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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生平及其诗歌创作》一章中，简单地勾画了李白的一生和他各个时期的创作，目的在于通过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之后，大略窥知他的思想和产生其思想的社会背景，明了其创作的发展规律，以及作为“主观型”诗人的李白，其创作与个人遭遇、时代风云的关系等等。总之一句话，做到知其世而论其人。《文心雕龙·知音》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真正做到正确评价李白其人与其诗，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对李白及其诗歌的研究，历来存在着两种极端化的倾向，一曰非政治化，二曰泛政治化。非政治化从思想内容上基本否定李白其人其诗；泛政治化则认为李白的诗无非讽兴时政之作，其诗都含有政治性的寓意。这两种倾向都源自儒家对诗歌的传统主张，又殊途同归，都起到了损害李白其人其诗、歪曲李白其人其诗的作用。
儒家的诗教，认为诗应当“言志”，“诗者，志之所之也”（《礼记·乐记》），意思是说诗歌应当是诗人之志的体现，“志”的含义，侧重在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志向、抱负等，即传统的所谓“事父事君”“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等等。持非政治化观点者认为，李白的诗无干政教，伤于人伦，从而否定李白其人其诗。儒家又认为诗应当借比兴以言志，托物以寓意，美人香草，花木虫鱼，无非都是诗人寄托理想、讽兴时政之物。持泛政治化观点者，几乎无限制地扩大李诗比兴的范围，将一些原先不包含政治寓意的诗，加以曲说比附，人为地涂上一层政治色彩，给诗人生造出原来并无的政治用心，似乎李白是“一饭不忘君”的孤臣孽子。
泛政治化的倾向姑置不论，此处单论非政治化倾向。举几个例子。
白居易论李白云：“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与元九书》）
元稹论李白云：“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白、元都是“扬杜抑李”论者，但持论似不尽相同。白居易的“风雅比兴”指美刺传统，他批评李白诗“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指李白诗歌无关于时政，不涉民生疾苦。元稹貌似仅从艺术上否定李白，但如果揣摩其对杜甫诗歌“铺陈终始”“风调清深”的盛赞，事实上也是对李诗无关国事的责难。
王安石云：李白“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冷斋夜话》）。罗大经云：李白“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鹤林玉露》）。近人汪静之亦云：“李白可说没有一首关于时事的诗。”
对李白批评得十分具体，但都严重地不符合事实。
对李白某首诗歌的评论也是如此。例如写于安史乱中的《扶风豪士歌》。诗中有云：“雕盘绮食会众客，吴歌赵舞香风吹。……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胡震亨评云：“洛阳光景作快活语，在杜甫不会，在李白不可。”（《李诗通》）郭沫若批评说：“扶风豪士不知道是什么人，看来也不外是一个逃亡分子，并不能算作什么‘豪’！但李白不仅誉之为‘豪士’，而且还跟着一道胡闹——大开酒宴，吴歌楚舞，脱帽在手，抛向空中，却自比为张良，实在是太不成话！”
孔子为人，有“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的习性，研究者以为，在洛阳残破、百姓流血的日子里，李白也应该兀坐愁城，甚至掩泣泪血才是。
千余年来的“扬杜抑李”论，即来源于对李白其人其诗严重的误解和歪曲，甚至将李白诗歌的艺术风格归纳为“飘逸”，其中未尝不包含着贬义。
李白在后人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其实，正如陶潜并不那么“静穆”，李白也不那么飘逸。认为李白浑身飘逸、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甚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实在是读李《集》未熟、严重地误解古人而妄立此论。
李白其人其诗，诚如多数评论家所说，十分复杂，充满矛盾。他集儒、释、道、纵横等各家思想于一身，又好击剑任侠，又想弃文就武，又宣扬人生若梦，主张及时行乐、耽酒好色。他多次以孔子自喻，却也多次嘲笑孔子，更看不起“白发死章句”（《嘲鲁儒》）的小儒。他热衷于学道求仙，而且受过道箓，炼过丹，但他对神仙之事又表示怀疑，甚至多次批判唐玄宗迷信神仙。他“遍干诸侯，历抵卿相”，满世界寻求政治出路，却又反复说要隐居，要出世，要去寻找桃花源。李白其人的思想真像一个大杂烩，反映他思想的诗歌，也如一团乱麻。
但是，李白其人其诗，复杂性中有他的单纯性，矛盾性中有他的统一性，在他形形色色的思想中有一根巨大的红线贯穿始终，这就是盛世激发起来的雄心壮志：要实现伟大的抱负，建立不朽的功勋。一念之贞，终身不渝；欲罢不能，至死方休。在这一点上，他与屈原、杜甫一样，同所有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他们的一生，其追求政治，如同一场热恋，一场苦恋。只有理解李白的这种品格，才能理解他的诗。
李白一生漫游四方，或以为他优哉游哉，超然飘然，似乎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安乐公子、富贵闲人。其实并非如此。李白的漫游四方，是为了寻找一位荐主，一位能够识拔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寻找一位荐主，方有出头之日，这在当时是一种风气，其作用等同于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的重要辅助。孟浩然诗云：“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田园作》）即可见一斑。为了寻找政治出路，李白长年在外奔走不息。他未尝不恋故乡，却辞亲远行，一去忘返；他和许氏夫人伉俪情深，许多赠内诗（如《寄远十二首》）写得何等缠绵悱恻，但他一外出就是两三年不归；他对子女充满了父爱，《寄东鲁二稚子》等诗可谓舐犊情深，但他却长年抛下他们。即使在居家时写的一些闲适诗中，我们也可以感到有一种思想感情在他心中起伏激荡，这就是深恐辜负明时，虚度此生。他屡屡悲白发，惜朱颜，“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惜余春赋》）。即使他在闭门读道书、静谈《秋水篇》时，也不能真正安静下来，因为转瞬之间他又可能不安于此，热血沸腾。魏晋之际人也惧时光流逝，“秉烛夜游”为的是增加游乐的长度和密度，反映出来的士人心理是一种世纪末的气氛，与李白、与盛唐大多数士人的心理判然有别。被大唐盛世刺激起来的用世热情使李白不得安生，在唐王朝的广大国土上，在六十三年的人生道路中，他实际上是在不停地奔波、寻觅、追求，甚至冒险，如同“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如同屈原“上下求索”。李白一生确实遍历名山大川，写了许多优美的山水诗、风景诗，但我们说这些山水诗、风景诗只是李白人生追求的副产品殆不为过。他在《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写道：“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在《赤壁歌送别》中写道：“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在《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中写道：“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将欲继风雅，岂徒清心魂？”可见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大部分目的，是为了“壮心魄”“清心魂”“挥斥幽愤”，是为了取得灵感和形象，以抒写他的豪情壮志，寄托他深远的愤慨。
与李白只知“狂醉于花月之间，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的说法相反，李白恰是一位社稷苍生始终系于心胸者。
按着李白生平经历考察其诗歌，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开元前期，唐王朝政治开明，如日中天，李白诗歌中也呈现出一派天朗气清、风和日丽景象。开元十三年（初出蜀）到开元十八年（初入长安）之间的大部分作品，很少感慨，更无牢骚，即使抒写离情也爽朗明快，使人读了心旷神怡，如有名的《金陵酒肆留别》。开元十八年以后，唐王朝本来潜伏的阴影逐渐出现，或者说，李白通过个人的遭遇感受到了这些固有的阴影，于是他的诗歌中便呈现出明暗交错、悲欢杂糅的色调，《行路难》《梁园吟》《梁甫吟》《将进酒》诸作最为典型。此期作品中，感慨渐多，牢骚渐大，但远未到幽愤深广的地步，旋发牢骚，旋又自解，留一个憧憬的、希望的尾巴。天宝中，唐王朝乌云满天，黄风匝地，李白诗歌中也出现了阵阵闪电和雷鸣，《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战城南》《雪谗诗赠友人》诸诗最为典型。到了天宝季叶，大乱将起，唐王朝祸在眉睫，形势危如累卵，李白诗歌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幽愤深广的特点，《远别离》《古朗月行》《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诸诗最为典型。可以说，李白的诗歌与唐王朝的时政和国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真是如月在水，如影随形。
正因为李白时刻关注着时政的清浊和国运的盛衰，所以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开元中期，他首先对朝廷的广开才路发生怀疑：“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三首》其一），《蜀道难》中三复其辞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也是对找不到出路愤怒的抒发。此后，李白对唐朝廷杜塞才路、亲佞远贤的弊政发出一次比一次尖锐的抨击和批判：“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五“燕昭延郭隗”），“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嫫母衣锦，西施负薪”（《鸣皋歌送岑征君》），“伯乐剪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天马歌》），绝命诗《临路歌》更是对一生坎坷困顿的控诉。再说时政国事。李白在开元后期即警觉到玄宗渐重边功、屡事征伐的后患无穷，当边庭捷报频传之日，李白不以为喜，反以为忧：“君王制六合，海塞无交兵。壮士伏草间，沉忧乱纵横”（《邺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羌戎事未息，君子悲途泥。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赠从弟冽》）。天宝中，李林甫、杨国忠擅权于内，安禄山拥重兵于外，国事日非，李白的诗歌或借咏史（如《苏台览古》《越中览古》等），或直揭时事（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透露出他对国事的殷忧。北上幽州之后，李白心中更充满了社稷倾危在即、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之感，忧时伤事之作更多，“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就是他对安禄山必反的斩绝判断，甚至发出了“明年祖龙死”《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一“郑客西入关”）这样的预言。果然两年不到，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对盛唐时局即将发生重大转折所产生的不安感、不祥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焦灼和痛心，盛唐诗人的作品均有反映，但仍以李、杜二人的作品表现得最频繁，最深沉，也最强烈。
论者或以为李白其人出世思想很浓厚，其诗歌也交织着入世和出世的矛盾。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并不是说李白其人并无出世的思想，也不是说李白诗歌中的出世、入世思想的矛盾微不足道。需要指出的是：入世和出世的矛盾在李白思想中不是一半对一半（也不是任何比例可以判分），更不是静止地对峙着，而是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个人的遭遇不断地消长着、变化着。总的说来，开元时期诗歌中反映出来的出世思想较淡，天宝时期较浓，天宝末期（安史乱起前）最浓。每一次从政活动之始（天宝初入朝待诏翰林，至德初入永王幕府），他总是意气风发，精神昂扬，出世思想几乎消失得踪影皆无，甚至当他从事干谒活动之始（开元中一入长安、流放夜郎遇赦之初），出世思想在其诗歌中就如同烟雾，挥之而去。随着情况的变化，出世思想又招之即来，出现在他的诗歌里，而当失败成为定局，沉重的打击降临时，出世思想就会充塞于他的诗歌。北上幽州欲向朝廷建言的打算破灭后，他高唱着“远别离”“去去复去去”（《拟古》其十二），下定决心要与朝廷断绝。但安史乱一起，他即借口“避乱”，跑到余杭郡去鼓动徐王延年有所作为。“东海钓鱼”（《猛虎行》中李白以喻他策动徐王延年）不成，他死心踏地隐于庐山，但永王使者一到，即刻又随着下山，“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彻头彻尾的入世姿态。在李白一生中，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他几乎是一边说着出世的话，一边又在作入世的打算。终李白一生，他并没有真正地为世所用，他说：“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就是李白出世、入世的真情所在。
李白诗歌中的出世思想、人生如梦、及时行乐以及种种携妓纵酒行径的表现，都可以作如是观。当然，以上思想的消极作用是明显地存在着的，可以做另一种形式的甄别和剔除。但是，细心的读者应当领会到，在李白寻欢作乐、放浪形骸诗篇的背后，有一个痛苦的、悲愤莫名的心灵存在。尽管出世的话说过千百次，李白终于没有出世；尽管花前月下寻欢作乐，一醉累月，李白终于没有堕落；尽管他的政治热情往往是高自标置，怀着个人的虚荣，甚至饥不择食，李白终于没有同流合污。这就说明李白其人其诗无论多么复杂，自有他的主心骨。他是一个抱有伟大理想的诗人，富于用世热情的诗人，对国家和百姓的命运极为关心的诗人。李白和杜甫同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其思想的主心骨是相同的，虽然他们的诗歌创作千差万别。
正确地评价李白其人其诗，应该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