和社会的道德风尚。研究伦理思想，要将思想和当时的伦理实际结合起来加以全面的考察。
中国古代哲学中，伦理学说是和本体学说以及关于认识方法的学说密切联系、互相贯通的；但是彼此之间也确有一定的区分。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就是将历代思想家的伦理学说划分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历代思想家的伦理学说与其本体论思想和认识论思想的联系。
自战国时期以至明清，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是封建时代的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首先要了解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与基本倾向。这些基本观点与基本倾向，也就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有一个显著的倾向，即肯定人在天地之间的重要地位。儒家的《易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老子以道、天、地、人为“四大”。《孝经》述孔子之言云：“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礼运》云：“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董仲舒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春秋繁露·立元神》）《礼运》以人为天地之心，张载则提出“为天地立心”之说，认为天地本来无心，人对于天地的认识就是天地的自我认识，天地在人身上达到了自我认识。这些说法虽然不同，但都肯定了人在宇宙之间的重要意义，可以谓之人类中心说。
其次，中国古代哲学家大多数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既肯定人与天地的区别，又强调人与天地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原始人的意识不发达，没有把自己与外在世界区分开来。文明开始，才把人与自然区分开来。在中国历史上，早已经过这个阶段。远古传说颛顼时代“绝地天通”，可以说即具有区分天人的意义。《国语·楚语》记观射父之言说：“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所谓“绝地天通”实是远古时代的一次宗教变革，实质上是割断民与神的直接联系，其中含有把天与人区别开来的意义。春秋时代，郑子产区别了天道与人道。《春秋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子产之言云：“天道远，人道迩”，把天与人区分开来。到战国时代，一些思想家又重新肯定天与人的联系。《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庄子》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虽然，有患，……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庄子·大宗师》）这都既肯定了天与人的区别，又肯定了天与人的联系。董仲舒宣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张载明确提出：“一天人”与“天人合一”（《正蒙·乾称》），宣称“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同上），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程颢说：“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一）这就是说，不认识人与天地的统一就是自小，承认人与天地的统一才是真正的自觉。应该承认，原始人不分人与自然，是原始思想，文化人区别了人与自然，是初步的自觉。哲学家重新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是进一步的自觉。如果把哲学家的观点混同为原始人的思维方式，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必须注意的。
道德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更是行动的问题，因而古代思想家重视关于伦理问题的言行相符。在伦理学说的范围内，提出任何主张，必须有一定的行动与之相应，否则就是欺人之谈，毫无价值。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又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更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同上）都是讲言行必须一致。进行道德修养，必须表现于生活之中。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于耳，著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这都是讲关于伦理道德的思想必须见之于生活行动，在身体上表现出来。在古代，遵循道德原则而行动，谓之“身体力行”，谓之“躬行实践”。“身体力行”意谓在身上体现道德原则。“躬行实践”意谓将道德原则在生活中实现出来。“实践”一词在明代理论著作中已经屡见，意谓实际行动。但那时候所谓实践主要是指个人行动而言，还没有今日所谓社会实践的意义。
墨家、道家立论与儒家不同，但也都重视言行一致、思想与生活一致。墨家“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表现可歌可泣的精神。道家要求“遗世独立”，力求过“逍遥世外”的生活。宋明的著名理学家大都能刻苦力行。当然也有些“伪道学”，那不能称作真正的思想家。
西方奴隶制时代思想学术高度繁荣，到封建时代，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时期，思想空前活跃，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古代学术发展，与西方颇不相同，主要是在封建制时代。先秦学术昌盛，当时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封建制度初步确立的时期。从秦汉至明清漫长的封建制时代，虽说没有再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而自汉至宋，学派众多，理论思维亦具有丰富的内容。对于封建时代各派的伦理学说，应如何评价呢？
我们认为，评价学术思想的标准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第二，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关于伦理道德的命题，必须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所谓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有两层含义：在社会的和平发展时期应有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作用；在社会变动的时期应有革旧立新的作用。依据这两个标准来评价中国古代伦理学说，需要对各学派的思想进行全面的考察、进行一分为二的剖析。各学派的思想学说大多包含许多方面，在某一方面有消极影响，可能在另一方面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反之亦然。
例如儒家的思想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的，有维护等级特权的不良影响，但儒家宣扬精神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对于封建时代精神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道家鼓吹“绝圣弃智”“绝巧弃利”，贬抑文化的价值；但是道家思想中含有对于等级特权的抗议，具有批评不良制度的倾向，对于反专制思想有启迪的作用。佛教否认现实世界，把人们引向虚幻境地，确实是提供了一副精神麻醉剂；但是佛教又强调“精进”“无畏”，对于阐发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一定的贡献。宋代理学为当时社会的等级秩序提供理论根据，是和当时现存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当时还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所以如果认为宋代理学在当时就是反动思想，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到明代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社会中酝酿着变革的契机，于是理学就逐渐变成反动的了。对于此类情况都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5000多年，必有其延续发展的精神动力，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所包含的优秀传统。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与西方相比，相形见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非常严重的民族危机，这就证明，中国古代思想必然含有严重的缺欠。发现过去传统中积极的成分，揭露过去传统中消极的偏失，这是中国伦理学史的一项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