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输入中国 ，不只是传播一种新的宗教，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学东渐”的巨大潮流，是古代中国人历时千余年、大规模地对于外来文化的吸纳，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壮举。佛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面貌，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受益匪浅。有一位外国学者总括说：“佛教是印度对中国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对接受国的宗教、哲学与艺术有着如此令人震惊并能导致大发展的效果，以至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整个结构。” ^[1]

概括说来，佛教对于中国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佛教向中国输入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僧团。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方外”组织的存在与活跃，对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印度学家查理斯·埃里奥特说：

佛陀的伟大实际成就，就是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这个团体叫做僧团，一直存在到今日，其成员称为比丘。他的宗教之所以能够持久，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组织。 ^[2]

当代荷兰学者许理和也指出：

佛教不是并且也从未自称为一种“理论”，一种对世界的阐释：它是一种救世之道，一朵生命之花。它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的传播，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修行团体即僧伽（ ）的传入。对于中国人来说，佛教一直是僧人的佛法。因佛寺在中国的存在所引起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和官方的态度、僧职人员的社会背景和地位，以及修行团体与中古中国社会逐步整合（integration），这些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在早期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

僧团梵名 （僧伽），意译为“和合众”“法众”等，是出家人以个体修道者身份、通过自由集合的方式而形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出家人“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 ，度过所谓“清净梵行”即弃绝所有世俗欲望和现世利益的生活。从理论上说，僧人不受世俗王法管束，也不对团体负有任何义务。所以如谢和耐所说：“对于个人来说，出家入道是一种思想和物质上的解放。” ^[4] 僧团这种组织形式，作为“方外”即世俗社会之外的团体，是游离于中国传统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等级专制政治体制的社会群体之外的。当然这只是观念上的要求，或者说是一种“理想”。从实际情形看，中国历史上佛教僧团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摆脱世俗政权的约束和管辖，真正完全超脱世俗约束的僧侣也是凤毛麟角。不过，这种“方外”组织的存在，它所体现的观念的存在，对于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所造成的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

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僧团规模十分庞大。据文献记载，北魏末年各地僧尼多达二百余万人；唐末毁佛，还俗僧尼达二十六万人。这还不算依附寺院的大量民户，如北魏的浮图户、僧祗户、唐五代的寺户，还有大量私度僧、尼和给寺院服劳役的行者、奴婢等。例如，唐代边疆地区的沙州（敦煌），据《新唐书·地理志》，开元年间户口数是四千六百余户，一万四千余口，另据九世纪中期吐蕃统治时期寺院当地文书，有寺院十七所，僧尼千余人，其时户口数不会距开元数字太远，这样出家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就近十三分之一；文献里记载敦煌寺户的资料很多，所占人口比例应当更大。宋元以后，僧、尼的绝对数量减少了，但人数仍相当可观。在出家僧尼之外，还有作为僧团外护的广大居士阶层。这样僧团就是庞大的、在专制国家世俗体制之外的特异的社会群体，它们实行特殊的戒律，遵守不同于世俗的伦理原则，成为历史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必然对社会生活、对思想观念造成重大影响，以致酿成各种严重社会问题（比如寺院经济膨胀对国计民生的干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朝廷几度采取毁佛酷烈行动的基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如此庞大的“方外”组织，参与者相当一部分并不是虔诚的信仰者。下层民众很多是因为生计无着而出家的，战乱、饥馑年月更是如此；上层人士则往往由于人生失意、仕途不利，还有改朝换代之际不仕新朝等原因而遁入空门。这样，僧团这种社会组织实际又是在世俗生活之外提供的另一种人生出路，树立起另一种生活“模式”。僧团实际代表一种不同于正统和世俗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生理想。因而单是这种组织存在本身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十分巨大的。所以佛教僧团被评价为令人惊异的“世界上的伟大力量之一” 。

至于僧团组织所倡导的伦理观念和人生理想的意义如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否原原本本地得以贯彻、实施？这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佛教向中国输入一种新的信仰。中国人接受这种具有系统教理支持、以实现普遍救济为目标的新信仰，相当程度地改变了精神面貌。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概括中国文化的特征说：

他们把法律、宗教、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

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礼教建立在朴素“天命”观基础上，“天人之际”是古代思想、学术的基本课题。“天不变道亦不变”，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天命、天道决定宇宙和人事的一切；而“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决定天命的则是先验的道德原则。相信天，相信命，也就缺乏个人救济意识。而佛陀不仅为人们树立了修道榜样，他作为“导师”“医王”，更给人指引解脱、救济的道路和前景。佛教是个人救济的宗教。

佛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自力”，即肯定个人求得救济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把成就佛果的根据主要归结到人的自身，而佛陀救世济人的愿力则是可靠的辅助和保障。佛教告诉人们命运不是上天决定的，也不是自然命定的，而是个体历劫轮回报应的结果。这当然有“宿命论”的意味。不过轮回只决定现状，而未来的命运则完全依靠自己，看你是否皈依三宝（佛、法、僧），发菩提心（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认真地“诸恶莫做，诸善奉行”等等。而且，无论修行还是得果，又都是不问品级高下、贫富贵贱的。这和中国传统的等级人性论又是全然不同的。佛经（《阿阇世王授决经》《贤愚经·贫女难陀品》等）里有个贫女一灯故事，说阿阇世王请佛，燃灯供养，具百斛麻油膏大量燃灯，自佛陀所在的祇洹精舍一直陈列到宫门口，而一贫女乞得二钱，点燃一灯，其炽盛却超过国王的千百灯。像这样的故事，必然会给贫苦无告的百姓以无限鼓舞，启发和坚定无数人的皈依心和信仰心。

特别是发展到大乘佛教阶段，随着新的佛陀观、佛土观形成，在“自力”观念前提下，又发展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自利利他的菩萨救度理想，并更加突出现世救济的直截和简易。观世音是菩萨观念的典型代表。他以无限慈悲和巨大愿力对陷于苦难的众生“闻声往救”，并且只要执持观世音名号（还有念《观世音经》、顶戴观世音像等）就可以得救。大乘佛教发展出净土信仰，在中国传播极广，宣扬净土信仰的《阿弥陀经》里佛说：

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这是说，一个人只要怀抱信心，无需任何其他努力，更无关任何功德，只要“执持名号”，临终时阿弥陀佛与诸菩萨就会降临，引导往生无限光明、安乐的净土。净土经典的这种说法，乃是彰显信仰效应的极端形态。中国的净土宗倡导“称名念佛”的“易行道”，和要求历劫修持的“难行道”相对比，更加体现救济的方便和简易。

这样，输入中土的佛教信仰给渴求救济的人提供了更加广泛也更加坚实的依恃，因此也就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

信仰是宗教的根本，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它指引人们的实践活动，成为社会活动的巨大原动力。佛教信仰赋予中国人精神世界新的内容，对于历史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是应当具体分析和评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佛教信仰给中国人灌输了敬畏心（比如畏惧轮回报应之苦）、忏悔心（佛教把忏悔当作解脱罪责的重要手段）、感恩心（比如感激佛陀的慈悲加护）、慈悲心（拔众生苦、与众生乐是菩萨的根本精神）等等，这些作为“宗教情怀”都具有普世的价值。它们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品质，丰富了人们的精神境界。佛教的救济观念又体现了民众解脱苦难的渴望，树立他们对于自身得救的能力和前途的信心。这种强调个人精进努力以改变命运的信仰和教理，大幅度地充实了中国传统思想意识的内容。

第三，佛教作为宗教，以其丰厚的思想、理论内容见长，其教理、教义包含丰富、复杂而细致的哲理和极其严密的逻辑论证。所以关于佛教有“智信而非迷信”之说。佛教这种注重学理的特征在中土注重理性的传统中得以发挥，佛教多方面地推动了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

陈寅恪指出：

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这是说，佛、道（道家和道教）二教在中国的思想、学术发展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佛教尤其显著。

佛教在古印度形成，在南亚和中亚地区发展，近代学术划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几个大的段落，出现众多部派、学派，结集出千经万论，这是内容极其复杂丰富、异说歧出的庞大的学术堆积。具有高度理论水平和精密思维方式乃是佛教教理、教义的特征。中国人以弘通的态度全面地传译了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各学派典籍。相对于中国思想学术传统上更注重政治、伦理，佛教在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方法论，特别是有关人的心性等诸多领域提出许多新鲜概念、观念、思想，见解深刻，体系严整，论证严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僧俗在本土传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理论基础上，对外来佛教教理进行批判、分析，先是形成发达的义学师说，进而建设起中国佛教宗派，培养出一代代卓越的佛教思想家，发展出汉传佛教的教理体系，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中国的思想学术内容。自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对于中国高层次的思想文化领域造成巨大影响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到唐五代这几百年间（自宋代佛教逐步衰落），佛教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重要而活跃的力量。在这一时期，重要大乘经论如《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涅槃经》和《大智度论》《中论》《成唯识论》等成为文人教养的必读书。佛教典籍向中国文人灌输了全新的思想，影响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如上所述，中国知识界接受的传统儒学教育重在政治、伦理，是“方内”的思想和学问，而佛典所展现的，宏观上宇宙之大、历劫之久，微观上蚁子之小、“种子”（意识）之微，无论是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玄想世界，还是深入细微、牛毛茧丝的理论思辨，对困于儒家繁琐章句的人们都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这种解放进一步成为许多人进行思想、文化创造的推动力。只要粗略地看看中国思想史就会发现，历史上这一时期做出重大建树、取得重大成就的思想家相当部分是出身佛教的（还有少数道教）。这也可以印证前面引述的陈寅恪的论断。佛学又成为后来宋儒构建“新儒学”的重要理论资源，而“新儒学”的形成乃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转变。

至于佛教对于一些具体学术领域如在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史学、语言学、逻辑学（因明）、地理学、美学、翻译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自然科学（例如天文历算、医药学）等众多学科的贡献和影响，内容丰富，成果众多，每一领域都需要做专门研究，这里就无力赘述了。

第四，佛教教理、教义里包含丰富的伦理内容，具有重大普世价值，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中国伦理思想与原则。这也是佛教在中土受到欢迎并得以扎根和发展的重要依据。

近代德国神学家、思想家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论及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佛教时指出：

首先，这当然是大乘佛教的热情伦理赢得了中国人的同情……佛教那种慈悲伦理的崇高与内在性使他们陶醉了。

佛教伦理自有其消极的一面，比如主张轮回报应，带有浓厚“宿命论”色彩；宣扬“忍辱”，不抵抗“恶”，姿态显得过于消极；在人生取向上要求离俗、出家，采取虚无态度，不仅不合中国传统孝道，也不合一般社会伦理，等等。但是另一面，佛陀的教义虽然要人“出世”，却又内含关注人生的热情，也多方面体现积极的入世精神。特别是发展到大乘佛教阶段，这种精神更得到发扬，其伦理的积极内容也得以更充分的发挥。

佛教本是在与婆罗门教相对抗、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婆罗门教实行黑暗、落后的种姓压迫制度。佛教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取消压迫和剥削，但其早期基本教理的“人我空”观念已内含人性平等意识，是与婆罗门教的种性理论相对抗的。发展到大乘阶段，更明确主张“自证无上道，大乘平等法” ，主张众生在业报轮回规律面前平等，接受济度的机会和可能平等，证得正觉没有高下贵贱之别而平等，等等。这是相当彻底的人性平等观念，是人类人性理论发展中的重大成就。这种观念全然不同于中土传统的等级人性论，传入中国即成为思想领域“平等”理论的宝贵资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在中国历史上曾是动员民众反抗阶级压迫的口号。基于这种观念，又主张对于一切“有情”无差别地慈悲为怀、关心与尊重。这也是极富于人情味、又具有实践意义的伦理原则，在中国加以宣扬，也造成广泛影响。

中国佛教在伦理层面突出发扬了大乘重现世、重人生践履的精神，要求“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大大消减了佛教教理本来具有的悲观、出世色彩。特别是佛教发扬慈悲、平等、施舍、护生、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等理念，历代佛教信徒救死扶伤、救荒济贫、救济鳏寡孤独、修桥铺路、植树造林、创办社会救济机构等善举，在中国古代社会救济和环境保护事业中，往往成为创始的或主要的力量。这样，佛教伦理虽然有其消极内容并造成相当的负面影响，但无论是观念还是实践又都具有重大普世价值，丰富了中国传统伦理体系，对于社会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佛教有力地推进和丰富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工艺等领域的发展。在佛教滋养下，这些领域取得了诸多重大成果，积累下宝贵的遗产，成为后代可资借鉴的文化财富。

法国学者里奈·格鲁塞特称佛教为“东亚无与伦比的虔诚的和人格性的宗教”，并说这种教义“通过佛教艺术本身，它们赢得了民众的情感” 。这就把佛教文学艺术看作它得以征服群众的主要凭借之一。

佛教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本来就具有优异、丰厚的文学传统。外来佛教作为文化载体，输入了印度和中亚的文学成果。大量汉译佛典具有浓郁的文学成分，其中包括纯正的文学（更多是富于文学情趣的）作品，被称为“佛教的翻译文学”。作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产物，这些作品具有迥异于中土传统的鲜明特征。被中土文人接受，实现两大优秀文学传统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外来的“翻译文学”在主题、题材、体裁、人物、情节、事典、语言、表现技巧和手法等众多领域给历代文人创作提供了广泛、丰富的借鉴。晋宋以来，历代优秀作家大都得到佛教的滋养，如谢灵运、沈约、王维、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苏轼、王安石、黄庭坚、李贽、龚自珍、谭嗣同等，都是一代文坛宗主、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无例外地都热心结交僧侣、研读佛书、热衷佛说。佛教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这些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从历史发展总体看，在儒家经学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环境中，佛教的宗教生活、宗教思想对于突破统治思想束缚又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佛教是推动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佛教是外来文化的载体。中国的佛教艺术，如石窟、塔寺等建筑，佛教雕塑、造像、绘画、书法等，取得了极其卓越的成就。中国艺术以佛教为津梁所吸取的，不只是印度和中亚的，还有远至伊朗、希腊的艺术成果。历代艺术家和工匠们积极地汲取、消化外来滋养，推陈出新，创造发挥，实现了中外艺术传统广泛、深入地结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艺术传统。

第六，也是意义十分重大的一点，即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佛教在历史上又成为中华民族各民族间团结与融合的津梁，促进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也是与周边各国友好交流的纽带。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经过历史上长期不断融合而形成的。在这长远过程中，佛教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又，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广大领域内部南北、东西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促成和巩固国家统一十分重要，佛教也是这种交流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分裂割据状态，终究归于统一，佛教所提供的各民族的共同信仰，佛教伦理中的慈悲、平等、和平等观念，成为促进、维护这种统一的重要力量。

西晋灭亡，“五马渡江”，北方陷入所谓“五胡十六国”少数民族割据与纷争状态。这也是中国佛教广泛传播、步入兴盛的时期。当时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些原本活跃在北部的边疆民族大举南下，造成民族迁徙的浪潮。他们在传统的中国本部建立政权，各民族混居杂处，成为佛教传播的有利机缘。对于这些民族来说，“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他们对佛教怀抱一种特殊的认同感、亲切感，因而他们接受先进的中国文化，佛教是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佛教有力地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和伦理水平，又成为促进他们迅速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推动力。当隋代再度实现统一之后，这些已定居中土的民族的居民绝大多数都顺利地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居民之中。

统一、繁荣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兴盛的时期，也是国内各民族和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发达的时期。玄奘西行求法，同时向西域各国和印度宣扬大唐声威，介绍中华文化，其成就辉耀史册。唐王朝与海东的“三韩”、日本密切交流，佛教是重要内容。唐王朝周边诸族，如东北的渤海、西南的吐蕃都接受佛教。唐王朝版图内部更是佛教兴旺发达，敕建佛寺遍布寰宇。这也成为文化统一的表征。佛教对于这种统一起了促进和保证作用。

后梁贞明二年（916），契丹族领袖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内蒙古通辽市八仙筒一带）筑坛即帝位，以族名“契丹”为国号，建元神册。两年之后，采纳汉人韩延徽建议，在黄河流域契丹故地建“西楼”（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为皇都，得汉僧五十人，建天雄寺；至天显十三年（938，后晋天福三年），改西楼为上京临潢府，“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城南别作一城，以实汉人，名曰汉城，城中有佛寺三，僧尼千人” 。天显十一年，契丹从后晋夺取燕云十六州，领地扩展至长城以南传统中国本部地区；大同元年（947），建“大辽国”，其政治、经济中心迁移到燕京（今北京市）。这本是唐代以来佛教兴盛地区。辽代大兴佛教，周叔迦总结说：

契丹接受汉族的文化，以佛教成为主流。

陈垣也指出：

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观缪（荃荪）、王（仁俊）二家所辑遗文，属佛教者殆十之六七。

建立金国的女真族则在开国以前已从高丽、渤海国输入佛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自金人兴兵后，虽渐染华风，然其国中之俗如故。已而往来中国，汴洛之士，多至其都，于是四时节序，皆与中国侔矣。

后来南下灭辽，占领辽国故地，完全继承了辽国崇佛遗风。天会四年（1126）灭北宋，占领汴京，又受到宋代佛教的影响。南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洪皓作为大金通问使使金，被羁留十五年，后来遇赦放免 ，回朝后作《松漠纪闻》，其中描写当时金国奉佛情形：

金俗奉佛尤谨。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坐。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曰太平、招提、竹林、瑞像。贵游之家多为僧，衣盂甚厚。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出则乘马佩印，街司、五伯各二人前导，凡僧事无所不统，有罪者得挞之，其徒以为荣。出家者无买牒之费。金主以生子肆赦，令燕、云、汴三台普度。凡有师者皆落发，奴婢欲脱隶役者，才以数千，嘱请即得之。得度者亡虑三十万。旧俗奸者不禁，近法益严，立赏三百千，它人得以告捕。尝有家室，则许之归俗。通平民者，杖背流递。僧尼自相通及犯品官家者皆死。

至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进一步加速“汉化”过程，佛教也得到大力支持，发展迅速。辽国旧地燕云十六州一带本来流行南山律宗和华严宗，金国疆域扩展到中原，大批禅宗“南僧”北上，在燕京建立禅寺。《大金国志·浮图》条谓：

浮图之教，虽贵戚望族，多舍男女为僧尼。惟禅多而律少。在京曰国师，帅府曰僧录、僧正，列郡曰都纲，县曰维那。披剃威仪，与南宋等。所赐号曰大师，曰大德，并赐紫。国师者，在京之老尊宿也，威仪如王者师，帝有时而拜，服真红袈裟，升堂问话讲经，与南朝等。

金代禅宗流行，所行威仪、制度谨守汉地传统。金代佛教也是女真人接受汉地文化的重要部分。

占据西北一隅的西夏自十六国前凉就是佛教发达地区。又地处河西走廊，历来是佛教输入的孔道。西夏势力延伸到今青海北部，是藏族活跃地带。西夏政权尊崇佛教，汉传与藏传两系佛教同样得到大力支持。西夏是相当典型的多民族构成的政权，佛教对于联系、统合各民族同样起了重大作用。

蒙古族早自兴起的成吉思汗征战时期，汉传和藏传佛教僧侣即已在其诸部活动。力图创建世界大帝国的成吉思汗给予各宗教平等待遇，佛教也得到优遇。成吉思汗兴兵南下，首先经营西北甘、藏地区，灭西夏，攻大理，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回纥人、党项人、吐蕃人信仰藏传佛教。正是在攻灭西夏过程中，蒙古人和藏传佛教萨迦派建立起联系。贵由汗二年（1247）正月，大汗窝阔台（太宗）次子、西凉王阔端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举行了对蒙、藏双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盟，确定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后来蒙古人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大力尊崇藏传佛教。虞集指出：

我朝秘密之兴，义学之广，亦前代之所未有。

在蒙元统治者支持下，藏传佛教传入中原，对后世中国的发展造成多方面重大影响。蒙元朝廷同样支持汉传佛教。汉僧海云印简曾得到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汗、蒙哥汗开国四位大汗的礼重。辅佐成吉思汗的辽贵族后裔耶律楚材是著名临济宗师万松行秀的俗弟子，辅佐忽必烈的刘秉忠经天宁虚照禅师遣徒剃度，法号子聪，对创制元朝一代典章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忽必烈正式继位前治理汉地，“仪文制度，尊用汉法” ，尊崇汉传佛教也是其重要内容。元朝廷优礼汉族名僧，对汉地寺院采取赏赐土地、蠲免赋税等措施加以支持。黄溍曾记载杭州一地情况说：

至元十一年肆命宰臣，会师南伐，不三载而胜国之社遂墟。二十一年，有旨即其故所居杭州凤皇山之行宫，建大寺五，分宗以阐化。其传菩提达摩之学者，赐号禅宗大报国寺。乘法力以畅皇威，宣天休以隆国势也。比丘妙齐承诏开山，朝廷既授以田若干亩，而蠲其税赋。齐复置宜兴庄田若干亩，而赀用日益丰。

这是说当时曾给宗派佛教建寺；所谓“建大寺五”，据“《（成化）杭州府志》云：宋故宫寝殿基为尊胜寺，和宁门基为般若寺，后殿基为小仙林寺，垂拱殿基为执国寺，与元兴（寺）而五” 。元代汉僧活跃，在文化领域取得重要成绩。

女真族后裔满族建立清王朝。清初的几位皇帝都热心接纳、推尊汉僧：顺治曾从南方召请名僧玉林通琇、茆溪行森、木陈道忞入京，问法谈禅，并一度有意出家为僧；康熙本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对佛教怀抱相当理性的态度，但他作《重修天竺碑》有云：“能仁之量，等于好生；佛道之成，关乎民隐，不其伟欤！将使般若之门，随方而启，仁寿之域，举世咸登，有其兴矣，曷可废哉！”雍正热衷习禅，编定《御选语录》前、后集共十九卷。在后集下序言里，他写自己事佛和开悟经过，曾说：“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 乾隆南下江南，北上五台，每到一处启建道场，驻足名刹，礼接僧人。清廷推尊佛教，显然有政治上怀柔被统治各民族的目的，但客观上也起了团结、融合各族民众的作用。

清廷对藏传佛教表示尊崇，优待蒙藏大喇嘛。康熙坦率地说：

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和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清礼亲王昭梿也说：

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

这样，崇奉藏传佛教乃是安定蒙藏边疆的国策。清代执行这种策略是成功的。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尽管多次出现分裂割据局面，但观念的统一、文化的统一，一直是恢复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固保证。而佛教正是这种统一的文化与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给中华民族各族民众提供了统一的信仰，虔诚的信仰形成民族融合与团结的重要精神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各国、各民族所进行的交流中，佛教是重要部分，又是实现交流的纽带。汉传佛教在三韩、日本、越南传播、发展、扎根，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和它们各自的发展面貌，对于所谓“汉语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佛教直到今天仍然是促进各国、各民族友好、和平、互利、合作的桥梁。

总之，佛教无论是作为社会组织形式，还是作为信仰、伦理与文化，都是整个人类历史所积累的宝贵财富。在历史上，中国人接受佛教，实现了印度与中国两个伟大文化传统的交流与结合；佛教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土壤上发展，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创建了汉传佛教一大体系，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大幅度地丰富、促进了中国文化诸多领域的建设和发展，推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与巩固；汉传佛教对世界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团结。当然，作为历史产物，佛教必然有其局限，有消极、落后的方面，但是从主导方面看，佛教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漫长、曲折进程中的产物，成就巨大，成果丰硕。佛教乃是人类创造的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值得珍重，值得认真地总结与借鉴。

（本文是作者2005年7月2日在日本京都大学远东地区文化交流研究会主办的“文化中的‘自己’与‘他人’——与异文化的接触”讲演会上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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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勒卢瓦·戴维森《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 A Cultural History of India ，Edited by A. L. Basham，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Delhi, 1984），第669页，闵光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2] 《印度教与佛教史纲》（Charles Eliot： Hundusm and Buddhism ， An Historical Sketch ）第1卷，第342页，李荣熙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3] 《佛教征服中国》（Erich Zürcher： The Buddhist Conguest of China ：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第2页，李四龙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4] 《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Jacques Gernet： Les aspect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 ^e au X ^e siècle ），第199页，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Wzpd+jYzb3NEUCL2tAx/SfGgE4F8qTHUpW3uMQTVqIl6sj+zfaKf/XZz0cxSa7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