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支农政策的积极效果

新世纪以来，中国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导向，把支持解决“三农”问题摆在国家财政工作的优先位置，积极调整支出结构，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初步构建了财政支农稳定增长机制，大大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实现我国农业“黄金十年”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支农投入持续增加

2003年以来，国家财政支农力度逐年加大，到2012年底，国家财政“三农”支出累计超过6万亿元（见表1—6）。从总量上看，国家财政“三农”支出从2003年的2 144.2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3 227.9亿元，增长了5倍多；从速度上看，国家财政“三农”支出2003—2013年平均增长21.6%，高于同期国家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10.6个百分点；从比例上看，国家财政“三农”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2003年的8.70%提高到2013年的9.47%。此外，近年来国家财政还通过采用财政奖补、民办公助、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多样化方式，积极引导农民筹资投劳和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领域，完善了多元化投入机制，进一步增强了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2006—2011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农业综合开发贷款贴息资金46.7亿元，累计撬动银行贷款约2 000亿元（谢旭人，2012）；引导农民筹资投劳折资以及吸引银行贷款、企业自筹资金1 010.2亿元，充分发挥出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二）农民负担大幅降低

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民的税费负担开始呈现出恶性增长的势头，并于1998年前后达到了顶峰。如表1—7所示，1990—1998年我国农民税费负担总额从469亿元增加到1 399亿元，农民人均税费负担从55.8元增加到161.0元。但同一时期，农业各税占农民税费负担总额的比重均未超过35%，这反映出农村“三乱”（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是当时农民负担急剧膨胀的最主要因素。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全面铺开后，农民税费负担开始显著下降。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农民每年减轻税费负担1 335亿元（谢旭人，2012），8亿农民得到实惠。广大农民群众衷心拥护和支持这项改革。1999—2006年，我国农民人均税费负担从156.6元下降到11.0元，降幅达93%；税费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也从7.2%下降到0.3%。同时，为了弥补地方财政由于农业税取消所减少的收入，2000—2012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地方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资金7 296.2亿元，有效缓解了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财政困难，也为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创造了条件。

注：“农业各税”包括耕地占用税、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牧业税和契税；2006年后，“农业各税”仅包括烟叶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三提五统”包括村提留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等以及乡统筹的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乡村道路修建等费用。资料来源：1990—2000年数据根据韩俊等《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状况及原因分析》［载《调查研究报告》，2006（26）］整理得出；2001年“农民人均税费负担”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报》，2002-04-16；2002—2006年“农民人均税费负担”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1—2006年“农业各税”和“三提五统”数据分别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年鉴》整理得出；2001—2006年“税费总额”数据根据“农民人均税费负担”与“年底乡村总人口数”之积计算得出。

（三）农业补贴体系初步健全

2004年以来，中央财政涉农补贴种类不断增加，范围逐渐扩大，标准稳步提高，初步建立健全了以农民“四项补贴”为核心的农业补贴体系，对促进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产条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开创了国家直接补贴亿万农民的先河。中央财政安排的粮食直补资金从2004年的116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51亿元，增幅约为30.2%（见表1—8）。农作物良种补贴从最初的大豆1个品种扩大到水稻、小麦、玉米、棉花等十多个品种，基本实现了主要产区全覆盖。2004—2014年，中央财政良种补贴资金从28.5亿元增加到226.45亿元，增长了近8倍。农机具购置补贴单机补贴限额逐年提高，补贴机种扩大到12大类、48个小类、175个品目，各地自行确定的补贴机种也由5种扩大至30种，补贴范围覆盖全国所有的农（牧）业县（场）。中央财政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从2004年的0.7亿元大幅增加到2014年的236.5亿元，截至2014年，补贴购置各类农机具3 500万台（套），受益农民达2 000万户以上，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1%，超过之前35年的增幅。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完善，有效弥补了农资价格上涨造成的种粮成本增支。2014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农资综合补贴资金1 071亿元，比2006年增加951亿元，增长了近8倍。2004—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上述农民“四项补贴”资金10 971.35亿元，增长了11.6倍。可以预见，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完善农业补贴体系、增加农业补贴规模、扩大农业补贴范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将会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深化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一贯政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农业年鉴》及财政部、农业部网站相关文件整理。

（四）农业发展基础更加夯实

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十余年来中央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逐步完善支持政策，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进一步夯实了农业发展基础，推进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大幅增加，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稳步推进。2005—2011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专项资金从3亿元增加到126亿元，累计投入达298亿元，年均增长91.9%。2009—2011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增至1 250个，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农业大县和产粮大县，有效解决了项目区小型排灌工程“卡脖子”和“最后一公里梗死”等问题。

二是测土配方施肥补贴和科技入户技术补贴落实到位，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明显提升。2005—2012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测土配方施肥补贴71亿元，覆盖全国所有农业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示范推广面积超过10亿亩，约1.6亿农户受益。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单产增加6%～10%，亩均节本增效30元以上，其中经济作物亩均节本增效80元以上。实施科技入户技术补贴政策，对引导农户采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5—2007年，中央财政科技入户技术补贴资金超过2亿元，累计促进粮食增产50亿斤，促进农民增收150亿元（陈锡文等，2008）。201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3.5%，比2002年提高十多个百分点（谢旭人，2012）。

三是森林、草原、水土保持等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正式建立，结束了生态效益无偿使用的历史。2001—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的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总额从23亿元增加到780亿元，累计投入约2 500亿元。其中，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从2001年的10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33亿元，累计安排549亿元；草原生态奖励补助资金从2011年的136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50亿元，累计安排286亿元；水土保持补助资金从2001年的13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4亿元，累计安排269亿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从2008年的61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371亿元，累计安排1 101亿元（徐绍史，2013）。 HFtoYmwSsY+Za5j9W0shSGamx2DOPBjM1LhHtKmlg7eKo1F5PrPDuE+BKnxUtU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