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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发掘报告显示，考古工作者在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的一座大型的灰坑中，发现了两个野猪头骨，身躯则是用石块和陶片堆成的“S”形龙身
，并由此推测该灰坑可能为祭祀坑。兴隆洼文化早赵宝沟文化千余年，这直接说明龙最早的雏形是猪首龙。然而兴隆洼人为什么会崇拜这种猪头龙身的怪物呢？他们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将猪头和龙身连接在一起的呢？
首先来说说猪头。兴隆洼文化不只出现了猪首龙身的堆塑，猪头骨或猪首形的陶罐也有很多，发现整猪的情况也曾出现过。如1992年在兴隆洼遗址发现的M118居室墓中就有墓主右侧有一公一母两头整猪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头猪占据墓底一半的位置且猪骨架与人骨的上半部大体齐平，恐怕并非单纯的陪葬品。况且这座居室墓位于聚落中心位置，房址相对较大，随葬品也相当丰富，墓主应是当时部落成员的崇拜对象或部落首领，这种葬俗应是祭祖活动与祭祀猎物活动合二为一的见证，具有明显的图腾崇拜的意味；而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5号房址（F5）中发现的“前额钻孔”的猪、鹿头骨则将线索又一次指向祭祀和占卜，这些头骨成组排列共有12个猪头骨和3个鹿头骨，其中还有两例带有明显的烧灼痕迹。
事实上，关于猪的驯化原因一直以来都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为了吃肉，一种是用作祭品，即是说祭祀有特定的时间和讲究，并不一定是捕猎来就杀死，而是人工喂养一段时间之后再在特殊的时间祭祀，而就是这一段人工喂养的时间使人们摸清了猪的习性并开始驯化的。但不管究竟如何，猪能够脱颖而出，总要考虑到它自身优于当时所见其他动物的因素。
首先来说，猪相较于其他动物比较容易饲养且食性较广；其次，猪的繁殖能力强且生长速度快，每年可产崽儿1~2窝，一窝可产4~10只，而牛每年不过一两头，而史前与猪同样常见的鹿一胎一般也只生1崽儿。另据生物学家研究，野猪在1岁就能达到70千克，家猪则在100千克以上；最后，猪的产肉量也高于牛羊等动物，且古时北方穴居常用猪油涂面以防冻伤，因此猪是一种经济效益特别高的物种。故而无论是出于生殖崇拜还是出于对主要肉食对象的感恩和敬畏，兴隆洼时期的敖汉人崇拜猪都是很有根据的。但从兴隆洼遗址发现的带有钻孔的猪头骨，可见这一时期的猪至少已经上升到作为沟通天地的灵物而被崇拜的地位了。
另外，《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史官蔡墨说：“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这里所说的“豢龙”和“御龙”就是养猪的意思。而豕韦就是室韦，也是同时代的养猪专业户，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如今很多人认为兴隆洼人就是室韦的祖先。我忽然想起司机孙师傅曾跟我们说过敖汉人二月二那天特别讲究吃猪头肉，“龙抬头吃猪头”虽然不清楚有多久的历史了，却也多少能证实在敖汉人心中猪与龙始终有着特殊的联系。
再看龙身。观看宝国吐乡祈雨用猪头祭祀时，我就在想兴隆洼人会不会如我们今天一样用猪头做祭品，而将猪身分食，之后出于畏惧或愧疚的心理给残存的猪头加上抽象的身子呢？然而这个身子未免太过随意。我忽然又想，既然龙头是猪、鹿等其他动物的组合，尾巴为什么不能？
田馆长又一次为我们指出一条线索，那就是兴隆洼M118的墓主双耳佩戴的玉玦被认为是蛇的抽象形态。闻一多在《周易义证类纂》中说，亢龙有悔的亢龙就是直龙，群龙无首的群龙应是蜷龙，龙蜷曲不露首则吉，龙直就凶了。这真是与蛇的特性别无二致，蛇竖起头部就是进攻的态势，当然很危险。
赵宝沟尊形器上的绘画将龙的形象进一步抽象了，使兽首脱离了实物、蛇身简化成了蜷曲的线条，有的明显由云雷纹组成，身体表面还加了鳞纹，俨然被神化成为一个新的意象。而蛇、鳞、云雷都与雨或水相关，古籍中也多认为猪是雷雨之神，性喜水，因此我们很难不将这种形态的变化与农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而敖汉的农业在赵宝沟时期也确实取得较大的发展，至少从生产工具上出现了专门用于取土开沟的石耜，《兴隆洼与赵宝沟遗址出土细石叶的微痕研究》一文中还通过微痕分析指出赵宝沟时期出现了用于收割的细石器。尽管一些学者认为赵宝沟文化发现的猪骨残骸经对比更像野猪的骨骼，但既然兴隆洼时期已经出现了驯化的迹象，赵宝沟时期很可能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猪若在这一时期真的与雨相关联，则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只有开始有意识地饲养猪才可能了解它的生理特性。但我也支持这一时期猪还没有驯化完毕，因为猪首纹饰中獠牙依旧明显。
至于鹿首龙和鸟首龙的出现，我私下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抽象成为艺术以后的一种表现手法，毕竟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最早的龙是猪首堆塑，却不见鹿首堆塑。而且即便在红山文化之后猪也始终占有特殊的地位，比如牛河梁女神庙中不但出土了泥塑猪龙，位于积石冢中心的女神庙也与一组形似猪首的山遥遥相对。再如，敖汉萨力巴乡城子山夏家店下层祭祀遗址中也有长9米多的巨型猪首石雕
。
我向田馆长请教猪龙的诞生究竟与祈雨有无关联，田馆长谨慎地说：“从兴隆洼猪头骨上的钻孔来看最早可能还是沟通天地的，目前没直接证据说明和祈雨有关，但是红山文化出土的陶人，我们预测可能和发生大的天灾有关，那玉猪龙如果用于祭祀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依然得说现在没有直接证据。”
我对田馆长严谨的学术精神感到敬佩，但作为一个对敖汉史前文化感兴趣的非考古学工作者，我还是忍不住突发奇想，去翻了翻有关“龙与雨”的史料，却也有两点收获：
第一是做土龙求雨。汉高诱注《淮南子·地形训》中“磁石上飞，云母采水，土龙致雨，燕雁代飞”一句时说：“汤遭旱，土龙以象龙，云从龙，故致雨也。”而后王充在《论衡·乱龙》篇中也说董仲舒曾“设土龙以招云雨”
，不知这种做土龙求雨的方法是否和兴隆洼发现猪龙堆塑有什么联系。
第二是做玉龙求雨。《说文》里说：“珑，祷旱玉，龙声，从玉”，也就是说古人用玉做的龙用于求雨，这是否就是以玉猪龙为原型制作的，或是从玉猪龙诞生开始就被用于求雨？如果红山文化出土的祖神真如刘国祥老师推测的那样是整个红山文化的先王，而那时神权、王权合一，王与巫结合，王自己便可以沟通天地，会不会导致龙神地位下降，成为单一的雨神呢？
至少按《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在蚩尤兴兵伐黄帝的时候，黄帝就可以号令“应龙攻之到冀州之野”了，且应龙可以“蓄水”。《史记·封禅书》中还说黄帝于荆山铸鼎以后有龙，“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