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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儒学发展这个题目中“发展”这个词，容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儒学的发展是一帆风顺的。其实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就知道，儒学的发展是充满危机的，曾一度陷入困境，它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我想讲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冲击和挑战，就是要看看近百年的儒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在什么样的文化环境中，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冲突，在怎样的情境中成长、发展的。
20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次挑战。第一次是清末到民初的政教改革。我们知道，1901年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倡导全国建立新式学堂，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举措。在清政府的倡导下，老的“儒学”慢慢衰微了，这里讲的老的“儒学”，是指当时的一种学校，就是培养儒生、进入科举体制的儒学学校。
全国大办新型学堂这个举措是对科举制度一个很明确的挑战。到1905年，更重要的事件就是清政府决定结束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对儒家的生存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可以说，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儒家思想和文化能够得以生存有三个重要的基础：第一个基础是国家、王朝宣布它为意识形态，正式确定儒家的经典是国家的经典，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是教育制度，主要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规定了儒家经典是文官考试制度的主要科目。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流行的这种家族的、乡治的基层社会制度。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儒家的生存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1905年以后，虽然科举制度结束了，但是清政府仍然决定在所有学校保留经学的课程；要求学校继续在孔诞日能够祭祀孔子。这点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改变了，辛亥革命以后，在蔡元培主掌教育部以后，就决定要废祀孔、删经学。我们一般讲的“尊孔读经”的教育，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遇到了挫折。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儒家遇到了第一次重大的冲击和挑战，第一次陷入困境，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触及根本性原则的一个困境。
从清末到民初，在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上，虽然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舞台，但是儒家思想和文化仍然保留在伦理精神的领域。时隔不久，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兴起，这就是我们讲的儒学遭遇的第二次冲击。新文化运动高扬批判、反思、启蒙的旗帜，这种启蒙就是引进近代西方文化的一种文化启蒙。在这种启蒙里，它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一个对立面的，特别是把儒家文化、礼教作为一个重要的、批判的对立面，这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当时甚至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样一来，从清末到辛亥革命，从政治教育的舞台退出后，继续保留在伦理精神领域的儒学，遭受了第二次重大的挫折。我们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时对儒学的一种放逐，延续到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清末到民初的“放逐儒学”的运动，把儒学从伦理的、精神的领域中继续放逐出去。因此，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的整体已经离散、飘零。那么，儒学怎样生存呢？这变成了儒家文化在近代社会变化里碰到的一个大问题。第二次冲击和挑战来自于新文化运动。
第三个重大的冲击，我想就是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合作化、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造了旧的、以宗族为中心的乡村秩序。因此近代有些学者就说，儒家所有制度性的基础，都被斩断、拆解了，失去了这些基础以后的儒学已经变成一个游魂了。这个“游魂说”，讲的就是儒家思想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近代文化的变革中被斩断，原来的社会基础全部被改造了。革命带来的乡村改造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另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文化大革命”，随着“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批林批孔”运动的出现，各种对于儒家、孔子的荒诞的、政治性批判接踵而来，这可以说是对儒家文化的更大的冲击。所以，把政治革命、社会改造和文化革命放在一起，我们说这是第三次冲击和挑战。
在20世纪，第四次冲击就是改革开放前20年。如果熟悉从1978年以后所经历的第一个10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动员期，就会知道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动员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股启蒙思潮。这个启蒙思潮呼应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以批判传统作为主要基调的，儒家被当作了现代化的一个对立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功利主义盛行，对整个儒家以及中国文化的传统，也形成了有力的冲击。如果我们粗分，我想20世纪的儒家思想文化经历了四大冲击，这四次大冲击对于儒家文化的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
那么大家就要问，是不是20世纪这100年，对儒家文化仅仅是冲击，而没有机遇？虽然冲击也可以当成机遇，但就历史环境来说，应该说是有一个重要的机遇期，这个机遇期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也就是以抗日战争为主的这个时期。因为这个时候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保卫民族和复兴文化当成第一等的事情，因此保家卫国，弘扬民族文化，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个文化基调，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儒家思想也抓住了这次机遇，实现了一些发展。
我讲的第二个大问题，叫回应和建构。我们粗略地把儒学百年的历程分为四个冲击和一个机遇，也就是说百年历史可以分成五个阶段。儒家思想在20世纪的历程，以及面对这些冲击挑战所作的回应，也可以说是对应着这五个阶段展开的。对每个阶段，我只撷取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并没有面面俱到，也不作系统性、学术性的论述。
第一个阶段我们第一个要说的人，就是康有为。康有为关于孔教的设想，其实在辛亥革命以前已经有了。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他把这个问题提到更突出的位置，他自己或通过他的学生几次提出法案，要立孔教为国教。我觉得，这个做法自有其用意所在。从《兴学诏书》到1905年教育宗旨，再到1912年蔡元培主持教育部的时候，实行政治和教育的全面改革，在打击面前，儒家已经失去它从前所依托的政治和教育的制度基础。因此，儒家需要在一个新的框架里找到它能够生存、能够发挥作用的基础。康有为想到的方案就是宗教，因为在西方近代文化的框架里面，基督教还存在，也有把基督教定为国教的例子。因此他就想在新的社会结构方式中设计一个新的制度，使儒家能够发挥作用。这就是立孔教为国教说，我们称其为康有为的“孔教论”。在第一个阶段，康有为是第一个回应的代表人物。这个回应我们也可以叫作对儒学困境的“宗教的回应”。当然这个回应可以说失败了，因为他的法案和建议都没有通过，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儒学在百年历程中回应冲击的第一个环节，是儒学在第一个阶段所做的努力。
第二个阶段当然就是新文化运动了。新文化运动到了后期，有一些新的变化，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西方有识之士对文化进行反思，以及当时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出现。这使当时一些优秀的、一流的知识分子也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在这阶段出现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梁漱溟。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可以说是第二次回应的代表性著作。这个回应不是“宗教的回应”，而是“文化的回应”，文化哲学的回应。他认为，虽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应当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可是儒家文化和它的价值代表了人类最近的将来的需要。这个最近的将来，指的就是一种儒家社会主义的文化，因为他所理解的儒家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又包含了儒家的价值。所以他说，西方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和自然界、人和物的关系，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比如说社会主义要解决劳资纠纷，这是和儒家一致的。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阶段，即“九一八”事件爆发到抗战结束，这个时代出现了一组“哲学的回应”，它们是这个时期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产物。这些哲学的回应不是对特定的某一个文化思潮的回应，而是可以看作是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等。熊十力的儒家哲学体系，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新易学”；马一浮是讲六经、六艺的，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的儒学体系叫作“新经学”；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当然是“新理学”，这是他自己命名的；贺麟建构的则是“新心学”。
熊十力坚持孟子所建立的本心的哲学思想，依据《大易》的原理，把本心定义为一个绝对的、宇宙的实体，同时又构建了一套关于“翕辟成变”的宇宙论，所以他把这一理论叫作“体用不二”的宇宙论。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注重宇宙论建构的儒学体系。
马一浮可以说是一个固守传统文化的、综合性的学者，他把传统的经学、理学综合为一体。他说，一切道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学科，统摄于六艺（六艺的一个讲法就是六经，马一浮所讲的六艺就是六经），六经、六艺又统摄于一心，这又是一种古典的、儒家的讲法。
冯友兰的哲学是新理学，这是他自己定的名称，他要继承程朱理学对理的世界的强调，通过吸收西方的新实在论，在哲学里面建立起一个理的世界，作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我们说，冯友兰的哲学是注重形上学建构的现代儒家哲学。
至于贺麟，他公开声称自己是宗陆王之学的，他说“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讲了一套同样也是以心学为基础的儒家哲学。但是贺麟更重要的角色是他对儒学复兴做了一个设计。他复兴儒学的口号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或者说“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
梁漱溟先生后来有许多哲学建构，特别是他从20世纪40—70年代一直在写一本书——《人心与人生》。从这本书来看，可以说，梁漱溟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以新理学为基础的、现代儒家哲学的一个建构。
我们以上说的这几个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贺麟，他们的工作表明这个时期建构性的、新的儒学出现了。儒学对时代的回应基本上采取的是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所看到的，是以“哲学的回应”作为儒家存在的主要方式。这个时代正好是我们所说的百年儒学难得的一次历史机遇。所有上述这些重要的思想体系的准备、阐发都是在这个时期，这是一个民族救亡意识高涨的时期，所以民族文化的重建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第四个阶段当然就是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阶段。我们不能说这个时代就没有儒学，如果我们看20世纪50—70年代熊十力等这几位思想家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这是现代儒学调适的阶段，就是结合吸收社会主义思想的阶段。所以熊十力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写的《原儒》中，就提出要废私有制，荡平阶级，这就是吸收社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梁漱溟后期写的书，不只是《人心与人生》，还有《中国——理性之国》，这本著作专门讲怎么从一个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怎么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社会。从举的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思想家不是在社会里消极地跟着时代，而是在思考怎么跟这个时代的主题能够有所结合。但是有一条是他们坚持的，就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
第三个大问题，我称作“从潜隐到复兴”。回到比较近的时代，当然就涉及改革开放这个阶段了。我把这个阶段放到这里来讲。什么叫潜隐？儒学的存在不能够看作只是一个有哲学家存在的存在，不能认为有儒家哲学家存在，才有儒学存在，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儒学的存在，正像李泽厚所讲的，不仅仅是一套经典的解说，它同时是中国人的一套文化心理结构。于是，当一切的制度的联系都被切断以后，它变成一个活在人们内心的传统。特别是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内心里面，儒学的价值依然存在着。儒学在老百姓的内心里面可能比知识阶层存活得更多，因为知识阶层的内心受到西方文化的侵染可能更多。
我们把在百姓内心存在的儒学传统叫作“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没有自觉的一个状态。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可以说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几十年来，仍然受到传统的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它是连续的、没有改变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因为它不自觉，所以就会受到很多不同时代的环境的影响，或者不能够非常理直气壮地、健康地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会被扭曲。
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处理第五个阶段改革开放时期的问题的时候，甚至我们在看第四个阶段以来的儒学的时候，我们的“儒学”观念一定要变。
我想再探讨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儒学的存在方式。这一时期在中国内地，可以说，没有出现像20世纪30—40年代那样的儒学哲学家，但是在这个时期，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方面就是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这种儒学研究构成了一套“学术儒学”的文化。什么是学术儒学的文化呢？就是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学历史发展、演化的脉络，来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阐发儒家的各种思想，这套系统叫作学术儒学。
第二方面叫作“文化儒学”，文化儒学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一时期有很多文化思潮与文化讨论跟儒学有直接关系，比如，讨论儒学跟民主的关系，讨论儒学跟人权的关系，讨论儒学与全球化的关系，讨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讨论儒学与文明冲突的关系等等，当然我们今天也在讨论儒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这些讨论里，有很多学者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来表彰儒学价值的积极意义，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方式，在这一方面阐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理念。这些讨论，我觉得它也构成了儒学的特殊存在形态，我就把这个形态叫作文化儒学的形态。
我们不能说，这一时期我们没有儒学哲学大家，儒学就是一片空白，不是的。除了潜隐的存在形式以外，我们要定义一个几十年来“在场”的儒学文化形式，所以我用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来概括这个时代“在场”的儒学存在。
第三个就是民间儒学。如我所讲的，一方面是潜隐的、百姓日用不知的人民大众心里的儒学；另一方面是“在场”的、显性活动的儒学，如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在场”的儒学除了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外，还有21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民间儒学。这就是我们在20世纪末期已经看到的，今天仍不断发展的文化形式，如各种国学班、书院、学堂、讲堂，包括各种电子杂志、民间出版物、民间读物、儿童读经班、各种儒家启蒙读物的出版。我想，刚才讲的那个层次，不管是学术儒学还是文化儒学，大部分还是在知识分子活动的层面，但是在民间文化的层面，有各个阶层的中国人更广泛、积极地参与。这是一个在民间实践层面的文化表现，我把它叫作“民间儒学”。近十余年来，“国学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间儒学的推动。
最后，我想指出，进入21世纪，现代儒学复兴的第二次机遇来到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崛起，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应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民族文化自信日益增强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个双重复兴的大局面正在到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局面下，我们说儒学在现代复兴的第二次机遇到来了。儒学怎么样抓住这次机遇，儒学学者怎么参与这次儒学的复兴，我想至少可以做几方面工作：比如说重构民族精神，确立道德价值，奠定伦理秩序，形成教育理念，打造共同的价值观，形成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方面可以说都是儒学复兴运动中的重要工作。儒学只有自觉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时代的使命以及社会文化的需要相结合，才能开辟发展的前景。
2013年