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尚永亮

学问是需要积累的，一个课题，倘能在完成之后仍不断思考，不断深化，就可能打造成精品；学术观点是需要坚持的，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即使遭遇异议，也不轻易改变或放弃，才能于不断完善后成一家之言。近读张勇教授的《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新论》，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

这是一部在十年前旧著基础上增订而成的新著，由六章二十二节及导论、结论和两篇附录构成，全面探讨了柳宗元的儒教观、佛教观、道教观、三教融合观及其形成的文化背景、对后世特别是宋代儒学的影响。在旧著的《序》中，洪修平教授认为：“张勇博士的《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对于理解儒学的发展、唐代的三教关系，乃至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都显示出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表现了作者把握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独特的学术眼光。”对洪教授这一平实而准确的评价，我深以为然，故不拟赘言；需要指出的是，张勇不像某些学者那样，一部书出版后，就算完成了任务，转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而是围绕旧著提出的相关问题，不断深化思考，相继发表了多篇“柳学”论文，并校点《河东先生集》，撰写《贝叶与杨花：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儒佛道哲学的诗性智慧》《杜光庭》《坛经详解》等著作，由中心到周边，点面结合，就柳宗元与唐代三教关系及道、佛二教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进行更系统的研读和探究，这就使旧课题有了新内容，旧思考有了新深度。在这部新稿的若干章节中，在附录之《柳宗元的孔子观》《柳宗元的孟子观》中，上述成果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另一点，是作者对旧著所持观点的坚持和完善。十年前，该著即明确提出：“柳宗元是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他与佛教的宗密、道教的杜光庭并列为三，分别代表了各自立场之上‘三教融合’的方向。”这一观点和评价，突破了传统看法，在“柳学”研究中有很大的创新性；但也因此招致了一些不同意见，有学者即认为此一观点“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大概正是缘于不同观点的碰撞和激发，使得张勇潜下心来，再度细读柳集，并对与课题相关的佛、道二教之代表人物和典籍进行考察，撰著了前述诸成果，以形成对旧有观点的支撑；而其更重要的成果，则在于发表了《柳宗元：唐代三教融合思潮中的儒家代表》（《孔子研究》2010年第3期）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详细考察了三教融合的原则与方向、三教关系张力下的宇宙本体论、三教融合视域中的心性论，深入梳理了柳宗元“夷夏若均”“伸长黜奇”“用以佐世”的主张，论述了其“惟元气存”“一以统同”等宇宙认知，特别是从心性论角度，在与韩愈、李翱等人比较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柳氏的“性静”观，实乃以儒融合佛、道的心性津梁；另一方面则以柳氏一再标举的“志”“明”为关键范畴，从三教之源、道德理性、人格理想诸端详加分析，认为：“‘明’的内涵决不仅仅是《中庸》所谓的‘明善’，它更吸收了佛家的‘明心见性’、道家的‘归根复明’思想，指圣贤心性之中所涵摄的洞彻宇宙、人生真相的无上智慧。”“‘志’与‘明’，一刚一柔，一动一静，一向外追索一向内收敛，前者更近于儒家而后者更近于佛道，刚柔、动静、内外‘应变若化’，从而成就其‘圆外方中’的人格理想。”平心而论，这一结论是深刻的，论证过程也是颇具功力的。作者将这篇文章作为全书的导论，提纲契领，既是对旧著观点的深化，也是对新著立论的彰显。当然，此一立论也许还会引起学界的讨论，但这是好事，只有不断讨论和争辩，学术才能进步。

张勇有着宽广扎实的知识背景，他先在中文系打牢基础，又入哲学专业深造，最后又回归文学，这种跨学科的经历，使他在看问题、作文章时，往往敏锐而灵动，求实而富于思辨。大概正是这些特点，以及他在“柳学”研究上的建树，在2017年西安举办的第八届柳宗元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被推举为中国柳宗元学会的副会长。实至名归，此之谓也。其新著即将出版，索序于我，却之不恭，聊布数语，既志同道之谊，也希望张勇能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是为序。

己亥初冬于珞珈山麓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