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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民族是多种宗教、多种信仰的民族。制度化、组织化的教团宗教在中国形成较迟。但如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中土初民即有宗教信仰、宗教活动。讲历史上宗教与文学的关系，除了中国历史上主要的佛、道二教之外，应当还包括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至火祅教、摩尼教等；中国民间宗教活动亦有长远、悠久的传统，宋、元以来十分兴盛，与民间文艺活动有密切关联；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宗教和宗教信仰情形复杂，特别是藏传佛教一系，自唐代以来广泛传播于藏、蒙等民族，关涉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文学领域。但是，就传统的中国本部地区和中国文化的主体说，自佛教输入、道教形成，即成为影响中国文化包括文学发展的两大主要宗教。因此本文讨论“中国文学与宗教”，以佛教（汉传）和道教为中心。
在中国，制度化、有组织的教团宗教直到外来佛教于公元纪元前后传入、道教于东汉末年逐步形成。而它们对中国文化包括文学发挥较大影响，则要到公元四世纪初，大体即历史上的两晋之际。当时的中国正进入一个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战乱连年，灾患频仍，北方边疆民族大举南下，形成民族大迁徙，给宗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土壤。到这一时期，佛教传入中土已三百余年，经典传译已基本完备，僧团组织已具有相当规模，其传播也已相当普及，特别是赢得社会上层相当普遍的欢迎和信重；道教则由教理粗陋而分歧、又多具有鲜明的反体制性格的分散教派，一方面向社会上层发展，另一方面教理、戒律逐渐规范化和系统化，从而逐步消弭社会反叛性格而得以更广泛地传播。这两大宗教在发展中均主动地适应中土文化固有传统，又得到南北各朝廷的支持，也就有可能对文化诸领域包括文学艺术产生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辉煌灿烂、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中，文学艺术和佛、道二教关系十分密切，其发展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讨论中国历史上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则有三个重要因素起着巨大作用。
就统治体制和社会结构而言，中国自殷周时期已经通过民族融合逐步形成统一国家。在春秋战国分裂割据之后，秦王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到汉代，这种统一的社会体制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皇权成为君临天下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维护政治、思想的统一也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在这样的社会体制和思想传统中，既不允许宗教凌驾于世俗统治权威之上，也不允许它们游离于现实体制之外。东晋时期的佛教高僧释道安已明确意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北魏著名道士寇谦之“清整”道教，主要也是破除不适应现实体制的越科破禁、邪僻妖巫的所谓“三张”（东汉末年五斗米道的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伪法。历史上虽然有过东晋高僧慧远等人主张“求宗者不顺化”，坚持“不敬王者”
，但就总体发展趋势看，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在更加紧密地向统治体制靠拢。当初以“神异”著名的高僧佛图澄在石赵，被称为“天师”的寇谦之在北魏，虽然都以“王者师”自居，但实际已沦为朝廷臣仆。南北朝以来，多有高僧、高道出入宫廷，结交权要，膺受朝命。这也成为佛、道二教的“传统”。历代封建王朝又都相沿贯彻“三教并立”方针，“以教辅政”，把佛道二教当作施行教化的手段；佛、道二教则主动替世俗统治制造宗教幻想，发挥求福消灾、礼虔报本的宗教功能。有时候他们甚至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典型的例子如梁代高道陶弘景曾辅助梁武帝争夺帝位，被称为“山中宰相”；李唐创建，少林寺僧人和楼观道士都曾直接参与军事，王远知等道门领袖还曾密传符命。南北朝时期，南北各朝廷分别建立起僧官和道官制度，标志佛、道二教已被纳入世俗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到唐代，朝廷对于佛、道事务的管理更加严密和制度化：主要寺院、宫观由朝廷敕建；大型寺、观主持者“三纲”（佛寺是上座、寺主、都维那；道观是上座、观主、监斋）由朝廷任命；出家由官府批准，发给度牒，严禁“私入道”；制定严格的僧、道户籍编制和管理办法；制定“道僧格”，对僧、道触犯刑律的处罚做出规定；甚至纯粹宗教内部事务，如关于戒律的论争、宗主的楷定，朝廷往往也直接干预并有决定权。这样，在朝廷对佛、道二教强加以有力的支持和保护的同时，宗教的神圣权威完全屈从于世俗皇权之下了。
就思想层面而言，周秦以来，中国就形成所谓“实践理性”和人本主义传统，成为对于一切形而上的、超然神秘的观念与信仰的强大的抵制力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不仅在思想领域确立起一家独尊的地位，更成为施行思想统治的御用学术。在这之后兴起的佛、道两大宗教，不能不适应这样的思想环境。佛教本来是外来宗教，在中国扎根并发展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具有调和、包容性格，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能够积极地适应中国固有思想、文化土壤而不断“中国化”。道教在世界宗教史上是形态特殊的宗教，“是以成‘仙人’为目的的宗教”
。它的养练目标是长生久视或飞升成仙，是超越时间（可以永生）和空间（可以在宇宙间遨游）的特殊的人。这一方面体现强烈的生命意识，而一般宗教都是否定或轻视现世人生的；另一方面它又能够适应统治阶层企望长生逸乐的精神需求。这样，在统治阶层大力支持下，佛、道二教就有可能与居于思想意识统治地位的“儒术”相调和。在中国历史上，儒、佛、道“三教”间，特别是佛、道间曾进行过相当激烈、反复的斗争，也曾有过“三武一宗”（魏武帝、周武帝、唐武帝、周世宗）那样由朝廷主持的大规模酷烈的毁佛行动，但“三教”在矛盾、冲突中交流与融合却成为总的趋势。东晋时期的孙绰已明确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耳。”
同时期著名道教理论家抱朴子宣扬成仙之道，则把遵行儒家的仁义道德当作必要条件。六朝时期的“三教调和”论主要还是主张“三教”各适其用：“儒以治国、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到隋唐时期，三者间的矛盾渐趋消弭，更多人则认为儒、佛、道三教只是行迹有殊而精神实质与达成目标完全一致了。典型的表现，如把佛、道二教的五戒（佛教的五戒一般是指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道教的五戒本是模仿佛教制定的，指不得杀生、不得荤酒、不得口是心非、不得偷盗、不得邪淫）等同于儒家的五行（仁、义、礼、智、信）。唐代兴盛的禅宗是彻底“中国化”的、适合士大夫精神的佛教，其“明心见性”的纲领乃是儒、释、道相融合的产物。金元以后的道教教派全真道、正一道也都把儒家世俗道德当作养练的主要内容。“三教”并立，三者同时被统治者推重，也就让任何一方都失去了宗教信仰必需的唯一性和绝对性。这也促进了它们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北宋之前，历朝都曾采取过禁限佛、道的措施，佛、道论争持续不断，但其后世俗政权与佛、道间，佛、道二教之间则基本相安无事了。这是因为“三教”调和乃至“合一”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
再一点，在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佛、道二教，创造出高水平的宗教文化。文化与宗教并生。宗教是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就是说，宗教内容包含在文化各领域之中；宗教又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宗教与文化的其他领域密切关联，相互影响。宗教与文化二者交融的直接成果是形成宗教文化。宗教文化本来是附属于宗教的。但是它除了宗教的内涵与意义之外，还具有独立的文化例如学术、文艺层面的价值。而如果宗教文化的学术、文艺成分被高度发展，人们追求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信仰的神圣、绝对性质就会被淡化以至消蚀。在中国高度发达的思想文化环境中发展的佛、道二教，创造出十分发达的宗教文化，正体现上述情形。这也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特征。就佛教而论，晋宋以来混迹于“名士”队伍里的“名僧”、贵族沙龙里的“义学沙门”，还有活跃在南北各朝的许多学僧、艺僧，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披着袈裟的知识分子。比起修行实践来，他们更专精于宗教义学和世俗文化。到唐代，这种情况进一步发展。例如玄奘、义净、不空等人在译经方面取得总结性成绩，又是成就卓越的翻译家、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各宗派的宗师如吉藏、善导、法藏、慧能、神会、宗密等都是贡献卓著的思想家；众多僧侣活跃在文坛、艺坛，成为特殊身份的文艺家，等等。道教也同样：东晋时期的抱朴子葛洪、南北朝时期的陆修静、寇谦之、陶弘景等都是高水平的思想家、文学家；隋唐以后，上清派的王远知、司马承祯、吴筠、杜光庭等人和全真道的祖师们同样在学术、文艺领域取得多方面成就。这样，佛、道二教的众多僧、道多才多艺，著述宏富，不仅丰富、发展了高水平的宗教学术，在一般的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美学等诸多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成绩亦十分突出。日本学者塚本善隆指出：
南朝文化，如晚唐诗人杜牧（803—853）在《江南春》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所怀念的，并非是佛教的全盛；与其说作为宗教的佛教全盛，不如说是佛教文化的全盛。有佛教文化率先发达，南朝贵族文化极尽繁荣华丽。这里不说佛教而说“佛教文化”，是因为当时的贵族佛教并不是追求觉悟、精进求道的宗教，也不是出自宗教体验、有意献身社会而活动的宗教。极端而言，这只是耽溺于佛教，并在享受佛教文化。
这对于佛、道二教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形成文化上的这种优势，实际又是佛、道二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它们也就有可能积极地融入社会文化主流，吸引广大知识阶层接近、接受它们，并在社会广大层面得到普及，发挥作用。
以上三个方面，决定中国宗教，主要是佛、道两大宗教鲜明的世俗性格，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以及包容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历史上，不论佛、道二教势力曾发展得如何盛大，得到统治者怎样的尊崇和保护，都没有也不可能取得绝对神圣、超然的地位。但是，宗教的这种“弱势”状态无论是对于它们自身，还是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意义和作用又都不是负面的。正是在上述情形之下，佛、道二教（以及后来的民间宗教）才能够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领域多所建树，进而融入中国主流文化之中；就文学领域而言，也才能对文学创作发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