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以前，方满锦先生来天津，在舍下商谈召开“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学术研讨会事宜。当时我的想法比较保守：一是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基础都比较薄弱；再是恐怕愿意远道来港的学者不会太多，因而估计难以取得理想成果。但这次会议的实际情况远远超出预料。会议通知发出后，受到热烈欢迎；多数学者积极回应和支持，提交了高水准的论文，保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参加此次会议的，来自内地的学者计三十六人，台湾学者二人，本港学者三十八人；外国学者新加坡一人、日本一人；总计八十人。三位特约嘉宾作了讲演；与会者提供论文三十三篇。从整体看，这些论文内容广泛，主题多样。有对辽、金、元和西夏佛教与文化相关问题的宏观分析；有对具体作家（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几位主要作家如耶律楚材、李纯甫、元好问等）、具体作品的微观分析；有关于辽、金、元时期（包括西夏）佛教的社会作用、佛教信仰、教团制度、寺院建设、塔寺建筑等方面的探讨；还有许多是关于文学思想、文学体裁、文学创作的分析和评价。有些论文填补了历来研究的空白，更多论文提出了新颖见解或新鲜资料。这次会议确确实实把辽、金、元和西夏佛教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同时通过这次会议，联系和团结了中外学者，内地和港、澳、台学者。这对于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必将产生长远影响。

本人没有能力、实际也没有时间和必要来重复大家的精彩言论。会后还将出版论文集，供大家仔细研读和讨论。特别因为本人不是辽、金、元和西夏佛教与文化领域的专家，难于提出更多具体、详细的评论和意见。现在仅就会议上个人所受到的教益和启发，把有关这一时期佛教与文化发展取得突出成就的几个方面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辽、金、元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斗争、民族融合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佛教对于北方新兴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传统的“尊王攘夷”历史观，对于自唐末、五代北方相继兴起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各民族扩张势力南下、建立政权往往强调其消极方面，而忽视这一局面推动中华民族大家庭继续形成的积极意义和巨大作用，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于蒙古族立国的历史作用作过这样的评论：

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地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互相接触，而在此之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自己彼此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平原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辽、西夏、金立国的活动也具有类似的意义，不过规模、范围较小而已。而在这些民族纷争、割据政权形成的过程中，佛教乃是促成民族和睦与融合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这些新兴民族接受中原先进文化的纽带。当时的佛教作为汉族先进文化的载体，寄托着宗教信仰的虔诚和高度普及性，因此能够更有效地吸引和团结各族民众。

契丹族在其发祥伊始，就着意吸收南方汉族先进文化，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佛教。据传早在唐天复二年（902）辽太祖始置龙化州，即已创建开教寺；天显二年（927）攻陷渤海国，又从那里吸收了佛教；至太宗天显十一年夺取燕云十六州，正是佛教盛行的地方，更促进朝野佛教信仰的兴盛。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即十世纪末至整个十一世纪百余年间，辽国佛教呈极盛之势。党项族自唐末兴起，五代时期在中国西北一隅建立西夏王朝。这是一个多民族地方政权，延续时间很长，与两宋和辽、金相始终。这个王朝虔信佛教，由于领地包括今部分甘、青藏族聚居地区，汉传和藏传佛教同时得到发展，形成独特的佛教文化，对后代造成深远影响。女真族则在开国以前已从高丽、渤海国输入佛教。后来南下灭辽，完全继承了辽国崇佛之风；占领汴京之后，又受到宋代佛教的影响。金代国祚短促，但佛教发展的成绩却足以骄人。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征战时期，佛教已经传入诸部。成吉思汗对于传来的各种宗教给予平等待遇，表现出宏阔的胸襟。就是在这一时期，正是通过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中介，西藏纳入中国版图，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又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已约请西藏名僧八思巴（1239—1280）东来，并拜为帝师，后来并命其掌管全国佛教。从而藏传佛教渐次进入中原，对中国佛教以至整个中国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辽、西夏、金、元四朝都是文化后进的民族立国。辽、西夏、金建立割据政权，元乃是统一中华大地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们能够立国，取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正与积极向南方先进的汉族学习有直接关系。而佛教不仅直接成为学习的内容，更有效地带动了他们的“汉化”过程，促进这些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佛教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发展，创造了自身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对异教不是取简单地排斥态度，更不鼓动不同教派的仇杀和战争，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建设特别重要。著名英国佛教学者查理斯·埃里奥特在其名著《印度教与佛教史纲》里说：

甚至佛教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它具有许多优良性质。它宣讲道德和仁爱，而且是第一个宗教向全世界——而不是向一个种姓和国家——宣称这两件事是教法的基础，如果遵守这个教法，就能获得快乐。它教化了许多民族，例如西藏人和蒙古人。它如果不是毫无例外地也至少是比任何其他伟大宗教更普遍地实行容忍和真正的超凡脱俗。它直接鼓舞了艺术和文学，而且就我所知他从未反对过知识的进步。

不仅是对于西藏人和蒙古人，对于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同样可以如是说。

大家知道，自两宋之际，佛教在中国本土已逐渐衰落了。理学的繁荣剥夺了佛教的理论资源，也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佛教信仰的依据；佛教在印度本土衰亡，南宋领土促狭，中土佛教发展失去了外来资源。但是，在新兴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民族中，佛教却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重现生机。这是因为它们作为新兴民族，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滋养；特别作为文化较落后的民族，对于宗教信仰更怀抱着特殊的热情。而具有长远而优秀传统的汉传佛教被这些民族接受，融入其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征，也就能够产生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佛教文化。

第二，辽、金、元僧人的诗文创作成就突出，反映僧团文化的高水平。

本次会议上邓绍基先生和另几位先生就这方面作了论述。仅《四库》收录，这一时期僧人的诗文别集就有白云山人释英《白云集》三卷、云屋善住《谷响集》三卷、牧潜圆至《牧潜集》七卷、蒲室大䜣《蒲室集》十五卷、梦观大圭《梦观集》五卷等。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这些作品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如云屋善住，四库馆臣评论“造语新秀，绝无蔬笋之气，佳处亦未易及” 。他的诗极多秀句，五言如“古涧流寒碧，幽花堕晚红”“雨声寒绕树，野色静连山”“城鸦归晚色，庭树入秋风”“片月生松顶，孤泉出石根”；七言如“野岸烧烟添柳色，败垣春雨长苔衣”“幽鸟带云归树宿，轻钟和月出楼鸣”“木叶暗随林杵落，草虫寒并夜床吟”“江郭雨昏山色古，柳桥风暖鸟声春”等等。其论诗主张“典雅始成唐句法，粗豪终有宋人风”，可见其艺术上的追求。四库馆臣对牧潜圆至则评论说：“自六代以来，僧能诗者多，而能古文者不三五人，圆至独以文见，亦缁流中之卓然者。” 对于大䜣《蒲室集》，顾嗣立《元诗选》指出：“虞邵庵序之，谓䜣公以说法之余事为文，莫之能御。吸江海于砚席，肆风云于笔端，一坐十年，以应四方来者之求，殆无虚日；铿宏轩昂，感厉奋激，老于文者，不能过也。欧阳圭斋之序蒲庵复公也，亦曰：由唐至宋，大觉琏公、明教嵩公、觉范洪公，以雄词妙论大弘其道于江海之间，一时老师宿儒，莫不敛衽叹服；皇元开国，若天隐至公、晦机熙公，倡斯文于东南，一洗淳熙之陋，赵孟頫、袁桷诸先辈委心而纳交焉……” 他的《月支王头饮器歌》《太白观瀑布图》《骏马图》等歌行，音节漫长，激昂慷慨，颇有唐人之风。如后一首：

世无伯乐亦久矣，骏马何由千里至。披图犹似得权奇，岂伊画师知马意。何人致此铁色骊，悬毛绕腹新凿蹄。帝闲远谪天驷下，驰来月窟浮云低。古王有土数千里，八极周游宁用尔。方今万国效奔命，合遣龙媒献天子。飙驰电没争辟易，万里所向无前敌。男儿马上定乾坤，腐儒诗书果何益。几愁骨折青海烟，黄沙野雪穹庐前。幸逢好事写真传，似向长鸣谁与怜。嗟我身如倦飞鸟，十年茧足愁山川。安得千金购神骏，揽辔欲尽东南天。

又禅史上著名宗师中峰明本（1263—1323）有《中峰广录》三十卷，揭傒斯为序，谓其提倡激扬，如四渎百川，千盘万转，冲山激石，鲸吞龙变，不归于海不已，其大机大用，见于文字有如此者。中锋屡辞名山，屏迹自放，常住在船上或城旁土屋，名曰“幻住”，自作《幻住庵记》，赵子昂、冯海粟为之执役服劳。他的代表作《四居》诗（《船居十首　己酉舟中作》《山居十首　六安山中作》《水居十首　东海州作》《廛居十首　汴梁作》），如《船居》云“随情系缆招明月，取性推篷看远山”“主张风月蓬三叶，弹压江湖舻一寻”；《山居》云“雪涧有声泉眼活，雨崖无路藓痕深”“白发不因栽后出，青山何待买方归”；《水居》云“波底月明天不夜，炉中烟透室长春”；《廛居》云“玩月楼高门巷永，卖花声密市桥多”等等，都堪称绝妙好辞。又元叟行端禅师有《寒拾里人稿》，其中所拟寒山子诗百余篇，四方传诵。林田石隐居吴山，赠以诗曰：“能吟天宝句，不废岭南禅。”其被见重于时如此。其他如宗衍、清珙、本诚、子庭等人，创作成就均颇为可观。

此外，万松行秀（1166—1246）作为禅宗宗师，所作评唱古德公案的《从容录》和《请益录》，是《碧岩录》以后禅门优秀著作，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他本人与文坛有密切联系，耶律楚材、元好问等许多著名文人都对他礼敬有加，为俗弟子，从而对文坛也发挥了广泛的影响。

历代僧人诗文创作（包括禅籍）乃是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僧人生存的特殊环境和修养造成其作品独特的思想内容、艺术情趣和创作风格。辽、金、元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僧人创作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辽、金、元时期塔寺建筑和造像成就巨大，如今遗存丰富。

现存辽、金、元（包括原西夏地区）时期的塔寺建筑数量众多。著名的古建筑，如天津蓟州区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再建于辽统合二年（984）；天津宝坻区广济寺的三大殿建于辽太平五年（1025）；大同市下华严寺和上华严寺分别建于清宁二年（1056）和八年；此外辽代所建佛寺现存的还有辽宁义县奉国寺、河北易县开元寺等。金代寺院著名者有大同市普恩寺，太宗天会六年（1128）建；朔县崇福寺阿弥陀殿，熙宗皇统三年（1143）建。元代建筑存留更多，兹不缕述。这些建筑不仅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又体现出不同的民族风格。元代朝廷崇奉藏传佛教，在佛寺建筑上添加了藏式成分。这些都丰富、发展了中国建筑艺术传统。

佛塔是这一时期艺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建筑样式。楼阁式塔和密檐式塔是中国佛塔建筑中占主导地位的两种类型。楼阁式塔以木结构居多，难以保存，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得以保存至今的古代木结构楼阁式塔，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艺术的典范。该寺建于辽清宁二年，殿堂均经清代重建，塔为平面八角形，外观为五层六檐楼阁式，通高67.31米，塔身耸立在砖石基座上，造形古朴典雅，没有画栋雕梁的装饰，但高矗的塔身，配合长短错落的屋檐、奇形异状的斗拱，朴素中见玲珑，典雅中显华丽，成为木建筑的杰构。这一时期砖石密檐塔存留较多，多有精品。它们大体保持唐塔庄严雄伟的风格。虽然从整体发展趋势看装饰趋于华丽，但风格与江南追求温婉秀丽不同，雕砌刻画更繁复细密，给人以豪放明朗的印象。代表作有北京天宁寺塔（辽）、河北昌黎市源影塔（辽）、山西浑源县圆觉寺塔（金）、辽宁北镇市崇兴寺双塔（辽金）、辽宁辽阳市白塔（金）、洛阳市白马寺齐云塔（金）等。天宁寺塔坐落在北京广安门外天宁寺内，本有北魏古寺，今塔建筑梁思成考定为辽建，八角十三层，塔高57.8米。崇兴寺双塔位于北镇市城内东北隅崇兴寺南，双塔东西对峙，相距43米，形制全同，是八角十三层砖砌密檐式塔，建筑年代不可确考，应在辽中晚期，结构和风格大体与天宁寺塔相同。辽阳白塔位于辽宁辽阳市白塔公园内，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也是八角密檐十三层，高71米，密檐下也用叠涩，其特别处是底层更高。这些塔同样均多用雕饰。除了上述两种主流形制的塔，这一时期另有形制繁多的塔。建筑的多样和繁荣体现了多样化的民族风格，又反映追求欣赏和愉悦效果的趋向。例如天津蓟州区白塔（辽），形制是窣堵波式与楼阁式相结合，同类的还有宁夏贺兰县宏佛塔（西夏）。自晚唐已流行起“花塔”这一新塔型，宋、辽、金时期遗物有十余座，制作方式渐趋成熟。其特征是花蕾状或火焰状锥形塔顶。典型的花塔顶部由层层仰莲构成，莲瓣上各立小塔一座，象征《华严经》所说的“莲花藏世界”。著名的有河北正定县广惠寺塔（金）、北京市镇岗塔（金）、河北涞水县庆华寺塔（金）等。随着塔的象征和欣赏价值越发突出，所体现的信仰和实用的意义逐步淡化了，众多塔型的创造体现了更高的审美要求，其丰富和多样也表明建筑美学的发展和人们审美情趣的丰厚。

辽、金、元造像艺术成就也十分显著。代表作品如蓟州区县独乐寺观音阁内有辽代塑像八尊，主尊观音立像16米，是国内最高的泥塑佛像；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佛坛上并列七尊辽塑大佛，虽屡经后世妆銮，仍可窥知当初的气势。其主尊高约8米，背光高约16米，两旁依次减小，可能是后代补制，这些佛像造型比例匀称，表情端庄肃穆；菩萨头戴宝冠，足踏莲花，或仰或俯，姿态不一。辽金时期盛行单体小型造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辽统和二十六年（1008）铜菩萨像、北京首都博物馆藏辽代铜观音像、1993年河北固安县于沿村金代宝严寺塔基出土一金二银三尊菩萨像、北京首都博物馆藏1964年北京丰台区瓦窑金代塔基出土瓷观音像等等，均为艺术精品。同类造像国内外收藏亦多。

进入元代，随着藏传佛教输入内地，汉、藏、蒙各民族艺术融合，从而形成了造像的新风格和新局面。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有尼泊尔人阿尼哥（1244—1306）。中统元年（1260）八思巴在西藏建塔，一批尼泊尔匠人来到西藏，其中就有擅长画塑的阿尼哥。他少读佛书，兼技艺优异，完工后即随八思巴出家，并相随来到大都，受到忽必烈的器重。当时“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 。至元十五年（1278）受命还俗，授大司徒，领匠作院事，一时宠遇无比，死后赠国公，谥敏慧。元代有许多西藏和蒙古的造像工匠来到内地。“如塑造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大小一百四十尊的禀搠思哥斡节儿八哈失，塑造青塔寺四天王像助手阿哥拨，铸造三德殿三世佛、五方佛等瑜石像，又制造文殊、弥勒布漆像的诸色人匠总管府总管杂儿只和奉文宗皇后命铸造八臂救度母等瑜石像的八而卜等，多是阿尼哥的徒弟” 。阿尼哥有汉人徒弟刘元，从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抟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 。所谓“抟换”即夹纻漆像。至于元代造像题材，以前汉地大乘佛教流行的主要是三世佛、三方佛、弟子、菩萨、罗汉、天王等，这一时期增加了西藏密宗信仰的白度母、绿度母、大黑天神、各类金刚护法以及男女合体的双神像，还有密教祖师莲花生、宗喀巴等造像。在制作方法方面，密教的多神信仰容许造像超越仪轨而做出更自由的发挥，例如观音的坐骑有麒麟、金毛狮子、羊等，文殊、普贤的天冠上出现了化佛等，都明显地丰富与变化了。至于造像的风格特征，黄春和总结说，“从题材上看，佛像特征表现为：头顶平缓，肉髻高隆，额头宽平，五官端正，肩宽体壮，四肢粗硕，衣纹简洁（萨尔纳特式手法），躯体光洁圆润，气势雄浑。菩萨像的特点是：形象媚妩，装饰繁缛，姿势优美，富于动感和肉感” 。北京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收藏有大量藏式金铜佛像，典型地反映了这些特点。在南方，杭州飞来峰是现存藏式造像较多的一处，116尊造像中藏式占46尊。后来清代朝廷崇重格鲁派藏传佛教，藏式造像再次得以流行，并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如北京市雍和宫乃是格鲁派上院与行宫，其殿堂建筑和造像都结合了汉、藏艺术特征。元代以来汉、藏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对于推进中国艺术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附带说明，辽、金、元在佛藏的整理和刻印方面成就巨大。辽圣宗太平元年（1021）得到宋刻蜀本《大藏经》，遂倡刻所谓《契丹藏》，有大字本和小字本，工作始于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道宗清宁五年（1059）完成主要部分 ，其后继续补刻，至咸雍四年（1068）完成。全藏五百七十九帙，改卷子本为折本，填补宋版不少缺本。《契丹藏》久佚，在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检修中发现十二轴，又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河北丰润辽塔中发现辽刻《华严经》等五部，分别是大字本和小字本遗存，得以了解其真面貌。这部大藏经对后代藏经和雕造石经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其印本东传高丽，适逢其地再雕《丽藏》，曾用以校补订正。《金藏》的刊刻始于熙宗皇统九年（1149）之前，由比丘尼崔姓女法珍发愿，信众资助，历时三十余年，至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完成。这是民间刻经的辉煌成就。全藏六百八十二帙，约七千卷，现存四千八百十三卷。1933年抗日战争时期偶然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印本，后经八路军抢救、转移得以保存。《金藏》具有重大价值，是新编《中华大藏经》的重要底本之一。又北京房山区石经山的石经是中国刻经史上的奇迹，雕刻始于隋代，至唐末中绝，辽圣宗时地方官韩绍芳奏请续刻，得到朝廷支持，遂募集资财，刻经事业大规模地恢复。现存石经中的《涅槃》《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都是这一时期刻成的，金代又陆续补刻，辽金遂成为石经雕刻再度兴盛时期。现存六千余则施刻人题记，有明确纪年的占四分之一，以辽代为最多，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次是唐代和金代，正反映这些时代刻经的盛况。元代也刻有《普宁藏》和《元官版大藏经》。西夏曾依据汉文《大藏经》翻译、编辑西夏文《大藏经》，于元初校勘、补充、印造；自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西藏，陆续翻译经典，元代根据萨迦寺八思巴所藏经本编成《那塘大藏》（写本），是第一种藏文《大藏经》。又，这一时期汉、契丹、西夏、蒙、藏等不同语文佛经的众多互译，不仅直接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也是民族间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

第四，辽、金、元时期居士佛教发达，对于推动文化、文学的发展起了多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这一时期战乱频仍，民族矛盾严重，时局动荡不安，形势有助于信仰心的滋长；另一方面，自宋代以来，居士阶层已逐渐成为支持佛教活动的主力，习佛逃禅的传统在这一时期被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元代作为统一王朝，蒙古统治者歧视、压制汉族知识分子，许多人不得不隐遁民间，逃避到佛教之中寻求精神寄托。这样，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有才能、有影响的佛教居士。

其中有些人如耶律楚材（1190—1244）、刘秉忠（1216—1274）等托身佛门，曾积极参与政事，其宗教身份和佛教信仰在政治活动中都发挥了积极影响。另有些人如李纯甫（1185—1231？）、胡长孺（1249—1323）等，热衷于阐发佛说，在思想领域有所建树。更多的人如赵秉文（1159—1323）、元好问（1190—1257）、赵孟頫（1254—1322）、冯子振（1257？—1314？）、袁桷（1266—1327）、虞集（1272—1348）、揭傒斯（1274—1344）等，是文学家或艺术家，有的是活跃在社会上的著名居士。他们从事文学著术活动取得的成就此不赘述。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宋代以来，佛教逐步衰落，直到晚清，文人居士阶层的活动有力地保证了佛教的文化水准，对于佛教的存续起了重大支撑作用。涉及这方面，本次会议有不少专论进行个案分析，帮助我们对于这一时期佛教发展情形，特别是居士佛教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座的一位学者在写作论文时曾对我说，通过对具体课题的研究，更深入地认识辽、金、元佛教与文化相关研究，可发掘的内容很多，待探讨的题目很多。发现更多的问题，意识到更多难点，这大概是每个人学术道路中必有的心得。用禅宗的话说，就是大疑才能大悟。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收获也在这一方面。辽、西夏、金、元佛教与文化相关现象的研究是个有待开拓的、具有广阔发展前途的学术领域，值得大家付出更多努力；而只要付出努力，必将取得更大的收获。

组织本次会议的香港能仁书院表示，将继续支持开展佛教文化研究，预定每年主办一次学术会议。希望这一想法能够实现，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给予支持。

（本文是作者2004年11月23日在香港能仁书院主办的“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总结发言） JH0NPpFPx1BGJHemoP+JhbGZf6FSpeCa1iAPskGkjQQInaC3LzhqjyXBfHqO7t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