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一节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它在宋代以前并没有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韩愈、李翱是较早重视《大学》的人。到了宋代，二程把《大学》作为“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则把《大学》从《礼记》中单独抽出，并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由此，《大学》变成了凌驾于儒家其他经典之上的经典。《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被视为兼顾了儒家的“圣人之学”和“帝王之学”，从而对儒家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夏商周的统治者都把自己政治权力的来源归之于“天命”。《周书·召诰》说：“有夏服（受）天命。”殷商把自己的政治权力归于“上帝”，周人认为：“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周书·召诰》）这种“天命”则依赖于统治者本人的道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周书·蔡仲之命》）。周人认为殷灭亡的原因乃是统治者“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代铜器“大孟鼎”铭文），因而提出“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的思想。
正因为此，儒家伦理思想的创立者孔子特别重视为政者的道德。以“内圣”的道德人格去劝导那些掌握权力的“外王”。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张》）对此，相传孔子特地提出“七教”：
曾子问：“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弟；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法，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民皆有别，则政不劳矣。此为七教。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则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大戴礼·王言》）
《大学》秉承这种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大学”原指王公贵族子弟的学校，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和宋代理学大师朱熹都认为《大学》是教育贵族王公的课本。郑玄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礼记正义》）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学章句》）《大学》从两方面论证了统治者修身的重要意义：
1.统治者讲德行，则得天下
对于君主来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尧舜以仁对待百姓，所以得国；桀纣残暴地对待百姓，导致亡国。所以，“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只有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才能称得上民之父母。
对于臣属来讲，也应“先慎乎德”，因为“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拥有马乘的士大夫，不应当再关心鸡猪之类的小事；拥有丧祭用冰特权的卿大夫，不应再畜养牛羊；采邑实力达到置备百乘兵车标准的卿大夫，不应保留那些热衷于聚敛搜刮钱财的家臣。
总之，“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所以，统治者必须要注重自己的德行。
2.统治者不讲德行，则失天下
如果君主表面上讲德而实际重财，这样，财富囤积于上，民众就会离散；行为不合道德，必遭到民众同样的回报；横征暴敛来的财货最终将为他人夺去。“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即使君主心存善良，“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所以，有仁德的君主要把这种无德的小人驱逐到四夷蛮荒之地。
对统治者的道德修养要达到什么目标？又需要经过哪些道德修养途径？《大学》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明明德”“亲民”“至善”为“三纲领”，是统治者道德修养要达到的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条目”，是统治者道德修养的八个步骤和具体方法。
“至善”是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境界，要达到“至善”，首先要“明明德”“亲民”。至善包括两方面内容：
1.“身修”（明明德于内）。
2.“亲民”（明明德于天下）。
达到“身修”的修养途径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身修”之后，统治者必须“明明德于天下”，朱熹释“明明德于天下”为“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四书章句集注》）。统治者把自己的“明德”发扬于天下，就会革新民心，使普天下之人皆有“明德”，为此，还必须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样看来，《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就构成以下的道德修养框架：无论是天子还是庶人，都应该修身。对庶人来说，修身是目的。对统治者来说，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可见，“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在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之后，进一步阐释了“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容。
在阐释“明明德”时，《大学》强调说：“《周书·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指出圣王们都是自己发扬固有的德性。
然后引用商汤《盘铭》《周书·康诰》和《诗经》的话，论证了“亲民”的重要性，“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朱熹将此句释为“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四书章句集注》）。正因为前代君王尊重贤明的君子，亲近同一族的君子，既能与平民同享快乐，又让平民获得利益，所以，后世臣民仍不遗忘前代君王。
传文对格物、致知没有解释，孔颖达认为：“致知在格物，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不过此“知”必然是善恶、是非之知。《大学》特别提出“知本”“知止”。知本即认识到道德为本、修身为本。“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把道德认识放在道德修养的起始是非常合理的。
“诚意”就是自己不欺瞒自己。在进行道德修养时，一定要真心实意地把道德认识内化，特别要注意“慎独”，不因有人监督而行善，亦不因无人看见而为恶。
“意诚”之后就要“正心”。想做善事，但如果心里有愤慨、恐惧、忧患等不良情绪，就不能端正心思，就不利于进一步的道德修养。
“修身”的必要性在于，每个人对别人都有偏见，要做到全面了解他人，正确对待他人，必须修养好自己的品性。
“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道德修养的外化阶段。“齐家”是治国的必要条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庭道德是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根本。所以，“齐其家”之后，就能以“孝”事君，以“弟”事长，以“慈”从众。这样，《大学》就将宗法伦理与政治伦理密切联系了起来，认为“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要“平天下”就必须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主要是实行仁政与德治。“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大学》对“絜矩之道”的解释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否则，“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灾难必然落到自己身上。
《大学》秉承儒家伦理思想的先绪，把道德与政治融为一体，详细论证了道德修养对统治者或将成为统治者的贵族子弟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意义，并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提出了以“三纲领”“八条目”为框架的道德修养途径和方法，从而把道德修养和政治活动连成一个有机整体。《大学》把个体的道德修养置于决定国家政治的核心地位，把“内圣”作为“外王”的充分必要条件，对荀子和宋明理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学》将平天下的重任托付给某些统治者，这些统治者必须且只能是“内圣”化了的“外王”，认为“外王”只要圆满解决了自我的道德修养问题，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这是种多么崇高而奇怪的逻辑推理！其崇高之处在于高扬了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提出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每个人都应注重道德修养，即使天子也不能为所欲为，而应以身作则，以民之利为利，以民之害为害。奇怪之处在于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当作一种系列递进关系，其内在统一性是“德”。其根本缺陷在于将政治与道德纠缠在一起，把政治看作是统治者个人品德的扩大，把政治行为视为由己及人的道德修养过程，这是一种泛道德主义思想。正因为如此，这种崇高而美好的愿望就像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一样，几千年来也没有真正地实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